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

——苏童《好天气》

苏童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擅长以仿古风格打造当代传奇。笔下的江南村镇像枫杨树故乡，香椿树街曲折幽黯，光天化日下竟也散发着阴冷气息。懵懂的少年，魅惑的邂逅，荒凉的启蒙，突发的暴力……苏童写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百态，但笔锋所至，套句张腔，不禁令我们“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从八十年代《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7）、《罂粟之家》（1988）到九十年代《妻妾成群》 （1991）、《我的帝王生涯》（1992）、《米》（1996）等，苏童小说风靡一时。新世纪长篇《河岸》 （2009）、《黄雀记》（2013）更获得中国及世界文坛重要奖项。在这样的光环下，近年的苏童反而变得惜墨如金。

《好天气》是苏童打磨超过十年才完成的作品。以体量而言，小说长达四十七万字，超过他以往任何长篇，原稿字数更多达百万。这使我们好奇，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苏童慢工细火经营这部作品？相较于前作，新作特色为何？在信息碎片化、轻薄化的当代语境里，长篇的意义何在？

小说叙事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咸水塘两岸，此时百废待举。塘东衔接城镇，塘西世代以殡葬为业，不脱农村样貌。塘东邓家和塘西萧家的女主人都名叫招娣，两人因邓家祖母订制而未能使用的棺材结怨。她们又在同一天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然而不久萧家龙凤胎的儿子离奇失踪，由此展开连串曲折情节，延续至九十年代。苏童铺陈江南市井日常，夹杂胭粉灵怪。亡灵、鬼鹅、鬼凳、绿眼泪、大小驼子等此起彼落；阴阳、灵异、物怪交相穿插，弥漫一片鬼气。与此同时，新的时期到来，城乡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咸水塘两岸的居民何去何从？

这样的情节安排，熟悉苏童作品的读者不会陌生。咸水塘延续了“城北地带”的主题，距离香椿树街——以往他作品中最重要的场景——其实不远。咸水塘藏污纳垢，隐隐投射传统村镇的因循颓败；咸水塘却又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自沉溺毙事件层出不穷。在时代的冲击下，咸水塘萧、邓两户人家和周遭居民有随波逐流、日渐零落者，有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为新贵者。苏童隐隐暗示，传奇其实不奇，真正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历史本身的幻化。

但我以为这些并非《好天气》真正的亮点。这个小说的可观之处在于苏童调动叙事技巧，全力呈现这一故事的“生态”——或曰环境氛围。如他所言，小说原名《咸水塘史》，但几经思考，改为《好天气》。命名的不同，牵动了作者世界观的改变。以往的苏童津津乐道他的江南志异、村镇挽歌，写《好天气》的苏童似乎更有意对广义的生态做出观察，从而思考一时一地的人或事之所以如此的逻辑。这里的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律动、社会风习的消长，还融涉了人性风景的变化。[1] 准此，“好天气”三个字已隐含着作者从小说物理、地理学到心理学的寄托。

咸水塘畔村镇聚落外，工厂林立。方圆十里，群星炭黑厂、环球水泥厂、新风制药厂、第二轧钢厂、幸福硫酸厂先后竣工。咸水塘的天空挤满了烟囱，烟囱越多青草越少，周遭环境剧变。这些烟囱在天际一字排开，吐出大量烟雾，宛如彩绘。“秋天多变的风向与适宜的风力，推动了咸水塘周边各种颜色的烟雾，让它们在不同的高度和位置相遇，糅合成一种五颜六色的雾气。雾气流动，随风变幻，撞到云之后，白云便变成了彩云。”[2]

这是彼时的工业奇观了。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咸水塘上水汽蒸腾，来自东南西北的烟雾在气压与空气湿度相互作用下，铺陈出水彩似的天幕。水面倒映天空，咸水塘的居民于是看见如下奇景：“天幕上飞龙走凤，水面之下似乎在燃放五彩缤纷的焰火，而工厂区的人们在高处眺望咸水塘，能够清楚地看见城北郊区最后的池塘，看见咸水塘最后的田园景象，看见塘西人放养在塘里的鹅鸭，它们似乎是在锦缎中游弋。”

小说多次描写咸水塘上色彩斑斓的水天倒影，冶艳而诡异。黑烟、黄烟、紫烟、红烟，缤纷绚烂下充满了有害物质：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硫氧化合物、氟化物、臭氧、醛、酮。废气带来了异味和异物，甚至“牛粪倒映的那一小片天空油汪汪的，是彩色的。蓝色，绿色，红色，黄色，白色，还有微微的紫色，比五彩天空还多了一种颜色”。如此场景不禁令人联想到闻一多的《死水》（1925）：“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不同的是，百年前诗人描写“死水”，期待暴风骤雨般的改变。一百年后，咸水塘与其时工业相互缠绕，衍生出种种慢性后果，就未必能轻易解决了。

咸水塘的污染甚至影响气候变化。地方居民所谓的“白天气”或“黑天气”，正是风与烟囱合作的产物。冬春之际，大风刮起，咸水塘的天空成为战场，环球水泥厂与群星炭黑厂的扬尘参与厮杀。双方一黑一白。当东北风战胜了西北风，意味水泥厂的水泥获胜，塘东即遭遇所谓的“白天气”。如果炭黑厂获胜，则空气中凝集了黑色尘粒，“油亮油亮毛茸茸的”，覆盖全村尽墨，正是“黑天气”。

“黑天气”“白天气”，苏童似乎暗示环境的污染既是大气、空气，也是体气、心气的污染。这让我们再思“气”在中国传统语境里的丰富含义。“气”没有固定形状、体积，自由流散，捉摸不定，却能为人所感知。《左传·昭公元年》中有言：“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所谓“六气”，指的是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之气候百态。所谓“五味”，则是金辛、木酸、水咸、火苦、土甘。古人以此作为天人感应的线索。气候、气味、气息、气场、气运内外激荡，形成动能，既左右人体循环，也关乎天体的运行。

阅读《好天气》当然无须附会古典。但这部小说意外点出当前环境、生态文学写作或论述的 局限。当我们批判工业污染、水土流失，或其他人为或自然的慢性、隐性暴力时，往往忽略在理 性和感知以外的“气象”。苏童恣意点染他的村镇图景。那可能是天文、地文、人文的错位，可能 是明清“气学”所构想万物秩序的坎陷，也可能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dger）所谓“大地”遇见“世界”的震颤。小说家其实最能体现个中三昧，以有情之笔写出环境中可见或不可见，可 感或不可感的现象——与想象。

《好天气》的叙述绵长细致，有如无尽的浮世绘。苏童最终让塘东、塘西两户生活形式与观念格格不入的家庭结为亲家，因此有了和解希望。这样设计难免予人“命运共同体”大叙事的联想。然而小说中塘东、塘西的同名女子，相似的产子经验，还有阴魂不散的幽灵，似乎暗示着命与运的神秘作用未必能由人为之。写《好天气》的苏童一片菩萨心肠，“天有六气，降生五味”，生命的流转总有阴晴圆缺，酸辣咸甜。但不论“黑天气”与“白天气”如何肆虐，“好天气”毕竟是人我同心的终极向往。以往苏童作品耽于死生休咎，动辄“逃离”“飞越”——青春的残余想象。这回他的咸水塘叙事终于写出了年纪。

余华也偷偷一笑？

——余华《卢克明的偷偷一笑》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是余华“混蛋系列”的第一部。故事主人翁卢克明是个家装（室内装潢）公司老板。此君生财有道，无所不用其极，迎着资本狂潮赚得满钵满盆。他性好渔色，更换女人有如季节尝鲜，唯独冷落了家中老婆——那也是当年软硬兼施钓上钩的“猎物”。卢克明口口声声奉行的是“透支”哲学：商场上买空卖空，生活中色即是空。钱和性都是那么一回事，只有过，而无不及。

凭着他的鬼才、运气、欲望，卢克明混得风生水起。他追老婆的时候一再要求“透支”，婚后却“坚壁清野”，因为都“投资”在别的女人身上。他得到高人指点，行贿造假，大发利市。当房地产业下滑、公司倒闭在即时，他设了一场局，轻易规避了该付出的遣散费。甚至处理身边的女人也是收放自如。在市场颓势中，卢克明带着三亿资产全身而退。他如此得意，禁不住偷偷笑了。

这样一个人物余华写得乐在其中。如他自谓，“一边写一边笑”。但读者反应可能未必如是：哈哈讪笑，姑且一笑，纷然骇笑，或一点也笑不出来？卢克明就是个混蛋低级的人物。他多行不义，不但没有遭到报应，而且一路笑到最后。他的好下场违反了一般传统文学预设的因果律，自然引人侧目。

但余华有言在先，卢克明是“混蛋系列”的第一炮。以极其轻佻的口吻写一个极其油滑的无赖，不就是以毒攻毒，暴露某一类型的渣滓吗？卢克明传奇无非推翻公式化的虚情假意，所暴露的“真相”反而比现实更现实。已有论者主张，小说塑造了一个“反英雄”角色。卢克明游走在社会潜规则、灰色地带间，大肆操演“透支”逻辑，一路开挂，“从而系统性地屏蔽了其行为对他者造成的伤害，制造出巨大的反讽张力，迫使读者在笑声中追问‘代价’的最终承担者”。

问题是，谈“代价”，太吊诡。我们当然相信以余华的才华和盛名，每次出手，必有所为。然而目前所见两极化的评论让我们怀疑，在小说被预告为“一部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时代寓言，以举重若轻的喜剧智慧，完成了对当代社会精神症候的一次入木三分的文学造影”的同时，有没有可能正透支读者对作品“微言大义”的期待，也透支余华作为中国最知名作家之一的“象征资本”？不论如何，此作所引爆的争议已经大大刺激市场买气。《卢克明的偷偷一笑》的销量要让余华也偷偷一笑了。

为《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下定论为时尚早，也不是本文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余华第一次以“透支”逻辑书写当代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其实建立在“透支”美学上。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之所以让人眼睛一亮，正因为挪用了红色成长叙事（red bildungsroman）。另一名作《现实一种》（1988）更在题目上就点明“现实”的暧昧，人间情况的残酷晦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余华写出《活着》（1993）、《许三观卖血记》（1995）等作，来到创作巅峰。他貌似响应当时的“新写实”——原生态写作，拒绝煽情，回归日常——风潮，写出历史边缘的“裸命”遭遇，从而折射当下叙事法则的捉襟见肘。

到了新世纪，余华敏锐感受到社会经济模式的巨大变动，笔下的“透支”叙事也发生转向。 《兄弟》（2005）借一对因父母再婚而成为兄弟的小人物，述说苦难以及改革开放后小人物的发达史。小说分为上下两册，摆荡在绝对“匮乏”与绝对“过剩”两极间，无偿的泪水和无谓的笑谑有如一体之两面。

从这个角度看，《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俨然延续了余华社会人类学似的观察：表面丰饶的叙事体系里，潜藏着掏空的危机、债信的危机。卢克明是个空心人，也是时代的宠儿。余华以冷笔写卢克明的一言一行，有着当年的酷烈风格，读者也感受到他对种种怪现状的反讽。然后呢？余华营造的反讽是不是可能像回旋镖一样，及于自身呢？他提醒读者保持“清醒”就能见怪不怪，而这“清醒”是不是可能又是一个消费项目呢？

当年的先锋作家现在已经是流量名人。时移事往，《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的青 涩少年如今已长大成人，面对市场经济的起起伏伏，已经学会“偷偷一笑”。《兄弟》出版时曾因 内容荒诞引起极大争议，但余华险中求胜，吐露了赢家全拿的霸气。《第七天》出版时也曾引起挪 用社会新闻报道的质疑，但余华毕竟能在抒情和揭秘之间找到平衡点。相形之下，《卢克明的偷偷 一笑》缺乏这两部作品的企图心，“投资”显得谨小慎微，甚至可能透支了余华以往的“透支”美 学。卢克明是个“混蛋”，小奸小诈，够不上“坏蛋”。难道余华意在写出一种另类“平庸之恶”吗？果如此，这个人物反而更趋近晚清民国黑幕小说中那些自鸣得意、虚张声势的“才子加流氓”。像是《九尾龟》中的章秋谷，出入花丛官场多年，“归来仍是（假装 / 家装）少年”。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既是余华“混蛋系列”的第一部，以此论断他未来的成绩，不尽公允，我们期待下回分解。有谓“混蛋系列”受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恶棍列传》（1935）的影响。那 一系列也取材社会新闻，敷衍成为具有魔幻写实色彩的小说。博尔赫斯所显示的“世界巴洛克”华丽风格似乎与余华所要呈现的相去甚远。余华的叙事姿态倒是令人想到写作《故事新编》（1935）的鲁迅——虽然鲁迅写的是“故”事，余华写的是“新”闻。

鲁迅看不起社会上的正人君子一派假道学德行。“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因而有了《补天》。

鲁迅自承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他明知“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他明白“诚敬”之必要。但面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素材，只能油滑起来。一来二去，写出《故事新编》的八篇作品，而且颇有可观。有了大师在前，余华何愁他的“油滑”叙事没有师法的目标？

阿 Q 做了父亲以后

——麦家《人间信》

麦家以谍战小说享誉中国及国际文坛，《解密》《风声》《暗算》等作风靡一时。但他不为已有成就所限，近年力求突破。2019 年的《人生海海》书写家乡浙江富阳山村人事，颇获好评，新作《人间信》延续同一背景，被视为“故乡”系列的第二部。但与其将此二作归入乡土文学，不如称之为“人间”叙事——其实两部作品的标题已然透露端倪。

麦家不讳言《人生海海》和《人间信》皆富有自传色彩。他的家乡封闭狭隘，即使时代动荡，也难改变根深蒂固的伦理和价值桎梏。少年麦家颇为出身与环境所苦，迫不及待逃离故乡。然而中年回首，他恍然明白自己所来之地既是宿命的根源，却也是挑战命运的场域。如何直面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黑暗之心”，是麦家小说的主题，而这“黑暗之心”的化身竟然是他的父亲。

《人生海海》以隐喻打造一个英雄末路的父亲形象（上校）。《人间信》则白描第一人称的“我”和父亲大半生的纠结。这位父亲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是个人人嫌恶蔑视的“潦坯”。父亲相貌资质都有可取之处，但天性和历史因素使然，一生跌跌撞撞。他原可以凭着手艺安稳度日，却好高骛远，更糟的是嗜赌如命，难以自拔。时代巨变将父亲推向风口浪尖，抗战时期他甚至（阴错阳差地）成为“汉奸”。这一污点成为家族挥之不去的梦魇。叙述者“我”成长过程中见证父亲的沉沦，也饱受旁人耻笑凌辱。父子关系终于崩裂，埋下故事的悲剧伏线。

麦家写父亲的无耻与无赖，还有种种自我作贱却又唾面自干的行径，在在提醒着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代表——或头号“潦坯”——阿 Q。麦家有意无意地延续了鲁迅所创造的人物逻辑，想象这样的一个乡村混蛋就算逃过民国革命一劫，下场又是如何？果然，这个“潦坯”到底没改变本性。但麦家笔下的父亲和鲁迅的阿 Q 又有大不同。阿 Q 孑然一身，活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但麦家的主人公不活在乡里体制外，甚且是个“父亲”。

小说虚构当然不必与作家生平对号入座，但麦家有意提醒叙事的自传线索。他曾多次提及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这成为他成长过程的“原罪”。十二岁那年，麦家和霸凌他的同学打架，父亲非但没有据理力争，反而下重手教训了儿子，父子因此决裂。麦家十七岁离家进入军校，之后辗转各地，唯独不愿回家：“那是我生命最屈辱的一个地方，人的本能是要回避它，要把它掩盖，眼不见为净。”直到多年以后麦家自己做了父亲，才理解了其中不易。

这段往事以最剧烈的形式出现在《人间信》里，令人触目心惊。麦家变本加厉，夸张父亲种 种恶形恶状，如此逼得（也合理化）儿子最后作出最后一击：天下“有”不是的父亲，揭发他的 恶行，付诸公义，是唯一退路。吊诡的是，儿子“大义灭亲”之举不仅招致家人和村人的挞伐，甚至打造了自己的良心炼狱。儿子这才理解他的恨来自对父亲说不清的情感附着，自己的“罪”无从救赎，书写勉强成为忏悔的仪式。

我们如何看待《人间信》这样的父亲叙事？麦家期待自己写出一本忏悔录，聊以解脱大半生负罪的心事。其实早在 2019 年，麦家为了纪念父亲过世周年就曾发表《致父信》，描述自己和父亲重重爱恨交织的渊源， 以及父亲晚年失智、无从获得最终和解的遗憾。人生海海，悲欢得失，悔恨抑郁，可以如是。

论者也可以从历史语境来解析这样的忏悔叙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再到刘再复等的“罪感”论述，麦家笔下的“父与子”悲剧投射了一辈人的共业。父亲一生的沉沦，父子家人的痛苦轮回，有天性或环境的使然，但现实生活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麦家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父辈的委屈和隐忍，以及因此发展出的扭曲性格。

再放大语境，从现代文化史角度来看，恨父、弑父、无父情结早在五四时期开始酝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愈发普遍。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引起轰动，皆因戳中了集体潜意识。

《人间信》还投射了一种迹近本体论式的焦虑。麦家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恋父 / 恨父”情结，父亲本人的无所适从，以及家族及社会集体的父权崇拜（和恐惧），仍不足以解释小说中那样翻来覆去的纠结。“父亲”仿佛成了原始图腾与禁忌，要不安身立命，要不万劫不复，必须有信仰的“信”，才能厘清人间实存的意义。在这一层次上，麦家的罪与忏悔让我们联想到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以“零和式逻辑”辩证神恩有无的倾向了。

《人间信》的叙事游走在这四重线索里，让读者动容，也有让读者困惑的时候。我认为，《人间信》如果可读，不在于表面各式忏悔修辞，或结局如彩蛋般的小团圆，而在于作者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难题。回到前述父亲作为一个乡里“潦坯”，还有他类似鲁迅的阿 Q 造型上，麦家其实抛出了一个大问题：阿 Q 如果做了父亲，下场该是如何？阿 Q 的儿子或儿子们又当如何？

因为有了“父亲”的命名，就有了亲子脉络、家庭关系、宗族谱系以及价值、权力、性别等共同形成的社会体系。以上所论《人间信》四重阅读脉络，正是由此展开。弗洛伊德式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语境里的“父亲”问题，何况阿 Q 怎么可以做父亲？

就此，我们不妨回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里，鲁迅首先采取进化论立场，以生物学观点说明父母“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责任，继之以尼采式口吻批判父系历史的封建专擅，假仁义孝悌之名，施行吃人之实。

鲁迅明白点出生物学与伦理学此消彼长，形成传统家庭制度连环套般的压力。他期待新青年们推翻传统父权居高临下、以施“恩”为准的关系，代之以上下流通的“爱”。这是他的理想了。

但鲁迅对父亲角色的反省没有触及像阿 Q 这样落在生物和伦理链之外的“渣滓”，如何竟能生儿育女，成为社会的有机部分，或像《人间信》里的父亲，自甘堕落，成为即使没有礼教约束也照样生儿育女，照样“吃人”的异端。

鲁迅以易卜生（Henrik Ibsen）《群鬼》里父亲遗传给儿子梅毒的恐怖情节，总结他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悲观看法。“恶”以生物或伦理的形式腐蚀父母子女关系，总也驱之不尽。而在另一篇《父亲的病》（1926）中，鲁迅将这样的生物加伦理的家庭诅咒，以死亡剧场的形式演绎。病入膏肓的父亲、惶悚不安的儿子、漫长的死亡仪式、无尽的罪愆压力 … …

距离《父亲的病》，时间恰巧过去一百年。麦家的《人间信》再度发起鲁迅的大哉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麦家（及笔下的人子）可曾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只能在遗传学的无物之阵里匍匐前进？又或麦家想象父子关系的逆反，从而创造一种新的伦理秩序？鲁迅期待做父亲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麦家给出了另类的回应：是人子试图扛住黑暗的闸门，尝试重新为父亲安顿一个人间位置。鲁迅念兹在兹的“爱”以最令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麦家的字里行间。

然而麦家所揭露的问题如此沉重，解决之道谈何容易？撇开小说结尾的温情和泪水，他的父与子故事只能说是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意义上，解密“人间”比任何谍战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任务都更为艰难。人间“信”，作为小说家，麦家最大的贡献不再是解密，而是担负了报信者的使命： 《圣经·约伯记》，“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注释：

[1]Fe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trans.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Continuum.2008.

[2]苏童：《好天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32 页。本文所引《好天气》文本皆出自此版，不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