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枪》：打探一颗子弹的下落
《长枪》是作家徐贵祥以笔名巴彦乌力吉发表在《诗刊》（2025年第8期）上的一首抗战题材长诗。诗歌以松林高地为依托独自阻击日军的一名“排副”和他的老式“汉阳造”步枪为第一视角，书写了在敌我装备悬殊的绝境中，孤军死战的抗战往事。“排副”最终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眉心，但在中弹的瞬间，他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完成了对敌人的反击。作品从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把历史长河中一名普通战士拉近、放大，展现其于绝境中的不屈风骨，抒发了诗人对无名英雄的深沉敬意。正如“排副”在诗中宣告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真正死亡”，只要他的长枪仍被一代代人在记忆中扛起，他便会永生。
——编 者
2024年12月中旬，我到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原计划活动结束后即回北京，当地文友留我多住一天，顺便参加另一个活动。13日上午，接到朋友信息，因为正逢国家公祭日，有些路段交通管制，要我耐心等待。
就这样，我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不期而遇。
上午9点到10点，站在宾馆29层房间的窗前，我眺望平静的长江，想象那个漆黑的日子，在默哀中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问题——87年前的今天及其以前，也包括以后，还发生了什么。是的，那场南京保卫战我们没有打赢，部队被打残了，打散了，溃退了……可是，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不可能啊。一定，一定……一定还有人在战斗。即便敌人已经进城了，敌人已经把城市变成一座地狱，枪声也不会停止。
骤然之间，我的眼睛看不见长江了，看不见两岸林立的高楼和长虹般的大桥了，彩色的窗前出现了几张黑白照片。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男人，被敌人缚住了双臂，上衣敞开，黑色的衣襟就像展开的鹰翼。他的脸上挂着微笑，有些悲愤，有点无奈——但那是微笑，是一个即将赴死的中国男人视死如归的微笑。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接着我看到一个女人，她已经被五花大绑了，仍然居高临下地看着前方，嘴角挂着轻蔑和嘲讽的微笑。她的身后站着4个鬼子兵。这个女人的名字我知道，叫成本华，是安徽省和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的干部。一个名叫山下弘一的侵华日军曾经这样回忆：“后来，我们又抓住一些抵抗的中国人，其中一名是很漂亮的女人，她负责指挥这次抵抗。日军叫她投降，她却轻蔑地看着他们，一言不发。”
当然，还有杨靖宇、赵一曼、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
终于，我看见了南京城外的那道防线、那座山包、那条小河、那片树林和城内的那条小巷、那片废墟、那片月光……我急于知道，在那场战斗中，最后的战斗者是谁。他发射出去的最后一颗子弹在哪里，击中他的子弹编号是多少。我坚信不疑，那个人一定存在，还有他的枪和他的最后一颗子弹。
87年前的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一日，87年后的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都有月亮。我在月亮的光影里一遍一遍地寻找，在长江的江面上来回巡视。
渐渐地，他的身影清晰起来，我差不多能看见他的面容了，差不多能看见他破烂的军装和赤裸的胸膛了——
匍匐前进的时候，长枪背在背上；潜伏河边的时候，长枪端在手上；夜宿断墙的时候，长枪枕在脖子下面……而我更欣赏的是，当他完成一项任务，摆脱敌人追杀之后，把枪扛在肩膀上，如入无人之境的那副模样。
那天夜晚我辗转反侧，一会睁眼看看窗帘，一会打开窗帘看看长江。我心里呼唤，希望他现身在我的房间，我想好好地和他谈谈。
他出现了吗？也许没有，也许出现了。一夜过后，我非常肯定地对朋友说，他出现了，我认出来了，就是他。
我把他命名为“排副”。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是排长或者班长，偏偏给他定个排副级别。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排副”，就是觉得，他应该是“排副”。“排副”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身份，前进一步是官，后退一步是兵，所以，“排副”不是一个人，官兵两种身份都有了。何况，在那场战争中，像“排副”这样的战斗者有多少啊，这个“排副”仅仅是被我推上前台而已。不过，我在构思诗作《长枪》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算无心插柳吧。
在军事文学领域跋涉很多年，我总有遗憾，觉得写得不够好，还有哪里没有写到位。在南京的几天，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在一场战争或者说一场战斗中，任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次胜负、一个结局，都能建筑一部小说，就算把小说写成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度，也不可能穷尽战争的奥秘。小说把战争中最深刻、本质、精华的那一部分元素留给了诗。因为诗可以深入再深入，放大再放大，细微再细微。诗可以沿着一颗子弹的弹道写出八百行，并且用惜墨如金的语言，把这八百行锤炼得异彩纷呈而不必絮絮叨叨。
小说是生命的艺术，诗歌更是。
生命是脆弱的，脆弱得像一张白纸，一捅就破。但是生命又是坚强的，坚强得刀枪不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脆弱大都相似，坚强各有各的坚强。我的使命是，顺着坚强这条线，写出一个民族坚贞不屈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