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玲的小说创作视野开阔，她以其成长和长期居住的洞庭湖区作为写作原点，将笔下的生活场景铺向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山村、都市、湖岛、医院、养老院……都成为她观察世相和书写人间的窗口。她以敏锐的体察力捕捉社会生活的万千面貌，并将叙述线索延伸至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在动荡的历史风浪中个人命运的沉浮，以此追溯个体生命幽微的价值、难以言说的隐痛与命运变迁的轨迹。然而，许玲的写作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生活的简单描摹和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她探问生命本质，在必然的衰朽和无常中，发掘生命内在的韧性、丰饶；她揭示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伦理困境，审视个体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碰撞下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与人性考验；她通过书写各种仪式行为，赋予人物精神力量，在破碎的现实与创伤中，重新构建意义、安顿内心。这三重叙事维度共同构成了许玲文学世界的精神内核，使其作品不仅是对特定人群生存状态的记录，更包含对人类存在的普遍境况的哲学思考。

一、“抱缺而行”的生命本质

许玲尤其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平凡人物的生存尊严与生命意义，她的笔触逼近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平凡生命，作品中充满对各类人群的细腻描摹。许玲写衰老、遗憾、病痛、失意，并不沉湎于悲苦，而是试图在断裂的时间中寻找延续性的力量，在卑微处见证个体生命的高贵。而中老年群体的形象与精神世界，更是在多重视角与复杂情节中得到深沉而丰富的呈现。

生命的衰老病弱，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许玲在小说中书写生命暮年景象，并不停留在对老年人孤独衰弱、固执保守、孤寡可怜的刻板印象之中，而是抽丝剥茧般还原他们的身份、记忆、故事和传奇人生，见证并审视岁月风浪里人性善恶和命运波折。《卧虎藏龙》是她在走访了数家乡镇敬老院后写下的一篇小说。全篇通过一名年轻医生的视角平视养老院里的一群老人，在与他们询问交谈，为他们测量血压，处理褥疮养老院的寻常工作中，逐渐展开这些老人的生命叙事。在这家养老院中，有痴迷写诗却终生潦倒的莫才子，有被骗光积蓄的夏爹，还有每天在找寻自己丈夫的喜娭毑……每个人物都处在人生时光的尽头，却暗涌着未被岁月磨平的精神亮色。他们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生命伦理的叩问——人如何面对衰老？而当肉体衰朽、记忆混沌、神志模糊之时，人之为人的价值何在？

莫才子将诗歌作为毕生信仰，在贫病中坚守精神世界的完整，他的人生给人以震撼、令人唏嘘。他蜷缩在书籍与诗稿筑成的堡垒里，肉体日渐枯萎，灵魂却始终拒绝向世俗妥协。他那句“我这一生被诗歌所误”，表面是自嘲，内里却透出一种骄傲。当万娭毑念出他年轻时的诗句，那个沉睡的诗人瞬间被唤醒——精神的丰饶足以刺破垂死躯体的荒芜。而张爹的遭遇则构成另一种映照，他的人生给人以警醒：晚年的他带着遭遇巨额诈骗的经历蜷缩在陋室，财富散尽后只剩一具病痛缠身的肉体，可当隐秘的过往被偶然揭露，生命又突然拥有了故事的重量。许玲自言“《卧龙藏虎》这个充满江湖味的标题，代表了我对他们的敬意”。我认为，这份敬意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也是对生命丰富启示的敬意。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老人，各自怀揣着不为人知的往事与执念：喜娭毑在混沌的记忆里执着追寻心中所爱，万娭毑用朴素的善良温暖他人，夏爹带着满腔被骗的愤懑寻找新的归宿……敬老院的铁门锁住了他们的行动，却始终锁不住他们情感的涌动。莫才子最后留下的对联更像一则寓言——衰老、死亡可以剥夺一切，却夺不走一个人曾经热烈活过的证据，那些荒芜深处的丰饶，恰是生命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当我们直面并接受衰老、病痛乃至死亡，并非在否定生命的永恒性，反而是丰富自身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许玲在小说中常常捕捉到老年人衰老的真实细节，呈现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生命刻痕，以此引发对生命价值的“重估”。《在他们走之前》中，“我”先后亲历父亲患腿疾与母亲脑出血，观察到父亲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的转变，以及母亲从“做事麻利”到“碗上沾着蒜叶”的细微变化。这些描写不仅是对老年人身体状况的客观呈现，同时也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追问——当父亲说出“活到哪天，就算哪天了”时，生命本身的苍凉与坦然便跃然纸上。

《七日谈》更是直面衰老与死亡的真相。它仿佛摘下了我们习惯佩戴的滤镜，让读者跟随齐娅、齐钧一起，注视母亲曾秋艳身体机能的退败，意识的远去，乃至被医学一点点“客体化”的全过程。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那些平日被生活琐碎遮蔽的生命本质，反而清晰起来。母亲手机里琐碎的记账、脚上变形的骨骼、指甲缝里洗不掉的黑泥——每一点衰老的印记，都像是她坚韧而勤劳的一生的无声见证。当亲戚围坐，谈起她年轻时的倔强、少年时的求学梦想，一个远比子女记忆里更完整、更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被重新唤醒。

在许玲的小说世界中，“如何活着”这个问题，始终以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作为背景。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历经命运的颠簸与苦难的洗礼，而叙事也因此潜入更深的地方：当外部世界崩塌，人该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存在找到意义。《去远方唱歌》就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生命在创伤中的坚韧面貌。在灾难后重建家园的宏大背景之下，个体如何继续生活？创伤如何愈合？心灵又如何重生？地震摧毁的不只是房屋，更是无数人原有的生命轨迹。夏至失去了父亲和老师，身体也留下残缺，却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延续宋老师未竟的使命；黄琴失去了丈夫，却把每一天都过成节日，用早餐的烟火气轻轻抵御存在的虚无；巴桑顿珠从草原来到城市，带着满身伤痕却依然放声歌唱。通过这些人物，小说向我们揭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在破碎和毁灭中沉沦，而在于在创伤中寻得意义，在断裂之处重新连接。夏至最终选择去西藏支教，或许正是对生命价值最有力的回答——活着，不仅是为了存在，更是为了给存在赋予意义。

透过这部小说，我们得以看见，即便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个体生命依然在顽强地抵抗日常的消磨，努力追寻属于自身的轨迹，试图在无常中握住人生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像夏至的父亲，他真实的自我在他失踪或者死亡后被一层层揭开，母亲和夏至也逐渐释怀，他们慢慢相信和接受，即便没有那场地震，夏国刚的离开，或许早已注定。因为他的才华与理想，本就不属于这座小城。他精神上的追求，指向一种更高、更超越的生命境界。而这种理想，并未随地震摧折而消散，反而为活着的人带来某种启示，让母亲和夏至更加坦然、也更加坚定地走向自己的路。正如许玲在小说中感叹“无论世间失去了什么，他们都会悄悄长大”，人生无常、岁月易逝，生命固然脆弱，却总能在残败中萌发重生的希望。小说并未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父亲夏国刚究竟为何离职？他最终去了哪里？是死于地震还是出走远方？这些都被有意地悬置了。这样的留白正体现了作者许玲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生活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答案，生命的本质就是抛出问题之后带着不解和困惑继续生活。

小说《齐物论》则是通过讲述一个普通家族代际间的故事，探讨了人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如何认识生命，如何选择生活的问题。首先，题目来源于庄子“齐同万物”的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作者也巧妙地将小说设定为一个“齐”姓家族的故事，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庄子的“齐同”思想主张的是消除自然万物之间的界限，认识到天地万物在本源上是相通的。这一哲学理念也是小说中爷爷老齐的世界观基础。老齐相信植物能够“说话”，他将蛇视为自己的“老朋友”，并认为麋鹿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他看来，麋鹿、蛇这些动物，庄稼、芦苇这些植物以及自然中一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生命整体。同时，他也教导小迟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万物的规律，也相信小齐的病应当在自然的环境中得到治愈。此外，小齐奶奶去世后，老齐将她直接埋在菜园里，化为肥料滋养蔬菜。生命的消逝被描述为一种形态的转换而非终结，正如小迟所言，“死亡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活着，变成了小花，变成了雨”：小说中处处透出的“齐物”思想对生死界限的超越与消解，折射出作者许玲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

许玲笔下这种与天地共呼吸的“齐物”哲思，并不限于对自然生命的观照，更延伸至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体察。小说《抱缺》便揭示出时代与个人命运密不可分的关系。主人公燕志的命运轨迹，从拜师学艺到创业经商，再到破产后四处流浪打零工，最终重拾手艺成为一名锔瓷匠人。这一人生历程也是社会数十年变革的缩影。正因为个人处在时代变迁中，个人价值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嬗变：从农耕时代追求手艺的“实用性”，到市场经济时代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终回归到后工业时代对文化记忆与心灵安顿的“精神性”追求。最终，燕志领悟到，生命价值的实现，并非体现于对外在成功的追逐，而在于对内在“残缺”的接受和超越，生命的本质就是“抱缺而行”。无论是无法挽回的亲情遗憾、传统手艺的必然衰落，还是个体在时代中的渺小与无力，这些“缺憾”不再是生命的伤口，而是慢慢在“修复”的过程中被转化为独特的生命印记。

《黑箱子》也是一种展现时代冲击如何塑造个人命运的叙事。祖母潘学珍接受新式教育，追求真爱和理想，却因为战乱和旧时代对女性的“囚禁”困死在乡土。“理想”与“坚守”这一幕属于祖母的生命叙事，被迫在时代的碾压之下向后撤。祖父伍茂田为情出走他乡，化名归隐，他也在这一时代使命中付出了沉默的牺牲。他们的经历展现出人们的命运在时代巨变之下像浮萍一样随波而动，难以自我掌控。然而，《黑箱子》并没有就此沉入悲哀之中，它以“我”和潘知远的视角呈现着生命价值的赓续与转化。“我”的寻根是对历史伤口的直面与抚平，潘知远的远渡日本则是在祖母的期望中对自我人生展开的书写。他们的追寻也展示着，时代虽限定了个体命运的起点与边界，但生命价值的最终完成，取决于后人对前人之梦的咀嚼与反刍，乃至超越与前行。黑箱子没有完全打开，但追寻，本身是对生命意义最有力的表达。

二、“齐与不齐”的伦理困境

在许玲的小说中，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求，始终伴随着在破碎现实中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然而这条重建之路，并非一次精神的孤行，其中充满了困惑与挣扎。个体必须走进具体的人际关系，直面社会规则的约束和内心道德的拉扯，因此很难不陷入各种伦理困境之中。许玲擅长将她笔下的人物置于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境地—代际的隔膜、文化的变迁、习俗的淡化……都迫使他们在不同的价值取向间作出选择：是追求个人发展，还是承担家庭责任？是坚守正义原则，还是顾全人间温情？是揭露事实真相，还是守护生活安宁？他们面对的选择，往往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是处在难以定义的模糊地带。

许玲热衷于伦理叙事，但不做道德评判，只是真实展现人物选择时的两难，因而她的写作往往超越了故事层面，触及人性的深层矛盾。《在他们走之前》中的伦理困境在于保护爱人的偏私之心和道德正义的较量。多年前，母亲曾隐瞒了小儿子三儿的死亡真相，她的初衷是维护丈夫脆弱心灵的安宁，却让三儿的爷爷背负了导致孙子意外死亡的自责和愧疚，从此一蹶不振，并最终结束了自己生命。《去远方唱歌》中的伦理困境则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父亲夏国刚博学多识，有着自己的理想并向往远方，而母亲黄琴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女性，整日忙于家务和一日三餐，与丈夫之间难以找到共同话题。当地震发生之后，父亲也随之失踪，黄琴却揭开了他早已瞒着家里辞去工作的秘密。《谁能听懂528赫兹》中的伦理困境则是婚姻忠诚与情感真实之间的冲突。静珠的丈夫志明在生前一直保持着“完美丈夫”的形象，却在去世后被静珠发现其精神出轨的证据。志明与秋的精神恋爱，在世俗眼中虽属越轨，但二人却以肉体的忠诚维系着它的纯粹。这些人物在价值抉择时的两难，正是根植于伦理关系的复杂和人性的矛盾。

《七日谈》则通过写一位母亲从病重到去世的过程，对亲情伦理关系进行了一次重新审视。小说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按照七天的时间顺序，记述了母亲从突发脑梗入院到返乡病逝的全过程。在文中，“七日”不仅是一个时间框架，也呼应着某种古老的时间观念，为文本拓展了阐释的空间。在这七天里，母亲的病情几经反复，兄妹二人在情感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陷入内心的矛盾，并最终做出了选择，而齐娅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亲情、责任与母爱的复杂含义。七天内，齐娅不断想起自己成长过程中母女之间相处的时刻，从而重新认识到自己对于母亲的复杂情感。母亲作为一名农村妇女，她的思想难免受到“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伦理观的影响，但在齐娅的回忆里，仍然能从很多母女相处的细节中感受到出自母亲本能的爱和保护。与之相应的是齐娅和齐钧两兄妹之间，在面对母亲病危时，也都在亲情孝道和现实境况之间进行着利益衡量，因而在共同照顾母亲时产生了很多冲突和分歧。齐娅与齐钧每日都面临着救治母亲时医疗决策上的选择题，也要面对经济利益上的算计与亲情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摆在主人公面前的一道道残酷的人生难题。兄妹之间的矛盾，揭示出一种人类现代性的困境：当生命维持技术和有限资源之间产生冲突时，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经济成本上的效益分析。此外，小说对于人物命运走向的书写，比如齐娅当年坚持读高中却未能考入好大学，也未能获得理想人生，哥哥虽然学业有成却仍然在家庭和事业上陷入中年困境，这些个人命运与美好期待之间的错位，让本已复杂的亲情关系，更添了几分现实的重量。

“七”在小说主题和形式上的象征性也颇值得玩味。“七”在中西方的不同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特殊的象征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自然节律还是文化习俗，“七”常常象征完整、和谐，比如“北斗七星”“七夕节”“七言诗”等，但小说中的七日却是断裂而世俗的。而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母亲从ICU转至老家土屋这种空间上的移动，也是一个生命个体从现代医疗系统被放逐回传统伦理秩序的“过渡”。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对生命进行无差别救治是基本原则；而在乡土伦理秩序中，注重“落叶归根”、身体的完整与丧仪的隆重。当母亲滞留于生死之间，子女在七日中不断做出抉择，实则是重新安排母亲生命秩序的过程。“头七”习俗在小说中有一种隐含设定，母亲便是在第七日去世，实现了魂归故里。这样的设定让结局笼罩在悬置的悲怆中：母亲肉体尚存，社会生命却被亲属提前终结。在这个过程中，齐娅深刻体会到与现代医疗伦理看上去像冲突的传统伦理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亲人死亡带来的悲伤，但依然会对自己没有在医学伦理上全力救治母亲而感到自责和愧疚，这种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正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中的一个侧面。因此，小说不仅展现了生命的告别仪式，更是对当代伦理关系进行了深刻审视。

《藏龙卧虎》则对当代乡土社会的养老问题所面临的复杂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揭示。在许玲的笔下，小说中的敬老院可视作一个微型的社会。她通过对这些老年人生命故事的书写，层层深入地叩问了家庭、社会以及个体生命的伦理责任与人性选择。比如张爹虽有儿女，却只能在敬老院孤独离世，家人最后姗姗来迟，并且态度冷漠；而夏爹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还是被共同生活十八年的伴侣抛弃。这些情节无不指向传统“养儿防老”伦理观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瓦解。当家庭责任缺位，照护老人的重担便被推向社会机构，但是资源匮乏的公立敬老院更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伦理孤岛，只能对这些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无法满足他们更深层次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小说中的洪院长与红姐既要维持机构运转，又要在人手、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应对20多位老人的护理需求。其管理简单粗暴，但细想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安装限制老人自由的防盗网、简单的伙食等，背后都存在着深刻的伦理难题：在资源不足时，如何平衡集体安全与个体尊严？小说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却将这种结构性困境真实呈现。这些被边缘化的老人，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丰富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生命故事，生命的价值从不因进入暮年而衰减，生命尊严也需由社会各方进行共同守护。而小说的结尾，莫才子手书“天下太平”的对联，也是一种深沉的伦理叩问：真正的“太平”，不应仅是表面的秩序井然，更应是每一个生命在谢幕之时，都能得到应有的关怀、尊重与安宁。这部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判，成为一曲对生命尊严的深沉挽歌，呼唤着社会在制度与人心层面，共同构建更为温暖的老年人晚年图景。

《一面墙》中的张康也为赡养母亲陷入了亲情伦理的困境。她的母亲谢雪梅已逐渐失智，行为退行至孩童状态，成为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将母亲送进养老院是经过了多方考虑的理性选择，但因违背了自己曾对母亲的情感承诺，让他始终背负着“背信弃义”的道德枷锁。基于此，张康的中年人生在职场压力、育儿焦虑、夫妻矛盾和孝母重负的夹缝中被挤压、耗损。他和母亲两代人的生命轨迹相对而行，却共同承受着时间的重力。而对张康更深的伦理考验在于血缘与养育的冲突：他对自身身份的怀疑，动摇了传统孝道的伦理根基。如果张康并非谢雪梅亲生，而是领养，甚至是被拐卖收养，这份赡养的责任是否依然绝对？之后，DNA鉴定结果确证了他的怀疑，他一度陷入了爱与恨、善与恶的沉痛挣扎之中，甚至将母亲带出了家门。但随着母亲的走失，张康成长中的记忆一幕幕浮现，他最终走进警局报案，在一面面墙上贴满寻人启事，以此打开自己的心结，准备重新接纳母亲。小说中的一面墙极具象征意味，这面墙可以遮蔽真相、阻断亲情，也可以昭示人性中微小却不灭的良善。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伦理观念的冲突和融合也是常见的现象和不可回避的问题。《齐物论》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对庄子的“齐同”思想进行了现代化的思考和理解。许玲将其置于一个现代家庭的伦理困境中，进行了一场关于“齐与不齐”的深刻讨论，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老齐固守着一种古老的信仰，他坚信血脉必须纯粹传承，如同他坚持古老的种子不能断代。这种执念导致了他对儿媳的苛责和对非血缘孙子的难以接受。他追求一种生物学上的、纯正统一的“齐”，这反而造成了家庭关系的“不齐”，从而出现情感裂痕。而儿子齐君选择了试管婴儿技术这种现代的、超越宗法血缘传统的方式拥有了孩子，实际上是用“爱与责任”替代了纯粹的血缘，构建了家庭。齐君的选择何尝不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伦理实践？真正的生命传承又何尝不是纯粹的爱的延续与责任的承担？孙子血型真相的揭露，击碎了老齐的血缘神话。这不仅是个人信念的崩塌，更是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发起的直接挑战。小说最终在长江的永恒流动中找到了一种解答：生命形式会变，伦理观念会变，但生命本身如同江水，总会找到新的流淌方式。

三、“重建意义”的仪式行为

面对复杂的伦理困境，人物需要某种方式来应对创伤、安顿内心，在许玲的小说中，这种应对方式多体现为人物的仪式行为。关于“仪式行为”，学者薛艺兵指出：“当一组特定的情态因素集中表现于一个具有仪式意味的行为过程，并使这种行为情态固化为一种模式时，这种行为也就成了‘超常情态’的仪式行为。”这一“具有仪式意味的”的行为过程，在许玲的写作中转化为一种重要的叙述策略，无论是民俗礼节、家庭传统，还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灵意义上的重复行为——在她的笔下，仪式行为和仪式情境的呈现成为人物重获意义、对抗遗忘，在困境中自我救赎的重要方式。

在《抱缺》中，许玲对“打铁”与“锔瓷”的描写，并不是简单复刻传统手艺的技术流程，而是将其呈现为一套严谨、肃穆的仪式，具有所谓“超常情态”的象征意味。这一套流程承载着师徒传承、家族记忆与文化延续等丰富的内涵。乔山教导燕志的场景，虽然是师徒二人每天重复的日常，但已经在作者的仪式化书写中成为一种典型的“仪式情境”。凌晨四点准时起床，是时间仪式；一次次煅烧新炉，是创造仪式；指挥锤和大锤的“叮叮当当”，是节奏仪式；还有飞溅的铁花灼烫在肌肤上，则是一种近乎苦修的献祭仪式。乔山所说的“当你有一天不再怕它们了，它们就烧不掉你了”，正是在宣告，通过这种重复的、充满痛感的仪式，个体才能完成精神的淬炼与身份的转变。同样，“锔瓷”也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过程：找碴、对缝、打孔、镶嵌……每一步都需心怀敬畏，如同对待一个生命。燕志对这一传统技艺的学习、实践和放弃后的重拾与守护，成为他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从叛逆少年到成熟匠人，经历了母亲早逝、师父离去、破产后漂泊、妻子病故等多次离别与创伤，也见证了他如何在破碎与修复中重寻生命意义。

在经历了人生的风浪之后，燕志重新拾起“锔瓷”技艺，但此刻“锔瓷”已经升华为一种超越时间的生命仪式，锔钉不再仅仅是修补器物的工具，更成为缝合时间、记忆与情感的象征。燕志的蜕变印证了这一升华，他所言“它们不是修补，不是复活，而是诞生”，意味着他对“锔瓷”和生命的认识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他自己也从技艺精湛的工匠转变为探寻生命价值的艺术家。到后来，燕志凭借“锔瓷”参加非遗展览，并吸引了年轻人前来拜师学艺，这样的结局也预示着“锔瓷”技艺与精神的延续。由此，小说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生命哲学：人生难免经历残缺不堪，而“锔瓷”作为一种生命实践，喻示我们必将坦然接纳自身破碎的历史，以修补的艺术，将缺憾转化为自身独特而深刻的生命印记。从此意义上讲，“缺憾”不再是终点，而是生命美学的崭新起点——“锔瓷”也由此从一门手艺，彻底转化为一门关于修复与重生的创造性艺术，它揭示了我们共有的存在本质：承认破碎，并在修补中追寻永恒。

在《谁能听懂528赫兹》中，音乐像一种仪式化的符号贯穿始终，成为人物展开自我救赎的重要方式。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仪式经常并不仅仅表现出单一的形式特征，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结构。”528赫兹被认为具有神秘的疗愈功能，它超越了语言，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潜意识。小说中，听528赫兹音乐作为一种仪式行为象征着人物直面自身的创伤和痛苦。淑芬在聆听528赫兹时产生幻觉，仿佛看到了旷野、河流、女孩，而这些元素都与她内心深处最大的创伤相关，而听音乐就此成为一场引导她直面内心最深伤痛的精神仪式，为她对女儿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悔恨与思念，提供了一个释放与转化的途径。同时，淑芬学习小提琴，也可视作一种极具仪式感的“重走”行为。她踏上女儿小登曾经走过的学琴之路，试图通过身体的重复，比如按弦、拉弓，来贴近女儿的灵魂，理解她未能言说的痛苦。而最后，当淑芬登上舞台演奏小提琴，这场演出已无关艺术水准，而是一场公开的宣告仪式——她通过演出的仪式行为完成了从“为女儿而活”到为“自己存在”的身份转换，台下观众的笑声意外地成了见证其重生的社会性仪式现场。

在《去远方唱歌》中，夏至每年都会重返地震遗址的现场，以一种个人祭奠的仪式行为来追思逝者。地震遗址的现场对于夏至而言，也是她重获新生的标志，因为她也能借此与逝者和自我进行对话。而黄琴也在日复一日准备三餐的重复行为中试图克服创伤，重建正常的生活。这些仪式书写构成了小说中最为动人的部分，因为仪式把个人的记忆化为集体的记忆，把私人的哀痛变为公共的纪念。小说尾声处，夏至向远方走去，并非仅仅是为了任教，她还要去完成一场横跨时空的仪式。在那里，宋老师的歌唱、父亲夏国刚的追寻、巴桑顿珠的期望汇聚成一首有关生命、爱与责任的动人歌曲。小说的形式也与主题相呼应，碎片化的叙事结构模仿记忆与创伤的断裂，而重复出现的意象，如门、手、歌声等，像仪式中反复进行的固定程序，将碎片化叙事凝聚为一体。夏至内心的独白与外界的对话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复调叙事，文本就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现场，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却又共同参与着意义的创造。

仪式行为既是人物自我救赎的手段和途径，也是串联起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的形式载体。小说《在他们走之前》中，父亲给祖父写“悔过信”、烧纸钱、择选坟地等行为，看似是民间习俗的延续，实则更像是父亲情感宣泄的窗口。这些仪式给予他们精神的慰藉，同时也成为小说的推进力。在这些活动中，人物之间展开交谈，进行回忆，不断发掘出那些被岁月蒙尘的家族秘密。另外小说形式本身也具备仪式感：通过反复出现的鼾声，黄鼠狼，洪水记忆以及时间上的轮回，让阅读过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小说用双重结构来叙述，现实的求医行为和过去记忆交织在一起，就像仪式的两面，既有现实的行为，也有象征的意义。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与人的命运起伏交织在一起，则让整个故事产生了一种脱离个体经验的宏大时空感。生命总会消亡，但是通过仪式化的纪念和传递，人们还是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取生命的尊严。

仪式行为在《黑箱子》里既是家族传统的要求，也是个体情感的寄托，祖母用严苛的仪式，如衣着、举止等，来维护尊严。旗袍、书信、黑箱子的照片，可以理解为她对过去自己的和爱人的一个仪式性的封存，而“我”所做的寻根、迁坟、撒土这些事，可以看作是给家族历史的一种新的仪式，希望借此赋予没有根基的个人史、家族史以形式和意义。小说用河中的“黑洞”作为结尾，暗指所有的生命、记忆以及伤痛都会回归到尘埃中消失不见，但追寻的过程成为对命运最强有力的反抗。黑箱也许永远无法真正打开，但它存在的时候，就足以让后来的人凝视历史的深渊，在反思之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命仪式。

《救赎》对个人生命价值和公共仪式行为进行了追问和反思。小说里的唐易，为了逃避前一段人生，先后改名唐不易、唐何易。这种行为让人不禁发问，当同一个人不断变换姓名、身份，开启不同的人生，“我”究竟是谁？谁又能拯救“我”？保持不变的核心是什么？而小说的开篇便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公益仪式——唐易站在受助学生中间，胸佩丝绸红花，位置的选择、笑容的掌控、媒体的记录，无不暴露其为博取关注的表演性质，这也是唐易作为一个破产商人身份维系体面的最后一层铠甲，从此以后，他将剥下这重身份开始新的伪装人生。这一场景中公共仪式的“表演化”倾向暴露出其中存在的潜在人性挑战。与之呼应的是救援队的一次次出征——打捞溺水者、跨国救援、防溺水讲座，这些行动本应视为拯救生命的神圣仪式，却在老伍的运作下，沾染了宣传作秀的功利色彩，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身份镀金。

然而，作者巧妙地让仪式行为在故事的发展中产生变化与升华：当鲁奇在泳池边强忍丧子之痛，依然严厉教导“在水里，没有玩笑”时，教学仪式已超越技能传授，成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悲剧的抵抗；当唐易在生日夜纵身跃入寒江救起鲁奇，这一突发行为彻底剥离了过往所有仪式的表演性，转化为不计代价的生命干预，完成了从主人公“唐不易”到“唐何易”最终回归至“唐易”的身份确认。同样，高珂坚持寄书、通话却不露面的帮扶仪式，既是对童年创伤的自我疗愈，也是对唐易当年慈善行为的超越——他摒弃了镜头的记录，让善意在匿名中回归纯粹。此外，小说中唐易的几度改名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性仪式，是主人公试图通过符号更迭切割过去，而最终唐易用本名拨出的电话，则宣告了他逃避人生的终结与责任承担的开启。这些仪式行为从虚假到真实、从外在到内在、从利己到利他的蜕变轨迹，最终指向小说的主题。救赎的展开和完成，需要直面和接受人生的失意与伤痛，依靠来源于生命本能的爱和责任，方能让人与人之间微小的善行凝结为抵抗生命虚无、照亮彼此人生的火焰。

四、结语

通过呈现具体的生命经验，勾勒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轨迹，将关于存在、伦理、救赎的思考，自然而然地织进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命运轨迹，是许玲小说显著的叙事特征。她不仅摹写生命的荒芜与丰饶，更将人物置于复杂的伦理困境中以探问人性，同时通过书写仪式行为，为个体在破碎的生命中寻找意义并获得救赎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叙事肌理具有丰富的层次和细腻的纹路，从而使得她的作品形成了生命观照、伦理思辨与意义重构三者交融的深刻内蕴，也体现了许玲将深刻哲思融入生活本真的文学追求。

作者单位：宜昌文学艺术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