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身为青年作家，生庆是“早熟”的，这或许缘自他毕业之初的基层工作经验。“早熟”的表现之一，是他能将目光适当地从自身移开，转而投向身边值得追问的公共事件与事件深处的他者。这一向度是《本地菩萨》的根基。生庆笔下的工厂以六盘水“水钢”为原型，联系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彼时，规模庞大的工业设备由东北老工业区与东南沿海重镇移往中西部，无数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举家迁徙，贵州也是目的地：移民们需要适应“天无三日晴”的湿冷、本地滋味中的酸和辣，以及邻人的南方口音。小说中的唐国庆正是迁徙大潮的一员。

《本地菩萨》写转型期的矛盾，再现了工人集体抗争等事件；但生庆更热切的意图，似乎是聚焦社会变迁如何细微而灼心地牵扯个体的生活——唐国庆从“唐师傅”变成“唐和尚”的生命轨迹，看似自作孽，确也是时代缩影。集体所有制的塌缩意味着社会阶层关系的裂变和重组，这一过程中，像郑三立这样的普通工人，其命运讳莫如深地被具体的领导和抽象的权力所掌握。生庆敏锐地意识到，“郑三立们”害怕分流，是恐惧于失去微薄却稳定的收入，更是忧心于熟识的生存机制将被剥夺。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一生高度依附于以工厂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一个配套着学校、医院、体育场等设施的独立社区。这个生态系统和独立社区受到改制的冲击、重构，“郑三立们”也面临着短期的物质困境与长期的惶惑心境。

往日的车间里，技术传承主要依靠师徒制，小说中颇为动人的部分便是回忆里唐工教导徒弟的情景。经由师父引领，郑三立理解了人与机器的关系，在内心建立起对手艺的敬畏。深陷人生的焦灼时刻，郑三立去找成了“本地菩萨”的师父，实则想找回一种生命的坐标，试图在被动和卑微的受辱境遇中重拾对于自身技术的信心。最终，郑三立主动辞职，靠手艺把汽修厂开得有声有色。生庆并非想讲述求变者的成功，我们终归读到的是与尊严相关的故事；而在错综的日常生活与不可预知的时代浪潮之间，小人物去捍卫尊严，如此艰难，也因此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