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人的坚守与一个时代的微光——评蒋殊长篇小说《七个人的花儿岭》
蒋殊写过很多纪实题材,比如《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坚守1921》;也写过很多散文,比如《阳光下的蜀葵》;还写过儿童小说,比如《红星杨》《红手印》。这部长篇小说《七个人的花儿岭》是写乡村振兴的,书名充满了诗意,其中的语言也充满了诗意。

蒋殊生于武乡,她的素材多以故乡为主,有黄土之厚重,有关河之柔情。这部小说,并非把全部笔墨都集中在乡村振兴故事上,而是把以前的素材也一并融合进来,蒋殊把蜀葵的美好、抗战的记忆、乡村的蓬勃都写到了小说中。她写出了一片精神、一段历史以及一种文化。
花儿岭在明清时期为驿站,曾经繁华一时,而文明前行的车轮,终将这片土地碾成落寞的村庄,让那些上锁的窑洞如同“奄奄一息的病人”,那些寄存着乡愁的小院成为“荒草的栖息地”。
蜀葵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意象,载着乡愁,载着抗战记忆,载着两岸深情,连接战争与和平、历史与当下。它载着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战士八十年的生命友情,也载着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之谊。蜀葵并不娇贵,可以开在土墙与窑洞之间,但它明媚,明媚到可以照亮两个世纪。
经纬交织的叙事架构
《七个人的花儿岭》在结构上采用了双线交织的方式,乡村振兴叙事为经,抗战历史为纬,经纬不断穿插,织成了一部复杂的长篇小说。蒋殊让当代性与历史性合二为一,从而让小说拥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获得了深厚的文学质感与历史纵深感。
历史线以王秋桃的回忆碎片为轴心,重回1942那个战火纷飞的夏天。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与川军伤员的一段记忆,正值青春发育期的王秋桃从自己的新褂子上剪下一截袖子,为刘振武包扎伤口。为了感谢王秋桃的悉心照料,刘振武将蜀葵花的故事告诉她。短暂的相逢之后是长久的离别,这一别便是八十年。救助、离别、寻找、重逢构成了这段沉甸甸而又怀着温情的历史。最后,当柳艺拨通视频电话,让王秋桃与老兵的后人在时空中相逢时,泪水与笑声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当代线以驻村干部丛溪的视角展开。他初次来到花儿岭,看到“墙上是女孩刚刚画完的半朵花”,之后是“柳舍故事”的挫败、研学团的启示、蜀葵文化的发现,再到播种花籽、迎刘处长回村、蜀葵花开、第一批客人到来,这短短一年的时光,让丛溪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他对乡村从隔膜到理解、从“完成任务”到“被花儿岭打动”,再到“真正想做点事”。
这种双线结构并非简单的穿插并行,而是处处交错的,通过蜀葵花的记忆,再到来自台湾的花籽,最后花儿重新开放,这种结构让历史在当下生根发芽,作为活的记忆介入当代,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内核。
空间上,大麦村、花儿岭、南山坡三个地方构成了三重视域,由外向内、由表及里。
大麦村是当代新农村的代表,在丛溪眼中,则是“新房子与老房子掺杂在一起,色调与风格都不好统一”。而村支书老田一心想把花儿岭的七个人迁入大麦村,以简单的方式解决难题,而这种思维恰恰抹杀了乡村的内涵。花儿岭的窑洞“一层一层盘旋而上”,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那些没有院墙的窑洞,其排列方式暗示这个村庄最初可能是由亲兄弟两人共同建造而成的,简单地抛弃这个村庄,可能会抹杀一段历史。
南山坡承载着更深的历史内涵,它是王秋桃、刘振武相逢之地,曾被日军的飞机炸成废墟,如今是乡村振兴规划中蜀葵种植基地。从“被炸毁”到“重新种植”,意味着毁灭到新生,伤口到强健,弱小到强大。蒋殊擅长隐喻,她的隐喻不晦涩,有厚重感,并且包含民族情感。
文化上,“米朵朵的画房”“蜀葵文化展厅”“小米故事”三重递进,花儿岭从“空壳村”蜕变为文艺聚落,成为拥有记者小院、文化工作室、作家小院、画家小院的文化之村,这昭示着乡村振兴也是文化振兴。
在这些复杂的结构中,蜀葵时隐时现,形成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墙壁上的半朵花”成为丛溪与花儿岭结缘的起点,“凝血的花布条”是王秋桃回忆历史的起点,“一朵黑色蜀葵”是米朵朵创造的起点,“蜀葵的光芒”铺陈蜀葵在中外文化史中的地位,“缀满蜀葵的公主裙”则将蜀葵意象与母爱、接纳、成长相连,可以说,蜀葵花在经纬交织的结构中处处开放。
叙事节奏上,蒋殊时而沉重,时而明快,展现她出色的艺术感。回忆抗战的那些篇章,沉重而缓慢,比如地道里的喘息、槐树下的八十三具尸体、王秋桃在深夜抬着烈士上山埋葬等等。展现当代场景的那些篇章,轻快而明亮,比如种花、包粽子、研学团到来、刘三的蜀葵宴等等。蒋殊让紧张与舒缓交替,苦难与希望共存,形成了一种阅读上的沉浸感。
之后刘先生推测花儿岭的地道可能是一处军事古堡,这让乡村的内涵进一步加深。蒋殊是在告诉读者,每一个凋敝的乡村,都可能是一座未被发掘的宝藏。花儿岭这样的村庄,需要的不是被拯救,而是被看见、被理解,被唤醒。因此,蒋殊的写作远远超越一般乡村振兴的题材,《七个人的花儿岭》被赋予了如同黄土般深厚的内涵。
绵软细密的语言
蒋殊的语言风格,可以概括为绵软细密,说其绵软,是因为她的语言以含蓄见长,总是话里有话,影绰其辞,看起来很柔很轻,通常都带着股诗意;说其细密,是因为她的心思细敏,擅长捕捉细节,她只呈现,不陈述,让流动的文字构成画面感或镜头感。在抒情上,蒋殊是克制的,不会轻易流露她的情感。在内涵上,蒋殊是深刻的,她不会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挖掘一个主题时,她会带出更多的主题,多层次、多维度地去展现一个事件。
蒋殊常常会让人误解为语言质朴,因为她用的是能让读者看懂的语言,她从不故作高深。其实蒋殊的语言是融合了古典元素与现代元素,在意境上偏向古典的不事雕琢,她的语言色彩是淡淡的,可这淡如同水墨画,里面却藏着万千色彩。
“那个下午,他顺着那束光一直走进去,才发现吸引他的不是光,而是光里的一个小女孩。”这句话,出现在开篇的第二段,看似简单,却充满深意。在丛溪看来,花儿岭只剩下七个人,自然已经形同废墟。但是,他看到了光,这光是明清驿站繁华散尽后的余晖,是窑洞与土墙上流淌的历史微光,是艰苦抗战后留下的精神之芒。如果花儿岭的历史是光,那么小女孩米朵朵就是文化。她画的半朵花连接两岸,连接生死,连接历史时光。即使村庄只剩下七个人,这种文化气息依然没有消退,这是丛溪所要追寻的。蒋殊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村庄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凤凰涅槃,而是让读者去发现村庄的美和内涵,只有在文化振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乡村振兴。花儿岭的七个人并非村庄的守墓人,而是播种者。
“可是,王秋桃却给他倒了一碗小米汤。那阵子,他正渴,于是晾温之后一口气全喝了下去。”丛溪惊讶的是,给客人喝米汤这种习俗,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了。黄土高原盛产小米,小米是这部长篇小说中除蜀葵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象征。小米古称稷,稷与社代表的土神合称为社稷,社稷江山代表了国家。在陶寺遗址,一个仓便能容纳十万斤小米。史传尧都于平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有小米就能活下去,就能建立文明,或许,喝小米汤这种风俗来自上古时代。小米承载着文化,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文明的发展。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个典范。丛溪的渴,是一语双关的,他不只是生理上的渴,还是精神上的渴。蒋殊每次写这些厚重的文化事物时,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象征色彩加进去,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物通过她的笔发出光来。
蒋殊的语言,在多数情况下看起来单纯,因为她不想刻意拔高那些平凡事物的意义,而是让蜀葵和小米在文字中自然成长,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自然能体会到蒋殊对这两样事物的深爱,并感觉到其中蕴藏的深厚内涵。蒋殊的《七个人的花儿岭》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献给乡村,献给历史与文明的一部散文诗。她借助语言的诗意,让象征和隐喻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所以,在那些看似单纯透明的文字背后,有着蒋殊对文化历史的深刻思考。
多维度主题开掘
《七个人的花儿岭》是多主题的,并非一个简单的乡村振兴故事,而是融合了乡村振兴、抗战故事、两岸交流、民俗文化等等。
在乡村振兴主题上,蒋殊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道出空心村的真实困境,“一排又一排上着锁的房子像一个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一处又一处无人的院子成了荒草的栖息地。”当政府想用简单的手段,将人少的村庄并入更大的村庄时,却遇到了阻力。在振兴路上,“民宿+艺术空间”“农事研学+小米故事”两个方案皆失败,只有“蜀葵+文化+庭院经济”让村庄获得了重生。“同样是蜀葵,花儿岭蕴含着烈士的鲜血,蕴含着战争年代的友谊,蕴含着太行精神,蕴含着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的深情。”蒋殊没有回避现实,她写出了基层政治的复杂生态,在她唯美的笔调里,也藏着一些不光彩的事。蒋殊对乡村振兴的描写,重点在于如何把“输血”变成“造血”,让村庄发展出经济能力。
在抗战主题上,又分成两个小主题,一个是抗战,一个是两岸交流。这两个主题都是宏大的主题,但蒋殊用了一个小切口来呈现,她把笔尖落在1942年夏天,只借助一个端着半碗小米汤喂给伤员的十三岁女孩,一个左腿受伤、手握两朵蜀葵花的川军小战士来呈现。
刘振武手中那两朵蜀葵花,他始终紧紧握着,在受伤、转移、颠簸中都没有丢弃。他对家乡的思念、对美的眷恋、对死亡的抗拒全部凝聚在这两朵花里。蒋殊没有写刘振武的英勇,没有写他的战斗经历,只写了这两朵花。她用美来冲淡战争的残酷,“月亮把花丛照得跟白天一样,朵朵红的黄的粉的花儿清晰可见,包括花蕊。姑娘们坐在花丛中,看花,顺着花茎看没有烽烟的天空,看皎洁的月亮。”“后来,野战医院的姑娘们都像王秋桃一样,在蜀葵花盛开的季节,将一朵一朵花插在战士胸前,陪伴战士长眠。”蒋殊抛开战争的惨烈,以诗意面对死亡,写出了极致的悲与美。因为,她要让那些牺牲的英雄保持美好的尊严,这是对烈士最大的尊重。
在两岸交流主题上,蒋殊也没有从正面体现,她只写了人情与人性,只写下王秋桃记得蜀葵,记得刘振武那句“你说话的时候,真像我妹妹”。当柳艺发来视频,展现台湾学甲镇四万两千平方米的蜀葵花田时,当刘先生从父亲柜子里发现的两块未洗净血迹的红花布,与王秋桃保存的那件没了袖子的红花衬衫形成完美呼应时,两岸人民的情感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家乡、记忆、青春、热血来自内心深处,超越政治,超越时空,成为不可分割的情感共同体。蒋殊没有直接写两岸政治,只是让一朵花、一件血衣、一段记忆承载了联结的使命,这比任何政治言辞都更能打动人心。
在民俗文化主题上,蒋殊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山西特色。首先是饮食,小米汤、豆钱钱、黄米枣糕、红面抿圪斗、槐花拨烂子等等都融进小说中,承载了一个时代舌尖上的记忆。蒋殊对山西美食极为熟稔,不但写了味道,还写了制作过程,以及馏枣糕在蒸熟之前不能让外人靠近看的禁忌,这些是家乡的味道,也是一缕乡愁。端午节,王秋桃包黄米粽子的场景进行了详细描写,泡黄米、挑红枣、包粽子、煮粽子、蘸红糖吃。而丛溪“一口气就吃下去五个”,则体现了对民俗传统的热爱。对花儿岭的窑洞,蒋殊写出了原始风貌,每一排窑洞都靠北依山而建,不仅仅是为了保暖与防御,更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体现。
蜀葵文化是蒋殊的书写重点,她不但详细道出蜀葵两千两百年的栽培历史,还写出了其“既能耐受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寒,也能忍受零上四十摄氏度的高温”生长特性,而这种特性,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的隐喻。为了展现蜀葵文化,蒋殊引用大量的古诗词,著名画家的画作,以及李世民的《服蜀葵帖》来串联起蜀葵在文化长河中的重要性。这种直接引用的写法在蒋殊的作品中比较少见,大概蜀葵是蒋殊心中最美的花,所以爱得热烈了些。
饱满的人物塑造
蒋殊在人物塑造上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戏剧化冲突来凸显形象,她笔下的人物是自然的,但每一个人物都有用意,丛溪是精神蜕变的典型,王秋桃是历史的见证,米朵朵是未来的希望,素菊是城乡的桥梁,清流是美的代表。
丛溪是驻村的青年干部,但他有别于那些高大上的形象,他是在公文中耗尽精神的反抗者,发出“老子不伺候啦”的怒吼,主动驻村是为了逃避,没料到完成了一场精神救赎。初到乡村,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却处处碰壁,然后转为务实。这是知识分子在扎根生活、心向人民过程中的精神蜕变,他虽然懂得了如何在现实中周旋,但没有丢掉真诚本色。
王秋桃既是抗战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蜀葵文化的传承者。她对抗战的历史有着精准的记忆,能够记起每一个细节。她的一生跨越了战争、丧亲、贫困、孤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她对蜀葵的坚守,不仅仅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情感的坚守。王秋桃和刘振武的情感,并非爱情,但又超越了一般感情,短暂的相识凝成了守望的永恒。
米朵朵有自闭症,她的自闭不只是个体的自闭,也是村庄的自闭,是与世隔绝的村庄的隐喻。米朵朵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却拥有惊人的绘画天赋。她笔下的花,对现实世界也是一个个隐喻。米朵朵与王秋桃相依为命,也构成了隐喻,年轻的用画笔描绘未来,年老的用口述保存历史。当村庄热闹起来时,米朵朵的病情轻了,这又是一个隐喻。这意味着她在重生,村庄也在重生。
素菊是充满现实味道的女性,从丧夫后进城打工,再到回乡创业,这不仅是个人的回归,更体现了乡村是精神的归宿地。素菊是民俗文化的传承者,针线活儿是一绝。而她从家政女工到老师的身份转变,也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语境中的转变。过去,针线活儿是农村人的基本技能,在城市中却成了珍稀资源。素菊从逃离乡村到建设乡村,体现了乡村振兴最美好的一幕,人的回归。
清流是个知识分子,她对乡村充满了偏见,“乡村是不卫生且落后的地方。”丛溪选择驻村,清流的态度是强烈同情,但绝不同意。但是素菊告诉清流,乡村“一到春天,满山遍野都是花儿”,清流的抵触开始有所松动。丛溪寄来蔫了的蜀葵,清流将其插入花瓶,再用神奇的方式开水浇灌,没想到蜀葵竟“像得到救治的病人一样,奇迹般地慢慢康复了”。之后,清流又看到米朵朵的画,不禁惊讶地想到,原来乡村并不是文化的荒漠,而是艺术的源泉。最终,清流带着画室的孩子来花儿岭写生、为米朵朵设计公主裙、计划参与花儿岭的整体规划设计,她从城市美学的守护者变成了乡村美学的共创者。
这五个人物,丛溪是行动者,王秋桃是记忆者,米朵朵是表达者,素菊是联结者,清流是审美者,他们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不同力量,为乡村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形象鲜明而饱满,并且具有一定的隐含意义,可以看出蒋殊在人物设计上的匠心。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蒋殊正是通过蜀葵这样一朵平凡的花来写出乡村振兴之路的。蜀葵的平凡连村里人都不屑,刘大娘说:“这花贱兮兮的,呼啦啦就长出来了,今年就能开啦。”贱是蜀葵的特征,因为太好养活,太常见。可唐代诗人陈标说:“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它的美足以和牡丹争艳,可因为平常便落了个贱的命运。村庄也是如此,到处都是,似乎也是一个贱的命运。当它们即将消失之时,人们才惊觉它们的珍贵。于是,蜀葵在《七个人的花儿岭》中上升为精神图腾,花儿的振兴之路,就是中国乡村的振兴之路。
蒋殊写的,并不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一次次拼搏,而是理解乡村、发现乡村的一次次审美。花儿岭的振兴,不是从外部植入陌生产业,而是从内部激活文化基因,这是乡村振兴中的一个独特的榜样。
蒋殊在这部小说中,把散文的抒情、纪实文学的严谨、小说的叙事自由融为一体,形成了一部特别的小说,它很淡,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戏剧冲突,只有一种审美的内在冲突,在阅读中,读者会逐渐理解乡村的美好,重新审视乡村,这就是蒋殊的用意。
蒋殊的文字也如蜀葵,外表是柔软的,内部是坚韧的。她笔下的振兴,不只是经济的振兴,更是精神的振兴、文化的振兴。
譬如一花引百花开,寂者皆芳,芳终不尽。
七个人的花儿岭,是一条通往精神原乡的路,那路,有暖心的温度,有不尽的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