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报告文学作品见于《人民文学》等，散文及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

导 读

一个精通俄文、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城市知识分子，如何在朔风劲吹的黄土高原，完成从“文化人”到“革命者”的身份转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家康岩以丰富的细节、舒缓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翻译家张仲实在延安的人生轨迹，他的个人命运，实则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缩影。

张仲实在延安

康 岩

1940年5月24日，从古城西安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路途八百里，张仲实在八路军的武装卡车上，结结实实坐了两天。

车行北上，驶入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张仲实凭窗远眺，和他生活工作了七年的上海不同，这里千万道沟壑纵横交错，深沟险谷切割着大地，眼前铺满一眼望不到边的土黄，大地仿佛被晒透后结晶的蜜蜡。连绵的土塬层层叠叠，像一张张厚实的地毯。卡车一路颠簸着、摇晃着，没有宽阔平整的大道，也见不到一点繁茂的林木和花草。车轮碾过松软的黄土，卷起浑浊的灰尘漫天飞舞，时不时呛进张仲实的喉管里，让他咳嗽个不停。

道路依山傍沟，地势万般险峻。一侧是高耸陡峭的崖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沟。卡车像是一匹老马，吃力地上坡，又抖动着颤巍巍的身体下来，每逢一个大坑洼，更是难行百倍。但一想到前方目的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张仲实的内心还是充盈着渴望。同行的还有朱德总司令及其夫人康克清，和作家茅盾全家人。

1940年4月，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希望朱德早日回到延安，商讨筹备党的七大召开事宜。时值国共第二次展开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的限共、防共、反共策略正盛，对眼下焦灼的战况却兴趣不大，甚至不断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发展。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派人送来亲笔信，希望同朱德会晤，商谈解决军事冲突问题。朱德与卫立煌在洛阳会晤，并接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成员。

在回答最近华北敌人的企图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时，朱德不断强调说：“我们的对策就是巩固和发展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于5月17日离开洛阳到西安，下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七贤庄，停留了二十多天。国民党特务对办事处的监视无孔不入，同志们整天生活在险象迭出的环境里。朱德一面鼓舞大家士气，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突然变故。一面还教导大家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对付特务的监视与跟踪。在此期间，朱德甚至亲自出面，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走的一名办事处交通科战士救出。

张仲实的到来是“大难不死”的“后福”。不久前，张仲实和茅盾全家经周恩来和中共新疆党组织帮助成功脱险，摆脱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控制，由迪化（今乌鲁木齐）到西安。此时周恩来恰好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安排张仲实和茅盾搭乘朱老总的车队共赴延安，以保障途中安全。后来，康克清在回忆录中写道：

“和我们一同去延安的，还有作家茅盾和他的夫人、儿子和女儿，社会科学家张仲实等40多人。这一来，我们的人员大增，增添了许多乐趣，我们分乘4辆大卡车，一路上也可算是浩浩荡荡的。第一天到铜川，朱老总同茅盾、张仲实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并在黄帝陵前合影留念。”

5月26日，带着一身疲惫的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各界人士代表集齐在延安南门外，欢迎他们的到来。延安各界决定，次日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也欢迎一同到来的党的先进知识分子。

晚会现场，涌动滚烫的抗战热血。大礼堂的建筑，没用一根木梁和木柱，全凭四个半圆形的大石拱支撑着穹顶，石块与石块间垒砌得严丝合缝，粗犷的石纹清晰可见。青砖与石块交错砌筑的穹顶高高隆起，显露出满屋的庄严与敞亮。台下整齐一排排木制靠背长椅整齐排列，观众们早就各就各位，期待着接下来的节目。

当晚，毛泽东同志也来了。他穿过观众席之间的通道来到前排时被其他观众发现，大家立即鼓掌欢迎。他举手向群众们致意，然后同各界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随后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欣赏节目。

《黄河大合唱》激昂地奏响了晚会的序章。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们整齐列队，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随着指挥者铿锵起落的双臂开始演出。乐队没有专业乐器，就用煤油桶改装成低音贝斯，提供深沉的低频支撑。小提琴、竹笛、二胡与锣鼓轮番上场，合唱队员们昂首挺胸，“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响彻礼堂，仿佛黄河岸边奋力拉纤的船工来到了现场，唱出了一个亮堂堂的新世界。

合唱落幕，京剧《陆文龙》紧接着登场。演员们用粗布改制戏装，简单勾勒脸谱，依旧把故事演绎得精彩非凡。饰演陆文龙的演员头戴简易盔头，上插两根长翎，身着素色箭衣，手持木质双枪，登上台来步伐灵动矫健，翎子随着身体的摆动轻轻飘扬，一招一式间尽显少年武将的英气。戏到两军对阵的桥段，他持枪腾挪，翻转利落，把陆文龙的骁勇和果断表现得淋漓尽致。饰演王佐的演员身着素净的老生戏服，断臂说书时神情恳切，唱腔悲壮，把劝降陆文龙时的隐忍和驰骋演绎得扣人心弦。张仲实和台下的观众都被铿锵的锣鼓点、演员的念白、清晰的唱腔所吸引，屏息凝神沉浸在这个忠义救国的故事里。

演出结束后，经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的安排，张仲实与茅盾在延安南关的招待所住下，二人各住一处窑洞。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来到招待所看望张仲实。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继欢迎晚会后，延安文化界又举行了座谈会，欢迎张仲实和茅盾来到延安。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还托人给张仲实和茅盾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6月21日下午，由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发起的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了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艾思奇、茅盾、周扬、范文澜等50多人出席。刚到延安不到一月时间的张仲实应邀出席了这届年会。在会上，他继张闻天、朱德、郭化若之后做了发言。

张闻天是张仲实留学苏联的老同学，自从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代替博古同志在党内负总责，并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实际离开了党内“负总责”岗位，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

当时的马列学院就在延安城北七八里外的蓝家坪，同中共中央驻地杨家岭隔延河相望。那时候，马列学院下设两个部门，一是干部培训部，一是编译部。可以说，马列学院编译部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张闻天安排张仲实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

当时，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20卷本《列宁选集》。当时，《列宁选集》只有极少数卷次有中译本，已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绝大多数还需翻译。除了张仲实，张闻天还集中了王思华、何锡麟等一批理论研究和翻译人才，他们都在张闻天的亲自指导下工作。张闻天为大家详细规定了工作任务和日程，要求每天译出一千字，一年译出36万字。稿费标准是一千字1元，有的同志一千字5角。党对他们的生活也很照顾，专门安排了服务员照料，每人每月还发4元5角的津贴。那时候，政治局委员们的津贴只有5元。编译部设在马列学院的后山，张闻天每得到一些外文版书刊，就亲自送到编译者的驻地，哪怕一路上需要爬山过岭，颇费一番工夫。

张仲实在国统区做过多年的编译和出版工作。如今到了延安，抬头便是巍巍宝塔山，俯身即是滚滚延河水，张仲实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也经历了一次生活上的蜕变。

自1940年起，地处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可谓是来到了“至暗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扩大“三光政策”，粮食、牲畜被抢夺，民房民居被烧毁，生产陷入瘫痪。日本军队虎视眈眈地盯着黄河防线上的一举一动，随时可能向边区发动突袭。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也施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匹进入边区。国民政府甚至停发八路军每月约60万法币的军饷，切断边区邮路封锁物资，还沿途设卡，严令禁止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进入，边区财政状况跌入谷底，失去主要来源。

黄土高原本就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主要农产品只有小米和高粱，小麦和蔬菜在此很难存活。大批像张仲实一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奔赴延安，中央又从前线调回一批部队以应对敌人的军事威胁。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把延安作为落脚地，前后逃入17万余人。人来了就是一张嘴，要吃饭穿衣，要看病吃药。

麻绳专挑细处断。就在情况雪上加霜之时，老天又跟边区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1940年，边区不断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当年的受灾面积达400多万亩，受灾人口超50万人。那时候的延安，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破破烂烂的孤岛，在生产生活的边缘苦撑着、挣扎着。后来，毛泽东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张仲实的日子也不好过。落脚处是依山开凿的土窑洞，黄土夯实的墙面粗糙而厚实，冬季漏风，夏天闷热，最头疼的是下雨天，是风风雨雨兜头就来，像是住进了水帘洞。窑洞里头也没件像样的家具，简陋的木板床上铺一层粗布被褥，几个旧式木桌矮凳孤零零地靠在墙角，像是山里无人问津的野果子。  

晚上读书做翻译，就点上煤油灯，灯光如豆，黑烟呛人，看书看久了，张仲实摘下眼镜揉搓着双眼，看什么仿佛都是黑漆漆一片。纸张和笔墨也是极度缺乏的，翻译、写文件、记笔记都得省着用，有时候得在树皮和土块上写写画画。机关学校各界人士每日的菜金仅5分钱，几乎没有菜、没有肉、没有油，实在没得吃的时候，中央和边区一些单位纷纷上山挖野菜，有的规定每天必须上交3斤野菜。偶尔来一些野菜加餐，已经算是“最好待遇”。

不仅是机关干部，学生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张仲实和编译部同事何锡麟到延安女子大学讲课，他们发现，这里的女同学每天只能吃上两顿，只有小米饭，每个班一餐共享一小撮黑盐。

哪怕条件如此艰苦，张仲实对翻译的热情始终如骄阳般炽热。来到编译部，张仲实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校订同事何锡麟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译出的《列宁选集》第16、17卷，这两卷事先由张闻天交代何锡麟译出。此前，何锡麟已经译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论丛》和恩格斯的《〈资本论〉提纲》，《列宁选集》第一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译完一半。张闻天找到他说，最好先把第16、17卷译出，这两卷内容跟经济工作有关，当下用得上。何锡麟快马加鞭，一口气完成了翻译。

很快，何锡麟把张闻天的意见转达给张仲实。他根据俄文原版的第16、17卷开始了校订。张仲实留学苏联，俄文底子好，他能够精准地找到英文版与俄文原文之间那些细小和幽微的差别，有时候是文字上，有时候是语气上的。翻译不是数学等式，两种语言没有完全对等的字词。看似相近的词汇，词义范围、情感的褒贬和轻重完全不同。差一个字眼，事实就会扭曲，信息直接失真，译文从准确变成错误。语气上的分毫之别，也会带来情绪与立场上的全然翻转、意义内核的全部走样。张仲实知道，他校订的是列宁同志的文章，每个字都字重千钧，对于指导当下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关键作用。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会歪曲列宁的理论观点，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张仲实认真的劲头感染了何锡麟，他见识到了把全部注意力和关注度投入一件事情中的知识分子，该是个什么模样。昏黄的天光漏进土窑洞的窗棂，风卷着黄土的尘埃随着光飘进来，落在摊开的稿纸上，也落在他磨得发白的粗衣袖口。他坐在一个冰凉的土坯凳上，桌上的煤油灯是这片昏黄天地里唯一的一丝光亮。灯芯被他挑了不知多少次，变得细之又细，才能勉强照亮眼前的译稿。何锡麟知道张仲实腹中的粗粮野菜根本填不饱肚子，身上的薄衣也抵不住晚风的凉寒，可他手中紧紧握着的笔，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为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添砖加瓦，传续薪火。

工作累了，张仲实也会偶尔抬眼，摘下眼镜，望望窗外延河边迎风挺立的白杨树。它们在这朔风终日呼啸的黄土高原上，挺立了不知多少年，一代又一代，一排又一排，哪怕风沙肆意抽打着枝干，哪怕贫瘠的土地里结不出好果子，它们依旧仰面迎向黄天，稳稳扎根厚土，不见半分颓靡和萧瑟。每当看到它们，张仲实的内心平静如一面湖水，下笔也更有力道了。

何锡麟的住处与张仲实只隔着一孔窑洞，张仲实累了，还会径直过来，找他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别，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间，二人因为翻译业务畅谈切磋，像是回到了校园里、课堂上。

延安时期的张仲实，除了在编译部干编译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工作也齐头并进。来到延安仅半年后，1940年12月他在《解放》周刊第123期发表文章《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年而作》。他分析说：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

他还发表了《列宁的著作遗产》《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斯大林早年的哲学思想》《怎样研究〈资本论〉》等文章，分别刊载于《解放》周刊和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此间，参与毛泽东主持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任务，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随后9—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不久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小会议室召开会议，研究一本指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据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学术秘书的温济泽回忆，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书，书名可以叫作《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以此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当时毛泽东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仲实担任中央政研室国际问题组组长。据张仲实回忆，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几次主持《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工作，参加者有张仲实、艾思奇、吴亮平等人。他们和曾彦休、温济泽等身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策群力，广泛搜罗延安当地或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外地出版过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版本，每人负责一本或几本，按照要求摘录。摘录完成后，分成小组互相校订，最后交由毛泽东本人审订。

后来，温济泽回忆：毛泽东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做了核对和增删，对编排的次序有的做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他对全书的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毛泽东改了哪些，哪些是他加上去的已经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章节标题都是经过毛泽东审订或修改的。

1942年4月22日，《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全书约20万字，以毛泽东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代序”，共分四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理论与实践》《历史科学的创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这本书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考，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大量发行。1949年还收录进入“干部必读”十二种书，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党员和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和教育，这本书都是重要读本。

1943年6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张仲实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宣部不设局、处），主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及延安解放社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延安，如果说“整风运动”是我们党自己动手，整顿党的作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避免队伍涣散、不打自垮。那么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则是我们党另一次“自己动手”，目的是“丰衣足食”，让日本人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围困失去效力。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说，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204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会后，大生产运动便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开展起来。

当时，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张仲实心动了。

大生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延安各地成了一片“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劳动的海洋。望着田间那些躬身劳作的身影，听着院坝里工农群众和战士们爽朗质朴的笑语，张仲实的心里翻滚着从未有过的滚烫。从前捧着书本、握着纸笔，总以为笔墨和译文里藏着着世间的全部真理，笔尖写下的是救国良方，可真正站在这片黄土高原上，看着乡亲们用粗粝的双手开垦荒地、织袜做鞋，看着合作社里粮食越来越多，生活用度越来越丰富，张仲实才明白，是群众用最朴实的道理和最任劳任怨的坚韧，扛起了生产和革命的担子。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纺车和灶台里的智慧，是书本里永远也读不到的宝藏。

他不想做一个只会躲在窑洞里纸上谈兵的书生，他要放下笔杆，到工农群众身边去，跟他们打成一片。哪怕一开始不熟悉，甚至不好沟通，一遍说不通就再说一遍。没多久，张仲实便来到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做群众工作，主要负责给队员们讲抗日形势，教识字，谈思想，帮记账，还教唱革命歌曲。

曾翻译出版过《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多部大部头著作的张仲实，此时此刻蹲在土墙根边，手捏着烧黑的木炭条，先稳稳地写出一个个斗大的汉字，再转头看向身旁睁着好奇双眼的队员们，指尖点着横竖撇捺一个个字教认、教读。怕大伙儿记不牢，他拉过队员满是厚茧、布满裂口的手，把木炭条轻轻放到手心里，自己的手覆盖在上面，带着他一笔一画地描摹，嘴里反复念着字音。队员们咿咿呀呀跟着念，像是一群半大的娃娃。不多久，土墙上就落满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念字声也像风一般，在院子里吹过来，飘过去。

暮色降临，晚风伴着枣花的香飘了进来，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张仲实索性搬了一张小板凳站在院中央，双手轻快地打着节拍，眉眼间堆满了笑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他先唱一句，队员们跟唱一句。他们的嗓音有的厚实，有的清亮，起初众人都还有些拘谨，唱了几段后声音就自然而然地放开了。有人跟着旋律轻轻晃动身躯，有人攥着拳头跟唱，歌声越唱越响亮，穿过窑洞，飞向了远处的山峁。

张仲实的表现得到了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同志的赞扬，并被树立为中直机关典范，还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劳模大会，受到表彰。这一时期，他撰写了《模范运输队是怎样更向前进着》《新的摸索——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文化学习初步总结》等文章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瞬间。

后经任弼时、李富春同志首肯，张仲实作为中直机关代表，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

后来，张仲实回忆说：

“好多同志以为要与工农结合，要接触实际问题，就得‘下乡’，坐在机关学校里是不行的。因此他们把改造自己放在‘下乡’以后再实行。但乡又一下子不能‘下’去，于是改造自己一事，只好‘缓办’。现在事实证明，这还是思想问题，只要自己真正想通，就是坐在机关学校里还是可以与工农结合的。”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要知道，党的六大于1928年7月闭幕，等到七大召开，整整相隔17个年头，几乎跨越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其间，有战事的紧张、国共关系的逆转等种种原因。因此，七大的召开，党内外关注度极高。正是在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也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彪炳党史。

七大召开期间，张仲实在大会秘书处工作，担任记录组组长。在毛泽东关于七大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讲话中，张仲实记下了很多毛主席关于理论著作翻译的看法。后来，这些记载于笔记本上的记录，张仲实整理成文，题目叫作《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于1980年发表于第4期《新华文摘》上。张仲实回忆毛泽东说：

“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同志们，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呢？中国在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里头有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一块到西天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经。”

在延安期间，张仲实还办成了一件值得历史铭记的“大事”。

1947年1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一带，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这两个纵队9个旅刚刚击败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主力军，获得重大军事胜利。慰问团成员共10人，有陕甘宁边区工会崔田夫、劳动英雄崔田夫、延安商会张喜林、张喜林陕甘宁边区妇联白凌云、中央西北局孙军一、陕甘宁边区政府黄静波、新华社缪海棱和党中央直属机关张仲实等。崔田夫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任副团长。慰问团带着猪肉、羊肉和慰问信，一路走一路慰问，他们带来的关怀和鼓舞，既缓解了前线战士作战的疲惫，也坚定了他们日后奋斗杀敌的信念。

张仲实与团员们在文水县慰问时，偶然看到了《晋绥日报》上的一则报道：刘胡兰英勇就义，事情发生在云周西村。深受感动的张仲实跟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了详情后，决定要去现场听听看看，便与缪海棱带了两三个人一起，到村里实地调研。他们找到了当时被阎锡山胁迫铡杀刘胡兰的两个“刽子手”，他们尽可能地给张仲实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1947年1月12日，村口的打谷场，遍地枯黄的野草失尽生机，干瘪的茎秆在西风中弯折、摇晃、噼啪作响，风只要再烈一些，草茎便要脆断。荒烟蔓草的苍凉中，一个双手被反绑的少女顶着凌乱的头发，穿着破损的棉衣，在寒风中高高地仰着头。天是灰的，她的脸也是灰色的。周围的乡亲们发出轻微的啜泣，她用最大的力气喊出来一句话：“怕死不当共产党！”随后，冰冷的铡刀落下，她15岁的生命，终结在一个寒冬。

听完讲述，再加上访问了不少现场见证的村民，慰问团一致决定，刘胡兰的事迹全部属实。他们买了一匹白洋布、一打毛巾，请白清云和另外一位团员送到了刘胡兰父母家。

刘胡兰面对屠刀面不改色的英雄事迹也感染了吕梁地区党委，当地决定要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同时在党内作为革命气节教育的榜样来宣传，他们要为刘胡兰烈士立下一块石碑，记录这段历史，他们认为，张仲实是知名的理论家、翻译家，是墓碑碑文的最佳撰写人。吕梁地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找到张仲实，表达了心愿，张仲实却谦虚地摇了摇头，说：“我怎么能写这样的碑文呢，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

慰问团结束慰问后，张仲实于1947年3月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吴家寨子继续工作。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张仲实随即向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同志汇报了慰问团的一些工作情况，还有刘胡兰的事迹。张仲实特别提到，吕梁地区党委希望中央能够为刘胡兰烈士的墓碑题词，“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张仲实的言辞间充满了恳切。听完汇报，任弼时答应说，你的意见应该转报给毛主席。

1947年3月26日，任弼时向毛主席汇报了吕梁地区党委和张仲实的想法，毛主席听后，深为感动。当时担任毛主席卫士长的李银桥耳闻目睹了这个情景，后来据他回忆说：当时，主席轻声念着：“刘胡兰！刘胡兰！”两眼湿润地长叹一口气，挥笔疾书，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刚劲有力的醒目大字。

因战事紧急，题词后来送到了文水县，不慎丢失。1947年 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做出决定：追认刘胡兰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吕梁地委将刘胡兰事迹印成宣传册，分送各级党组织，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1月9日，毛主席又一次为刘胡兰亲笔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落款专门题写了：毛泽东题。这幅题词没有落笔具体的年月日，是为了体现“重写”的意义。当年1月12日早晨，题词被安全送到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烈士陵园。

毛主席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为同一个人两次题词，在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张仲实是促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