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路遥在《人生》中通过讲述高加林这一出身农村但富有才华的青年在升学和就业过程中遭遇不公的故事，表达了对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平等身份的批判，体现出改革时代特有的任人唯贤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在《人生》中，人情几乎等同于腐败和“不正之风”。比如村支书高明楼利用手中权力安插自己的子女，将高加林从村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挤下来，就是此类“不公正”的一例。而高加林自己利用任劳动局局长的大伯的关系，被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以“走后门”的方式安排到城里当通讯员，最后因被人检举而被革职回村，也展现了路遥对于“裙带关系”的批判。路遥作品中蕴含的平等主义政治已被许多研究者探讨。不过，很多研究者发现，路遥在现实中却是想尽办法托关系让弟弟在城里工作，这似乎与他的小说叙述构成了反讽性的关系。然而，这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与现实的反差。细读《平凡的世界》可以发现，在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上，同乡情谊、邻居的人情纽带成为推动情节、决定人物命运的重要装置，也构成了文本中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考察路遥生平事迹也可发现，路遥本人在升学和就业过程中受到了人情的托举和帮助，他对于后辈和同乡也不遗余力地积极提携。可以说，在路遥所设想的理想世界中，人与人的情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人际关系在路遥作品中的显著地位。张喜田用“人情”来概括路遥小说中的主题，认为路遥善于“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1]，不过，他将这种人情归因于路遥的农本主义思想，指出“这种家庭本位思想，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包含着窒息人性（如压抑个性）的封建毒素，但对农村父老的爱和理解、同情，却使作者宁愿给予另一种诠释：人情”。[2]另一些人则反对路遥的“恋土情结”这种说法，旗帜鲜明地肯定路遥作品中的现代启蒙精神，指出“他的大多数作品事实上展现的恰恰是一代人离开土地的历史进程，而不是相反”，“反映了向传统的农村经济、封闭的土地文化告别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3]究竟路遥作品中体现的是改革时期的现代“普遍主义”，还是一种“恋土情结”，众说纷纭。这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路遥作品中伦理情感的重要地位，却对“人情”“走后门”在路遥作品中的特殊表现少有探讨。本文拟结合经典成长小说的模式，对《平凡的世界》中呈现的“人情关系”的独特内涵进行考察。

一 走出乡土：从庸俗人情到普遍情感

与《人生》相似，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个体意识。在村干部权力垄断之下，农村中有知识的青年才能被压抑，因而愤然出走。这个出走农村的过程，也意味着超越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成为独立的个体，这在现代性话语中，对应着个人（劳动力）的解放。因此，孙少平在小说前半段的成长，就表现为对原有的乡村社会以家族关系和现实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否定，和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普遍情感”的认同。肖云儒指出，路遥“倾注于刻画精神超越型的人物”，田晓霞、田润叶、孙少平等人物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超越欲望”，“证明了作者心中对生命的精神超越的偏爱”，“宣示出一种积极的生命哲学”。[4]

小说中用孙少平为金家孩子补课的例子来表现他身上这种超越狭隘乡土关系的普遍情感。孙少平高中毕业后，回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在班上的学生中，金光亮的孩子语文成绩很差，因此少平决定到金光亮家去辅导他。这一举动震动了全村，因为自从“文革”孙玉亭上金家造反以来，金、孙两家素不来往，“现在，孙玉亭的侄儿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给他的儿子去辅导作文，对于双水村的公众来说，就像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那样富有爆炸性”。[5]孙少平此举却得到了另一个村办小学教师姚淑芳的大力支持。姚淑芳是个外来者，由于丈夫成分不好，在村里显得格格不入，但孙少平却与姚淑芳建立了亲切的感情。“尽管她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她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6]小说指出这种普遍情感的根源是文化知识，这种因共同的学识、观念、志向而建立起的关系，往往比血缘、家族、村落关系更为牢固。

小说中普遍情感超越地缘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孙少平从同是老乡的包工头手里救下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少平在黄原做揽工汉时，包工头胡永州念少平同是原西县的老乡，就把采买伙食的轻省差事交给了他。少平每天只需要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采买东西，生活过得轻松惬意。但某天夜里，少平发现胡永州欺凌负责做饭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小翠，在劝阻无果后，孙少平辞了胡永州的工，带小翠一起离开。这令胡永州十分诧异：“我念老乡之情，好心待你，让你做的轻省活，给你开的是大工钱，你恩将仇报，却和我过不去！”[7]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地域为单位结为共同体，凭着老乡的关系而获得包工头照顾，是改革时期的常见现象。[8]孙少平与小女孩非亲非故，却为了她而断绝与胡永州的老乡情谊，显示出他对地缘关系的超脱。有意思的是，激发孙少平正义感的，是他这段时间正在读的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一书，孙少平深深地被小说打动：

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9]

这里，孙少平在读小说时的哽咽和哭泣，是一种现代情感的表现。李海燕指出，情感在现代性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主体首先且首要是一种情感性的主体，而现代民族则首先且首要是一种同情式的社群”；“通过诉诸一种普世的人性概念，而将自身与诸如家庭一类的排他性结构区分开来”，人便获得了现代主体的能动性。[10]因此，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都会看到情感迸发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对于浪漫爱情的书写，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浪漫爱情书写等，都是这类情感现代性的体现。

促使孙少平做出救下小翠的举动的，是被小说所激发的同情。在目睹小翠被欺凌的情形后，“他眼前出现了那只美丽慈爱的长角鹿母和它被砍下的头颅；出现了那个小孩以及最后淹没了他的那冰冷的河水深不可测的湖……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想，他要教训胡永州，并且把那孩子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11]。而这种超越特定地缘关系的普遍情感，来自西欧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指出，同情是现代主体性的标志，当一个人可以超越他所处的特定位置和立场，去感同身受地体验另一个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和血缘关联的人的处境和情感，意味着一种关于普遍人类的现代观念的诞生：

一个人并非苦难的直接承受者，却有能力通过同情而间接成为苦难的第二承受者，并以一种社会干预的形式将这一苦难记录下来，这样的人便占据了现代主体的位置。换句话说，观察苦难的时刻也是在一个抽象的一般人类身上进行自我辨认的时刻。就仿佛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一般人类那样，他也能在特定的受苦者身上辨认出人类的一般处境。[12]

对他人苦难的体认和同情，也即，在与己无关的人身上看到一个一般人类的形象，这在启蒙思想家洛克和休谟看来，是只有受过教育、具备理性的人才拥有的看到抽象和一般事物的能力，与之相对，惯习和习俗（habit and custom）会抑制人类天生就有的同情心。[13]孙少平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女孩而与胡永州断绝关系，并掏空身上所有钱给她买车票，这种“反惯习”“反常识”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超越特定的利益、血缘关系而上升到普遍人类的高度去思考的立场，是现代人道主义的体现。由于这种同情心是一种只有经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拥有的能力，因此孙少平与胡永州道德上的优劣之分实际上也印证了其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在小说中，类似出于同情而无私助人的举动还表现在孙少平救助被困于河中央的“跛女子”侯玉英、在百货公司帮助郝红梅脱困，甚至表现在田晓霞为救助河中落水小女孩而牺牲的举动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庸俗的人情，它是基于地缘、血缘、利益关系而形成的纽带。这种庸俗的人情体现在孙少平在黄原市的远房舅舅马顺身上。孙少平刚开始到黄原市谋生时，父亲让他投奔“他舅一个叔叔的儿子”，认为“尽管这亲戚关系很远，但总算还能扯上一点，比找纯粹的生人要强”。[14]但这个远房舅舅对待少平态度很差，不仅使唤他担水，还催促他去干活挣钱，“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吃的叫化子”。[15]由于少平向主家曹书记提醒了石头上有血迹的事，得罪了舅舅，因此被赶出了他家。

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义，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16]

在小说中，孙少平与诗人贾冰、雇主曹书记、同学田晓霞等“外人”的交往，显然比他与远房舅舅以及同乡包工头的交往要更为顺利。诗人贾冰与少平仅有一面之缘，却允许他留宿。曹书记夫妇由于赏识少平的性格和才华，特意安排他干更为轻松的工种，并且给他开出最高的工钱，甚至最后帮助他在阳沟落户。他们对于孙少平的欣赏和爱护，都是出于对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的爱护，这突显了一种“任人唯贤”的平等主义导向，即对人的评判是基于他的受教育程度和才能。

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前者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后者则只看物质利益，十分粗俗，两个群体的区别不仅是教育水平上的区别，也是社会阶层上的区别，即大队书记、大学生、知识分子与阳沟农民、包工头的区别。在路遥的笔下，虽然城市文明并不一定比农村文明高级，但文学教育赋予人的高贵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由此，路遥在“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两个群体之间建立起的等级关系，与城乡结构、工商阶层与农民之间的阶层差异或许是不自觉地重合了。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遍的人”的树立，也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形象的树立，孙少平离开双水村是自由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走向市场的过程，他忠诚于雇主更甚于忠诚于舅舅，也是雇佣关系逐渐占据社会关系主导地位的体现。如金理所说，孙少平身上体现出的“忍耐、韧性、敢冒风险、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等品质，使他“被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社会工程所接纳，最终将成为市场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模范”。[17]但我们会发现，他并非完全孤独，他“走向大世界”的过程，也是他缔结新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并且在他的旅程中，与同乡、同学的情谊会作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一再出现。那么，将要结成的是怎样的社会关系呢？

二 成长小说：在世界上寻找家园

蔡翔指出，《平凡的世界》是一个成长小说。[18]成长小说以主人公的游历为线索展开，他的旅程也往往是他追寻意义的过程。卢卡奇认为，小说是超验性意义已经失落的现代世界的史诗。在现代世界，意义不再直接呈现自身，而是隐藏在纷繁的碎片化的现实中，因此小说取代了总体性的史诗，通过塑造人物的方式，为这个碎片化的、散文化的世界赋予意义。[19]因此，小说主人公往往是一个“探索者”，对他而言，“不管是目标还是道路，都不能直接地被给予”[20]；他是一个“成问题”的个体，因为“他想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世界上真正加以实现”。[21]因此主人公对意义的追寻往往体现为他试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适应于自己的内心需要的生活方式，而由于“外部世界的划分，职业、等级、阶级等等”构成了他“社会行动的基础”[22]，因此，主人公的最终成长就体现为他进入一个符合自己志趣、气质的职业、阶层。卢卡奇指出，这里的“家园”体现为一种“内面的共同体”，即“从前固执于自身的孤独个性的”个体相互磨合、相互适应，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丰富而充实的听天由命的结果，是一种教育过程的成就，是一种通过努力和斗争获得的成熟”。[23]最终，主人公将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进入一个符合自己志趣、气质的职业、阶层，也即，在尘世中找到家园。

莫莱蒂接续卢卡奇的这一思路，认为经典成长小说的旨归是个体的“社会化”，也即个人必须融入社会。“只有当个人生命历程的时间节点能彼此形成内在的相互联系，并且向外部世界——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与‘人的事物’形成外部联系的网络——打开时，生命才是有意义的。”[24]在这类小说中，“一个人首要和最重要的事，就是规划他自己的人生，每一个时刻都要加强他对一个更广大的共同体的归属感。时间必须用在寻找家园上。如果这一工作没有完成，或个人没有成功的话，就是生命的浪费：无目标的，无意义的”[25]。因此，成长小说往往呈现为“出走—游历—回归”的结构，在小说的结尾，个体先前的所有经历、所有片段，都将连缀起来，形成一个“生命的闭环”（ring of life）。[26]主人公结束漫无目的的漂泊和游荡，进入婚姻，建立家庭，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常生活。

如果以这样一种角度去看《平凡的世界》，我们会发现孙少平的“世界之旅”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在结尾处构成一个“意义的闭环”。孙少平旅程的起点是脱离黄土地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向往，读着田晓霞带来的书籍和报刊，“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27]“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28]带着这样的向往，他离开双水村，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探索自己的位置。不过，他很快认识到真实的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即一个农村出来的“劳动力”。

小说呈现了一个正在浮现的市场经济的喧嚣景象，“从早到晚，大桥四周的空场地和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拥挤着北方各县漫流下来的揽工汉”，“耍猴弄棒的、卖猫贩狗的、行医算卦的，小偷、骗子、乞丐和暗娼，纷纷潜行于其间”。[29]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往往会经历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或者说“客体化”[30]，感到自己是一个自身意志无法把握的世界的一个碎片，个人的内在精神和道德品质变得无关紧要。因此，少平感到了迷茫：“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31]但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凡的世界》终究还是呈现出经典成长小说特有的光明乐观的基调。莫莱蒂认为，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成长小说致力于创造一种“家园感”，它“描述并再建了一个与社会总体性的关系，这一社会总体为‘亲切、甜蜜的幸福感’所渗透，充盈着平静而令人信赖的‘在家的感觉’”。[32]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游荡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温暖的人情纽带。杨晓帆借用雷蒙·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家园感和“社会化”特征：“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意识行动，始终处于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关系之中，因而也携带了可能被纳入某个共同体中去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个人成长的终点必然是一个在对共同文化的分享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33]

那么孙少平最终找到的社会归属是哪些人呢？在经典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婚姻对象往往会标识其最后的社会归属，进而表达对社会阶级关系的想象性重组。同样，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恋爱对象是田晓霞，其父田福军是出身于双水村的干部，她从小成长于县城，后来考上大学，成为省报记者，可以说代表了孙少平理想的社会集团归属。小说中，田晓霞倾心于孙少平主要是出于对其学识和品格的敬佩。她发现高中“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34]。虽然高中毕业后两人分道扬镳，但在黄原街头偶遇孙少平后，田晓霞却久久不能忘怀，从“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少平身上看到了令人敬佩的品质。[35]“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36]可以说，孙少平为田晓霞所处的城市文明打开了一个劳动人民的生活世界的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重逢是在黄原最大的影剧院门口，当晚正在放映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可以说，是对文学的共同兴趣（或者说相似的文化资本和文化趣味）使这两个职业和境遇迥然不同的人在这里重逢。小说强调两人精神上的平等：“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37]伊格尔顿认为，在资产阶级成长小说中，“精神上的平等远不能提供一套全然不同的伦理标准，但它是能够帮助你向上攀爬、跨越阶级系统的一种力量”[38]。换言之，现代爱情中所包含的精神平等可以成为跨越阶层的工具。因此，少平与晓霞的恋爱（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互相改造），无疑将代表着两种社会集团的和解，从而象征性地实现社会阶层力量的重组。

事实上，仔细观察可发现，《平凡的世界》中对人与人在物质、阶层上的“不平等”的描写无处不在，但真正的友谊、爱情、社会关系也总是发生在不平等的阶层的人之间。比如少平和金波是同村和同班同学，金波的家境比少平要好，金波的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但金波经常救济和资助贫困的少平，给吃不上饭的少平塞白面票，还在上学路上共骑一辆自行车，从而使自行车早早报废了。小说中金波对少平的救济，润叶对少安的帮助，晓霞对少平的帮助，都体现了超越物质差距的、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平等性。

不过，我们看到，小说中的“阶层和解”并没有实现在少平和晓霞身上。成为煤矿工人后，孙少平痛苦地意识到：“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39]“晓霞！晓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无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决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40]

真正实现了跨越阶层的爱情的，是少平的妹妹兰香。兰香考上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后，与她的同学、高干子弟吴仲平相爱。吴仲平的父亲是省委常务副书记，而兰香的父亲是农民，阶层可谓迥然有别，但他们却分享着共同的语言，“爱的基础是他们能相互对话。两个高才生经常陷入到一些艰深理论的探讨之中”[41]。仲平的母亲起初还担心兰香身上会有农村人的习性，但很快就发现，兰香是个“潇洒漂亮（的）姑娘”，“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的味道”，立刻就欢喜地接受了兰香。在经过高等教育之后，兰香似乎洗刷掉了“农村人”的趣味和气质，顺利地融入了城市高干子弟的家庭中。

可以说，孙少安／润叶、孙少平／田晓霞、孙兰香／吴仲平这三对情侣，循序渐进地体现了农村人“进城”的三个阶段。孙少安与润叶青梅竹马，孙少安在小学的成绩名列前茅，但却因为家庭困难而放弃上初中，回家务农，与当上小学教师的润叶分道扬镳；孙少平与高中同学田晓霞相爱，却因为没考上大学成为农民工、煤矿工人，与晓霞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和阶层阻隔而无法结合；最后，兰香考上了大学，以平等的身份与高干子弟吴仲平恋爱并真正融入城市家庭。通过设计三兄妹“进阶式”的教育经历和际遇，路遥表现了“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十年间，农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一步步跨越阶层、实现平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实现平等的手段，而教育背后的经济基础不可忽视：兰香之所以能比两个哥哥更顺利地完成学业，不仅是因为两个哥哥在经济上的支持，也来自少安一家物质条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小说表现了农村经济改革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的成果。

除恋人田晓霞外，孙少平所归属的“内面的共同体”主要是他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他们虽然散落在社会的不同角落，做着不同的工作，甚至在不同的阶层——金波去青海当兵，润生做了卡车司机，郝红梅回村嫁人，田晓霞做了省报记者，润叶在地委工作——但他们或是书信来往，或是串门探望，经常保持着精神上的伙伴关系。小说也基本上以这群农村出身、受过高中教育后走到社会上谋生的人为主线展开，如路遥所说，他们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42]。其中，金波和少平关系特别要好，“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43]。两人毕业后，金波去青海当汽车兵，复员后回到黄原城，在邮政所当临时工。在青海遭受了爱情的创伤后，金波渴望跟少平倾吐心中的苦恼：“他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那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齐葬入坟墓中。”[44]此时金波心里涌现出的倾吐的渴望，使他们超越了一般的同乡关系，而带有了精神上的“知己”和“同伴”的意味。“内面的共同体”的关系也正形成于这样一群人之中。

像所有经典成长小说一样，孙少平最后有了稳定的归宿，成为有正式户口的铜城矿务局的一名煤矿工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从未与煤矿上的人发生过真正的精神联系，虽然他与王世才师傅一家在生活上互相支持，但这家人的心理活动从未直接呈现于小说之中，惠英嫂并未与孙少平发生太多的心灵上的关联，而更多的是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田晓霞牺牲后，与孙少平结成“内面的共同体”的，是兰香、金秀、顾养民、吴仲平等人。少平到省城去看望他们并与他们在湖上泛舟的一幕，体现出其精神上的亲密。这些人既是孙少平的家人、同村人和同学，同时也是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这个群体既包含了天然形成的血缘关系（妹妹兰香）、地缘关系（同村的金秀、好友金波的妹妹），也包含了后天形成的同学关系（孙少平与顾养民是高中同学，兰香与吴仲平、金秀与顾养民是大学同学），是一种包含了地缘、血缘联系又有着共同精神追求的、既传统又现代的共同体。虽然兰香是少平的妹妹，但在考上大学之后，就已不再是单纯的亲人，而成为可以在精神上对话的“内面的共同体”的一员。少平因矿难受伤后，吴仲平还提议利用父亲的关系，将少平调来省城工作。虽然孙少平拒绝了留在省城的提议，选择回到煤矿，但它仍然表明了孙少平理想的社会归属其实是一个受教育的阶层，而非煤矿工人。

三 分开的岔路口的重新弥合：总体性世界的还原

在明白孙少平的社会归属之后，就可以对小说中的“人情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视了。在《人生》中，人情关系大多呈现为“不正之风”“走后门”，它体现为干部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属谋取好工作，比如高明楼以自己的权力垄断高家村、将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挤下来，也体现为高加林以不正当手段（通过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的操作）进入报社工作，体现为他利用与黄亚萍的恋爱关系而前往大城市发展。虽然高加林的个人奋斗精神是出于他对村干部的不公正的“人情”关系的不满，但他个人奋斗的道德合法性同时也被他的另一种“人情”所削弱，即他企图借与城市姑娘黄亚萍的浪漫爱情关系而获得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这个“成问题”的个体和他极具破坏性的个人主义引发了许多社会热议。因此，出版了《人生》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建议路遥续写《人生》的“下部”，即高加林如何在农村中重新开始生活。[45]不过，路遥对续写高加林在农村奋斗的故事没有多大兴趣，他向王维玲分享了自己的深思熟虑：“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46]“既然下部难度很大，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完整的，那么究竟有无必要搞下部？”[47]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另外的长篇构思”上，这次，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它是对王维玲建议续写《人生》的一个回答，也即，一个农村青年，如何在避免极端自私而极具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通过个人奋斗，在城市中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它与《人生》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镜像和对话关系。它分享着前者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如个人奋斗、本地干部、人情关系，但将它们导向了更为积极的方向。

在《平凡的世界》中，“人情”在少平的前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少平在曹书记家做揽工汉时，曹书记欣赏少平的人品和才华，先是怀着让他做上门女婿的私心，帮他在黄原城郊区的阳沟村落下了空头户口，后来，铜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二十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曹书记便向公社要回了一个指标，将孙少平推荐了上去，从此孙少平便有了煤矿工人的正式工作。这个指标的获得方式正是“人情”——曹书记能够得到指标，是因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他的酒肉朋友，跑来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48]之后，由于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市上和地区的劳动局可能会找麻烦，于是少平找到了田晓霞帮忙，田晓霞利用身为地委书记的父亲的关系，顺利办成了事情，“各个‘关口’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后，赶忙都开了‘绿灯’”。[49]当市上主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问田晓霞，这个孙少平是他们家的什么人时，田晓霞故意把孙少平说成是田福军的大哥的儿子，就这样“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50]有意思的是，这个因领导关系给孙少平帮忙的市劳动局副局长，正对应着《人生》中的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但对比《人生》中高加林丢掉工作、被遣回农村的结局，路遥对孙少平的处理显然温和了许多。

类似的“人情”和“门路”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少安的创业之路，也离不开同学刘根民的帮助。在少安困难时，时任公社副主任刘根民介绍少安去原西县城的工地包工拉砖，并指导他到公社信用社贷款买骡子，按特殊情况给孙少安批了700元贷款，这个活使少安一次性净赚了2500元，他以这笔钱为基础开起了砖窑。当少安想扩大砖窑规模，需要向银行贷款一万元买制砖机时，时任石圪节乡乡长刘根民又帮了他忙，给石圪节乡的信用社打了招呼，又给周文龙县长打电话，让他在县农行通融一下。“按往常，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但“刚过三天，石圪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少安说：自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51]

应该如何理解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这些人情关系呢？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路遥的小说对20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的“走后门”现象的现实主义反映。80年代初期延续了此前的人才推荐制度，即城市和公社的招工需要依靠基层生产队长、大队干部的推荐，“由于劳动市场并不开放，村干部在分配工作机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集体企业或国营部门的最好的工作经常通过公社或乡政府来进行分配，他们将需要招收的工人的指标名额送到乡或村里，集体中的每一层级遂向下一级分配这种工作机会。地方干部有很大的权力将他喜欢的农民推荐上去”[52]。这就出现了《人生》中村干部高明楼垄断权力的不公现象。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由于政府仍垄断着部分原材料，导致了市场不均衡的资源配置，农民个体户在自己创业和经营的过程中，需要跟政府的不同部门打交道，同时，由于农民缺乏对市场供求和价格的了解，在采购途径、销售渠道、招工指标上，都需要依赖干部的资源和关系。[53]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市场逐渐放开，但并不意味着“关系”的消失，相反，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干部推荐。[54]在现实中，路遥也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农村的家人做了不少事。路遥在帮弟弟王天乐找工作时，先是委托时任延安县委书记张史杰，将王天乐以延安县闯庄公社刘庄大队的农村户口，招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人，随后又委托《延安报》总编银笙的关系，把他调到《延安报》，后来又调到《陕西日报》当记者。[55]路遥帮弟弟王天云找工作，使其成为延川县农机局施工队的一名合同制推土机手，还托好友海波通过熟人委托其做农机局局长的父亲，请他多关照。

一方面，路遥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农民创业、农民招工时，绕不开对现实中这类“关系”的描写。路遥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他对海波说：“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56]小说也借叙述者之口批判了少安为了贷款而不得不“走后门”的现象——“现在这社会，即使办正经事，也得走旁门拐道”[57]。另一方面，小说从另一个层面上肯定了刘根民对少安的帮助的合理性，因为这种帮忙是出于同学情谊，“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他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58]。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几乎所有正面意义上的“人情”关系，都发生在同学之间，比如少安和润叶、少安和刘根民、少平和田晓霞、少平和金波等。也就是说，它的根基是同学情谊——一种平等主义的关系，而且接受帮助的人往往是基于其自身真正的才华和品格而获得赏识，比如曹书记之所以帮助少平落户和推荐他去煤矿工作，是因为他被少平的才华和品格打动。可以看到，这些“人情关系”实际上还是基于对主人公才华的认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任人唯贤。

甚至可以说，这种基于昔日同学情谊的“关系”和“人情”是平等主义的，是对本就不公平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不平等身份的补偿。正是这种城乡不平等，使得少安与青梅竹马的润叶分离。小说中，少安和润叶的家境原本相差不大，田福堂和孙玉厚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期两家关系相当亲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她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59]但在小升初时，学业优秀的少安却因家境困难而不得不辍学务农，与润叶分道扬镳。小说这样描述两人的分离：

是的，他和她的感情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枝，在那上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红脸蛋似的苹果来；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上面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60]

在这段文字中，润叶和少安被描述成一种类似双胞胎的关系，平等、亲密，甚至互为镜像。他们原本青梅竹马、资质相近，却因家境的不同导致教育程度的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润叶成为公家人，少安成为农民。他们的分道扬镳仿佛也隐喻着城与乡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田福堂家与孙玉厚家在解放初期家境相当，后来才逐渐拉开差距的这一事实，仿佛也在隐喻着城乡差距在20世纪50—70年代的逐渐拉大）。这种由于城乡不平等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绝和破裂，在小说中被比喻为“苹果树上完整的一枝”被“剪下来”，“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从而表达了对这种不公的叹惋：“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61]这是一种富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的体现，表现了路遥对城乡不平等的批判。

事实上，少安和刘根民、少安和润叶、少平和晓霞等能够成为同班同学，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智识和能力相当，只是其中的某些人由于家境或城乡差距而没能继续升学，这样一来，家境优越的人对穷困的同学的援助，就不再是负面意义上的“走后门”，而成为对这种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纠正和补偿。比如润叶给少平介绍地委组织中小学夏令营的临时工作，孙少平以他的才能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好评，团地委书记武惠良大加赞赏，说：“咱们团委正缺乏这样的人才！”但把少平招到团地委来工作的计划却因政策上不允许招收农村户口的人而作罢。武惠良感叹：“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62]同样，田晓霞为少平的才能被埋没而愤愤不平，积极地帮少平活动进入煤矿，认为“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多少人愿意进去”[63]。也就是说，孙少平完全胜任城市相关部门的工作岗位，只是城乡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使他沦为了揽工汉。

这也呼应了《人生》中高加林的境遇。高加林的学识和能力是胜任报社记者的工作的，却因被张克南的妈妈举报“走后门”而被打回原籍。但反过来看，克南一家作为城里人拥有的物质上的优越和特权本就来自不公平的城乡制度，因此，高加林的遭遇在当时引发了社会热议。现在，在《平凡的世界》中，“人情”成为纠正这种政策不公的重要手段。这也呼应了现实中路遥帮弟弟王天乐“走后门”找工作的动机。路遥惋惜王天乐有文学才华却被埋没到城市做揽工汉，因此“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位在老家弟妹们中学历最高、最有前途的弟弟”。[64]在路遥看来，弟弟的才华被埋没，是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造成的结果，他有义务帮助弟弟到达应得的位置。

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小说中不少人物有着少安和润叶一般的“双生”关系。比如同为兄弟的田福军和田福堂，田福军在城里当干部，而田福堂在村里当书记。小说中不少人物都出身农村，甚至有着“同乡”的关系。出生于双水村的润叶中学时代起便进了城跟二爸田福军生活；田晓霞是双水村出生，但从小在原西城里长大，17岁之前都没回过村里。高朗的父亲是省城的副市长，爷爷是中央纪委常委高步杰，但“高朗实际上也是原西人，和晓霞是同乡”，从小在北京长大，没有回过原西县，故乡观念十分淡薄。[65]吴仲平的父亲吴斌是省委常务副书记，但他也是农村出身，在老伴瞧不起兰香的农民身份时积极地为她辩护：“农村人怎？我也是农村出身！”[66]李继凯指出，“在路遥的笔下，人们可以发现‘孙少平’一帮同学、熟人多与农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来自乡间，每有‘乡党’之情，这对省委书记、地区专员都不例外”，“他们只有先后进城的时间差，而他们的文化之根往往仍留在农村”。[67]这仿佛隐喻着城乡的同根同源性。小说中的理想配偶也都是城市背景的人与乡村背景的人的结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出身农村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与城市人的结合，比如兰香与仲平、金秀与顾养民等。由此，路遥似乎用人与人的情谊和关系，将被制度性分隔开的城与乡弥合了起来，从而完成了一个总体性的世界。

如果和路遥的传记对照便可发现，路遥在成才的过程中，除了他自己的勤奋和天赋外，也得益于来自他人的帮助。比如，在小升初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路遥，在因为家境困难而无法升初中时，求助于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刘俊宽集合全村之力为其凑齐了两斗黑豆，换成钱帮他交学费，从而使路遥顺利入学，路遥由此悟到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68]家境贫困的路遥能够走上文学道路，也与许多人的帮助分不开。诗人曹谷溪在延川县文化馆创办的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看到路遥发表的小诗后，十分欣赏他，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用了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抽调路遥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进行培训；在路遥无法留下时，又帮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入县文教局成立的“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使路遥能够在文学创作中施展身手。[69]1973年高校恢复招生后，采取的是推荐选拔制，即上级把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分配至县上，公社给县文教局上报推荐对象，文教局负责政审及向大专院校推荐。路遥报考大学得到了县文教局的大力支持，在路遥由于在“文革”中的政治问题没有被报考的高校录取时，县委书记申昜亲自去延安大学找当时在延大中文系负责招生工作的堂弟申沛昌，证明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最终使路遥被延安大学录取。可以看到，在路遥成长过程的重要节点上，他得到了诸多人的托举，厚夫因此用“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来形容路遥的成才，[70]他评价道：“路遥在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一直有‘贵人’相扶”，“可以这样说，路遥能一路走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与众多有名与无名人的帮助分不开！”[71]

路遥在工作以后也以同样的“人情”去扶持和回报他人。路遥的很多朋友都是跟他一样出身农村爱好文学的青年，其中不少是他的同乡。比如他的好友海波就是他在《延河》当编辑时认识的投稿者，因为同样出身农村而受到路遥的鼓励和帮助，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并长期保持着通信。路遥之所以“全力以赴地帮扶海波”，因为“他是在海波身上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同是农村的‘草根’奋斗者，路遥始终认为海波是可以信赖的自家兄弟”。[72]董墨回忆：“路遥对那些处境困难的作者的稿子，给予更多的关注，想各种办法，使其稿件达到发表的水平。这可能与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艰难的处境的体验有关吧。”[73]这些朋友后来也成为路遥生活中的重要关系。比如在路遥病重、无法亲自装修房子时，他委托了清涧老乡、同在《延河》的见习编辑航宇帮他装修房子。由此，“人情”不再像在《人生》中那样充满负面色彩，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真实情谊的承载。这种“人情”可以被视为乡土伦理关系在更广大的时空中的扩散，但这并不能被简单解释为路遥的“恋土情结”，而是一种经由教育而获得“普遍情感”后升华了的同伴关系，是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在脱离乡土之后结成的更高层次上的、具有精神意味的内面共同体。如黄平所说，“在‘改革’的语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个人’，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展开的‘新世界’，充满着巨大的可能性”[74]。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借由孙少平、孙少安的故事而展开的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想象，展现了改革时代的巨大可能性。

结 论

《平凡的世界》体现了资产阶级经典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即小说主人公脱离原有的乡村的血缘、地缘共同体，在广大的世界中游历，寻找家园，建立自己新的社会关系。但不同于欧洲成长小说的完全脱离乡土，在孙少平游历的过程中，源自乡土社会的“关系”或“人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可以理解为文学对一个市场关系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反映；另一方面，在《平凡的世界》中，它具有更积极的思想内涵：家境优越的人对农村出身的同学或同乡的帮助和扶持，更像是对现有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财富秩序的某种“纠正”或“补偿”，它建立在经由教育而获得的人道主义的普遍情感上，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这既是路遥自身受惠于他人帮助的成长经历的反映，也寄托了路遥对一个富有伦理情感的美好世界的展望。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体现了对改革时代以教育为主要上升渠道、以劳动为基础的启蒙主义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展望。不过，尽管路遥通过描写一群“农裔城籍”的年轻人的同乡同学情谊，构建出一个城与乡之间的差距得以缩小和弥合的“总体性”的世界，突出了教育所带来的机会平等，但他忽视了快速市场化环境下的教育资源可能会导致的城乡和阶层的差异。而小说中孙少平与惠英嫂一家及矿工群体在精神上的隔阂，也揭示出体力劳动（矿工）与脑力劳动难以克服的差距，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悲剧，则暗示了城乡差距难以完全弥合的困境，暗示了共同体潜在的破裂可能。在《平凡的世界》写出以后的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阶层差距迅速拉大，文学快速边缘化，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想象出来的总体性世界的短暂性和脆弱性。

注释：

[1][2]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3]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第79页。

[4]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第82页。

[5][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06、401页。

[7][9][1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61、253、258页。

[8]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76-177.

[10]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12][13]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9, 120.

[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01页。

[15][1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30、131页。

[17]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5页。

[18]蔡翔：《1980年代：小说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314页。

[19][20][21][22][23]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3、54、125、122、122～123页。

[24][25][26]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0, p. 18, 19, 18.

[27][2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88、12页。

[29]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63页。

[30]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第103页。

[31][34][35][3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48、307、174、174～175页。

[32]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p. 23.

[33]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3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78页。

[38]特里·伊格尔顿：《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高晓玲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39][40][4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5、63、293～294页。

[4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126页。

[43]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0页。

[4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67页。

[45][46][47]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159、160页。

[48][49]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1、422页。

[50]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3页。

[5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98页。

[52]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95.

[53][54]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13,197 .

[55][56]厚夫：《路遥传》，第135、131页。

[5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99页。

[5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55页。

[59][60][6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79、183、84页。

[62][63]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19、422页。

[64]厚夫：《路遥传》，第132页。

[65][6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84、300页。

[67]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雷达、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第63页。

[68][69]厚夫：《路遥传》，第33、71页。

[70][71][72][73]厚夫：《路遥传》，第94、93、117～118、156页。

[74]黄平：《从“劳动者”到“劳动力”——“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