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体标：技术时代“一觉”的诗歌转化力
【一】
当新技术的出现达到令诗人骇然的程度，诗人就会被新技术震撼，甚至被它压倒，不得不思考应对的方式。应对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诗人带着一种已经力有不逮的人文主义，捍卫本就形成于启蒙时代的“人”的观念，将之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以此否定新技术的能力。第二，被这种新技术所折服，全面地拥抱它，迅速地抛弃旧有的人文主义立场。这一类诗人是勇毅的，然而他们被新技术所捕获、掳掠，以至于像是被捕鼠器捉住了一样，被技术的暴力所贯透。第三，诗人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将新技术的词汇糅合在他的诗歌中，写关于新技术的诗歌，以此来冒充新技术时代的诗歌。其实，这样的写作因其轻浮，本身就是对诗歌的冒犯。
此外，还有第四种态度，一方面，诗人深切地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炸力，足以炸毁旧世纪的地平线，而将我们抛入一个未知的深渊中。我们可能已经站在人类纪的末端，向着太空流散的太空纪正在到来。诗人必须真诚地面对旧世界分崩离析的解体，新世界还在艰难的产前的阵痛之中。可是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被技术暴力完全地折服，他拒绝被技术暴力所同化。他不得不承认，人文主义的“人”的概念和诗歌的观念都已经不够用了。他等候着新技术提供的危机中的转机。那么，这第四种态度，必须吸收新技术的力量，却要消除它的暴力。这种态度是贴着新技术的神秘核心走的，然而却与之保持着一个神圣的、清醒的距离。
在斯蒂格勒看来，新技术具有毒药和解药的双重性，它本身就是一种药（pharmakon）。真正自主性，“意味着接纳药，并在相对（但永不完全）自主的状态下应对其毒性效应（toxic effect）”①。我们需要使用新技术，然而我们也需要对它进行解毒。诗歌作为时代的具有先知性的声音，它走在吸收新技术的前列，也担负着对新技术进行解毒的使命。因此，诗歌应该吸收新技术，同时又对新技术进行解毒。诗歌是转化技术之力的伟大劳作。诗歌要比其他的劳作更为深入技术的险境，诗歌要将技术的力量夺取过来，却将它的毁灭性柔化。
正如荷尔德林在《如当节日的时候》中所吟哦的：“然而，我们应当在神的暴风雨下，/你们诗人！裸露着头颅站立，/用自己的手抓住/父的光芒，就是他本身，/把这天国的礼物裹在歌中授予民众。”②如果诗人只是游戏于新技术，不敢抓住新技术中隐含的“雷霆”和“闪电”，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技术时代的伟大诗人。同样，如果诗人掷身于新技术的“雷霆”和“闪电”中，却缺乏一种保护性，犹如自由落体地坠入命运的深渊，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将被技术所吞噬的词语组织成有形的诗歌建筑，而只能留下一堆未完成的词语的废墟。诗人和新技术的关系，不是诗人在诗歌中提及新技术，不是诗人使用新技术，而是诗人将新技术转化为诗的能力而不被新技术吞噬。我们将诗歌和新技术的这种关系称之为“一觉”的转化力。
【二】
“一觉”的表述源于鲁迅。1926年4月10日，鲁迅作《一觉》，成为《野草》的压轴之作。此时，三一八惨案爆发不久，又值直奉军阀混战，鲁迅表示：“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③一年之后，鲁迅已经离开北京赴厦门而又辗转至广州，他仍念及北京飞机的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作《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④可见，鲁迅作《一觉》直接兴发于北京上空盘旋轰炸的飞机。
若从《一觉》的诗的行进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轰炸和“我开手编校”“全都给一个清理”之间具有并置的关系。轰炸和清理的并置，如此突兀，在这两者之间，就发生了“一觉”。“我”在这样的并置中，“忽然记起一件事”，于是就将飞机的轰炸和编校的清理都带往了一个新的时空中，这就是“一觉”所打开的幻境。随着编校的结束，“我”仿佛“看见很长的梦”，于是有了“忽而惊觉”，这正是“忽然记起”的“一觉”的终结。因此，《一觉》讲的是在飞机的轰炸和“我”的编校之间，发生了“忽然记起”到“忽而惊觉”之间的“一觉”。其实，“一觉”是用来化解飞机的轰炸和“我”的清理之间可怕的、有毒的并置的。在“一觉”之间，“我”将飞机的炸力转化为“我”在编校中的“清理”。若予以细读，就可以发现轰炸和编校之间诸多的相似性。
首先，轰炸使人感受到“‘死’的袭来”。而在轰炸的“爆发声”中，“我开首编校那历来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鲁迅尤其强调，“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轰炸和清理之间存在着难以言喻的相关性。这就是鲁迅在这里闪烁其词所表达的，“因为或一种原因”。“我”带着清理的意愿决心编校，竟然是因为窗外正发生着轰炸。然而，鲁迅自己似乎也在闪避这一答案，带来死伤的轰炸，毕竟和删除一些文稿之间不能画等号。
其次，飞机轰炸的方式和“我”编校文稿的方式之间具有相似性。飞机的轰炸“像学校的上课似的”，而“我”的编校则是“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飞机的轰炸是无情的、残酷的，带来死伤的。而“我”的编校竟然也是要无情地、残酷地删去那些“涂脂抹粉”的作品，仿佛这些作品也在编校、清理的轰炸中死伤了一样。编校和轰炸前后相继地发生，甚至难分彼此。
此外，飞机轰炸的结果和“我”的编校的结果之间也存在着类比。鲁迅表示，通过目睹轰炸所带来的“死”，反而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生”的事实。甚至，在轰炸之下，他看到了白杨的嫩叶、榆叶梅的绽放，甚至小书斋也格外“窗明几净”。这绝非诸多学者所说的“反讽”。而“我”编校的结果，也是看到了“绰约的”“纯真的”“可爱的”青年。
“因为或一种原因”，这正是鲁迅并置轰炸和编校的理由。轰炸表明的是飞机的炸力，代表了技术暴力。而编校就像另一种炸力，在这些文稿中，轰炸了那些“涂脂抹粉”的作品，而将那些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能够保存下来的“粗暴”的作品遴选出来。由此，轰炸的暴力和编校的暴力之间，的确具有了某种令人尴尬、震惊、费解的相似性。“因为或一种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何以冷酷的轰炸，就在这个时刻，可以推动他着手清理文稿？
如果没有了“一觉”，没有了“忽然记起”递送《浅草》的青年，那么飞机的炸力和编校的炸力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区别了。鲁迅念念不忘飞机的炸力，他被这种炸力所震动。在吸收技术暴力的时候，若未能卸去暴力，而将之转化为一种柔和的力量，那么就会被技术暴力吞噬，或者被技术暴力同化了。这正是法西斯美学吸收法西斯技术暴力的致命后果。的确，尼采也曾说过，“与恶龙搏斗之人，务必谨防自己亦成为恶龙”⑤。然而，《一觉》的关键正在于这并非简单的并置，而是在这并置中发生了“一觉”。正是这“一觉”将轰炸和编校连接在一起，又将之区分开来。
鲁迅不可能认同飞机的轰炸，可是他想要将飞机的炸力、技术的暴力转化到诗歌中。技术时代的诗歌应该能够经得起轰炸的考验，将这种轰炸的技术暴力转化到自身之内，以至于也已经“终于粗暴了”，这是一种有着炸力的诗歌。
【三】
飞机粗暴的炸力，给人只有“一觉”的时间。然而，正是在这“一觉”之间，生命在死亡的威逼中，爆发出生命的炸力来。经过了“粗暴”的轰炸，生命将这种炸力内化，成为生命中最强劲的部分。因此，“一觉”正是技术和诗之间的转化空间。在“一觉”中，飞机的炸力，转化成了诗的炸力，飞机的爆炸声转化成了《沉钟》的“鸣动”。
在“或一种原因”的不确切中，“一觉”的转化，作为一种奥秘的转化体验，被保留了下来。这种转化力本身是深奥的、费解的，是不可思议的。鲁迅并非在转化众人以为好的事物，而是在转化恶而恐怖的事物，转化的是技术可怖的暴力本身，也就是在消极的事物中赢得转变的契机。这必然对魂灵构成一种致命的、强烈的震荡。鲁迅诗歌的骇然之处就在于，他直接地、有力地转化了技术暴力，扭转了技术暴力的方向，使之成为诗歌行进的内在动力。“一觉”的转化，就在于吸收飞机炸力的力量，但调转其方向。鲁迅在“一觉”之间，将“恶声”转变为“善声”，将一种毁灭性的暴力，转变为救赎性的力量。“轰炸”被转变为“清理”。然而，这里的“清理”恰恰是要从作品中拯救那些微弱的“小花”般的生命。
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对技术的转化，他发现这些“粗暴”的魂灵，恰恰能“开一朵小花”。这些“粗暴”的魂灵，截然不同于飞机的炸力，他们拥有美的炸力，一种柔弱而又粗暴的炸力。在“一觉”之间，“粗暴”和“小花”是魂灵的两重性，同时也是好的诗歌的两重性。
鲁迅在《野草》中，本就展开了诗歌的批判。宋夜雨“将鲁迅的《野草》放置在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中进行考察”⑥，看到《野草》中《我的失恋》和《一觉》中隐含的诗歌辩论。若诗歌没有“粗暴”，那么它就是“涂脂抹粉”的、“失恋”式的诗歌。只有经过风沙的打击，才能将打击的力量转化为诗歌肌体的组织力。“当一名初学者受了点伤或是叫苦叫累时，工人、农民会安慰他道：‘是手艺进到你体内了。’”⑦所谓“涂脂抹粉”的诗歌，就是经不起轰炸的诗歌，没有手艺进入体内的诗歌，未能转化技术暴力的诗歌。而在《一觉》中，鲁迅以《浅草》为例，表明他认为真正的诗歌，应该是“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诗歌，“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的诗歌。这是在技术暴力的轰炸中，在“风沙的澒洞”中，还顽强地保留下来的诗歌。
诗歌在转化技术暴力的时候，必须经过解毒，才能卸去暴力的毁灭性，同时拥有一种炸力。在“一觉”之间，正是一种“绰约”“纯真”“可爱”保护着这些被轰炸的、被打击的魂灵在变得“粗暴”的时候，并不真的成为一架人形战机。正是“还要开一朵小花”的柔弱的坚韧，使得野蓟即使遭遇“几乎致命的摧折”，也不至于成为另外一种“致命的摧折”的开端。在诗歌的转化力中，“一觉”正是一种粗暴和柔弱、力量和绰约、轰炸和小花的不可能的综合。如果这可以在“涂脂抹粉”的诗歌中，或者在“缥缈的名园”中实现，那么也就不需要在轰炸时分的“一觉”了。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觉”啊！在最可怕的、骇然的、毁灭的轰炸中，通过“一觉”的转化，鲁迅获得了一种诗歌的轰炸力。然而，这种轰炸力却被保护在小花般的轻柔中，不至于被粗暴完全地淹没。因为“一觉”的存在，飞机的炸力和诗歌的炸力之间就有了一个无限接近又无限区分的界限。飞机的炸力，为的是带来毁灭；而诗歌的炸力，为的是带来救赎。然而，诗歌必须习得飞机的炸力，但这种力量并不是用于毁灭，而是用于拯救。诗歌要在“一觉”之间，转化技术的暴力，将它的力量吸收在自身内部，同时又卸去它的暴力。因此，“一觉”就是面向技术暴力的诗歌转化力。
【四】
张枣精湛地将鲁迅的《野草》确立为中国现代诗真正的开端。但是，元诗视野成就了他，同时也给他带来盲视。张枣捍卫《野草》的纯诗特征，“与之相应的是，他（指鲁迅）在《野草》的末篇《一觉》中变幻出一座‘纯诗的新花园’”⑧。然而，张枣忽视了文脉，鲁迅的意思是“我”要走出“缥缈的名园”，而非走入“缥缈的名园”。张枣忽略了《一觉》中对技术暴力的艰难转化。语言若想要触及自身，不可能绕开技术。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才能使语言回归自身的。这意味着，语言只有在离开语言，成为某种非语言的事物时，才能获得返回语言的机会。元诗的纯洁本身就是可疑的。正如在《一觉》中，飞机的轰炸侵扰了鲁迅的写作，以至于鲁迅的诗歌不得不在这种“嗡嗡”的鸣叫中行进。正如在《一觉》的结尾所说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明的形象”，这些“烟篆”正是这场诗意的轰炸所引发的“硝烟”。诗意的轰炸可以保存难以言喻之物，而飞机的轰炸却要毁灭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一觉》来透视《野草》整体。《野草》中隐约可见对技术暴力的诗歌转化。《野草》其他篇章中大量的“我梦见”，正是“一觉”的另一种表达。无论是“我梦见”，还是“一觉”，都可以视为技术世界的骇然所引发的压力，以及为化解该压力而实现的艰难转化。《野草》的结构，可以视为骇然的技术世界和另一个吸收了这种技术力量的内在世界之间的双重世界，然而这双重世界之间有一个转化器，也就是“我梦见”或者“一觉”。通过“我梦见”或者“一觉”，从一个暴力的世界，得以转移到一个力量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只有一层轻薄的薄膜，薄如蝉翼，相互交融，又彼此分叉，“刚一融合，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⑨。
鲁迅所面对的是工业时代的技术炸力，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炸力。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歌，要将人工智能的技术炸力吸收到诗歌的内部，使这种炸力成为诗歌组织力的内在构成，同时消解这种技术炸力的暴力。时代的诗歌，若不与人工智能的炸力实现一种几近污染式的并置，那么就不可能吸收这种炸力。可是如果没有“一觉”中的“小花”，那么我们就会无可挽救地变得“粗暴”，而根本性地失去人性的轻柔。事实上，从来都没有纯粹的人类语言，我们总是在技术对物的加工中，习得物的语言。同样，从来都没有纯粹的单一人性，我们总是在技术对物的制作中，习得了物的品格。因此，真正的具有时代性的诗歌，也需要必不可少的“一觉”的诗歌转化力，在“小花”的轻柔的保护中，习得人工智能中的神秘质素，转化人工智能的技术炸力。
注释：
①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Daniel Ross, Polity Press, 2013, p114.
②Friedrich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StA). Bd. 2/I: Gedichte nach 1800, Text. Hrsg. Friedlich Beißner.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51, S.119-120.
③鲁迅：《三闲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
④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⑤Friedrich Nietzsche.Sämtliche Werke(KSA), Band 5: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Hrsg.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8, S.98.
⑥宋夜雨：《“寂寞地鸣动”:<野草>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的对话》，《广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⑦[法]西蒙娜·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顾嘉琛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94页。
⑧张枣：《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81页。
⑨鲁迅：《野草·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文性视野中鲁迅的世界性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4BZW11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大学现代诗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