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何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应该都知道，去描述人物的外表及内心世界。前者好说，无论是静态的形象，还是动态的形象，仿佛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而后者呢？似乎有点难度。人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信息量，这些都需要作家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思人物的所作所为，一点一点地呈现。也就是说，想象力的主要任务，即想象出人物具体遭遇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应对的，而如何应对，是关键。应对，既是选择，也是行动。好的作品，总会让人物做出某种看似匪夷所思的行动，乍一看不合理，读者会想，怎么会那么做呢？可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行动，才是让小说向上飞越的节点。有了这个行动，小说会一下子超越日常生活，变得好看起来，人物形象也趋向复杂，变得立体而饱满。

除此之外，小说家还要构思出意外的事件，让故事从平淡走向有趣，也促使人物做出更能超出读者预期的行动。用我曾反复阅读的两篇小说举例。第一篇是艾丽丝·门罗的《熊从山那边来》，主人公作为丈夫，将患阿尔兹海默病的妻子送入养老院后，意外地发现失智的妻子爱上了一位同样失智的老人。后来，这个老人被家人接走，离开了养老院，主人公的妻子非常痛苦，为解决妻子的痛苦，主人公毅然去那位老人的家里，恳求老人的老婆将其送回养老院。人家当然不肯答应，于是主人公决定与对方约会，用出轨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目的。看，这篇小说的故事有好几处转折和意外，足以证明门罗的小说并不平淡，其真正的阅读门槛，来自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复杂，看似波诡云谲，却合情合理。

第二篇是雷蒙德·卡佛的《家门口就有那么多的水》，主人公作为妻子，在得知丈夫和朋友去远处的河边钓鱼时，发现了一具女尸，却没有立时报警，而是将女尸拴在一旁，依然享受了钓鱼的乐趣后，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可描述的波动。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受害者的讣告，离开家，驱车前往受害者的葬礼。路途中，她仿佛将自己带入了受害者的角色，怀疑有杀手跟踪自己。回到家中后，妻子发现自己看待丈夫的眼光变了，他们的生活也仿佛发生了难以描述的改变。这篇小说所触及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因一个行动，也就是参加受害者葬礼的行动，显得极为微妙，难以言说。对于作家来说，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领域。

给人物一个动机，让其行动起来，而人物所做的事，超出读者的想象，融合着生活的复杂，以及人性的幽暗。再加上合情合理的意外事件（实则由小说家精心设计），促使人物的行动更难以预料，这样小说才能超出平庸的范畴，值得被阅读、被讨论。我觉得，这是严肃小说创作的最大的难度之一。

钱佳楠发表在《青年文学》2025年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阿米拉》，同样展示了小说中“人物行动”的重要性，更难得的是，作家精心设计了多个意外转折，让故事非常好看。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阿尔夫的男人的形象，这个男人年近四十，于某一天开车上路，去向一位仅见过一面的女孩阿米拉求爱。

读过开头，我即被这篇小说所吸引，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在第一段就已经行动起来了，或者说，正处于行动之中，而不是做出行动的决定之前。从结构上讲，这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叙事方式，可以让人物从头至尾都处于行动之中。

故事发生在美国，主人公阿尔夫是第二代瑞典移民。小说开头，写阿尔夫开车下了高速，去超市买花，准备送给马上要见面的阿米拉。买花，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如何写得有趣，还能传达出更多的信息量呢？钱佳楠的方法是加入意外事件。有个中年女人“以貌取人”，误将主人公阿尔夫认成了超市的店员，向他询问货品的位置。“这个小小的不愉快”从侧面展示了主人公的形象，有些胖，头发微秃，总之是不讨女性欢心的样子。这其实是主人公的困境，他作为瑞典人，并没有北欧男人那种典型的高大威猛的外貌，从而承受着如亚裔人种经常遭遇的那种歧视的目光。这一情节，其实也是为之后那个比较重要的意外事件做铺垫。

开头之后，小说进入第二部分，先简单叙述了阿尔夫的家庭背景，而后跳到他与女孩阿米拉相遇的场景，紧接着是二人交往（并非男女朋友的那种交往）的过程。阿尔夫小时候跟随父亲来美国追逐音乐梦想，而阿米拉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乐手，也因学习音乐来到美国。我注意到，钱佳楠在写阿尔夫与阿米拉相识的过程时，也设计了一个意外事件，阿米拉不小心碰掉了阿尔夫的书，从而让阿尔夫行动起来，要了阿米拉的联系方式。尽管主人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可他却主导了他与女孩的交流过程。这种主动，也是他能进一步行动的内在动力。也就是说，作家不能忽视来自主人公内心渴望的召唤，哪怕他是一个性格内向之人，也要让他遭遇意外，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

接着，勇敢的阿尔夫不期而至，驱车两个半小时，终于来到阿米拉的公寓门外。停，让我们先想一下，后面该怎么写？如果写阿米拉热烈欢迎阿尔夫的到来，二人相谈甚欢，那是不是就显得过于顺理成章了？因为顺理成章，所以会显得无聊。钱佳楠大胆地再次设计了一个意外事件，让小说的趣味陡然而生。女孩开门，见到阿尔夫，却把他当成了来修洗碗机的。阿尔夫没多想，要肩负起作为“美国人”的责任，认真地修理起洗碗机来。维修未果后，阿尔夫决定给女孩买一台新的洗碗机，女孩请他喝茶。交谈中，女孩感觉不对劲，悄悄报警。警察上门，女孩表示不认识阿尔夫。这真是很精彩的一处转折，阿尔夫敲错了门，女孩并不是阿米拉。也难怪，他与阿米拉只匆匆见过一面，在他脑海中，她的形象恐怕早已和千万亚裔女孩的样子混淆不清了。这显示了阿尔夫作为夹在美国人和亚裔之间的白人的复杂心态。

后面，钱佳楠写了促使阿尔夫来找阿米拉的直接原因，这个原因也是意外事件。某天晚上，阿米拉隔着电话，让阿尔夫为她弹琴。要知道，阿尔夫有一架意义非凡的钢琴，是母亲留给他的，而他小时候学过钢琴，很久没弹了。阿尔夫用尽全部的情感，为阿米拉弹奏了一曲，而后却与阿米拉断了联系。这个情节，揭示了阿尔夫内心真正的症结所在：只因曾目睹父亲追梦失败，而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自甘做一个平庸而无趣的男人。阿米拉让他在某种程度上看清了自己，也促使他做出改变的决定。从小说结构上讲，这件事是非写不可的，如果不写，人物行动的动机仍会显得略有不足。

最后，是小说情节的高潮部分。警察告诉阿尔夫，是他找错了楼。阿尔夫竟然担心阿米拉会出事，恳求警察上门查看。警察回来后，交给阿尔夫一个信封，里面不是信，而是两百美元。阿米拉将之前的通话全看作是“英语帮助”，这钱是对阿尔夫的酬谢。毫无疑问，对阿尔夫来讲，这是一个致命的意外，也是我作为读者，所没有料到的。

小说家没有义务为读者提供美好的结局，相反，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创造着一个个悲剧的场面。这次钱佳楠也不例外，她用最后的意外事件让阿尔夫的行动陷入失败。迷茫和绝望，笼罩了主人公，也带给读者一种虚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