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借来一辆自行车，把手电筒绑在车把上，深夜孤身骑行赴考”

我出生于1959年，如今年岁渐长，算是老人了，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并未真正老去。我想，这就是文学赋予人的力量：一个人一辈子亲近文学，带着文学的眼光、文学的情怀行走大地、阅读世界、思考人生，生命自然会保持鲜活。文学始终让我们的生命拥有更多视角，拥有更多清醒的审视与思考。

我从小酷爱读书。16岁初中毕业那年，城里的中学生都要下乡劳动。我们本就出身农村，自然也回到土地。那个年代的社会观念和今天不同，大家普遍认为，读书不能直接炼钢、直接产粮，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物质价值。年少的我也深受其影响，误以为“读书无用”，却不懂真正的学识，能让我们把种地、做工这些最朴素的生产劳动做得更好、更专业。

于是，16岁的我回乡务农。田间劳作强度极大，我便申请去放牛。放了几个月牛后，乡里水电站招工，我想着修水电站是创造光明、建设家乡的事业，于是进入水电站，成了一名民工。在工地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在埋头干活，唯独我一有空就读书、写字。身边的人常常不解地问我：“看书干什么？写字有什么用？”我答不上具体缘由，只是纯粹喜欢。那时还谈不上文学创作，只是发自内心热爱。

后来工地需要有文化、肯钻研的年轻人学技术，我被选拔出来，从普通民工成长为水电建筑队的技术大工。我做过拖拉机手、建筑工人，还学过开推土机。我也曾一度安于现状、埋头劳作，没有更高的追求。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工地干活，河对岸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给我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消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托人转告我：国家即将恢复高考，让我立刻放下工作，回乡备考。就这样，我得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可当时的我毫无备考准备，心中满是遗憾。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中断学业、顺利读完高中，我一定能赶上这次高考，我的人生轨迹会彻底改写。我笃定，我会成为一名深耕某个专业的学者，而非一名作家。

备考的过程无比煎熬。我多次请假复习，始终得不到批准。那时，全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水电站正值抢工期的关键阶段。1977年的高考是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天寒地冻、条件艰苦，而冬季水位低，正是修筑大坝的黄金窗口期。当时的机械化程度极低，我们这些机械操作员一个都不能离岗。我反复申请休假，最终只被允许考试当天离岗，而我考试前一天，还要工作到午夜12点才能下班。当年的考场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全程土路，没有公共交通。我借来一辆自行车，把手电筒绑在车把上，深夜孤身骑行赴考。

“我想要见识更辽阔的天地”

高考之后，我成为一名乡村中学教师。在充裕的课余时间里，我阅读了海量文学著作，慢慢发现，自己或许能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席卷全国，几乎所有年轻人都热爱写作、投身创作。我工作两年后，学校迎来一大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数学、地理、化学等各个专业的青年教师，人人热爱文学、提笔写作。我被这样蓬勃的氛围深深感染，也萌生了尝试创作的念头，正式踏上文学之路。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清楚文学对自己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22岁开始创作，一直写到将近30岁，按世俗标准看，那时的成绩足以让人知足：先后出版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诗集，书名取自我家乡大河的一条支流；另一本入选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入选这套丛书的人，今天大多已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可就在作品出版的那一年，我内心生出了巨大的空虚。写作真正的核心，应当是内心的文学感悟，我确实为此倾尽心血，可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文字，却发现只有少数几篇尚可一读，绝大多数作品都很平庸。我开始反思：古往今来，中外文坛已经诞生了无数经典。如果自己埋头写下一大堆文字，却无法与这些伟大的作品形成精神对话和呼应，从中也看不到经典带给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刻共鸣，那这样的写作毫无价值。想到这一层，我当时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接连碰壁之后，有人给我支招，劝我说，年轻人底子不错，要继续往前走。对方给我指了两条出路：第一条是去北京，多结识文坛前辈，争取他们的赞赏。第二条出路就是去参加作家班。当年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这类学习班，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创意写作专业。我们“50后”“60后”作家，生活阅历比较丰厚，创作根基扎实，但因为成长于特殊时期，普遍学历不高。大家重返校园，既是为补足文凭，更是为接受系统化的学术训练。

不少朋友约我一起去报考作家班，我年轻时性子比较执拗，当场反问大家：如果碰到水平有限的老师怎么办？后来我慢慢想通了，文学这门学科有它的特殊性。能遇见良师自然是幸事，即便遇不到，也不会无路可走。重要的是沉下心读书，选择真正能够滋养自己的著作。要读这样的文本：既有精妙的写作技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艺术，又承载着同时代前沿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念。很多文学经典是晦涩艰深的，一遍读不懂，那就读两遍。如果悟性不够，那就读上五遍，总能读出些许深意。

后来我笃定，真正的学习，必须走进广阔的大地、走进现实生活。纵观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与所处的时代、脚下的土地、世间的人事紧紧相连。古人说“言为心声”，这是文学最本真的内核。文学源于深刻的生命体验，这份体验从何而来？独处静坐、闭门空想，是生不出厚重体悟的。真正的体验诞生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相处和碰撞中，来源于人与日新月异的时代的深度联结。何为时代？时代的本质就是永恒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必须挣脱固化的陈旧思维、僵化的情感模式，主动走出舒适区，接纳全新事物，在新思想、新浪潮、新方法的冲击与洗礼中，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鲜活体验。

时代的列车永远轰隆向前。有人能跟上节奏，便能搭乘时代的列车前行；跟不上的人，只能被留在荒野。所谓舒适区，不过是虚幻的假象，根本不符合真实社会的运行逻辑。想通了这些，我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很多事或许难以掌控，但紧跟时代、扎根大地这件事，我可以做到。我本就从土地中来，如今要再度回归土地。以前我大多在横断山区的山间行走，而我想要见识更辽阔的天地。

“这片土地的故事，既然无人落笔，那就由我来写”

我的家乡刚好在农牧交界地带，再往前走四五十公里，海拔升至3000米，就是广袤的草原。于是在我30岁那年，我去往阿坝州的若尔盖草原，这里有黄河最壮阔的弯道，整片区域面积有1万多平方公里。我当时给自己立下目标，一定要走遍这里的每一个乡镇，并且全程以徒步为主。既然要真切地体悟大地，就不能依赖代步工具。偶尔可以骑马，但绝不坐汽车、拖拉机。路上有人开拖拉机想顺路载我，我都婉拒了，只拜托对方帮我把行李先带到目的地，自己坚持徒步前行。

我对人与大地的体悟，都写进过我的诗集里。当年在原野行走时，我身上只带了两本诗集。这两位诗人，一位是美国的惠特曼，一位是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这两位从未谋面的诗人，是我心中书写广阔世界的最伟大的作者。

十多年前，我收到智利天主教大学的邀请，前往聂鲁达的故乡讲学。讲学结束后，校方特意为我安排了行程路线，我当场告诉校长，我需要修改这份路线图。校长很疑惑，我解释说，难得来一次，走马观花的景点没有意义，我只想去和聂鲁达有关的地方。那次远行，我特意带上了聂鲁达的诗集。

我的旅途从圣地亚哥启程，一路走过海岸、古城与农耕遗迹。这次南美之行留下的文字有两万多字。我追寻着年轻时为之热血沸腾的地方，回想当年聂鲁达在此写下的诗句，记录下我此刻真切的心境，其间融入多元的文化感悟与历史思考。这种写法叫作互文，也就是新旧文本彼此勾连、相互对照。它们之间一脉相承，可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又大相径庭。

当年我去往若尔盖草原，也是抱着这样一种期待。我想看一看，精神的奇迹会不会降临。当我真正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能不能产生深切的共鸣，就像古人所说的天人感应。我并非单纯来观光采风，我特别反感“采风”这个词，我更愿意把这段经历称作田野考察。人没办法空手抓住一阵风，风看不见、抓不住、采不着。只有鲜活的现实生活、普通人真实的喜怒哀乐，才能和写作者产生真正的精神共振。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这片土地上的人群，原本和我素不相识，想要把他乡当成故土，本身就不容易。我要亲身验证，看自己能不能真正融入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当时已经做好打算，如果做不到，就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回原来的学校继续教书。

走完这趟旅程，我最终没有重返讲台，反而坚定了创作的信念。这片土地接纳了我，我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紧紧相依。之后我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诗名很长，《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其中一段写道：“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知道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我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历经阴晴不定的天气，就在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一个真正的诗人诞生了。我独自一人行走在茫茫草原，头顶烈日，金光四散，如同紫金冠上垂落的流苏。草原上河网纵横，万千溪流身姿婉转，连绵起伏的草丘如同丰满的胸膛，整片大自然都化作鲜活灵动的生命。写完这首诗，我就此封笔，再也没有创作过诗歌。

后来总有人问我还写不写诗，我回答说不写了。旁人追问缘由，我说人到三十，应该着手创作体量宏大的作品。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野心，要有超越同辈、比肩前人的远大追求。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有没有志向是另一回事。古人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这一生，总要有精神上的追求，要找到一项可以终身为之奋斗的长久事业。

也是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我慢慢产生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读书教书的年代，师资紧缺，我不仅带主科，还兼教历史。走着走着，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教给了学生什么样的历史？世界史，讲的都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再看中国史，我们学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也学李杜诗歌、僧一行测量子午线、陈胜吴广农民起义。这些当然该学，但广袤土地上的真实生活、千万普通人的历史，几乎是空白。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叙事，只有宏大的国家历史，却没有细微的乡土历史、民间历史。

我在辽阔的家乡大地上行走，心里冒出一个疑问：我们明明身在中国，可为什么在很多叙事中，从来没有我们的村子？别人会说，村子太小了。那我们的乡镇呢？还是太小。我们的县城呢？我们的阿坝州呢？无数普通人世代生活、耕耘、写满悲欢的土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几乎全部消失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这片土地的故事，既然无人落笔，那就由我来写。为此，我花费整整4年时间进行实地调研、田野考察。这片大地的文史研究有着极大难点，因为这里几乎没有系统、翔实的文字正史留存，而当地老一辈人留存的口传内容，大多被赋予神话色彩，真实的历史脉络被掩盖，外部的文字记载也寥寥无几。这片土地上的过往，长期存在巨大的历史空白，而我当时恰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教学成绩出色，我在阿坝州负责相关工作，认识了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包括旧时的活佛、大喇嘛、堪布、土司等。白天大家开会议事，到了晚上，他们便卸下拘束，回到过去山野纵横的岁月记忆里，整个人都鲜活了过来。

我静静聆听，从他们口中收集到海量的本土故事与历史线索。难得有年轻后辈愿意潜心倾听他们的过往，他们也格外乐意倾诉。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写书，要把这些故事、把他们的经历写进书里。有人特意叮嘱我，有些往事不要记录。我告诉他们，文学创作从来不是简单的照搬实录。我们采集来的原生故事素材，都需要重新拆解、融合、升华，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果文学只是简单复刻真人真事，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真正的文学，一定是超越原生现实的，它要有生活之上的传奇色彩，要有超越日常的人性光芒，更要能从细碎的人间故事里，折射出隐匿的历史规律，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

“故事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1989年到1994年，整整5年时间，我把当地的历史摸得滚瓜烂熟。这里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这是从元代开始，在西南、西北民族地区广泛推行的特殊治理体系。坦白说，在我动笔之前，这段真实存在并延续数百年的历史，在文学世界里几乎没有人认真书写、系统呈现。很多人觉得文学要远离政治，但我始终认为，不存在脱离政治、脱离社会制度的文学。政治与制度，是构成所有社会形态、人际秩序最根本的底色。有人会问，研究土司制度，直接写学术论文就够了，为什么非要写小说？因为论文只能记录制度、梳理史料，而文学能记录人。

我重新定义文学里的“故事”：故事，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两个人、一群人、一个地域的人，彼此的利益、立场、情感不断拉扯、变动，就产生了情节，产生了故事。文学的使命，就是书写制度之下人物命运的起落，挖掘人的情感诉求，探寻人心深处最隐秘的动机。到1994年，我身边那些尘封的历史人物、那些被埋没的命运，仿佛都在无声呼喊，等待有人替他们落笔立传。创作长篇小说工程量巨大，手写修改、反复誊抄的劳动强度太高，于是我把家里仅有的一万块存款全部拿出来，专程去成都买了一台286电脑。我从零开始学习电脑操作，熟练掌握时已经是五月份。一切准备就绪，我正式提笔创作，一路写到那年冬天，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整部小说写完之后，从1996年开始，我接连把稿件投给好几家出版社。编辑们都说，从来没见过这种写法的作品。很多青年创作者都会碰到这种处境。编辑态度客客气气，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只要按照要求修改，书稿就能出版。可我心里很笃定：一旦改动，这部作品就不再属于我。我认定这本书已经足够完整，无论谁来劝说，我都坚决不改。如果一部作品需要反复修改才能成型，那它本身就根基不足，还不如暂时搁置，多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等到底气充足，再写出一部无需删减调整的作品。修改或许能弥补某些瑕疵，但文字里的先锋探索、独特创意与直击人心的感染力，是修改打磨不出来的。

1998年，这部书稿终于顺利出版。编辑看完稿件很疑惑，问我写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本质上是一部地方史，只是虚构了人物间的关系。书中的建筑、山川河流，乃至一饭一食，都严格贴合那个时代，完全可以还原出当年的生活样貌。对方感慨，这几乎等同于人类学著作。我回答，这本书本来就带有人类学的特质，它为我们观察社会提供了独特视角。至于后续的种种际遇，不论是获奖还是走向海外，对我而言都已是过往。

当初获得茅盾文学奖，按惯例要发表获奖感言，我发言的题目为《随风远去》。当年在电脑上敲完全书最后一句话，发送给国内各家出版社和刊物，我就明白，这一段漫长的创作旅程正式落幕了。一名真正的作家，不能沉醉于眼前的成绩，创作之路没有终点，必须立刻确立新的方向。

我很快开启了新的思考。青藏高原的乡土历史里，始终压着宗教的沉重包袱，哪怕是迈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依旧难以挣脱这重束缚。出于反思，我决心创作一部关于《格萨尔王》的作品。

我始终认为，没有反思与突破，就没有时代的进步。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我持续实地走访、田野调查，近两年时间里，整理收录了70多位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演唱版本与不同演绎场景。作品问世后，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批判自己的民族文化？可我坚信，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勇气，就永远无法真正成长、真正强大。

现代化进程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在反省中修正不足，积蓄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一味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这反而是愧对先辈，看似在守护传统文化，实则是故步自封。如果愿意沉下心去深度思索，去探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深层的演变规律与原始动力，就不会止步于浅层认知。我愿意不停地去探索和追问。

“文学创作本质上是逼着创作者不断跨界学习”

伴随着一次次田野行走，我的创作早已不再是单调的文字创作。我坚持做扎实的田野调查，而要做好田野工作，首先就要拓宽知识面，吸纳其他学科的养分。文学创作，本质上就是逼着创作者不断跨界学习。当你面对全新的写作题材时，会遭遇传统写作手法解决不了的难题，正因为老路走不通，我们才需要构建新的研究方法。

在跨学科的学习里，我收获最大的一门学科就是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绝非依靠短期走访就能完成，它依靠的是长年累月的持续追踪，文学观察也该秉持这种严谨的态度，不能走马观花外出两三天，回来就动笔写小说。文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和学术研究并不对立。在写《格萨尔王》的过程中，我一直以人类学理论作为支撑。

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梳理了人类精神的演进路径：人类从巫术走向宗教，最终从宗教走向科学。科学的到来，意味着人从迷信中挣脱出来。人类终将迈入理性的科学时代。这些思考，我大多写进了《格萨尔王》一书。

外出行走考察，一定要带上全新的研究方法。我所说的行走，路径还是同一片大地，但观察和思考的视角必须更新。除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更要看到现实国情：三江源、青藏高原，是维系整个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之一。对青海而言，生态保护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所以在动笔写《大河源》之前，必须先掌握基础的科学知识。

古往今来，书写黄河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大多只是反复抒情，这种单纯的情感抒发终究显得单薄。一句“黄河母亲”，解释不了河水泛滥、生灵涂炭的自然现象，光靠情感逻辑根本说不通。想要把这片土地写透彻，就必须钻研地理学、气象学、水文学，还要了解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青藏高原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可这里的生态链条极度脆弱，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环境十分严酷。如果不懂自然科学、不了解地理水文，根本写不好高原大河。不过对我而言，不断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旁人问我奔波劳碌辛不辛苦，我回答说，我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在钻研与奔波里获得了精神享受。

劳动者是幸福的，劳动者是美丽的。这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劳动本身就能带来无穷乐趣。如果只盯着最后的结果，就体会不到过程里的喜悦。行走在山野之间，认出一株从前不认识的野花，遇见一种从没见过的林木，不断丰富自己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本身就是莫大的收获。

即便结束了实地走访，我也一直牵挂着青海的生态保护与考古发现。最近接连听到两则喜讯：一是札达曲龙附近的古代遗存，过去学界一直认定，中原与这片区域的交流往来始于汉代，依靠现代科考手段重新考证之后，历史纪年直接向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二是藏族群众常年食用的人参果，藏语叫作蕨麻，在植物分类学里，它属于委陵菜属。细分到具体物种，我们食用的这一种，正式学名是鹅绒委陵菜，它对盐碱地改良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

千百年来，藏族百姓一直食用蕨麻，煮熟后拌上酸奶、白糖，当作招待客人的美食。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生活经验层面，直到现代科学介入，大家才猛然发现，这种随处可见、紧贴高原民众日常生活的植物，竟然蕴藏着巨大的生态治理潜力。如果没有科学手段，我们永远发掘不出这份价值。就像那些古代遗存，当地牧民几十年前就亲眼见过，可仅凭肉眼，无法判定它的历史年代，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研判才能确定价值。所以，文学创作吸纳科学思维，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用当下的话来讲，就是以科学为文学赋能。

（本文系阿来在青海民族大学驻校作家专题讲座上的授课内容节选，罗建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