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陪百岁母亲走过的路有多长》（下称《陪母亲》）的最早读者之一。这么说，不仅因这本装帧大方雅致的香港三联版散文集由南翔签名亲赐，到手时余温尚在，还与我更早的一次组稿有关。去年此时，承蒙南翔信任，将此篇散文发我，转与翟文铖教授并由《时代文学》杂志社刊发。南翔微信留言：“泽宇好！这一段在家照顾刚出院不久的过百岁的老母亲，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散文，是经历，也是心路，会比写其他东西更具独特性。”最初我并未特别留意，生老病厄，人间苦楚已是常人笔下常见之事，何寻新思？加之我的工作易陷杂乱，稍有纷扰就忘却前事，那会儿刚巧某一急且繁的任务突至，于是这篇散文便被搁置计算机桌面了。

直到再次打开文档。我本想快速浏览一遍，首段还没读毕，就知道先前的浮想错了。人生海海，文章海海，真正能拥有力量的，不是山岳巍峨般语词之大，而是“常”与“变”的多方，与“我”相关的那份持有。去年的那个夏日，我逐字读着，从傍晚的云霓坐到天边的蓝调。

不是这篇散文写了惊天动地之事，恰恰相反，它写的是人世间最不起眼的晚年。一根胃管的粗细、一片尿不湿的净重、一种压疮喷胶护理最好如是者三……胃管会在碰触中滑落，代谢紊乱后体内的水在看不见的地方聚拢，无法完成的“三次”喻示着母亲逐渐丧失了从“一”到“多”的可能。南翔写的是一个百岁老人日渐萎缩的身体，和她儿子日复一日的、永无止境的照料。这些事太琐碎了，琐碎到任何一个照护过失能老人的人都不会觉得新鲜，又琐碎到任何一个没有照护经验的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可是南翔那么精准，那么克制，以至于阅读时我分明能辨认出他瘦瘦的身形，那个在内科住院部高楼上的男人望着窗外新洲路逶迤的车流“洒落一大片炫目的红灯”，又低头在纸上标注下老人一天的入量和出量：药量三十毫升，蛋羹一百五十毫升，清水冲胃管三十毫升，尿不湿的净重是一百克，换下的毛重是二百一十五克……

这些数字，在常人眼里毫无意义；在照护者眼里，在南翔的心中，已然是那段时间母亲生命的全部刻度。当下，作为最具公共性的文体，散文所面临的首要困境是抒情过剩而及物不足。“子欲养而亲不待”式的情绪宣泄成了众多写作者面对亲人衰老、疾病与死亡时的必然选择，这样写并非不“真”，但由于自动书写的文化程序，使得相似的文字显得不那么“善”了。试问，倘若散文滑过了具体经验，直达意义与伦理观念的终端，那么，那些泥泞的、混沌的、不可言说的散化之文，又从何处可觅呢？也因此，《陪母亲》避开了上述的散文之弊，最耐人寻味的叙事选择，是第三人称的使用。“此时此刻，他立在这儿已然半个月了。自从母亲入住该院老年特诊科，他每天一早打车过来，送一个蛋羹给母亲……”人称的间离化，让读者似乎在观看他者的故事，却又无时不意识到那就是作者本人。在此意义上，《陪母亲》是孝文化的当代脚注，照护伦理的临床记录，更是一种具有代偿性的情感经验。当个体无法直接承受或暂时不愿直面自身经验的重量时，语言的第三人称便可视为将切肤之痛“对象化”的策略。这无疑是有效的，也透露出写作者的自省。

除了《陪母亲》外，集中《父亲后来的日子》《忆哥哥》《何人若雪》《渐行渐远绿皮车》等作品同样蕴藉深厚，亦可逐一细读。我读来尤为亲切的，还有忆汪曾祺《先生犹是老孩提》一篇，南翔从一次汪曾祺的画展写起，提到汪老的画风不在“技法”，而在“趣味”，可谓深得汪老三昧。与汪老擅写短篇彷佛，南翔近年来的创作也多以“说短”取胜，颇得前辈韵致。集中收录的“谈艺”与“创作谈”两辑，包括了作者小说集《伯爵猫》在内名篇的夫子自道，相信热爱南翔的读者朋友们可以经由这些篇什，再次感受到为何他的短篇小说可以“隽永”，又能“迷人”。

《陪母亲》写到最后，南翔也用一处隽永迷人的场景贯穿作结：母子二人在一朵茉莉的香气中抵达了杜甫“繁枝嫩蕊共此时”的境地。饱尝艰辛的母亲最后一次闻到了人间的芬芳，此时她的“头顶掠过一阵噪鹃的嘹亮”。在我的这篇短札将要结尾时，再也找不到比这句话更深挚的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