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1954—）一直被视为自夏志清和李欧梵之后，以华裔学者身份介入欧美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氏的中英文著述都颇为丰富，包括《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等等。王德威相对继承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中由夏志清所开创的“小说”研究路向，但王氏的视野比夏志清和李欧梵更为开阔：一方面，他把现代中文小说的范畴推广到了“晚清”，他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结论，强调的正是晚清小说中所蕴含的诸多深层元素直接构成了促使中文小说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内在契机；另一方面，在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全面解读当代中国大陆小说以及对夏志清“小说史”做出补充的同时，他也将台港及海外的中文小说纳入了考察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的“华语语系文学”的宏观图景重新勾画了文学的版图，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学具有根本性的开拓意义。而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从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对“文学史”著述的书写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一、“知识学”的理论视域

就理论观念来看，王德威并没有为自己设置一种相对“固定”的理论模式，他的思考和解读虽然也是根植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但他所理解的现代性具有更为开放的一面。也许是由于早年曾专门译介过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识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王德威的研究路向带有较为明显的“知识谱系”梳理的色彩。

“知识谱系”（geneaology）的描述不同于“历史”的叙述。如果说“历史”是一种依据既有的理性原则而书写出来的“线性（时间序列）”图景的话，那么，“知识谱系”则重在从知识、权力、话语等层面上重新发掘和质疑“历史”合法性背后的所谓“正统规范”及其来源与影响。“在傅柯的定义里，‘考古学’（archaelogy）应与传统的‘历史、史料学’（history，historiography）相对立。一反以往史家依赖时间坐标所沿袭的延续性、叙述性史观。‘考掘学’从空间坐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及物质性——就像考古学的遗址遗物一样，层层积累、错综零碎，有待我们不断地挖掘拼凑。借此傅柯申明每个时期的‘精神’‘文明’‘意义’的流变不是自发连续的，而总是具有横向的、矛盾的、扩散的特征。‘考掘学’的用意，即在于描述这些特征，从而再反思‘人为’知识和历史的有限性与无常性。”[1]换言之，对“知识谱系”的“考掘”是从“历史”的确定性转向了“知识”的不确定性，从“同一性”转向了“差异性”；任何完整的知识系统都是依赖“语言”组合起来的，而任何“语言”本身都属于隐含着不同“权力”向度的“话语”。“所有知识讯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现象，皆为话语。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其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互相推衍连结，形成一个可以辨认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2]而从“话语”自身内部来看，“话语”包含有一种“稀释”（Rarefaction）的功能，即表面上似乎清晰有序的形态实际上可能由于“话语”的介入而变得混乱无序，其中包括“评论”（commentary）、“作者”（author）和“规律”（discipline）；“评论”以所谓“创见”遮蔽了其自身的偶然性，“作者”以“唯一来源”作为“标识”遮蔽了“作者群”存在的可能形态，而“规律”则以“真理/原则/定义”等方式掩盖了其自身可能存在的“谬误”趋向。以“考掘”的策略来厘清“话语”的来龙去脉，目的正在于展示话语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断续性（discontinuity）、特殊性（specificity）和外延性（exterioricity）。重新“考掘知识”有利于使我们真正意识到，所谓“历史”的连续性、真理性等不过是人类以“话语”的方式为自身创造出来的幻象。各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档案”汇编，探究话语及其结构即是翻查“档案”，由此，以“时序”为基准的“时间/历史”研究就转向了以横断面为基准的“空间/知识”的细密剖析。

傅柯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均强调在时间的延伸线上，将各种散乱的史实资料重新归纳排比，以期根据逻辑推演的顺序，重新建立某个事件或时代的意义。然而这种治史的方法往往过分重视“体系”“源始”“传承”等观念，在研览史实时易蹈入削足适履或一厢情愿的歧途，不但无法重现所谓历史原貌（事实亦不可能），反将史学范围局限于少数主题、事件或人物的重复研究中。由是，史学过分突显某些事件和人物承先启后的枢纽地位，热衷钻研某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强求某些意识理念的来龙去脉，乃至重塑理想主义式的世界史观等举动，傅柯均毫不留情地大加挞伐。傅柯强调，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历史，因此也不应在史学研究中汲汲营营地寻找“一以贯之”的“中道”。由于传统史学囿于“思维主体”（subject；cogito）“因果逻辑”“完整结构”等所形成的“中心”（center）执念，因而难以顾及主体、逻辑、结构以外中心体系鞭长莫及的领域。但这一混沌黑暗的领域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传统“统合历史”（totalhistory），而傅柯的“考掘学”与“宗谱学”，正是针对此史学死角所展开的努力。[3]

“考掘”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恰恰是在“求异”，即在貌似“一致”之处寻找出“不一致”，在似乎“连贯”的地方发掘出“不连贯”的因素，借以呈现一种事件、制度、体系相互混杂排挤，彼此重叠冲突或并置的可能状态，借助其对四散分离的“现象”的“描述”来寻找“之所以如此”的根由及其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

“谱系”研究可以看作是“考掘”的延伸，其目的在于就某一现象探究其衍生、演化直至形成“知识制度”的过程。“谱系”研究不再如“历史”研究那样关注其本质或作为先行前提的形上观念，而是以“解释（及其循环）”取代了“历史”的所谓真理性的客观呈现。如果说“考掘”所关注的主要是分立自处的现象，那么，“谱系”则更注重相关现象之间可能的联系及其所形成的整体“知识图景”；“考掘”强调对“话语形态”的描述，而“谱系”则重视对“话语运作”过程的解释。以此而论，“考掘”和“谱系”的勾画就不在于“重建过去”，而只在于为“现在/当下”书写出一种“历史”；换言之，它更加强调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今天/现在/当下”之境遇的发生或转变，或者说，“过去”对于“当下”还具有何种的“意义”。这一点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等的建构式的“新历史主义”已经较为接近了。

王德威的小说研究，一方面在纵向上将“现代”中文小说推衍到了五四之前的晚清（他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考察甚至可以推溯到明代），其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断曾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关注着当代中文作家的小说创作，同时也兼顾对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小说的重新解读，由此，既对夏志清和李欧梵等人已有的小说研究给予了有效的补充，并相对完整地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谱系”式的“史述”轮廓。而在横向上，他在考察中国大陆的小说创作之外，更为广泛地把台港地区及海外华裔的中文创作也纳入了视线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中文小说“多元共存”的众声喧哗而又彼此“对话”的文学格局。其在纵、横两个向度上极大地扩展了中文小说的视域。虽然这一更加开阔的文学图景不是以既有“文学史”的模式来展开的，但这一文学图景却在“线性时间”序列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中文小说的可能曾被遮蔽的丰富“知识”。

二、“知识的考掘”：被遮蔽的现代性

从“考掘”的层面来看，王德威的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发掘主要显示在对晚清小说的重新解读上。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最早由斯坦福大学于1997年出版，其所谓“晚清”大体是指自鸦片战争以降至民国建立之初的这个时段，基本设想是希望在学界所习惯确认的“四大谴责小说”和梁启超的“新小说”等“文学史定论”之外，重新考察狎邪艳情、侠义公案、谴责黑幕和科幻奇谭等以表面的“传统（章回体）”形式呈现的小说创作所隐含的“现代”质素。在王德威看来，正因为它们属于一种“被压抑/被埋没”的“文献/档案”，所以才需要重新给予“考掘”。“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4]“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教训，我们（又一次）重写文学史的活动必须在文学及历史千丝万缕的对话关系中，化简为繁，迂回前进。而介于新旧之交的晚清小说，恰好提供了最丰富的研究对象。”[5]由此，他所选择的四类“考掘”对象就不单纯是四种“文类”了，而是与欲望、正义、价值和真理（知识）相互呼应的四类“话语”，对晚清这四类“话语”的“考掘/分析”正意味着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之现代性肇始之初所蕴藏的关键要素的重新发现。

王德威认为，“晚清”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传统”没落的“尾声”或者西学东渐的过渡性“先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实验冲动的“开创性”应当先于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

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的作者大胆嘲弄经典著作，刻意模仿外来文类，笔锋所至，传统规范无不歧义横生，终而摇摇欲坠……而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晚清文人的大举创作（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规模量贩化、商业化，非自今始。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应不为过。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路。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晚清世纪末也许是作者自甘颓废、惫懒因袭的征兆，但更可能是他们不耐传承藩篱，力图颠覆窠臼的讯号……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6]

在纷纭浩繁的创作之外，晚清文人还借“翻译”之名对域外文本的意识形态与情感取向给予了意测、重写、删改、合并，进而在西洋/东洋、传统/现代的混杂交汇中，不只是带来了“说部”自身的质变，更是衍生出了各自迥异的“现代”视野。

王德威认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向，不能只是狭隘地局限于新文学的文以载“新”道、文学的家国想象与政治趋向等所谓“主流”的历史性论断。“在这个所谓‘放逐诸神’、‘告别革命’的时代，再高唱‘推翻’典范、‘打倒’传统，也无非是重弹‘五四’的老调。要紧的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7]“凭借‘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题旨，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后现代性成为风行话语之一种的时代，凸显晚清小说现代性之种种，此举策略性的意义何在？”[8]王德威的用意不在于“重述”一段历史，而是尝试挖掘“现代”在中国萌生之初的眩目景观对我们“当下”的“（后）现代”境遇还具有何种的意义与“再思”的可能。

“现代”或许有多重的定义，但“求新尚异”却是“现代”的相对共同的特质。“新”意味着有别于过去的“变”，而在“陈规”已弃，“新规”未立之际，一切“创造”的可能性都会自然地生发出来。晚清时代，人们所尝试完成的就是一种在“传统”与“西潮”夹击之下的“自我重塑”。一方面，民主思维的介入、心理及性别意识的初醒、都市与乡土图景的分离、制度体制的构想，特别是线性时间感的渗透，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焦虑；另一方面，文学之充满偶然性的“求新尚异”的“现代”取向却又以“区域/地方”的“空间”想象方式消解着线性时间的现代性“历史”景观。由此，如何确认文学现代性的“中国”特质就成为了需要细加剖析而非“文学史”式笼统概述的核心问题。历史的偶然脉络中总是会隐含多种未曾被推进的走向，而当这些被遮蔽的走向获得某种契机之时，就很可能凸显为一种“全新”的景观——“考掘”这类“新”景观的“旧”源头，才是王德威的真正策略。“每一个时代皆充斥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矛盾与冲突所构成的诸种形态，有待文学考古学家殷殷探问。当晚清作者面对欧洲传统的同时，他们已然从事对中国多重传统的重塑。即便在欧洲，跻身为‘现代’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当这些方式被引入中国时，它们与华夏本土的丰富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9]王德威认为，由五四所确立的以写实主义为核心的“典范”相对“窄化”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路向，而重新发掘晚清时代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或许能见出诸多被遮蔽的文学路向在未来中国文学中的“新”拓展。“被压抑”并非意味着未曾存在，而是指被“人为”地“无视/剔除/排斥”。事实上，那些“被压抑”的因素总是在以渗透、挪移或转换、变形的方式延续着它们的生命，它们以其特有的“支脉”形成了别种的现代性“谱系”。五四时代的启蒙、革命、情理、写实的表述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其实正与晚清小说中所透露的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involution）、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仿彼此遥相呼应。狎邪小说以同性爱欲、性别倒置、无欲至情、欲望政治等等，僭越了“情色/感伤”的成规，重新界定了爱欲、情感的范畴，并开拓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有关情欲主体的颓废美学想象；侠义公案小说以其对尚侠行为的自嘲改写了正义、公理、法度乃至革命的既有定义；谴责小说的狂欢式的“夸饰”暴露出的是对正统儒家仕途的失望和对“文学职业”（商业化趋向）的认可；科幻奇谭藉神魔载体所做出的“科学”想象更是构成了传统与西方在“知识”与“真理”层面的对话。而呈现于20世纪末期的中文小说的种种“新”的性爱、武侠、讽刺和科幻，既非晚清想象的线性历史延续，也非对过去时代的有意识呼应，而恰恰可以视之为诸种被压抑的文学因素由于“再生产”而引发的新的“文学场域”。它们同样需要给予一种“谱系”式的“考掘”；既有价值观念的解体、典律的倾颓、体系的坍塌，同时也将意味着诸种新的可能性的滋生。

三、谱系分析：以写实主义为例

如果说“考掘”重在发现被遗弃或被忽视的“文献/档案”在其原有的语境中所存在的诸种意味的话，那么，“谱系”则侧重于寻找各个分散的“文献/档案”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被遮蔽的关联。王德威所尝试重构的即是以“考掘”和“谱系”为两翼的新的批评“典范”，以此才可以消解以“线性时间”为主轴的那种“历史现代性”之“魅”。从“谱系”的层面来看，王德威藉对于茅盾、老舍和沈从文小说的解读，重新分析了“写实主义”的3种形态及其彼此间的内在关联，此一研究模型可视为王德威之“谱系”分析的典型案例。

一般认为，“写实主义”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主轴”，人道写实主义、批评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及新写实主义，几乎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文学史”线索。但人们在描述这一“文学史”图景的同时，实际上并未体察到隐藏在作为“话语”的“写实”观念背后的迫切的时间感、对“真”的盲从，以及意识形态召唤等意味。写实主义确实是考察中国现代性的一条最佳路径，但是，当现实之“实”与小说文本之“虚”被共在并置时，悖论和误解也就产生了。“比起其他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10]“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11]以此而论，茅盾对革命政治的“写实”、老舍对价值观念错位的“写实”、沈从文对乌托邦式“原乡”心灵图景的“写实”，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话语趋向，或者如王德威所言，它们所呈现的其实是写实主义的3种不同的面向：茅盾对历史、政治与叙事虚构之间关系的凸显，体现的是“写实/小说”在内蕴上的高度不稳定性；老舍的作品则指向了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及其人与我、表与里、疏离与参与的重重辩证伦理学意味；沈从文的作品在建构“原乡”空间的同时也颠覆了这一空间，这是否意味着写实主义叙事在穷尽了客体物象之后就不再留有抒情主体的想象余地？循此路向，尽管3位作家都相继中断了自己的书写，但杨沫、赵树理和刘绍棠与3位前辈之间却仍然存在着“谱系”式的连接，甚至余华和张大春等也曾与前辈有着更深层面的对话。“谱系”分析不在于重新确立“典范”，而在于追究这一“典范”经久不衰的内在“动因”，以此揭示这一“可持续”的“传统”之于当下和未来仍旧存在的意义。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取向是由鲁迅开创性地确立了一种叙事“典范”的话，那么，茅盾、老舍和沈从文在历史政治、人性及乡土等不同层面的“实验”，“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指出不同道路。在历史交汇时期，这个更广阔的写实/现实主义的领域，也恰恰是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新起点”。[12]

在王德威看来，“写实”是一种充满“吊诡/悖论”的话语：

写实主义一方面质疑事物必当如此的定律（the real），一方面却又对内在真理（the Real）的存在信之不疑。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将从前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历史化，动摇了任何内化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又忙不迭地开出替代品，泄漏其对“定律/真理”（real/Real）本体论式的渴望。他们强调像“客观”“距离”这类写作律条，却又希望以此律条激起同情，博取承担……鲁迅的小说原本立意与旧的、不写实的文学传统划清界线，却因此见证了任何奉现实之名的写作所引起的辩证——为动态的现实赋予形式与为该形式找到历史脉络的辩证，超越时间与铭刻时间的辩证，美学净化作用与规范性的、追求“模仿”（mimesis）与“逼真”（verisimilitude）效应的辩证。在此，“模仿”指的是对世界客观存在亦步亦趋的仿拟，而“逼真”则强调任何仿拟行为中，让人“信以为真”的文化/历史动机。当然两者都必须包含语言媒介的介入……为现实（thereal）命名的努力或引生了对“真实/真理”（theReal）的逾越，或是否定。鲁迅所形成的写实主义论述于是引发了一个反论述（counter-discourse），一个寓言式的潜文本，并泄漏出真实的应然与真实的实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鲁迅的故事将社会现况做了动人的呈现，也同时告诉我们“真实/真理”（Reality）是如何透过文字的媒介，一再地消失与重现。[13]

王德威认为，鲁迅的魅力并不仅仅是在于思想层面的启蒙，更在于对“写实”书写行为本身所处“困境”的揭示，即一种主观视域的现实与历史决定的现实、作为现实工具的“语言”与断定“真实”的“语言”之间所隐含的紧张关系，其中涉及语言、叙述形式、心理分析、认识论与意识形态、历史与诠释等多重层面的相关问题。鲁迅没有轻易抹平这些关系，而是清晰地指出了“写实”在面对这些关系之时的无能为力。也正是从对这种紧张关系的自觉意识出发，茅盾、老舍和沈从文才展开了各自不同向路的探索和叩问。茅盾从客观展示时间与历史的绵延长河中人与社会的活动变迁入手，以事实事件、地域色彩及典型人物来突显“真实”的效果，进而把握社会与心理的复杂面向；老舍则以“煽情悲喜剧”（melo drama）或者“闹剧”（farce）的方式将鲁迅写实叙事中隐含的激进主义与道德焦虑等推向了极致，其文本中的嬉笑怒骂不是与“真实”的写实主义叙事相反的东西，而恰恰可以被视为其“反讽”的近似物。与茅盾和老舍有所不同，沈从文的小说延伸的是鲁迅所开创的写实传统中书写“情感真实”的一面。沈从文从“抒情”视角出发，描述稍纵即逝的生命经验及人情世事之幽微细腻的情致，以此呈现人类对家园、过去、源头的“想象的乡愁”。王德威指出：茅盾、老舍及沈从文代表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者处理写实主义的三种不同层面。茅盾展现出写实主义如何受政治与历史因素的制约，反映现实的前提如何暗藏着掩饰与排除现实的律令，也因此显示现实及文本间的权力斗争。他写作历史小说。为这个传统的文类注入新的可能，也为“时间”重新定义界线。老舍描画现实的方式，则是用煽情的泪与歇斯底里的笑来颠覆。虽然他的公众形象永远是爱国与人道主义作家。他却深陷非理性与混乱的暗流而困惑不已，于是质疑了他公开要维护的写实主义的正当性。沈从文以他看似保守的乡土作品名世，然而他抒情的写作内蕴的一套思辨法则，远比多数革命作家还要来得前卫。他的乡土作品重燃我们对乌托邦的渴望，而同时又在当下的环境里不断让他的乌托邦产生位移。[14]

王德威对茅盾、老舍和沈从文3位作家的作品所作的细密解读，其目的不在于解释“写实主义”作为原则的具体内涵，也不是为了把3位作家归于一个统一的流派。王德威事实上是在探究一个特定的“叙事领域”（narrative domain），在这个领域内，充满了各种文类标记，陈规与违规交互指涉，建构出了历史书写或煽情悲喜剧，抒情或闹剧等等描绘现实及演绎历史的形式要素。这些元素又不断被重构，以此演绎出阐释现实的种种可能。犹如同属于一个“家族”，却又有着彼此迥异的面目，且能够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谱系”脉络。王德威认为，3位作家在继承和挑战鲁迅的“写实”传统的同时，开创了至少6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历史演义、政治小说、煽情悲喜剧、闹剧、抒情表述和乡土写作。作家们借助这些模式思考和探索自身所处时代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痕迹，而这些模式本身也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动在不断被重新定义。这一“谱系”延伸至20世纪中后期，又有了通过（重）写历史来选择未来的书写对“历史/政治”叙事的接续（如戴厚英、冯骥才、阿城、余华等），用激进的笑声来颠覆现实的书写对闹剧的呼应（如王桢和、黄凡、王文兴、李乔），通过“想象的乡愁”来发现过去则与乡土抒情形成了有机的连接（如宋泽莱、莫言、李永平）。在同一个“谱系”中，不同作家及其作品之间不是一种“复制/摹仿”的关系，而是充满了颠覆、对话、戏仿、反讽、调侃，甚至有意无意的“表演”，也正是这种不断呈现的偶然性和创造性，才共同构成了以“写实主义”之名所标示出来的一种更为阔大的“文学场域”——国家神话、文类秩序、象征体系、诗学正义、群体想象、个体欲望，以及时间、书写、记忆等等，相互抵牾而又彼此对话的叙事网络。王德威以张爱玲、王安忆、朱天文等人的“都市想象”小说为支点，梳理中文小说中所隐含的性别、欲望及都市的现代性“谱系”，以及从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的形象演化中探究所谓“祸水”造型的生成机制等等，也都可以视为“谱系”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

总的来说，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一直是王德威之小说研究的焦点问题。他认为：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动力，不论在实证或叙事层面，都以“除魅”为主轴。在革命与启蒙的号召下，传统与现世中的价值信念倘若不够清明正确，无不被打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往往被赋予揭露黑暗、启迪蒙昧的功能。时移事往，一个世纪的现代经验却见证了历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尽，反而以最沉痛的代价，辗转回到我们身边。而文学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提醒了我们潜藏其下的想象魆域、记忆暗流。游走虚实之间，文学将我们原该忘记的，不应或不愿想起的，幽幽召唤回来。就其极致，这样的文学可能就是一种迷魅的演义；它甚至点出现代历史除魅冲动的本身，已经预设了新的造神欲望，也已经是一种迷魅……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毋宁让我们充满感喟。唯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诠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总已不断地在重写文学史，但这一回，“重写”的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写出真相的种种拟态；“文学史”的目标不仅是对文学史作实证叙述，而是正视文学虚构的本质，以及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15]

“小说”文类的兴起几乎与“现代”世界的成型同步，“小说”以虚构的方式想象和叙述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图景，而国家神话的大叙事又迫使小说去不断地更新其自身的涵容。在虚与实、真与假、严肃和滑稽、痛楚与佯狂等等之间，作家和阅读者一起从各个层面在建构和重塑着处身“现代”的经验与感受。这个过程绝非“理性/逻辑”观照下的“文学史”所能涵盖的，现代性的多元面相也许才是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当下”的景观。

无论是“知识考掘”还是“谱系建构”，王德威的研究其实一直在尝试将“文学”重新恢复到“大文学（人文）”的范畴之中，即以宏观的整体“文化”的视角来看待“文学”，而非只是把文学限定在一般“社会学”（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或单纯“美学”（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层面上来展开剖析。唯其如此，在他2017年所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才将西文报道、游历见闻、轶闻传说、创作翻译、文学广告、观念论争、市场出版、政治风潮、奖励机制等等相互并置在一起，重构了一个文学与史实、想象与实体、现代与传统、守承与进步、中国与世界等多元共生且彼此对话的生动的“文化场域”。在重新考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等核心“知识”范畴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华语文学”的“谱系”。

除此以外，他的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还间杂有“去历史化”（或称新历史主义）、性别批判、族裔（共同体）想象等“后现代”理论的痕迹。或者说，他似乎有意在“现代性”（叙事的伦理担当）与“后现代性”（消解“中心”的多元取向）之间搭建起一种可资沟通的“桥梁”，进而使两者之间的表面“对立”能够形成新的彼此“对话—共生”的格局。探察历史未及的脉络，细究作家作品更为幽深的界面，以此而论，他的“杂糅”式的解读和论述就不是简单的方法论上的混融，而恰恰是一种可能的“跨文化”的“创造”式批评。这种“（后）现代”式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多元“现代性”典范中的一种新的样态。

注释：

[1][美]王德威：《知识的考掘·序》，载[法]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6页。

[2][美]王德威：《知识的考掘·导读一》，载[法]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9页。

[3][美]王德威：《知识的考掘·导读二》，载[法]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0—41页。

[4][5][6][7][8][9][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文版序》，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4、4、5、10页。

[10][11][美]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文版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12][13][14][美]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6，26—27页。

[15][美]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