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卓一苇，1990年生，山西阳泉人。鲁迅文学院文学评论家研修班学员，山西省作协会员。在《文艺报》《文汇报》《文学自由谈》《小说林》《青岛文学》《黄河》《山西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二十余篇。论文《由旧及新，溯源及流——“新大众文艺”求解与展望》获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场景与知识建构”主题征文优秀作品。

按照我之前的观察，毕海林的小说是很好归类的，大约属于强故事性那一类，也完全可以套入“历史——社会”分析的框架。他是那种把讲好故事作为职业“美德”的作家。然而，《晃树》让我踯躅了：主要人物只有一个，人物拢共只有三个；情节，几乎是没有；环境，也没怎么写。我印象中这类人物淡化的小说非常之少，比如刘庆邦的《鞋》、徐坤的《厨房》，以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也很难写好，稍有不慎便滑向后现代隐喻，成为哲学名词的阐释，文学性难以保障。令我稍感放心的是，小说并没有走偏，而令我意外的是，小说居然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边界游走而收放自如。

故事是怎样向前的？首先是以意识流写法，作漫漶无边的自行流动。以开头为例，“树好像又长高了”——“整个天黑了”——“我的眼睛高度近视”——“我把一个啤酒瓶子捣碎”，这一连串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靠着合理的推演形成一个闭环，看似歪打正着，其实是精心设计。这和中国古典小说里的“闲话”“引子”有所相似，又大不一样。之后，我们发现，故事的讲述每每偏离预定的主线，却又每每不可思议地回到主线，如同钟摆的左右运动，更像波纹一圈圈荡来漾去。为了证明自己的眼镜厚度超过啤酒瓶底，七十岁的“我”流了血，这是一个交代，小说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第二部分逐渐回归现实，“我”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曾经有机会结婚，但弟弟领来的女人看到“我”生活的混乱，生气地离开了。这件事像是“我”单调生活中的唯一一抹颜色，然而却是难看的黑色。故事回到当下，发现啤酒瓶底“整整比我的眼镜厚两毫米”，对“我”来说是难言的喜悦。喜悦过后，饥饿感凸显，之前暂时忘却的窘迫重新袭来。这一部分以两段现实（过去的和现在的）包裹老人的荒诞行为，充满童趣的砸啤酒行为成为一种强烈的反讽——除此之外，这个老头还能干什么呢？如果说第一部分我们还能沉迷于讲述的乐趣无暇顾及其他，在第二部分我们似乎不得不触摸到某些坚硬臃肿的东西。

第三部分作家充分发挥自身的长项，把故事扎扎实实地讲下去：“我”走了三四里到达三山凹，到弟弟家去蹭饭，没想到遇到两个意外。意外之一是“我”不认识去弟弟家的路，误打误撞到了村里玩麻将的地方，听说了弟弟的一些变故；之二是“我”吃饭时饭淌在桌子上，崔秀丽用手把面和汤全部拥入碗中，继而引发了弟弟和崔秀丽的争吵。结局是老人受到刺激，走夜路回到了自己家。第二部分的臃肿在此破裂，尽管破裂的方式并不尖锐，但还是让我们心口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树”的象征意义作一番探讨，“树”到底是什么呢？当“树好像又长高了”的时候，老人在自得其乐地砸啤酒瓶；“树好像又瘦了”时，老人在回忆痛苦的过去；“树好像消失了”之时，老人走在去弟弟家蹭饭的路上；“我得去找我的树”，是老人下决心离开弟弟家的时候；直至最后，“树”完全离开了他。这样来看，“树”确定无疑是他仅存的那一点自尊——面对过往和不堪的时候，他的自尊急剧缩减；他只有在证明自己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自尊。如此，砸啤酒瓶误伤自己这一情节就不再寡淡，也不再荒诞，而是成为承载他精神命脉的核心情节。

然而，“树”和“尊严”并不是小说的主旨，“晃动”才是。是什么在晃动着老人仅剩的一点精神依靠呢？是残酷的现实，他没有收入，也缺乏依靠。但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提示，只有一些微弱的暗示，比如他对最有出息的学生的羡慕，“我这辈子想要离开村庄，但最终哪都没有去成，庸庸碌碌活到现在。当然那一次除外”，那一次是什么事件没有说，但它必定是一次挫折。再如他自己的交代，“就像我为什么当了半辈子民办教师，临到国家落实政策的时候，自己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辞职”，这是他所以时乖命蹇的关键，他叛逆得不是时候。联系到老人的爱好，如端坐在板凳上看《上海的早晨》，他是一位有所追求的知识分子无疑，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加林。也许老人是另一位高加林，没有成功的、永远留在了农村的高加林，他的窘困并非由懒惰或无知造成。这样，老人的形象居然明朗起来了——他是一个多余的可怜人。于是我们又想到，在外国文学人物画廊里有一类形象，他们叫“多余人”，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但他们大都困于时代，而老人明显不在此列。那他是受困于什么呢？作者留下的这个谜，或许正暗合了人生旅途的无意识前行，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到头来弄不清自己为何成了当下的模样。

当然，作家是否有写“失败的高加林”“多余人”的意图，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有很多留白，足够让读者敞开想象。从手法的随性，到形象的简约，作家让渡了更多的权利给读者，依据自身的生活和阅读经验去填补、涂抹，乃至续写。也许晃动的只是树，也许晃动的不只是树，怎么理解都可以。文学的丰富性在于“晃动”，而不在于树。又或者，文本永远只是一棵树，读者丰富的感受力才足以使它晃动起来，呈现文学的婆娑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