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阿宁的《太行赋》，合上书页时想起了一篇文章。2012年，评论家孟繁华在《文学报》发表了后来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扩充修订版《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当年发表于《文艺研究》）。文章认为，百年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学是乡土文学，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50后一代作家所代表的乡土文学理念，已经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终结。尽管如此，“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而且刻意处理的‘历史’也早已有了‘定论’，他们的表达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既看到了这代人的谨小慎微，也看到了这代人的力不从心。”

之所以想起这篇文章，是因为阿宁生于1959年，正是50后群体中的一员。不消说，彼时孟繁华在文章中说的“现在的50后已经功成名就，青春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是适用于阿宁的。阿宁的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太行赋》出版，有近50年之久，《坚硬的柔软》《无根令》《米粒儿的城市》等一批纯正的现实主义佳作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同时，《太行赋》也忠实地印证着评论家的判断：阿宁在小说中所关注的问题，尽管在国家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却不可避免地疏离了以都市为空间的现代主流生活话语。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力量全面改变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50后所习以为常的传统乡土文学视角，已经无法再找到原生态的对象。但阿宁始终放不下对乡村的情感和想象——对他而言，情感和责任的结晶便是《太行赋》。

《太行赋》的叙述主线，是以杨伯峻为代表的市科技局扶贫工作队入驻太行山区插剑岭村后的经历；在主线之下，又有乡村基层权力斗争、裴刘慈韩四大家族百年纠葛和乡村青年成长3条副线。引入外来企业建项目带动村民脱贫、解决村“两委”班子建设问题、清查贫困户申报弄虚作假、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冤案和揭露被掩埋的矿难真相等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由于有脱贫攻坚的主线在，有研究者将之定位为一部“脱贫攻坚小说”，我以为有些简单化了。工作队引入的项目多次陷入困局，乡村脱贫和振兴的主要目标只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此相对，小说揭示了脱贫攻坚政策面对乡村复杂局面时出现的诸多问题。当然，要求脱贫攻坚叙事一定要让一个村子真正富起来似乎有点苛刻，但至少在情理中应该如此，否则“扶”贫而未“脱”贫，等于小说的任务没有完成。

循此思考，我以为作者更大的叙事野心，是想通过太行山区乡村生活的百年变迁，回溯中国传统乡土文明对现代化转型道路的艰难探索，展现发生结构性变化后的北方乡村伦理生态和农民的精神世界。而这一目标，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完成。可以说，小说中脱贫攻坚的任务被具体化为了工作队的行为，进而浓缩为一面不仅可以映照乡村现实，也能映照历史的镜子。

50后对历史有超乎寻常的偏好，是因为很多后来被看作“历史”的东西，曾经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回望和追溯历史等于是打捞记忆，他们尝试从自身经验中为当下寻找“之所以如此”的根据。在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中，土地权属的百年摇摆直接促成了农民的土地情结，以此回答了当代乡村土地观念“何以形成”的问题。阿宁也是如此，《太行赋》的笔触探进了5个历史的场域，每一个都勾连起当下。红色革命史、抗战史、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改造史、太行山生态变迁史遗留下的家族矛盾、矿山违规开发等问题，成了扶贫工作队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四大家族百年兴衰则是一条隐性而分散的历史脉络，每个家族都是插剑岭历史变迁的见证。这种对太行山本土人文精神溯源的叙事，嵌入了愚公移山、红色奋斗精神和风土民情，构建起了太行山地域精神的底色，饱含着作者对土地的深情。扶贫与百年历史明暗交织，这种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写法，将对一个小山村的书写升华为太行山区的百年史诗。

对当下乡村生活和道德伦理现状蔚为大观但又细致入微的描写，让《太行赋》有了一种北方中国乡村风情画般的生动质感。从村民饮食起居到耕种谋生的烟火日常，几个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与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之间交错往来的关系，呈现着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乡土思维与当代价值、伦理身份与现实角色的角力，这也让每个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有着复杂的意味。阿宁熟悉传统乡土文化和农民生活，常能在一个小场景中写出人物不能言明的所思所想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格局，由此将阅读带入深度的思考中。

通过人、家族和现实秩序展现乡村整体上的复杂性，是《太行赋》对中国乡村转型的真实写照。毋庸讳言，现实的复杂性也给作家的叙事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恐怕也是当下按照传统手法书写乡村难以被读者信任的重要原因，因为读者无法在杂乱的景象描述中获得关于乡村的整体性把握。《太行赋》似乎想在这方面作一番努力，在主线之外引入副线，又通过脱贫攻坚搅进历史、官场和商场，对现实的复杂程度之呈现是足够的，但内容之驳杂和支线之繁乱又带来了推进故事过于周折和绕弯的问题，不经意间耗散了叙事的气韵。

作为主线，扶贫工作队自然是小说着力表现的对象。区别于那些几近类型化的脱贫攻坚叙事一贯的手法，小说没有把扶贫工作队员当成政策“工具人”，而是将他们还原到普通人的位置上，在“脱贫攻坚”这面镜子面前映照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极具真实感的“人”的形象。作为队长的市直机关干部杨伯峻，从不得已驻村到最后不愿离开，扶贫的过程也是自己精神脱困的过程。工作队中唯一的女性江小童是一位有着精英家庭背景的90后高校毕业生，乡村现实撞碎了她的理想，但也让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同时，作者还借由她的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视角，不断叩问扶贫工作的本质、个体与乡土的命运、历史与当下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让小说有了思辨的色彩。江小童的形象也寄托着作者对“他者”与乡村关系的期待：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居高临下去改造乡村，而是俯身融入、双向学习，进而完成自身思想的蜕变。

《太行赋》的故事线索在结尾一章全部收拢，从“黄俊涛在变，尔雅在变”到杨伯峻被提升为县长的喜讯，每个人都各安其所，每件事都有了着落。这固然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把控能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工作队是连接插剑岭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但杨伯峻熟知崔老爷子的话“外来资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来外部资金开发项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来自村民的被动态度甚至阻挠。米兰·昆德拉曾反复阐释，小说的使命是呈现生存疑难、抛出问题，不提供现成解决方案、不给出标准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太行赋》留下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至少，它显示了在处理当下的乡村经验、建构关于当下的乡村想象时，50后作家自有后人所不具备的视角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