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研究中，“虚实问题”既关乎历史小说艺术特征，也反映新媒介影响下历史文学观的论争；而“共同体意识”则表现审美意识形态性，有助于理解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场域权力关系。此两者是理解中国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生成与发展的关键词。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有“虚强实弱”的艺术特征，也蕴含“共同体意识”建构与解构的博弈，二者体现中国网络网络文学本土化语境特征。因此没，本文以“虚实问题”与“共同体意识”两条线索，以中国历史小说演变为基础，阐释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三个阶段变化，探讨其变革逻辑与内部问题。

一

“虚实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特征。虽然所有文学作品都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但历史小说更强调以史实为根基，在虚构与史实之间摇摆，由此形成某种“暧昧文体”魅力。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登《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对“历史小说”给出定义：“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1）正史之“厌”与演义之“感”，在于虚构性能否协调史实，而以历史事实为材料，也决定了历史小说须更强调史实。欧阳健也认为，“虚实问题”是历史小说的要义：“他要充分运用史料，给人以可信性，为了动一时之听，他又得巧妙地加以虚构，以增加可读性。”（2）可见，历史真实与虚构的有效平衡，才能达到历史小说似真似幻的效果。浦安迪更认为：“演义是一种跨历史与小说的骑墙文体，一方面，楔子里的‘看官，且听道来’和回末的且听下回分解，明明道出叙述人的侵入；另一方面，作者在正文里又时时营造纯客观假象，好像他绝对述而不作，充其量就是把手头资料凑成一遍而已。”（3）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大致有“传信尚实”“传奇贵幻”“虚构与史实交互”几种艺术倾向。虚构与史实交互是历史小说这个“骑墙文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体间性美学。文学虚构对于历史的改造，常与历史真实诉求形成内在辨证关系。虚构与史实交互的历史文学传统，不仅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学，也为网络历史小说的发展埋下伏笔。当然，历史小说追求的“真实”，不只限于“历史事实”，更包含“历史体验真实”，即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认同真实历史的情感体验，这也彰显了“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另一方面，历史小说虚构与史实交互传统，常与“共同体意识”形成依附关系。“共同体意识”是指群体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形成的相互依存的集体认同。历史在中国叙事文类中拥有宏大叙事阐释权。儒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叙述，塑造了“忠义”等“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思维（4）。其他小说门类也受到共同体意识影响，但历史小说因历史话语介入，格外重视“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历史与小说文类融合，只有以“共同体意识”为黏合剂，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影响力。“真实”诉求借助“共同体意识”，给读者带来认知裨益；“虚构”借助“共同体意识”，让读者在古今联系中产生共鸣。古代小说通过与历史结盟，承担意识形态向下位移的通俗化功能。罗烨的《醉翁谈录》推崇“讲史”艺术：“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5）晚清新小说革命后，西方文学观念涌入中国，以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为例，“改造后的历史小说”依然占据显赫地位（6）。中国现代文学共同体意识，主要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下面的讨论将重点考察网络媒介环境下，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在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中的认同状态，进而探讨“共同体意识”与“虚实问题”结合，塑造中国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特征的过程。

从晚清到现代中国，中国历史小说走出了不同路径。一类是通俗历史小说，如蔡东藩的新章回历史演义体，另一类是现代体历史小说。1906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创刊号发表《历史小说总序》，标志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登场。吴趼人认为，“历史小说”之“历史”是正史内容，“小说”便是“新小说”功能，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传统至现代转换之间的观念意识（7）。五四之后出现革命化历史小说，如茅盾的《大泽乡》等。这类左翼历史小说对古人加以现代理解，将革命逻辑融入艺术虚构。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时期也出现鲁迅《故事新编》这类戏拟性历史小说，而对于“历史客观真实”的重视，始终未成主流。身为历史学者与作家的吴晗就曾言：“小说和历史只有描写上的繁简不同。实际上在同一环境、同一社会思想下的产品，绝对不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事物，这两者只有名词上的区分，在材料上的采拾完全一致。”（8）在共同体意识方面，启蒙与革命思维影响共同体意识在文化与情感认同方面的表达。历史与文化符号的认同性，常让位于启蒙反思性与革命合法性，而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则更集中在历史剧这一直观的艺术形式上。如郭沫若以古讽今、弘扬抗战精神的历史剧《屈原》《高渐离》等。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注重党史建构，这类小说涉及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各历史时期。同时，在古为今用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以农民反抗史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表述。“共同体意识”被阶级话语宰制，强化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历史客观真实被抽象为革命化历史本质。例如，《红岩》对其前身《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两个纪实版本的真实历史细节进行了大量删改，《红岩》第二稿《禁锢的世界》被批评为“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时代精神，也未能表现先烈们壮烈的斗争”（9）。富于革命精神与斗争气质的小说建构，必然注重虚构的戏剧冲突与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历史小说到新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皖南事变》《灵旗》等作品从不同维度展开了对党史的叙事。《少年天子》《曾国藩》等作品摆脱农民革命题材限制，将广阔真实的历史背景融入历史叙事中，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些作品表明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摆脱了阶级话语的限制，凸显民族文化符号与爱国精神，并表现出改革时代的新启蒙精神，在虚实交互中，既尊重历史事实，又注重现实主义艺术虚构的辩证统一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于新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潮流。历史叙事“虚实问题”再次导向新的表述结构，即戏拟、戏仿等后现代解构性思维，形成了语言形式与历史内容的话语颠覆。《故乡天下黄花》《我的帝王生涯》《白鹿原》等，都通过对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解构，寻找个人化的历史理解与叙事立场。这些小说注重个体价值，对宏大叙事抱有怀疑态度，解构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与情感联结，艺术虚构大于真实诉求，也因此招致历史虚无主义的诟病。新世纪后，新历史主义小说依然存在，但第一个10年后，更多作家转向“民族文化史诗”创作，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邱华栋的《空城纪》等。作家在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努力寻找新的平衡，在厚重纷繁的历史真实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本源力量与复杂的人性纠葛，从而再现中国“文明共同体”的共识力量。

另一个变体就是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在网络新媒介变革之下，它们结合通俗历史小说与现代历史小说的部分特征，形成新形式探索与价值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形态，和它的物质媒介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传媒介质在自身的发展之中总是不断追求所载信息与物质材料之比增大，这几乎成了媒介化的定向指针；另一方面，信息承载量不断扩大的新媒介质的应用，也为新文学样式繁荣提供可能性条件。”（10）在此有必要对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加以界定。广义上，历史小说指一切以过去时间背景下的故事与人物为叙事基础的小说文体。狭义上，则存在历史题材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区分。历史题材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过去，主要人物和故事可以虚构；而历史小说的主要人物与故事都有历史原型，可以满足读者认识历史真相的需求。例如，《孽海花》是历史小说，其原型人物与故事大多可考；《青春之歌》则属于历史题材小说，虽有自传色彩，部分人物有原型，但大部分故事与人物，都是在生活基础上的虚构。

依此区分，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脱离具体历史事实，属于历史题材小说范畴。其特征表现为虚拟历史中的虚强实弱结构，以及“共同体意识”建构/解构的博弈。在虚拟历史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中，虚拟体验覆盖历史事实，依托新媒介技术，以用户参与为前提、并形成高度依赖类型成规的历史想象。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在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文化认同，许多历史传统符号，从诗词歌赋、宫廷仪式、民族服饰到传统美食，都成为数据性文化参数”激发读者的文化认同；二是情感认同，受到启蒙、社会主义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爱国主义等民族国家情感的召唤，多以个人体验和情感共鸣为基础。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主要包括穿越架空型历史小说，以及近10年来出现的网络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后者所设定的历史背景，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历史范畴。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具有网络原生性、类型化与游戏性等特质。网络原生性指其创作、发表与传播流通时在网络进行；类型关键词彰显类型化数据库作用，以及历史与其他类型元素结合产生的变化；游戏性指网络文学由于技术变革引发的虚拟想象对于艺术虚构的影响。

当然，以历史化眼光考察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发展史及其内部复杂构成，我们可以发现，其与中国历史小说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纸媒时代的历史表述，曾在网络类型发展中有过重要作用。部分作品甚至可视为纸媒文学的网络变体，其虚拟性与类型化特征并不明显，但借助网络传播与资本优势，形成了特定的反思性。再比如，戏仿型后现代小说曾影响早期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形态，并以构成要素的方式存在于其后续发展之中。同时，“虚实结构”与“共同体意识”也存在相当的不稳定性与内在博弈。网络虚拟体验对历史真实的侵蚀伴随着反抗性文本回流，新媒介技术对文化与情感“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后现代文化对极端个人化推崇及其所产生的颠覆性解构，共同存在于场域权力关系内部。

二

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起点中文网付费模式出现前。这个阶段以戏仿型历史小说为主，其“虚实结构”复制于纸媒文学新历史主义作品，共同体意识相对薄弱。20世纪90年代，少君、图雅等海外网络作家发起《华夏文摘》。网络聊天室、BBS、QQ为网络主要交流手段，文学社区与非营利性文学网站流行。这一阶段网络文学呈现口语化状态，以情感散文、现实题材中短篇小说为主。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不发达，虚拟性不强，多表现为戏仿，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带有解构特征。例如，好孩子烟烟的《乱说尧舜美德》，采用市井口语与戏谑风格，将尧舜圣王置于被调侃的现代语境，荒诞情节，尖锐揭示了禅让制的虚构性与权力逻辑，完成对圣王的祛魅。秦歌的《秦朝女子》则采用戏中戏的结构。

第二阶段为2003—2013年，以穿越、架空类型繁荣为标志。这类历史文在非商业网络社区已出现。商业网站创新收费模式之后，历史小说在穿越/架空模式下，走向男频/女频不同发展路径。2002年，幻剑书盟的《异时空——中华再起》，是第一部令人瞩目的穿越历史小说。酒徒的《明》与阿越的《新宋》非常流行。燕垒生的《天行健》是架空模式早期的重要作品。月关、天使奥斯卡、阿菩等成为穿越文重要作者。女性历史文方面，泫月汐、蝶舞、水心沙在晋江文学城开启女性穿越与架空热潮。2005年，桐华的《步步惊心》、晚晴风景的《瑶华》、金子的《梦回大清》带动“女性清穿文”的繁荣。随着影视产业的介入融合，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迎来发展高峰（11）。男频历史文开始注重家国意识与个人自我实现相结合。《异时空——中华再起》主人公杨沪生与史秉誉，穿越太平天国后期温州，凭借科技知识和历史预知，推翻清政府，建立新中国。该小说融合军事战略描写与民族救亡主题，开创男频历史穿越套路。女频历史穿越小说，注重女性自我启蒙，通过男性情感征服获取叙事主体地位，共同体意识较弱。

穿越设计对于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有着重要作用。虚拟历史从时空观念颠覆时间因果律和空间区隔象征性，使游戏性、虚拟性侵入历史真实，破坏历史的时空距离感。很多研究者将穿越/架空理解为网络文学的虚拟本质特征：“‘穿越’无疑是近10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实践提纯出的最具理论建构价值的批评概念与关键词。其在中国网络文学冲破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写实传统，开创‘大尺度宇宙’结构样式，以及在文本长度超越传统文学极限的维度上，均起到更改底层逻辑与方法论的重要作用。”（12）

吊诡之处在于，虚拟历史借助平行宇宙、无限次元等概念，改写历史真实属性，游戏化和虚拟化历史体验，却没有如同戏仿型后现代历史小说那样，完全消解“共同体意识”，反而呈现出更具张力的历史效果。新媒介语境下，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出现了新发展。这一时期通过穿越/架空类型小说，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被强化，无数历史知识与历史细节，以“梗”元素形态，数据化为类型材料，服务于虚拟仪式化符号，情感认同表现为爱国情怀与启蒙自我实现的结合。《后宫甄嬛传》仿照古代宫廷女性生活用语，虚构“甄嬛体”对话方式。《赘婿》有大量古代诗词与儒学知识的借用。穿越/架空型小说有特定“穿越救亡”模式，也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重构。如老酒里的熊的《回到原始部落当村长》对原始社会的穿越想象，实心熊的《征服天国》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考据。罗衾的《巴比伦王妃》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临摹。这些穿越/架空小说宽广的世界史视野与知识想象，既是网络科技带来的想象力冲击，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文化体验。与此同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时期流行的“争霸文”“女尊文”“大汉族主义文”，虽然披着穿越/架空外壳，却表现出强烈的消解共同体意识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以2013年“净网运动”为契机，以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并持续至今。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在文艺管控与文化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呈现真实性有限回归、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倾向。“净网运动”对野蛮生长的网络文学进行规范和管束。这也可看作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场域，利用政治权威策略，对虚拟性历史的反思性调整。这一阶段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穿越型与考据型文本互现，历史知识仿真走向平行历史建构。就共同体意识而言，一方面，无论男频还是女频，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愈发强烈。另一方面，随着短剧等新媒介形式的发展，碎片化的历史小说与资本结合，虚拟性更强，“共同体意识”解构也在发生。具体而言，一是历史考据流回潮，榴弹怕水的《绍宋》，孤独麦客的《晚唐浮生》等更严谨、更具历史真实的作品受到欢迎。二是男频文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与金钱权力书写弱化，轻松搞笑的历史小白文再度流行。女频历史文抛弃大女主方式，表现不同的价值选择，如《如懿传》反思女性对于男权的依附，《天圣令》抛弃穿越形式，向纸媒化通俗史诗写法靠拢，注重女性视角下的家国意识。三是移动阅读与短视频结合，部分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走向短剧化。《执笔》《春日宴》等中短历史文，出自知乎等小众平台，走向架空古风言情短剧，其历史背景模糊，作品成为后现代情感实验场，在历史真空中投射当代人的欲望和焦虑。四是网络现实主义兴起，其对新中国历史的讲述，既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承，又寻求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另类表述。这类小说呈现“穿越兴国”模式，与“穿越救亡”形成联系。尽管很多作品被放在网络现实主义概念下讨论，但“穿越兴国”网络小说，也因其历史背景而具有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变体特征。第二阶段“穿越文”已出现穿越新中国历史的小说。像莲如玉的《小地主》就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小说多为穿越“种田文”，注重个人自我实现。网络现实主义“穿越兴国”模式中的虚拟穿越依然带有数据库操作性逻辑，以及相应的互动性叙事兴奋点。民族国家共同体文化认同方面，更注重表现新中国历史文化元素，知识细节表现为现代工业装置与强国升级流；情感认同方面，则表现为个人诉求与社会主义集体感的情感链接，像《大国重工》《何日请长缨》《草原牧医》等作品都是代表作，但也有放弃穿越形式，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网络小说，如《大江东去》，但其行业文知识数据库特征依然存在。这既标志着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媒介在文学场域的结合，也揭示了网络语境下历史真实在虚拟性侵蚀下的改变，以及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话语交锋。

三

通过三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到，网络历史类型小说面向驳杂，有时代变迁的印记。从“虚实问题”线索来看，传统纸媒历史小说的“虚实交互”，演变为虚拟性介入艺术虚构的“虚强实弱”，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媒介虚构性对于历史真实的侵蚀与改写。在第一阶段，虚拟性仅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受到纸媒文学逻辑制约，初期网络历史文基本是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网络模仿版。进入第二阶段，虚拟性通过穿越与架空重塑历史想象。穿越是“梗”与情节，更是虚拟性侵入小说形式，读者侵入文本的证明。穿越颠覆了时空观念，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界限，那些被现代人心理、意识、知识夺舍的古代人物，呈现出读者与作者合一倾向。穿越增强了历史叙事趣味性与复杂性，强化了代入感和参与欲望，如读者留言指出历史知识错误，提供新历史故事与人物命运走向的可能性，或干脆仿写支线。这类小说隐含现代性的过量占有欲，并在第三阶段出现短剧历史文碎片形态。与虚拟性相对，历史事实虽被弱化，但历史体验真实依然存在，很多网络历史小说追求严谨地反映历史语境：《新宋》对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的朝堂争斗、思想交锋与制度难点，作出了极为专业的描述；《篡清》还原晚清习俗成规，从官场礼节、文书格式，到车把式与武行生活细节，都做到了严谨考证；《天圣令》以通俗史诗写法打造女性家国故事，表现汴梁瓦肆的日常生活，逼真有趣，历史知识丰沛，尤其是写少女时期刘娥瓦肆说书的情节，历史细节非常考究。同时，第三阶段网络现实主义的历史叙述，尽管穿越兴国占据相当比重，但很多文本也强调历史真实性。如《大江东去》描述改革开放数十年历史变迁，被评为“能塑造生活的真实，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3）。很多历史小说读者依然将历史真实作为首要阅读趣味，这表明中国网络文学建构历史真实的力量始终存在。这种力量既反映了后发现代中国文化主体建构性因素，也反映了中国网络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语境特征。

其次，历史真实观也在发生变化。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历史真实，一方面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历史客观事实，即不借助穿越等虚拟形式追求历史真实表述，如《大江东去》《滨江警事》这类以非穿越题材讲述中国新时期发展史的小说，历史真实依然是表述“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策略；另一方面，历史体验真实凸显虚拟性，拓展了历史真实的描述边界，特别是其虚拟性描写高度还原历史细节与知识，类似于利用AI技术复活清明上河图古画的考据性叙事，是一种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高仿真。同时，历史不再是历史或现实本然，而成为一种应然，被网络的时代共情所替代。在古代历史小说中，历史上的成功与遗憾都成为人生经验摹本。历史小说不仅成为认识历史的方式，且巩固了现实价值观，如忠奸观念，形成现实惯习的来源，如《三国演义》对明清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优秀的历史小说不需要“金手指”，它要在历史波澜壮阔的真实感与“成败得失转头空”的苍凉中，获取知识经验与理性反思。然而，穿越历史小说不仅有艺术虚构性还服从于虚拟性。穿越者不仅有“金手指”，也具备上帝式的游戏视角，表现出虚拟时代的文化“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所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外在性的内在化的结果，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所谓‘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惯习源于行动者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者活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机制,是实践的生产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14）黎杨全以“可存性”与“交互性”导致的“全身心投入生存体验”的生存意识，定义网络“惯习”这一网络生存体验（15）。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反映的人类虚拟体验“惯习”，是结构化了的结构，也是促结构化的结构，不仅反映可存性与交互性，也客观推动虚拟艺术侵入历史真实，造成结构性屏蔽，即便是严谨考据的历史文，真实诉求也趋向“仿真设定”与“互动性建构”（16）。《绍宋》是考据型历史穿越小说的代表，虽有穿越情节，但作者并未滥用“金手指”，而是利用历史仿真性，一方面按照历史真实情境，铺陈南宋初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历史知识细节翔实；另一方面，保留穿越的虚构设定。作者没有利用超时代预见性制造超时代武器与社会组织，而是凸显人物的勇气、谋略与智慧，在与读者的互动中，构建出一种平行时空的历史可能性叙事。

再次，引人深思的是，历史真实并非完全被网络虚拟性遮蔽。虚拟历史写作中的历史真实与网络虚拟之间，存在着深刻冲突。这集中表现为第三阶段网络现实主义讲述当代史故事的困境。在第二阶段穿越/架空类型中，历史真实被默认为虚拟游戏设定，而到了网络现实主义中，由于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引入，虚拟如何在逻辑与情感上与宏大叙事相契合，成了“虚实问题”的难点。《大国重工》讲述装备处处长冯啸辰穿越到20世纪80年，利用后世经验和超时代科学知识，推动中国冶金、矿山、电力等重工业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很多学者不认可“穿越版现实主义”的严肃性、真实性与历史性（17）；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恰是穿越重生让该作品拥有“新历史真实”：“如果这部小说剔除重生情节，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要求进行写作，如果主人公不具备先知或金手指的能力，那么这部作品故事架构就会坍塌，叙述完全被改写，情节也会面目全非，很可能变成平庸而乏味的现实复述。齐橙的重生文中的真实性杂糅了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品格。”（18）这些争议显示主流意识形态在与网络新媒介结合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然而即便有共同体意识的黏合，虚拟穿越设定有趣地嫁接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网络虚拟的历史真实观念，依然对“历史真实—现实真实”象征体系所承载的特定意识形态内容构成了一定挑战。

四

就“共同体意识”而言，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表现为建构/解构的博弈，这显示了当代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以及权力结构对网络文学场域的影响。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共同体意识”薄弱，后现代色彩明显，可看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第二阶段，网络历史文，个人启蒙价值观凸显，穿越/架空类型历史小说试图在历史虚拟中曲折表达自我实现与家国情怀的结合；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文艺传统加入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塑造，真实诉求有限回归，“共同体意识”愈发强烈，但解构性力量始终存在。经过三个阶段发展，“共同体意识”中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都表现出强化倾向，文化认同持续强化历史知识装置的数据库“惯习”，各类历史符号得到开发，情感认同则一方面强化家国一体论调，另一方面从启蒙个人立场出发，走向个体启蒙与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情感共鸣。

首先，就共同体建构意识而言，一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与启蒙自我实现的结合。很多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尤其是男频穿越小说，将个人欲望与家国叙事相结合，表现出传统爱国意识与政治乌托邦理想的混合，具有乌托邦政治小说色彩。《临高启明》利用群穿形式，虚构古代工业社会议会政治；灰熊猫的《伐清》有联邦国家乌托邦想象，穿越者邓名来到清初四川，在民族和解思路下，通过互惠贸易、海外殖民，配合强大科技创新，实现类似欧盟的民族国家联合体制（19）。例如，“《新宋》展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商业、法治和联邦制’的启蒙主义的改革方案和宪制设计。《宰执天下》展现21世纪中国‘工业党’以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以及‘虚君共和’的宪制设计”（20）。这种启蒙与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结合，在女性写作中也有反映。蒋胜男努力融合现代女性意识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等概念，在《芈月传》《燕云台》等作品中，秦国芈八子太后、大辽铁血太后萧燕燕，不仅是爱情中的女人，也是政治舞台上的女人，更是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女人。二是历史传统知识符号与“共同体意识”的结合，表现出高仿真数据库类型化倾向。此类作品多吸收传统文化认知、民间文化基因。有的网络历史小说对于古代文化知识细节高度还原，不仅追求历史真实体验，更是对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传承。依山尽的《大学士》再现明代科举考试与士子日常生活，有浓烈的家国情怀，也暗含考试升级流的数据体验；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再现优雅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对音乐、书法、琴棋书画都有专业阐释；樱桃糕的《长安小饭馆》将古代美食与爱情结合，受到传统民间故事的影响。三是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与“共同体意识”的结合，影响了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价值取向构成。这既有网络历史小说对社会主义传统的传承，也反映出新大众文艺求新求变的努力。《大国重工》中的冯啸辰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见证大国工业崛起；《何日请长缨》中的唐子枫穿越至20世纪90年代，带领濒临破产的临河机械厂走向辉煌；《草原牧医》中的林雪君穿越至20世纪60年代，利用超时代医学知识，成为草原著名医生。此类小说基于穿越架构，使历史成为数据性背景元素，具体环境、人物描写与故事叙述，也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细致精确的特质。林雪君的穿越也可视为知青历史文同人性质的二次创作。这其中既有对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怀念，也有个体自我实现的曲折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也反映出底层青年渴望阶层跃升的历史性回望：“林雪君明明从物资丰沛的和平年代而来，可近一个月置身生产队驻地，与知青和牧民朝夕相处，渐渐沉静地融入，也体会到每个人热血澎湃劳作时，对未来怀揣着希望的那种精气神。可是当大队长忽然看过来，忽然点她名字，莫名就一股酸意涌上来。那种被喜欢、被尊重、被感激、被包围的感受……她曾是多么平庸的一个大学生啊，万千年轻人中最最普通的一个……可来到这里，她不过是按照所学去做了一些事而已，却能让这么多人这样幸福、这样喜笑颜开、这样念念不忘地感谢着。”（21）

其次，反共同体意识同样存在。一是男频穿越争霸文典型表现了这种解构性。在这类作品中，历史被用来满足个人对权力、金钱和性的欲望。受消费主义影响，显现祛共同体化的后现代逻辑。为了政治正确，这些作品往往也披上一层民族国家观念外壳。女频方面也出现“女尊文”：“这种自我意识强化又将创作导向下一个阶段，开启女强、女尊之类以女性为绝对权力掌控者，带有强烈幻想性质的网络女频特色题材。在穿越架空等手法的辅助之下，以往作为妻子、女儿和恋人出现的女性，完全脱离男性社会秩序，成为主人、上司和强者，成为女性故事的发起者和中心，甚至通过‘逆塑’等手法调转性别，将情感关系中的男性权力移植到女性角色上。”（22）有学者观察到，媒介资本化的个人欲望与共同体构建有冲突：“欲望与共同情感这两种事物是相互矛盾的，在目前为止的所有公共性传播的议论探讨之中，对它们二者的关注并不充分。”（23）现代历史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比一般小说类型更强烈，这种冲突也更明显。这类作品经过第三阶段的整顿，慢慢转型为正面表述，或淡化冒犯性，趋向喜剧化“轻解构”。二是极端民族主义意识。金国、匈奴等历史上汉族的敌对方，成为复仇想象的符号。极端“共同体意识”表面有宏大叙事思维，实则是后现代消费市场细分的欲望投射。例如，傲骨铁心的《恶奴》，虚构了穿越成为吴三桂罪臣的赵强，实现残忍民族报复的故事。这种表达承接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异族入侵曲折隐喻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斗争意识。此类叙事将民族与国家分开，表现为极端民族认同，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成冲击。此类作品经过净网运动清理，大多退出网络文学空间。三是短剧化网络历史文。它们大多放弃穿越，选择架空，只选择古代生活趣味体验与知识体验，拒绝任何由于穿越引发的现实隐喻不稳定性，以及宏大叙事的介入。历史变成古装，架空服务于消费化言情、搞笑加权谋斗法的反转叙事趣味。

五

通过分析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虚强实弱”与“共同体意识博弈”两大特征，我们看到，虚实问题表现出媒介艺术观转换的影响，“虚强实弱”表意结构，不仅表现历史真实与历史虚拟的竞争，也反映了历史真实本身边界的拓展，元宇宙时代人类时空观念的巨大改变。“共同体意识博弈”则体现出新媒介技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从印刷资本主义的想象共同体到网络新媒介下新大众文艺的虚拟共同体，在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变化中，既蕴含着个体自我实现的渴望，也包含着多元整合思维下艰难的大历史重塑。同时，“虚强实弱”艺术结构，既可能消解“共同体意识”，也可能强化“共同体意识”，其关键在于场域中意识形态对于虚拟与真实两大领域的组织策略与统摄能力。这一结构既可表现为对真实性的征用，形成现实主义话语权威，也可表现为对虚拟性的征用，在虚拟体验基础上激活消费欲望与知识生产。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复杂知识生产，也有着延展而来的深度命题，如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文学格局？意识形态如何参与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知识生产？穿越者是否构成新型历史主体？平台算法如何通过相关机制强化特定的历史观？具体而言，可以分列几点：

首先，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历史文学生产格局。吴秀明认为，中国当代历史文学存在主流历史文学、精英历史文学与大众历史文学的三元一体结构，构成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文学的总体格局与现实谱系（24）。然而，一方面，由于媒介属性的差异，原有历史文学三元结构正重构为新媒介/传统媒介的二元对立，大众文学与新媒介结合，形成极具影响力的历史文学传播现象，从而挑战着主流与精英场域话语权。新媒介创造的历史叙述形式，前所未有地对真实性问题与“共同体意识”构成挑战。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与传统纸媒语境下的主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存在巨大差异，即便与商品化的大众历史文学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历史穿越不仅是历史意识的改变，甚至可看作是历史文学文体在数智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这种新二元对立，在媒介融合视野下，也有着复杂的流动性与互渗性，如前文指出的戏仿型后现代小说对于网络历史小说的复杂影响。网络历史小说内部也存在主流史观、精英史观与后现代史观的博弈。主流意识形态设置规训，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与启蒙相结合，共同参与网络文学历史场域构建，表现出对“共同体意识”的坚守。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网络现实主义，正在对原有网络文学逻辑进行改造。中国历史文学的新媒介/传统媒介二元结构，既隐含着政治场、媒介场、经济场与文学场的四方博弈，更对应着人口庞大、地域差异显著的后发现代中国“复合式现代道路”的独特性。

其次，我们关注到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学复杂结构生成中的状态。伊格尔顿指引我们关注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构成：“审美形式不是纯粹的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它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表现为意识形态之间、形式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与形式之间的多重结构的矛盾和冲突过程。”（25）洪子诚提出“一体化”概念来概括新时期以前的文艺体制特征，也提醒我们，任何时代文艺都存在压抑/反压抑话语多维结构。“一体化”只是一种倾向性，并非单一事实：“我是在对一种文学多元化，一种多元共生的合理的文学生态环境的想象中，来指认揭示这种一体化问题的。然而，多元共生毕竟是一种想象，压抑的机制不论什么时候都存在，在市场、利润逐渐成为适合杠杆的今天，这种压抑以确立主流冲突不会消失，它会采取另外的方式。”（26）通过对网络历史小说的考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媒介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政治、经济与文学场域的平衡；另一方面，虚拟性渗透进中国社会，成为结构性存在，虚拟性将现实复杂化，但并没有取消现实。政治场在文学场的话语影响力，并非东浩纪说的“大叙事消亡”，反而出现新活力形态。政治场的社会资本介入，形成网络文学的新规训。霍克斯认为：“自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原生数字文学市场，尤其是流行类型小说。数百章的长篇小说在网上为付费客户连载，除非以印刷品的形式重新出版，否则没有一本带有ISBN号（官方称为书号）。这并不意味着在线出版市场是一个国家监管机构完全退出的免费市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监督旨在教育‘群众’的文学创作计划生产的传统愿望早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作为大众阅读健康与不健康的仲裁者的自我认知。”（27）以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由于意识形态定义权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借鉴新文学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并积极加以容纳与再造。文学的历史叙事诉求也必须在多元一体格局下，服从于塑造文化复兴现代中国的宏大叙事要求，进而以之为蓝本，探索容纳各种文明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这一点而言，当下文化史诗型写作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也与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分享着同一套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层逻辑。

再次，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也有助于我们在直面数字化生存现实的基础上，反思媒介决定论这一的网络文学研究思路。虽然虚拟性是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重要特征，但虚拟性无法涵盖全部的历史真相，“虚强实弱”的表象下，共同体意识的博弈，真实与虚拟在话语层面的激烈争斗从未停止。我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巨大传播效能，也要警惕算法和资本控制、信息茧房的黑箱效应。从麦克卢汉充满理想主义的“地球村”理论，到大冢英志、东浩纪的“物语消费”“数据库写作”等概念，媒介性已成为讨论网络文学的主要理论武器。这种媒介性特质更多被指认为虚拟性网络本质论，如以“二次元”替代共同体意识：“集体主义信仰迅速失落伴随着个人主义观念的急剧增长，个人被剥离至原子化生存状态的过程未能表现出一个平缓渐进趋势，而是呈现为断崖式的代际割裂，这种情况下，以趣缘为纽带的泛二次元网络青年亚文化社群作为传统地缘、血缘社群的代偿，就必须找到自身的情感联结方式和共同体想象方式。”（28）基于此，虚拟性更无法祛除“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媒介介入文学，会影响文学内容与表达；文学同样可以利用媒介，抵抗资本与权力的规训。历史叙事遗产会被遗忘，但不会彻底消失，而是变成某种叠加机制嵌入中国网络文学的血脉中。媒介信息来自社会现实，虚拟现实无法完全离开社会本体结构，交互性与可存性的基础，也在于观念影响下的思维与行为。就此而言，历史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有时会缺席或隐身，但其潜在逻辑依然影响文学的内在规律。在数字技术深深嵌入文学乃至文化的今天，只有直面这种困境与机遇，才能将文化批判与文化赋能相结合，走出一条创新与传承结合的研究道路。正如学界所倡议的：“当代文学研究只有将技术、物质、资本、经济等制度化力量、霸权性逻辑彰显出来，才能让学术批判更有针对性，让文学研究的力量扎根于现实土壤。”（29）而网络文学能否被有效纳入国家文学体制，成为民族国家叙事意义上的资本力量与文化标识，这依然有待历史检验。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8月，第14号。

（2）欧阳健：《历史小说史》，第25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3）〔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大一统’理念作为共同的政治追求，不断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联合、凝聚作出强力牵引，对分裂、割据、混乱及时扭正，创造了国家未乱、民族未散、文明未断的连续性格局。”见张淑娟、王硕：《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5）罗烨：《醉翁谈录》，第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6）见吴长青：《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重建——以曹三公子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7）见张蕾：《“历史小说”的创生：从吴趼人到德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3期。

（8）吴晗：《历史中的小说》，《文学》第2卷第6号，1934年6月1日。转引自计红芳编：《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经典》，第280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9）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3日。转引自吴秀明主编：《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第1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谭华孚：《虚拟空间的美学现实》，第26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11）2007年，作家出版社即以12%的版税、10万册首印量签下《木槿花西月锦绣》《鸾》《迷途》《末世朱颜》这些由百万网民参与评选出的“四大穿越奇书”。见路艳霞、李宏伟：《四大“穿越”书签下高版税》，《北京日报》2007年7月13日。

（12）闫海田：《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6期。

（13）王子媛：《改革题材网络小说对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深化与重构——以〈大江东去〉为例》，《文学艺术周刊》2003年第7期。

（14）宫留纪：《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第15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15）见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6）见奚炜轩：《考据、推演、抒情：论近年网络历史小说“老白文”三调（2018-202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17）有学者指出：“很多现实题材的作品用穿越、重生、金手指的套路表现现实，没有改变追求爽感的创作内核，以至于有人说，我们不是在扶持现实题材的作品，而是扶持伪现实。”见张富丽、贾想：《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改编剧的突围——从长夜难明到沉默的真相》，《百家评论》2022年第4期。

（18）胡疆锋：《通向及物的现实主义——论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19）转引自房伟：《个人主义，穿越史观与共同体诱惑——论“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三宗罪”》，《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

（20）陈颀：《历史穿越小说中的宪制改革与世界想象》，《东方学刊》2020年秋季卷。

（21）轻侯：《草原牧医》，引自https://www.92yanqing.com/read/78691/38974323.html。

（22）许苗苗：《新媒介时代的大女主：网络文学女作者媒介身份的转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23）〔日〕水越伸：《数字媒介社会》，第169页，冉华、于小川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4）见吴秀明主编：《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第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5）谢华：《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6）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27）Michel Hockx，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108.本文英译汉为笔者译。

（28）王玉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第23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

（29）李静：《数字化时代的“阅读革命”与“文学生活”——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