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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的空间政治与身份创伤——黄朴《丫丫的城》的社会历史批评
来源:《陕西社会科学论丛》 | 张蕾  2026年08月03日14:46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地形图上,空间迁移与身份焦虑已然成为叙事的两股潜流,相互裹挟着推涌出无数个体的命运波痕。黄朴的中篇小说《丫丫的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将目光沉入一位十七岁农村少女的保姆生涯,从微末的日常褶皱里打捞出沉重的历史回响,让文学见证在血泪与沉默中缓缓显影。小说没有停留于浮泛的苦难陈列,而是以近乎田野调查般的细密,将个体的城乡漂移锻造成一面观照结构暴力的棱镜,使那些隐匿于制度褶皱中的疼痛变得可触可感。

一、城乡裂隙中的个体迁徙

丫丫从柳镇到西安的迁徙,地理坐标的挪移之下,潜藏着一次阶层身份的艰难越界。黄朴择取保姆这一边缘职业的微观视角,剖开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错位与挣扎。他没有将苦难做浅层的道德化渲染,而是以冷峻的目力,追踪教育不公、身份冒名、权力寻租等结构性暴力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扩散。丫丫的“城”,绝非物理空间的简单容器;它是由资本、权力与户籍制度联手浇筑的壁垒,当她踏入其中,迎接她的并非想象中的平等与机遇,而是更为隐蔽的区隔与剥削。

开篇丫丫走进表叔家做保姆的场景,本身便是一道浓缩的隐喻。在柳镇的叙述里,表叔被塑造成“靠学习改变命运的典型”,一个乡村想象中可以攀爬的成功符号。然而当丫丫目睹真实的表叔时,“高悬于头顶的珍宝跌落了尘埃,脊背有点驼,鬓角白了,牙齿被烟熏得黑黄”——这瞬间的坍塌,暗示着向上流动的虚幻质感。表叔在西安工作十余年,仍租住在白庙村的出租屋里,“还没有丫丫老家的房子多”。这一处细节,像一根细针,刺破了“知识改变命运”那层光亮的表皮:城市并未给予这位曾经的学霸以体面的栖身之所,他依旧悬浮在城市的边缘。黄朴便在这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悄然拆解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底色。

二、空间区隔与主体重塑

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一经祛魅,空间的物质性区隔便浮出地表。白庙村——这座城中村——构成了小说核心的空间意象。它是表叔一家八年的蜗居之所,是丫丫从乡村踏入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收留着柱子和那些形形色色租住的大学生。城中村在城市化激流中扮演着一个悖论角色:它向涌入城市的外来者伸出跳板,同时又成为被正规住房市场驱逐者的收容所。黄朴对出租屋内部格局的细密描摹——阳台上杂物堆积,铁丝上吊着袜子、内裤和尿布,大房子里面套着小房子——逼视出底层城市生存者的逼仄处境。与这种逼仄共生的,是赵小玲对居住空间的焦灼与对商品房的执念。九天宫阙的停车位要十多万,房价“每个月都在涨,一天一个价”,这些细节将住房彻底资本化的时代氛围勾勒得毫发毕现。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丫丫的身体经历了一场复杂的重塑。赵小玲要求她穿睡衣、用普通话给孩子讲故事、不与孩子亲嘴、不动衣柜里的衣服——这些披着卫生与教养外衣的规训,骨子里是阶级区隔的身体化操演。丫丫试穿赵小玲的裙子后,“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惊叹衣服的作用竟然这么神奇”,服饰在此化身为阶级表演的道具。然而这种越界的愉悦很快被赵小玲的警觉击碎。“谁动了我的衣服”——这一声质问,是对物品归属的维护,更是对阶层边界的冷峻重申。丫丫被要求待在阳台上那个用床单改作窗帘的逼仄角落,那道布帘便象征性地划定了她的活动疆域与身份归属。

三、顶替者的身份政治与历史暴力

倘若空间规训尚属柔性的边界维护,那么冒名顶替便是一道斩断命运脊梁的刚性暴力。小说最尖锐的社会批判,凝聚在赵小玲/张小花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一核心事件上。丫丫的姐姐才是真正的“赵小玲”——那个成绩优异的柳镇女孩因被顶替而疯癫,“时好时坏,逢人就说她考上医学院了”。而冒名者张小花,在表哥的运作下获得了全套合法身份,从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单位的派遣证,“天衣无缝”。这一情节并非纯粹的文学虚构,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系统性不公: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因录取信息不透明、户籍管理漏洞与权力寻租,冒名顶替事件在多地悄然发生。黄朴将这道历史创伤嵌入小说的叙事肌理,让个人命运与时代病症在同一频率上共振。

顶替行为释放出双重暴力。它剥夺了被顶替者的整个人生——姐姐“大学没考上就没考上,脑子还出了问题,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峡河,一连生了两个女子,婆家人还要生,不生出儿子不罢休”。一个优秀乡村少女的上升通道被粗暴截断,她全部的生命轨迹从此改写。而冒名者张小花,则攫取了本不属于她的城市身份、体面工作、商品房与社会地位。这种命运的错置,在表叔的家庭内部织成极具张力的戏剧结构——丫丫作为保姆所侍奉的雇主,恰恰是窃取她姐姐人生的罪人。黄朴避开了将赵小玲压扁为道德反派的捷径,转而赋予她复杂的人性维度:她对孩子的爱、对职称的焦虑、对房子的执念,以及对丫丫那种掺杂着嫉妒与防备的微妙心理,皆源自一个普通城市中产女性的生存逻辑。去脸谱化之后,结构性不公便从抽象的道德审判中沉降下来,渗入日常的每一次眼神、每一句话语、每一次权力博弈的肌理之中。

四、身体政治与欲望的阶级编码

在身份冒用的阴影下,身体沦为多方权力争夺的无声战场。表叔睡梦中无意压在丫丫身上的片刻、赵小玲对“她的眼睛屁股胸脯”的警觉、柱子对她的侵犯、她与周依伦之间朦胧的暧昧——这些身体经验交织成一张欲望与权力、自主与被迫相互缠绕的网。丫丫的初潮在小说中被赋予清晰的象征意味:“一条血水沿着自己的大腿逶迤流淌。”这一生理事件的降临,既标记着她从少女向成年女性的过渡,也意味着身体被正式纳入社会规范的辖域。表叔发现后给她买来卫生巾,叮嘱她“不要着凉,不要用凉水”——这份深藏的温情与随后发生的身体越界之间,形成一种令人心颤的情感张力。

丫丫反复潜入的那个“春梦”——大胡子男生在向日葵地里,两人“躺在金色的花上,无数的蜜蜂和蝴蝶在身边翩翩起舞”——是她被压抑欲望的隐秘绽放。黄朴借表叔之口一语道破:“你这是春梦”,并以表叔十八岁时梦见语文老师的往事形成对照。可是,身体一旦在城市空间内觉醒,便时刻面临被双重剥削的暗影。柱子对她的侵犯,发生在南山农家乐之旅,这并非偶然。乡村被城市想象为自由与放松的出口,却轻易地沦为底层女性身体遭受侵犯的场域。事后,丫丫精确地记住每一次被侵犯的日期——“九月二十五日你欺负了我,九月三十日你又欺负了我,十月二日你欺负了我三次”——这种锲而不舍的日期铭刻,投射出创伤的深重烙印,更标示着她在权力裂隙中竭力夺回主体性的挣扎。最终,她凭借怀孕这一事实,逼迫柱子及其家庭接受她,完成了从被侵犯者到婚姻缔结者那惊险的一跃。

五、知识、文凭与阶层流动的幻象

身体与婚姻的惊险一跳,映照出另一道更为隐蔽的裂痕——教育与阶层流动的神话。小说对教育作为上升通道的功能进行了深刻的祛魅。表叔的成功故事在小说开头被尊奉为乡村神话,可随着叙事的铺展,其脆弱性渐次暴露。他的城市生活建立在多重依赖之上:依赖赵小玲表哥的关系解决工作,依赖课外补课维持体面收入,依赖赵小玲的单位福利支撑购房计划。当他喝着廉价的沙河烟,回老家时却给人散发中华烟,符号消费与真实处境之间的断裂,已然昭示出所谓“成功”的表演性质。

丫丫的教育叙事则呈现出另一种悖论。她因“书念得不好”被父母送往城里做保姆,而非继续求学。然而在城市的两年多里,她通过与大胡子周依伦的交往,触碰到了“网络大学”这一概念。“现在没有知识不行,没有学历更不行”,周依伦的告诫寄托着另一种对教育的想象——知识不再是单纯为考学改变命运,而是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可最终,丫丫通过婚姻获得了西安户口,却并未经由教育实现阶层跃迁。这个结局蕴含着黄朴残酷的反讽:在一个文凭社会的表层叙事之下,户籍与婚姻才是真正有效的阶层流动通道。丫丫的“成功”,建立在身体资本与生育功能的交换价值之上,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了无干系。

当表叔在柱子父母面前为丫丫辩护时,叙述者那一句“表叔到底是长期看新闻联播的人啊”,饱含深意。表叔援引政府关于城中村女子享受村民待遇的规定,搬出DNA鉴定与强奸罪的刑法条款——这些来自体制的话语武器,恰恰被用来对抗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黄朴在此勾勒出底层个体在结构性困境中的能动性:他们决不是纯粹的受害者,更善于在既有规则的缝隙中掘取生存的罅隙。

六、叙述伦理与历史见证

从阶层流动的虚妄折返叙事形式本身,会发现小说的声音政治同样耐人寻味。《丫丫的城》主要采用丫丫这一有限视角展开叙述,却又不时滑入全知视角,对表叔、赵小玲的心理进行深层描绘。丫丫作为初中毕业的农村少女,其认知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天然受限,而黄朴却赋予她的内心独白以超越其教育水平的文学性——“她任由自己在奇幻的梦里变来变去,有时她变成一只五彩斑斓的凤凰,一大群叫不出名的鸟簇拥在她身边”。这种叙述者的越界,可以被读作一种对底层声音的“代言”行为。在文学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那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往往需要知识分子“代具”其经验,方可进入公共视野。

小说结尾,周依伦通过记者朋友揭露了顶替事件,赵小玲面临单位的处理,丫丫带着孩子回老家,途中接到了张小花的电话——“她想干什么呢”,这一悬置的收束,保留了对结局的开放性。黄朴没有提供廉价的正义伸张叙事。顶替者是否受到应有惩罚?姐姐的疯癫能否被治愈?丫丫的婚姻能否持久?这些问题都被搁置在终南山隧道的幽暗之中。这种“未完成性”,恰恰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最大尊重。历史的不公无法凭一次曝光、一篇报道就彻底清算,创伤的修复,需要更为漫长的社会变革。

黄朴以丫丫的个体命运为透镜,折射出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教育公平、身份政治、住房问题与权力腐败等多重社会症候。这部作品无意充当答案的批发商,它珍视的是提问的路径——借由一个保姆的日常经验,将宏大的社会结构问题转化为可触碰的疼痛与泪水。当丫丫面对赵小玲说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你们做得对吗?张小花假冒我姐上了大学,我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时,文学完成了它沉甸甸的道德见证。丫丫的“城”,早已越过九天宫阙的商品房,凝成她用血泪、屈辱与抗争亲手砌成的精神城池。在这座城里,她从被动的牺牲品蜕变为能够说出“我可怜你们”的自觉主体。这一成长的弧光,正是小说作为成长叙事最深沉的价值的所在。

作者简介:张蕾,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当代文学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理事;西安文理学院校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