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在苏更生的写作中，女性之间临时形成的关系一直是重点。长篇新作《离婚的嫌疑》中，由律师、委托人和保洁阿姨构成的三人关系，与此前《女人的秘密生活》中三个同父异母姐妹组成的临时家庭形成呼应。她似乎一直在反复处理某种相似的人物关系：几个女性被现实处境推到一起，并在共同生活中重新形成连接。当然，这种相似并不只停留在人物数量上。周子密与严慎明都在各自小说中承担着串联主要故事线索的作用，也都带着高度理性和职业化的气质。她们习惯于用工作中的方法处理生活里的突发事件，甚至职场目标也都是成为合伙人，只是一个在广告公司，另一个在律所。

这种相似很容易让读者觉得，《离婚的嫌疑》只是《女人的秘密生活》的一次重复。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苏更生自身写作偏好的延续。她反复书写女性之间的关系与连接，并不是为了将写作停留在性别议题之上，而是希望以此作为描述都市生活的入口。仔细阅读后不难发现，《离婚的嫌疑》与《女人的秘密生活》表面上的相似，反而提醒我们：苏更生正是借由这种女性组成的临时家庭，处理更为复杂的都市生活问题。

2

在《女人的秘密生活》中，主角们的关系仍然带有较强的修复意味。父亲的遗嘱和上海房产，把三个原本陌生的同父异母姐妹重新召回到同个空间。小说最终让这段临时性关系在共同生活中慢慢变软：子密的困境得到子珍的帮助，子熙的失序生活也迫使子珍和子密重新承担姐妹的责任。正因如此，小说虽然写出了亲情重新生成的动人之处，但创伤和利益冲突最终都被共同生活慢慢消化，这也使小说的处理多少显得有一点理想化。

但在《离婚的嫌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想象中走出，走向了更为扎实的现实生活。与子密三姐妹相比，慎明、红瑞和宋阿姨并没有血缘关系。红瑞也并不是住进慎明的家，而是在宋阿姨的介绍下租了慎明楼下的空房。值得注意的是，维系二人关系，并帮助二人建立起连接的，恰恰是与“离婚”案件无关的宋阿姨。

宋阿姨是个容易被忽视却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她才是这段女性关系的“承托者”。一方面，慎明与红瑞的相识由宋阿姨而起；另一方面，真正使慎明的房间获得家的秩序的，是宋阿姨一次次的打扫和照看。也正是通过宋阿姨这一角色的展开，这段临时关系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彼此陪伴上，而是更扎实地落到了现实生活之中。苏更生有意识地书写了多个和宋阿姨相关的空间：她工作的保洁间、北京的合租单间，以及河北县城里那套为大女儿准备的旧房子。这些空间彼此映照，使宋阿姨不只是劳动者和照护者，也是一位母亲，一个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却仍努力经营自身生活的人。这让“家”的温情不再只是情感上的互相陪伴，而显出其背后所依赖的劳动、空间和现实代价。

这正是苏更生在《离婚的嫌疑》中的写作重点：她尝试梳理出那些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关系，并呈现出这种关系之下更为复杂的歧义。我之所以采用“歧义”这个词，是想表明很多时刻，问题没有可以被彻底说明的答案。宋阿姨与慎明之间既有雇佣关系，也有真实的照护和依赖；红瑞与周浩然之间既有伤害和失望，也并非从未存在过感情；齐律与徐东、曾月娥与钟涛这两条离婚线也同样说明，看似可以归入法律上的财产或监护等问题，回到生活内部，却都牵连着多年相处后的感情余波。离婚当然关乎财产分割，但当人们真的生活在一起，彼此牵连之后，情感本身也会变得难以清算。

带着这样的理解重新审视《离婚的嫌疑》，我们能够理解，“离婚”不只是一个法律事件，也是利益、责任与情感彼此纠缠过程中短暂出现的一道缝隙。它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人物暂时从原有关系中退开一步，获得一点喘息。

是的，在如此连续而紧张的生活节奏中，这样的缝隙本来就是难得的。更难得的是，人能否借某次喘息重新辨认自己的意愿。红瑞的变化正发生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她过去以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妻子：照顾家庭，配合丈夫的决定，等待丈夫的归来，并把这种等待理解为婚姻的一部分。但当她通过离婚暂时从原来的位置退开，再次面对周浩然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与周浩然虽有感情，但并不真正愿意成为那个被婚姻角色定义的妻子。

3

站在这一立场上，苏更生的写法更接近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她相信人物关系和情节推进能够揭开社会生活的结构，也相信家庭、婚姻、金钱、照护与职业关系本身是理解现实的入口。只是，不同于狄更斯式现实主义中较为强烈的戏剧化和道德对立，《离婚的嫌疑》并不急于把人物分成善恶两端，而是让感情、亏欠、依赖与伤害同时存在。

同时，苏更生也并不试图将文本导向某个确定的答案。现当代文学史中，不少重要的日常生活写作最终仍然关乎某种更大的母题：历史、阶级、现代性等等。苏更生则更关注那些在缝隙中的具体而微小的行动。诚如劳伦·贝兰特所言，日常生活中的“僵局”并不只是无法继续向前的停滞状态，它也包含一种冷漠和麻木；但人在其中仍然需要“稳住阵脚”，因为在日常生活本身成为危机的时候，“任何调整似乎都是一种成就”（[美]劳伦·贝兰特：《残酷的乐观主义》，吴昊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第5页）。而这正是《离婚的嫌疑》中角色们的处境：她们并没有获得一种反抗式的、彻底改变处境的答案，却在仍然冗杂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点重新安排自己的可能。

在文本的最后，红瑞不再只是等待丈夫、维持婚姻的妻子，而开始尝试组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慎明也不再只把自己理解为“严律”，她重新感受生活本身，并尝试适应这段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内在改变。她们并未走出自己的过去，甚至仍然要在其中继续生活；但她们已经能够在原有生活出现的缝隙中，重新安放自己，并判断自己愿意承担什么。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离婚的嫌疑》标志着苏更生的创作正走向更坚硬、更复杂，也更难被轻易安慰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