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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创作，以青春叙事和知识分子叙事为主线，在青年、知识分子、革命与共和国70余年历史进程的纠缠中展开，同时，乡土叙事是王蒙创作中的重要板块，也是窥伺其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视角。他的标志性作品《蝴蝶》和《布礼》以知识分子和党务干部的历史记忆与心灵世界展示为题旨，乡土叙事仍然是其中的主要线索。本文就试图从乡土经验的视角对《蝴蝶》和《布礼》进行对读，对两部作品进行整体的对照，分别其各自的思想和艺术趋向，以探索该时段王蒙乡村叙事的创作特征，揭示其作为王蒙创作之承前启后性作品的标志性。

一、从凝重的《布礼》到飘逸的《蝴蝶》

先确认一下王蒙在1970年代末复出之后的创作轨迹——

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向春晖》《光明》，报告文学《火之歌》等。

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歌神》《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表姐》等。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蝴蝶》，短篇小说《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等。

1981年：发表小说《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短篇小说《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等。

从《布礼》到《蝴蝶》问世前后，是王蒙在新时期伊始的文学爆炸期和高光时刻，最为引人瞩目的则是以这两篇作品为硬核的锐意创新的“集束手榴弹”。这一组作品的发表顺序是：《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风筝飘带》（《北京文艺》1980年第5期），《海的梦》（《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蝴蝶》（《十月》1980年第5期）。

《布礼》写作和发表都是最早的，王蒙还滞留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就开笔，是其文学创新的“初试啼声”，是探路与摸索，那分为7个章节，然后用具体的时间标明不同板块的结构方式，显得有些机械呆板，如王蒙自述：“然而我始终不能忘情于这大约七八个月的喷发。《布礼》已经进入了情况，稍嫌生涩，不无夹生。《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回来了。”虽然在技巧上有些生涩，《布礼》却是王蒙作品中情感最为饱满最为强烈的。1978年得以重返文坛，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积蓄了20余年的愤懑和焦虑、倾诉与表白、证明与困扰等互相纠结，倾泻而出，其深层意蕴则在于，落难甚久的王蒙，不但是在“组织上”得以重新归队，更为重要的是，《布礼》要证明，尽管遭遇那么多的坎坷悲凉，钟亦成在“思想上”却始终是矢志不渝、忠心永不变的。请注意，钟亦成所经历的苦难，比现实中的王蒙要沉重许多，例如他在山区劳动时忘我救火几乎失去宝贵的生命，本以为以此可以实证其“右派”外衣下面的忠贞不二，孰料却被“罪加一等”，被污蔑为蓄谋放火的纵火犯。这不仅是一种情节设计，而是极限施压，呈现钟亦成面对的境遇何其不堪，登峰造极，也让钟亦成的忠诚证明增加新的难度。这也形成《布礼》的凝重。

《蝴蝶》则是这一组作品的压轴之作，经历了《布礼》的生涩和痴狂，融合了时间与空间、中心与边缘、战争与建设、婚恋与裂变、亲情与背叛、高官与农民、权要与囚犯等诸多对立与执两用中的调谐，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探索等方面，都达到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蜕变，蝴蝶翩翩舞，飘逸又潇洒，与《布礼》的凝重执着形成对应与变奏。

二、历史的面相与AI的启示

《布礼》和《蝴蝶》具有多重面相。

它们是最早出现的具有“东方意识流”特征的探索与创新之作，和《风筝飘带》《春之声》《夜的眼》等一道，被称作是王蒙小说创新的“集束手榴弹”，引来一片喝彩声，被视之为当代小说文体变革的鲜明标识。同时，围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王蒙还参与相关的对话，表现出对现代小说技巧的极大兴趣，与高行健、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四只小风筝”咸与唱和。王蒙由此遭遇到文坛某些人的警觉与敌意，欲将其纳入“现代派”文学旗下予以严厉批判，是惜才爱才的胡乔木施以援手，让王蒙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今日说来，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叹，但在彼时彼刻，王蒙等人面对的险恶处境却千万不可小觑。从十年内乱中走出来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披坚执锐，驰骋才情，却未免心有余悸，尤其是王蒙，他的艺术创新最为勇猛，成果最为醒目，又是刘心武、李陀、高行健、冯骥才等小说艺术变革同路人与鼓吹者中最为年长、遭受过大批判“前科”的，岂能等闲视之。黄平的文章述及：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在中宣部那里，把批判现代派列入了文艺界和文艺报刊宣传党的十二大的重要内容。9月3日唐因传达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布置：“最近提倡现代派的同志，是理直气壮，充满激情的。文艺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场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现代派，实质上是离开‘二为’，离开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装。”胡乔木对于“现代派”的批判更为直接：“现代派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学的职能。”直到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对现代派文学的批判都是余波未息。尽管胡乔木对他庇护有加，但王蒙的艺术探索由此受到强烈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布礼》和《蝴蝶》是新时期文学伊始的“反思文学”的力作。继揭示文革暴虐罪行的“伤痕文学”思潮之后，将反思历史教训的起点追溯到1950年代反右运动前后，去追寻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乃有“反思文学”的兴起，以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古华《芙蓉镇》、张弦《记忆》、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国文《月食》等为标志，名重一时。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老干部，基本上概括了其时社会的各个阶层。王蒙是“反思文学”的弄潮儿，《布礼》展现少年布尔什维克钟亦成被错划为右派经磨历劫九死不悔，《蝴蝶》则重在展现老干部张思远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忏悔。两部作品都有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和主人公命运浮沉思绪纷纭的特色，即王蒙自称“风云八千里，故国三十年”，不以连贯性的情节与冲突引人入胜，而是力求发掘主人公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中求索不已的心灵历程。这也正和他的东方意识流小说样式实现了有机融合。

我在“百度·文心AI”上与AI对话，讨论《布礼》与《蝴蝶》的同和异。AI问我：“需要我整理一份王蒙意识流作品《蝴蝶》《布礼》的叙事手法对比表吗？可以帮你快速抓住他80年代创作的核心突破。”AI然后做出如下回答：

王蒙《布礼》与《蝴蝶》叙事手法对比表

一、结构设计

《布礼》以“布礼”为象征物，按意识流动打乱时间线，但保留小标题引导；

《蝴蝶》以“蝴蝶”为隐喻，采用倒叙与插叙结合，每节以事件为中心但联想跳跃。

二、意识流强度

《布礼》手法生硬，刻意打破线性叙事但保留时间节点，妥协于读者接受；

《蝴蝶》更自然，通过联想串联回忆与现实，时空交错更流畅。

三、人物塑造

《布礼》聚焦钟亦成个体信仰冲突，通过内心独白展现忠诚与困惑；

《蝴蝶》张思远双重身份（部长/农民）的隐性叙事，爱情与政治交织。

四、情感表达

《布礼》直白“灵魂疾书”，突出历史创伤与信仰坚守；

《蝴蝶》细腻，通过爱情、死亡等事件折射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五、革命叙事差异

《布礼》个体视角解构宏大叙事，反思“反右”等历史失误；

《蝴蝶》隐性批判体制，通过身份错位揭示革命异化。

六、技法来源

《布礼》融合鲁迅的冷峻、交响乐的蒙太奇拼贴；

《蝴蝶》更民族化，运用悬念、伏笔等传统手法增强故事性。

文心AI能够做出这样的回答，来自它强大的信息检索和概括能力。在文前的提示中，它说检索了相关的23篇文献，在每一个具体的回答之后，它都注明了文献来源，表明其可信性。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点，我以为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我们应该获取AI的帮助，并且拓展我们的思路。

三、《布礼》与《蝴蝶》的创作发生学

《布礼》与《蝴蝶》的创作发生学值得考辨。

《布礼》中的钟亦成和凌雪两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加入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队伍，经受地下斗争考验，1950年代前期经历过凯歌行进的激情岁月。从反右运动起始，凌雪勇敢地走到钟亦成身边，在钟亦成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他以巨大的情感支持，让他在人生低谷中感受到来自最亲爱的人的爱意深情。这很明显地是王蒙及妻子崔瑞芳的精神写照，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灵魂伴侣信念永存。如同王蒙的《赠爱妻》之一所言：“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淡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块垒亦含情。何惊恶浪同舟渡，有牵晴晖携手行。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鸣。”《布礼》这样的作品是一种真情流露水到渠成，也合乎王蒙小说创作中以个人亲历亲见为主干的基本做法。

《蝴蝶》则要复杂得多。《布礼》是自我倾诉，是流放者归来的“投名状”，是被打成右派遭受诸多磨难仍然初心不改的忠诚表白，《蝴蝶》却是作家站在被难者立场上对那些握有决定普通人命运的权要人物的理想性刻画与期待。有人说这是作家的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美化和歌颂张思远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未免看错了王蒙。殷鉴未远。被现实生活驱逐贬谪为贱民的钟亦成风尘仆仆地重新归队，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忠诚检验，重新赢得党的信任。回望来路，心有余悸，当然希望张思远这样的高官能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体察民间疾苦，万万不能因为某种宏大的政治需要而轻易地再把他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后来次第展开的现实，充分地证明王蒙的这种担忧很有道理。王蒙的《悠悠寸草心》，从省委机关的一个理发员的视角，对普通民众和不同境遇之下省委书记之关系的变迁做足了文章，表达了类似于秋文对复出之后的张思远的期盼，在《蝴蝶》中，让张思远现身说法，回应理发员的希望不会落空，也就是文中应有之义吧。

《蝴蝶》的成因大致可以推测的是，它和三个人有关。

王蒙和张弦在1950年代都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起参加过1956年春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友情很深，有关方面欲将王蒙《青春万岁》改编为电影，询问王蒙关于电影编剧人选的问题，王蒙就推荐了张弦。孰料电影剧本还未问世，两人就遭遇厄运落难成为右派。直到1979年，在历史的新一个轮回中，张弦才完成《青春万岁》的剧本创作，剧本于198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张弦复出后的标志性作品《记忆》，则是由王蒙向《人民文学》的老编辑涂光群提供了《记忆》的写作信息，由刊物组稿，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并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记忆》作为“反思文学”代表作，以某地党委宣传部长秦慕平的视角讲述故事：热情、纯真的电影放映员方丽茹一次意外的操作失误，装错电影胶片的头尾顺序，将表现领袖人物的影片形象颠倒放映了几秒钟，在高度敏感与扭曲的社会语境中被打成“反革命”，在“罪与罚”的苦难中枉度青春备受艰辛。秦慕平就是给方丽茹拍板定罪的决策者，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紧跟阶级斗争理论并且不惜余力地加以推行的业绩证明。但秦慕平也因为同样的疏忽在“文革”中获罪——他用旧报纸包鞋子，却被造反派发现这张报纸上有领袖接见外国友人的新闻照片，恶意地“玷污”伟大领袖，使秦慕平受到粗暴殴打与无情批判。推己及人，秦慕平痛悔往事：“她不过在几秒钟之内颠倒了影片，而我们十多年来颠倒了一个人！”“应当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痛定思痛，此情何堪。同样以捍卫神圣原则为信条，而昨日的批判者却转身沦为今日的被批判者，甚至身份转换间不容发（王蒙在回忆录中就写到，在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的批判会上，邓友梅登台发言，批刘亦检讨自己，不料他发言刚刚结束，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罪名依旧，花样翻新。“文革”时期，遭逢此祸者大面积增加。这也促使许多当事人的觉醒与反思。秦慕平就是其中之一：“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王蒙评价《记忆》说：“通过挖掘秦慕平的心灵，作家把这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带有更深的悲剧性和更庄严的正剧性。”张弦的《记忆》，无疑也引发了王蒙的沉重记忆，他从这“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的历史悲剧中，从自身命运的荒诞中，继续开发这一命题，就是顺理成章了。

给《蝴蝶》中张思远与海云的故事提供生活原型的，是于光远与孙历生的生死悲欢。孙历生是王蒙小时候居住在小绒线胡同的邻居，与王蒙同是1934 年生人，和王蒙的妹妹是同班同学。与王蒙一样，14 岁的孙历生在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 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反右派运动及此后历经磨难。孙历生的女儿于小红说：“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王蒙也曾经在其《女神》一文中写到孙历生。

1952年，身为中宣部官员兼具学者身份的党内才子于光远到北京市第三女中学校来做报告，和坐在台下听报告的孙历生结识，后来又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发生巧遇，由互相交往而缔结婚姻。时年于光远37岁，孙历生18岁。1957年，孙历生被错划为右派，于光远曾尽力呵护妻子，多次到孙历生劳动改造的地方去探望她，但最终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保护幼小的孩子免遭株连的原因而离婚。“文革”中批斗高潮迭起，在中学工作的孙历生经受了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校园揪斗狂澜，她此后煎熬数年身心俱遭受巨大摧残，长期被监禁，于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新一轮整肃中去世。此前不久，已经离异数年的于孙二人有一次隐秘的见面，两人的情感故事，剪不断，理还乱，只能湮灭在时代的狂潮之中。孙历生的墓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于小红特别强调：“一只，不是两只。”《蝴蝶》中的海云是一个中等城市教会女校的进步学生，1949年城市解放时刚刚16岁，前来邀请解放军军官、市军管会副主任张思远到学校去给同学们做政治报告，而且同样地有两人在公共电车上的聊天对话。幼稚的海云出于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崇拜接受了张思远的爱情，两人结为连理。1957年海云被打成右派，张思远出于革命原则，既无法援手，也无意援手，反而斥责海云“堕落”，“为反党小说喝彩”，海云带着儿子冬冬与张思远离婚。“文革”初期海云屡经批斗，不堪其辱，自缢身亡。这是看似散漫不羁思绪纷纭的《蝴蝶》的核心情节。

从生活原型到《蝴蝶》中的张思远与海云的爱情悲剧，人物关系与命运脉络仍在，但情感走向发生了很大变异。类似于孙历生和于光远相濡以沫的悲情，王蒙在《布礼》中就写过——钟亦成与凌雪彼此之间的忠诚度，经受了世事沧桑的检验，就像他们对革命对党的忠诚一样无可忘怀。在《布礼》中出现在少年布尔什维克钟亦成视野中的领导干部们，在七一大会上次第登台的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军管会主任、副主任，以及钟亦成的直接领导、区委书记老魏，逐渐整合成为张思远的形象。尤其是老魏，1957年没有保护住钟亦成，1966年自己也被“揪出来”，“群众组织举行对老魏的批斗大会，老魏撅在中间，右边是钟亦成，左边是宋明陪斗，钟亦成被按倒，跪在台上，以示与老魏和宋明有别”。（王蒙《布礼》）这个场面颇有深意，宋明当年率先批判钟亦成，力主把钟亦成打成右派；宋明并没有特别的邪恶，只是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激进，铁面无私，“文革”中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家”揪出来之后，当晚即自杀身亡，其反应之激烈，令人惊骇。而激进造反派用来批判老魏的“罪行”材料，却是当年钟亦成非常珍视的听老魏讲党课的详细记录。

《蝴蝶》还有一个支点，就是张思远的乡村之思。王蒙写作《蝴蝶》的动机“纷杂喧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痛定思痛，不胜恓惶。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并且在文坛大显身手之际，王蒙重回新疆：“坐在舒适的五座北京牌吉普车上，快速地沿着公路行走。我感从中来，悲从中来。想到了时代的变异与命运的浮沉，你是蝴蝶还是庄子？你是人五人六还是另册贱民？你会不会忘掉了自己是老几？这就是小说《蝴蝶》的由来。……这里我的关注中心仍然是领导干部，是洋洋得意过、狼狈不堪过、反思省悟过却也积习难改的革命——掌权者。然而，它不只是针对某一点的讽喻，不再是旁敲侧击，而是钻到心里的自问。这是远在西方什么后现代搞的identitycrisis（认同危机）成了一个时髦名词以前。这样一个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的危机不是来自全球化对于民族与个人性的冲击，而是来自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起伏性、突变性乃至偶然性。”

比起王蒙在伊犁近6年的乡村生活（1965—1971），王蒙对于内地乡村的体验，在他的小说中似乎并不见出有何精彩之处。从1958到1962年的4年时间，王蒙辗转于北京郊区，从农村到农场，桑峪大山中的艰辛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都曾经出现在他的笔下。这也为他积累了若干乡村生活经验。但是，此类话题在王蒙笔下，以纪实笔触写出来的，可能比用小说虚构写出来的更富有心灵的冲击力。比如说，王蒙在京郊的崎岖山路上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的描述，夫人崔瑞芳衣装端整非常时尚地到天堂河农场看望在此接受“劳动教育”的王蒙，王蒙却不敢将她介绍给同屋之人，因为他们全是“分子”“贱民”。这情形如实道来，就有非常的感染力，以小说笔法写出来却与生活实感隔了一层。在一担石沟，发生过让王蒙刻骨铭心之事。王蒙与同时被划为右派的另一位北京青年作家从维熙在一担石沟重逢，从维熙仍然不能忘怀自己的文学理想，王蒙却显得更为从容，闭口不谈文学，害怕隔墙有耳。只有在夜间，两个人并排而睡，在暗夜中偷偷摸出装酒的扁酒瓶，相递送着喝两口，抵御山区的寒夜。但这样的场景并未直接出现在王蒙笔下。

四、《布礼》中的乡村之昧与老魏之思

为了阐述张思远长达4年的山村生活，可以考察一下《布礼》中钟亦成的京郊岁月。在许多时候，《蝴蝶》和《布礼》中的钟亦成、凌雪和老魏，张思远和海云、秋文，他们在每个重要节点上的表现，不完全对等，却也是互相渗透的。

《布礼》一共7节，钟亦成的京郊劳动主要是在第6、第7节。文字中充满了悲苦之情。钟亦成被划为右派，但尚未公布，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有可能通过运动后期的复查得到豁免或者降格处分，但是等了一段时间，右派的大帽子还是落下来，却比其他右派的处理晚一些时间，情绪起起落落，更多了一番波折。他是最后一个来到雁翅岭参加劳动的右派——正式的说法是来参加劳动改造的，只是钟亦成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而钟亦成登上雁翅岭，虽是初来乍到，却感到熟识和亲切，个中有深意藏焉，也不妨看作是庄周梦蝶的变奏：

他放眼四极，忽然吃了一惊，这风景，这地面，这高山与流水，树木与田野，村舍和工地，怎么如此熟悉，似曾相识，竟像是过去来过、见过一样呢？明明他是生平第一遭到这儿来，不但是初次到雁翅峰来，而且是初次上山下乡来，为什么这风光景物竟使他觉得这样亲切、熟悉、心心相印呢？莫非他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莫非他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莫非他曾在梦中到此一游？莫非他多年来所寻找、所期待、所要求的正是党给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宽广的天地？（王蒙《布礼》）

这样的心理描写，匪夷所思，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初到雁翅峰，令钟亦成喜出望外，从如梦如幻似曾相识，到刻意安排天高地广，这样的阿Q般的精神胜利法，说起来可笑，但人到绝境，自我欺瞒，自我解套，也是无奈之举。田野山川的景色苍茫一望无边，还有其超越人间悲欢的廓大与深沉，令人心旷神怡，悠然忘我。但这样的幻觉不过是片刻的南柯一梦。钟亦成和同侪的劳动状态，完全是自虐性的，极限超极限，玩命再玩命，总想要用摧残自己的超限体力支出，去证明自己的忠诚无限。更富有权威与强制指令的，是要他们互相评比，区分出劳动改造态度的优良中差不同等级来，而且要进行深刻检讨与互相批判。即便是钟亦成们毫无怨言，但乡亲们旁观者清，一语道破天机：“‘分子’们劳动是拼命，像‘砸明火’一样气急败坏，看着他们干活我们都害怕——他们重载上山的时候是跑步，下山的时候是跳跃，喘气的声音两里地外都听得见。这还不算，一有空他们还得考虑自己的罪行，考虑通过这种‘砸明火’的劳动如何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感谢党的挽救……”（王蒙《布礼》）

更加不堪的是，这些渴望检讨、渴望救赎的另类分子，经过劳动的初级阶段疯狂投入自我加码罪一罚三之后，又遭遇新的危机。他们渴望被关注，被批判，然后有经过严格审查而得到赦免的一天。孰料，在时代的下一个浪潮中，他们被忘记了。被严密监管、互相摧残的残酷生存法则规训已久，钟亦成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严密的监管中，他们也习惯地接受这样的监管，并且希望自己为了得到原谅得到宽宥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被有关方面看到眼中，建构出自己“改邪归正”得以重新归队的虔诚形象。但事情只会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反右运动之后，时势变动不居，而形势一变，他们的所有努力都失去意义，忽然间发现没有人再关心他们，没有人再关心他们改造的程度与脱罪化的进展，他们进入了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状态。

当然，这只是钟亦成的瞬间错觉。在苦难与沉沦中，还有更为沉重的轮回。对钟亦成们专设的监管，让位于一种更为普泛性的管制，右派被置于“地富反坏右”之列，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罪加一等，看不到通向未来的出路何在。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钟亦成夜半未成眠，第一个发现并且忘我地冲到工程队厨房去救火，全身被烧伤，濒临死亡，多亏区委书记老魏通知凌雪前来照护，使得钟亦成在身心上得到绝大关爱。以舍出自家性命去抢救集体财产，这在许多年间都是和平年代英雄行为的标配。钟亦成此举，更是为其遭受的不公命运的一次“拗救”，由此成为忠诚证明的最强音。孰料，有关政工人员闯入抢救病房，不曾慰问他劳苦功高，不曾询问他伤情如何，反而深文周纳，诛心有术，追问他的救火动机，怀疑他是贼喊捉贼伪装进步的火灾制造者，所提问题让钟亦成无法招架。

纵观钟亦成1949—1979的风雨历程，北京郊区的劳动生活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可能是有限的。人生灾厄刚刚揭开面纱，他心中还抱着在运动后期的复查中得到甄别改正——这是党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运动发动初期，迫不及待地急于动员起来，形成规模形成声势，人人揭发，人人自危，人人承受超负荷的压力，以检举揭发他人作为自己的无罪证明。等到形势稳定，胜券在握，再进行一番辨别与纠偏。从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到后来的屡次批判清算，莫不如此。但反右运动是特例，不复查，不甄别，一口气将斗争进行到底。钟亦成不得不放弃幻想，直面现实，现实却是继续沉沦，直接与“地富反坏”成“沆瀣一气”，离革命队伍越来越远，回归无期，还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运气度过沉重的10年内乱，经受红卫兵小将的血腥暴力，再一次面临生命危险。

那么，钟亦成的人生历史转折点出现在何处呢？

反右运动初期，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像在解放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年轻勇敢，积极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但是，他的一首小诗被当红的青年理论家点名批判，深陷厄运，从此经历了漫长的20余年被批判被改造的苦难历程，历劫归来，初心不改。

许多学者讨论《布礼》，都聚焦于忠诚二字，无论是褒贬双方，都立足于此，无论是早期的全盘肯定，还是后来渐渐出现的质疑之声，都是围绕钟亦成九死不悔的忠诚做足了文章。肯定者称赞其历经磨难死去活来而矢志不渝忠心耿耿，质疑者则将这种忠诚与愚昧连接起来，追问钟亦成为什么能够仅仅凭1950年的一次全北京市党员大会做心理支撑坚定地付出其无限信赖，而没有任何理性思索和动摇怀疑。笔者也曾经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指出，钟亦成被打成右派之初，凌雪是最早地提出“母亲打儿子”终究会觉察打错了的始作俑者之一。她比钟亦成更为冤屈，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右派言论被揭露批判；仅仅因为不肯与沦为右派的钟亦成划清界限，反而在钟亦成人生最低点时与他结婚，就被开除党籍。同样是建国初期的学生党员，凌雪许多时候都比钟亦成更为坚强，钟亦成是在甘愿承认自己“有罪”的前提下千方百计要做出他的“忠诚证明”，凌雪却不作如是观，她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变得成熟冷静，不像钟亦成那样始终是生活在激情燃烧的记忆中。

这次为了将《布礼》作为参照以研读《蝴蝶》，我却有了新的发现。凌雪与钟亦成相濡以沫，甘苦共尝，以自我牺牲和母性关爱超度钟亦成，即便是在对形势的判定上，她也高出钟亦成一筹。她在至暗时刻嫁给钟亦成，就是相信他的人格与品质，相信他的清白无辜；她提出的“母亲打儿子”论，隐含的判断是母亲打错了儿子，是情感与理性的悖谬，错在母亲。这样的论断，在当时的严酷语境下，是无法继续推衍的，也是钟亦成无论如何不敢做如是想的。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却也是凌雪坚定地与钟亦成走到一起的基本前提。

因为无法继续深化和推衍，凌雪的思考就此打住。真正改变钟亦成的懵懂心态的却是区委书记老魏。1975年，作为走资派饱经摧残的老魏坐牢7年有余，罹患血癌，行将离世，仍然牵挂着钟亦成，将其召唤到身边，谈论当年的不堪往事。钟亦成已经摆脱了当年的自我谴责与罪孽感，但觉醒仍然有限度，或者不敢轻易揭开历史的伤疤，仍然检讨自己的罪过。“可这怎么可能呢？铁案如山，已经快二十年了。光我自己的检讨就三十万字……”钟亦成的检讨，不但态度诚恳，而且层层加码，不断叠加。其初衷当然是以其真诚与深刻示人，以求取一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是的。”老魏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当时就反对划你的右派，但是宋明拿出了你自己的检讨。真蠢！但是，不论是二十年的时间、三十万字的检讨和哪怕是三百万字的定案材料，只要是不公正，只要是不真实，那么哪怕确实是如三座大山，我们也要用愚公的精神把它挖掉。人民信任我们，但是我们，我们却用夸大了的敌情，用太过分了的怀疑和不信任毒化着我们的生活，毒化着我们的国家的空气，毒化着那些真诚地爱我们、拥护我们的青年人的心……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呀！你怨党吗，小钟？”

“我们这些人也可怜。”老魏断断续续地说，“说来归齐，我们太爱惜乌纱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这些人的事情上我们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们能更清醒一些，更负责一些，更重视事实而不是只重视上面的意图，如果我们丝毫不怕丢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许本来可以早一点克服这种‘左’的专横。当一个人被宣布为‘敌人’以后，我们似乎就再不必同情他，关心他，对他负什么责任……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资派、黑帮，我们又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像当年你们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一样……”（王蒙《布礼》）

老魏出场不多，但在《布礼》中是最有行动力也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他在落难的钟亦成与凌雪结婚的夜晚前来贺喜，执意要和他们喝一杯喜酒，表现出非凡的气度。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几次带话给钟亦成，要对他阐述自己的沉重反思，要他提出关于重新审查其右派问题的申诉。

在《布礼》的阅读中，人们都注意到那个“灰影子”的存在，却很少论及老魏的言行。老魏的两段话，才是本文的点睛之笔：其一，他指出体制内部夸大敌情、不断制造莫须有的敌人的错误判断；其二，他检讨了自己的怯懦自私，在钟亦成被打成右派时未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在一次次运动中滚雪球导致大雪崩，老魏自己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难。狂澜既倒，无人能够置身事外，迟早会遭受报应。这应该看作是当年的语境中所能做出的历史反思的天花板了。

五、张思远与三女性：女神在乡村

张思远和钟亦成的乡村经历和身份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曾经身在高位足以裁决他人命运最终又在大雪崩中祸及自身的高级干部，一个是以其初生牛犊的生猛锐利令人瞩目也因此罹难的青年人。张思远的个人事宜也和钟亦成大相迥别。他没有凌雪那样头脑清醒、理性情感都超级发达的终极守护者，张思远的生命中经历了与三个女性的情感历程，海云、美兰和秋文，却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女性相伴终身。在张思远和他的同僚们眼中，海云是一个稚嫩的“学生娃娃”，是早夭的小白花。美兰是当下所说的那种“生活家”，在理家方面很在行，她竭力维护张思远的生活秩序，但是在那个政治挂帅、思想当先的年代，纯粹过日子型而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美兰，与凌波仙子似的海云，反差太大，也难以与张思远天长地久。秋文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其经历与个性都要远胜于海云和美兰，精明干练，见识过人，也高于张思远，堪称之为乡村的女神。在特定意义上，秋文与凌雪有共同之处，承受着命运的重负却没有荆冠值得夸耀。她有一个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丈夫处于监禁与强制劳动改造的境地，看不到出头之日何在。虽然在名义上秋文与他离婚了，但心中却仍然执着守望，等待着他重获自由之时。凌雪是一个舍己忘我的救苦救难者，她勇敢地走进钟亦成的生活之中，不论其正在遭受无情批判和冷酷清算；她在钟亦成乡村生活的火灾之厄中翩然降临，将其从濒临死亡的惨状中救出来。而秋文不但治好了张思远摔伤的腰椎和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还给了他重要的思想点拨。张思远和冬冬的父子和解，是由于秋文化解了冬冬心中的隔阂。张思远的反思逐渐成型，秋文是重要的催化剂。

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不断上升。秋文和凌雪，都可以称作是永恒的女性，她们的知识背景和人格修养，在某些重要的方面，都超过了她们面对的男性，超过张思远和钟亦成。而秋文比凌雪更为血肉丰满。《布礼》中的凌雪总是在钟亦成最为需要的时候翩然而至，天使降临，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她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在钟亦成的视线之中，无论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学生队伍中，还是山区救火之后的医院病房里。秋文却是具有充分的人间烟火气，既入乡随俗，能够接过乡民的烟袋锅吸烟，和村民们在生活中打成一片，却又超凡脱俗，她的医生职业和内心世界为自己保留了足够的独立空间。凌雪几乎是全身心地关注着钟亦成，因此身影未免单薄；秋文对于张思远的关心与照护，却只是其个人内心世界的一个角落，秋文不但有一个未能忘情的右派丈夫，还有一个女儿，作为医生，她还需要记挂乡村中她的每一个病人。更为重要的是，张思远从秋文身上感受到了如母如姐的温馨爱意。全村人都叫他老张头，唯有秋文的声音让他感到母亲般的温暖。重返山村，本来是为着秋文而来，“当他的目光与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地兴奋、期待、欢喜。”（王蒙《蝴蝶》）饱经沧桑身居高位的张思远，却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对秋文产生深刻的依赖感。这是来自张思远的行为逻辑，还是王蒙的“高龄少年”的多情？

联系到《布礼》中钟亦成对凌雪的依恋，参诸《从前的初恋》《笑的风》《霞满天》等，说王蒙在人生的诸多阶段，有明显的恋母情结，或者说“大女主”依赖症，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孩子般单纯”的林震（刘世吾说，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在与区党委机关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作斗争时力不从心，缺乏支撑，亦缺少对于诸多现象背后的整体把握。这种以下抗上、以少敌多的态势，进退失据，遭受严厉批评，幸亏有同事赵慧文施以援手，才让困惑的林震稳住阵脚。林震到区委组织部报到，第一个接待他的人就是组织部秘书赵慧文。赵慧文年长于林震，已婚，还有个2岁的小男孩；她的革命资历长，在朝鲜战场当过文工团员，在组织部工作数年，对组织部内部的人和事的了解也要优于入职才几个月的林震。她和林震一样，对于组织部内部的弊端保持着一种无法容忍、急欲清除的焦虑，但又陷入势单力孤有心无力的状态。林震则以他的敏感与坦诚、泼辣与进取，重新激起她与不健康的现象作斗争的热情，两人能够就此话题进行深度的交流。凡此，赵慧文在各方面都要显得成熟，对林震充满姐姐或者母亲般的关爱，她请林震到家中做客，和他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请他到家中吃饺子，在工作中则是互相支持，抱团取暖。林震朦胧中对她暗生情愫，但在赵慧文眼中，林震并不是两性情感层面上的对等者，她把林震看作单纯幼稚的“孩子”：“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个孩子——这个称呼也许不对，对不起。我们都希望过一种真正的生活，我们希望组织部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机构，我觉着你像是我的弟弟，你盼望我振作起来，是吧？生活是应该有互相支援和友谊的温暖，我从来就害怕冷淡。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再去追索王蒙手稿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定稿之间的区别。小说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顾名思义，林震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到党的权力机构，以自己的单纯信念体察、思考、批评组织部及刘世吾、韩常新、赵慧文等同僚的工作情态与心态，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人民文学》负责人秦兆阳将篇名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将林震点亮的探照灯修正为舞台的聚光灯，将其凝定在林震身上，显然是要强化林震的人物形象，凸显中国的“娜斯佳”的风采。为此，在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上，秦兆阳也做了有意的深化，赵慧文的外形描写从林震的眼中看出，带着相当的主观色彩，将林震的情感世界做了一定的开掘，让这位22岁尚无恋爱经验的青年内心激荡。王蒙说：“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的爱情了。”

王蒙的言说来自特定的语境，阐释其缘由不甚容易。秦兆阳的修改则自有其道理，确实让林震的形象变得更为清晰。王蒙对赵慧文的外形描写，出现在开篇之处，先声夺人：“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里是一种敏锐的观察，是赵慧文对新来者的热情照料，铺床展被，如大姐姐照顾小弟弟那样亲切周详。赵慧文的批评不留情面，同样有大姐姐对小弟弟的痛快淋漓：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最切近的对大姐型的女性崇拜的表述，出现在王蒙发表于2016年《人民文学》11月号的《女神》中。60年前的9月，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隔一个甲子，《女神》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遥远回声，《女神》的故事亦是由其引申出来的。《女神》作品的主人公陈姐，以现实生活中的陈布文女士为原型，作品的叙事人“我”则是王蒙的夫子自道：“写起小说来兴致勃勃，回忆往事时心潮澎湃。追寻那些久远的记忆，仿佛能够解开尘封的梦想，带来一丝解脱与慰藉。抒发情感时，我仿佛重返青春，怀揣着对陈姐的深深眷恋。较真起来，我如同查账本般细致；而幻想时，我又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终于，我写下了那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陈姐。”（王蒙《女神》）《女神》是王蒙的灵魂出窍之作，诚如王干所言：“从题目到小说叙述腔调，都是仰视甚至膜拜，一反王蒙小说惯有的对人物的叙述态度。王蒙小说对情感的书写往往信马由缰，但对人物的褒贬非常克制，很少全身心地用笔墨去‘爱’他笔下的人物，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到了《女神》突然变调，是充满了吟诵和咏叹的赞美诗。”

《女神》的中心情节并不复杂。时当1957年春天，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引发争议乃至激烈批判后，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积极肯定了这部作品，表现出他一向支持年轻人、扶持新生力量的态度，使得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此微妙的时刻，王蒙的亮相姿态格外引人关注。素不相识的陈姐就此给王蒙写了一封信，批评其违心和矫情；坦诚批评的内容，隽秀飘逸的书法，都令王蒙惊叹不已，随之应约与陈姐通过一次电话。这一信一电，让王蒙记念一个甲子，从青年人到白发翁，念兹在兹，直到后来约请陈姐之子面谈，了解陈的完整人生，并且称其为心目中的女神，用足了他习用的铺陈排比加以颂扬：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你的信，……你的信封与信笺上的字迹立刻使我爱不释手，如醉如痴，一时间亲切、秀丽、文雅、高傲、自信、清丽、英杰、老练、行云、流水……各种美名美称美感纷至沓来，我怔在了那里。（王蒙《女神》）

我曾经想过以王蒙作品中的姐姐——母亲型女性形象的成因做一篇文章，准备了一些材料，最后却半途而废，但这样的思考却拓展了我的王蒙研究的界面。海云的小鸟依人，结果是所托非人，将她导向了悲剧性人生。凌雪和秋文，都是有担当有见识，尤其是秋文，命运可以说是最为悲凄，她的人生状态却是最为丰富多彩的，医术高明的医生流落到乡村，没有虎落平阳的自恋自叹，却用她的医术与人格赢得农民的尊重与认同，还无意间赢得张思远铭心刻骨的爱慕，可以说是王蒙作品中最为动人最有魅力的圣母型女性。落难右派遭遇多情民女，相濡以沫相呴以湿，在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和李国文《月食》等作品中都有上佳表现，《蝴蝶》中秋文所占篇幅非常有限，却在人物塑造上更上一层楼。但张思远并不是秋文的知己，他不曾理解秋文的真实内心。到《女神》的陈姐，“我”仍然是费尽心力而不能得其门而入，只能是陷入更为困惑与崇拜的迷局。这或许是一向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王蒙的文学世界的凄迷一角，而《青狐》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外，对女主人公卢倩姑的塑造，具有直指灵魂的冷峻犀利与无情嘲弄，是王蒙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

六、对话、矩阵与历史的平行四边形

《布礼》和《蝴蝶》通常被看作是东方意识流小说，或者是钟亦成和张思远的心灵独白。在我看来，它们还可以解读为对话小说，而且是多人对话。《布礼》中是钟亦成、凌雪、老魏、“灰影子”的精神对话，《蝴蝶》则是张思远、海云、秋文、冬冬的心灵交锋。比较起来，钟亦成和凌雪有些靠色，品行相近相亲，许多时候可以是重合叠影的，老魏的直接发声篇幅有限，有待深化，而《蝴蝶》中的对话者彼此之间反差更大一些，更为富有广度和深度。老魏未能完成的思考，延伸到张思远那里，秋文则延续了凌雪的形象。冬冬比诸“灰影子”，也从抽象增益为血肉丰满。就精神对话而言，《蝴蝶》也可以看做是《布礼》的升级版吧。

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了著名的对话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

1980年代之初，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亦被译作复调理论）尚未被国人所知晓，我是在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彭克巽的课堂上听到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全新解读，可惜驽钝如我，未能得其肯綮。中国作家中也鲜少有人闻知巴赫金其人其论。王蒙的睿智在于，在“东方意识流”诸先锋之中，他的创作，无论《布礼》还是《蝴蝶》，都在滔滔不绝的倾诉中，嘈嘈切切，泥沙俱下，语言的奔涌中挟带着思绪的嘈杂、信息的浑融。在《春之声》中，有这样的片断：“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这是火车上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论话题，其特定的内涵，需要做一定的诠释，才能够看出其相互悖反后面的时代气息。1979—1980年代之交的大转型，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表现在人们口中的一个个热词中：自由市场重新复活，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农副产品；百货公司的柜台上也增添了更多的商品以供选择，持续多年的呆板老旧的衣装样式改变了；新上市的三接头皮鞋和三片瓦帽子受到求新爱美的年轻人欢迎；香港电子石英表那时还是走私货，价廉物美，也是新潮的象征；豫剧片《卷席筒》是1979年公映的清官平冤狱的豫剧电影，因为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改正的时代氛围相吻合而受到普遍关注；包产到组和收购大葱，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和流通都出现新气象；差额选举的出现，宣告民主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这里的杂语喧哗，可能不无率性与即兴发挥，却将诸多反差极大的事物萃集于一炉，溢出了作品的目标指向，溢出了作者的主观意图。

在此意义上，《布礼》的杂语喧哗，不仅是表现在其时空跳跃和人物的言行片断化上，也表现在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碰撞上。老魏的思考逻辑与钟亦成明显有别，凌雪的思路也自成一格。“灰影子”的出现，非常突兀，似乎是专门用来在非常私密的状态下检验劫难过后的钟亦成是否依然忠诚如故。钟亦成以及其背后的作家，都对其深恶痛绝，钟亦成对“灰影子”的几次痛斥，是其忠诚不渝的另一种证明，与历史虚无主义势不两立。在《布礼》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对钟亦成与“灰影子”的褒贬取舍各有其人，众说纷纭，我推崇的是黄维梁所指出的钟亦成与“灰影子”的内在纠结：

王蒙笔下钟亦成这个人物，扁平中有其立体，单纯中有其复杂，这主要得力于《布礼》中灰色影子的出现。灰色影子现身于三个小节，它对钟亦成、共产党以至中国，加以批评或嘲讽，又叫钟“什么也不要信”。灰色影子之外，还有一个身份隐藏起来的声音，它讥笑党，它说钟是祥林嫂。此外，标示“年代不详”那个小节写的是黑夜里白发苍苍钟亦成的悲惨，那里有“一颗痛苦、燃烧的心”。读了这些，我们知道，钟亦成在其坚信之外，还有其犹疑。

如此说来，钟亦成与“灰影子”的激烈辩驳，本质上是钟亦成与自己的心灵暗影的激烈搏斗，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掐灭自己曾经有过的信念动摇与理想怀疑的苗头，或者是对来自外部的某种声音的强烈排斥。在1980年代初的语境中，这种怀疑常常和所谓“迷惘的一代”连接在一起，“正面”的例子是《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写的《醒来吧，弟弟》，“反面”的例子是北岛《回答》中一连五个“我不相信”——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在急欲归队的钟亦成这里，他是不能够在自己身上沾染任何疑点的，他的本意是要向党向母亲倾诉自己虽九死犹未悔的忠心耿耿的，但潜意识中，“灰影子”却不离不弃地跟随着他难以排除。“灰影子”的身份和年龄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如金理所言“灰影子”承上的一面——经历过一切、“快五十岁”的中年人——对照出钟亦成隐而未发的另一种转向；启下的一面——“头发留得很长”又“目空一切”的青年——则通向崭露头角的青年亚文化思潮。“钟亦成和‘灰影子’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逼迫着王蒙不得不去正视让其寝食难安的自我矛盾，为了不至于被矛盾吞噬，作家要用钟亦成对‘灰影子’的胜利来调节、克服矛盾，完成自我意识勉强的再度统一。”

这就关涉到走出历史的泥泞之后的这一代作家的尴尬处境。进入新时期，时势乍暖还寒，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都在争夺对共和国历史的解释权。有良知的作家都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同时，囿于外在的与内在的因素，作家也需要考虑自己的处境与隐忧。平心而论，右派的身份虽然得到改正，但多年遭受残酷打压的记忆难以根除，不时传来的信息中也有许多可能不利于自身的威胁存在。何况还有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寻找身为资本家后裔的原罪所在，把自己批判得血肉淋漓。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宁愿在屈辱境地中受苦受难无处申冤，也不同意跟随女友越境潜逃，是执着还是愚忠，着实令人唏嘘。这样的描述在作家笔下比比皆是，王蒙的《布礼》则因为“灰影子”的出现，给这种变本加厉的忠诚证明留下难以平复的缝隙与缺憾。

前引金理的文字，提出了“灰影子”的年龄和身份问题。在不同时间出现的时候，这个飘忽不定的“灰影子”令人捉摸不定。症结在于他所想所问的不同背景。如关于“祥林嫂”之问：“你说什么？你热爱党，热爱党，为什么给你戴帽儿？祥林嫂……为什么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朝气勃勃赤诚无邪的年轻人的命运，竟然像了你？中华民族呀，多么伟大又多么可悲！”（王蒙《布礼》）这显然不是那些打打杀杀的红卫兵小将们所能够问得出的，也不是钟亦成乃至1980年的王蒙能够轻易回答出的。“灰影子”之问被钟亦成巧妙地化解，并且成为钟亦成流放者归来的宣言之一，但“祥林嫂”之问果真得出应有的回答了吗？

于是，关于忠诚与质疑的命题，避重就轻地滑向了青少年一侧，滑向《最宝贵的》中的少年人，复出之后的市委书记严一行的儿子蛋蛋。蛋蛋在少不更事的年纪向红卫兵透露了市委陈书记的行踪导致其被迫害致死，10年之后蛋蛋光荣入党，却没有为少年往事做出忏悔，被严一行予以严厉的党性教育。接下来则是《蝴蝶》中的冬冬，张思远的唯一的儿子。

在近年的文学研究中，我对于一分为四的理论模型有所心得。从一根筋到一分为二，再到一分为四，这不是数字游戏，而是思维逻辑的扩展，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其来源有多种，如格雷马斯的矩阵理论的四种关系，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体现出来的四分框架，还有最重要的，恩格斯提出来的历史动力的平行四边形：“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用极简的语言加以诠释，就是由4个节点组成的图形、结构、物体和社会形态，才具有了冲突与变异的能力与效率，有了内在的张力与动因，同时又具有了中和、转圜、调谐和分化组合的最经济的变数。《红楼梦》中有四大家族，《战争与和平》中同样有四大家族，就是绝好的例子。

论及王蒙的《布礼》和《蝴蝶》，我也愿意用一分为四来解析其中不同人物的嘈杂对话。同为流放者归来的作家，在描述创伤记忆时，各自的姿态不同，亦表现在其人物设置上。张贤亮的小说，大都是男主人公章永璘与乡村女性的恩怨情仇。1980年代与王蒙并称为最有思想性、熟读《资本论》的张贤亮，当然不满足于这种公子落难民女舍身相救的窠臼，他让章永璘“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绿化树》中是读《资本论》以清算自己的剥削阶级血统，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则是在冥冥中与宋江、庄子、马克思和马圈里的骟马对话，讨论民族所处的危机与解救，讨论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与身体压抑。

与之相比，《布礼》中的“灰影子”出场有限，表演不尽充分；凌雪因为与钟亦成同调，拉不开反差；老魏在生命尽头讲出他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非常有力度，却无法将其进一步深化；钟亦成则集中于对自身经历的诉说和思绪的纷纭，难以追问“为什么”。《布礼》中被禁锢、封闭多年的情感如火山爆发，一吐为快，滔滔汨汨，不择地而涌流。《蝴蝶》则是痛定思痛，有了更为丰饶的思想资源和现实指向，包括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即庄子的思想启迪。不但是回望既往，还在瞩望前路，面对现实与未来。

张思远、海云、秋文三人经历与个性的各自距离拉得很开；“政治不正确”的冬冬是“灰影子”情绪的部分再现，但是他有血有肉，形象清晰。冬冬的成长轨迹有迹可循：从幼年时张思远带他去吃冰激凌的快乐记忆，小学生冬冬对待弃他们母子而去的张思远馈赠的生日蛋糕的冷淡无感，“文革”初期少年冬冬愤怒地冲上斗争会前台怒扇张思远耳光的暴烈，身为插队知识青年的冬冬面对奔着他而来的张思远落户小山村后的矛盾与敌意，冬冬对现实的牢骚满腹与拒人千里，直到他通过自己的内省进而谅解张思远——张思远以为冬冬的仇恨源于他抛弃海云而为母亲复仇，冬冬坦率地告诉他，自己是受到造反派头头的教唆，他信奉的也是极左思潮的教条，认定张思远是“走资派”因而“大义灭亲”。从广义而言，父子二人，既是极左思潮的执行者，更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冬冬的内在理路也更加符合时代的逻辑，真实可信。这让张思远和秋文的思想说服工作容易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

冬冬的灰暗与颓废，让张思远痛心不已。在《蝴蝶》中，父子两人终于达成了妥协，冬冬向张思远靠拢，愿意向张思远的革命价值观表示敬意，使得作品有一个大致完满的结局。但父子两代人的差异与对话却一直没有完结。王蒙认知现实的热情与自我反思的历程从未停止，他对于自己所属的流放者归来的一代，在1980年代的创作中予以不遗余力的肯定，无论是以“灰影子”和冬冬为镜像，还是《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蓝佩玉的第二次握手，以海外华人身份归国探访的老同学为参照，再次证明青年革命者的革命信念。1990年代以来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王蒙却对同代人做了极富反讽性的描述。对于和冬冬同代的子一代，从《蝴蝶》中的驳斥，到面对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接受，再到对玩世不恭的王朔的“痞子文学”的赞赏，其中的跨度之大，也非常人所能想象。下面的引文，分别来自《蝴蝶》与《躲避崇高》，以此作为本文的收煞——

（张思远读到冬冬充满怀疑论色彩和“颓废”的一篇日记。）日记写得灰暗，简直是颓废，什么“够了，这谎言和伪善，这高调和欺骗”，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错误，生活便是痛苦”。看着看着，张思远的手抖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一代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鞠躬尽瘁，夜以继日，就是为了让你们搞这种渺小卑微的无病呻吟吗？（王蒙《蝴蝶》）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

……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汽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它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尘。大贤隐于朝，小贤隐于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