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问题” ：评《收获》2026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一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需要文学。事实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需要任何事，人类本就是非常现实的动物，不现实的动物大多数已经灭绝掉了。那么，我们需要文学的理由是什么呢？这是越来越困扰我的疑问，最近发现，这也是越来越困扰我的同行小伙伴们的疑问：是啊，当大家上完班已经累成了狗，当我们随时有短视频和小红书可以刷，人们为什么还要阅读文学？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人在坚持阅读文学？
我确实见到许多小伙伴（乃至年长些的大伙伴）对此感到由衷的悲观。但他们依然在写，这种掏心掏肺的悲观，与口嫌体直的坚持奇怪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手上的事业显示出悲哀而又不乏圣徒色调的光彩——也许这正是真正的大作品得以悄悄孕育的契机，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不多谈。我想谈的是，如果我们还有需要文学的理由，它还可以、且可能是什么？
我不讲“无用之用”这种陈年套话，也不讲“审美无功利”这种学术黑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在过往日子里，从师长辈们“追忆逝水年华”的口述史诗中不断听到过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困顿、遇到了难题、心里有很多憋闷与困惑，这时“我”迷上了文学，书里的那些诗行与故事回答、纾解了“我”的困顿和难题。没错，人类需要文学，因为人类要为自己遭遇的问题寻找解答。
这显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当我把这种“理由框架”移置到我们这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我忽然感到巨大的困惑。我们这代人（比如“80后”和“90后”）中的多数个体，没有挨过（真正意义上的）饿，未必受过很夸张的压迫与欺侮，也不曾在战火动乱间颠沛流离、生离死别。我们总体上是把“好日子”过成常识的一代人。然而，似乎我们又一再地在“好日子”中感受到若有若无的压抑与无望，一种似是而非、并无大碍、却又幽灵般游荡的窒息感，徘徊在稳定繁荣背后的秩序规训背景音中。困扰我们这代人、并使得我们因之而需要文学的问题是什么？不是饥饿。不是贫穷。不是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生活和生命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确试图指认那种导致窒息、造成困惑的要素，却总是一遍遍地意识到，想要指认它何其困难——它不具体，有时甚至很形而上。进而，当我们尝试谈论困境与问题时，常常抓不住“所指”的稻草、而反复被“能指”淹死。这算不算是对当下青年写作“过度修辞化”问题的另一种发生学解释？还有，大家总说我们这代年轻人“太乖”。其实也未必是“乖”，只是心有猛虎却找不到门。
——前一代人常苦于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今天的我们则苦于找不到问题本身。找不到问题是很麻烦的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是，在一种从经验到话语都全面走向碎片化的环境中，“这一代人”的说法还能不能成立也都成了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读《收获》2026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于我是有收获的。十篇小说在题材、在写法路数上当然各自不同，但我从中看出了同一种内在的（也许完全是无意识的）精神关切，那就是“找问题”。
二
困扰一个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要从哪里找？此次小辑中的好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破局点”聚焦在记忆上面。不是简单地复述过去发生的奇特事情，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远行者有故事”“活得久有故事”，而是带着切身的问题意识不断向记忆回返：所谓追溯，本质是为了去找寻、去弄清楚困扰自己的问题（有可能）会是什么。
我首先想从熊生庆的《本地菩萨》讲起。我个人认为，在本辑十篇小说之中，《本地菩萨》不是最富有新意的，却是最扎实的。题材并不新鲜：是一个“下岗潮”题材的故事，背景是世纪之交的国营大厂，只不过厂子不在东北而在贵州。类似的题材我们早已在“新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小说中一遍遍地见过，但熊生庆此篇又有些不同（对不起我甚至不自觉地使用了双雪涛《飞行家》里的句式），这个故事的要害不是一个人与历史洪流较劲掰扯，而是一个人与自我的内心较劲掰扯：出于对下岗可能性的愤怒，郑三立挑头拆了厂领导的轿车；出于对下岗可能性的恐惧，郑三立又怂包地把车组装了回去、甚至为求表现天天自发给领导擦车。是的，恐惧，一种高度具体的恐惧将人逼到尘埃里，而这种尘埃里无尊严的生存本身又带来了更大更无形的恐惧感——前者是《本地菩萨》表层的情节动力，后者是其深层的叙述动力。从现实的逻辑看，郑三立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显然我们的主人公觉得这里是有问题的，有什么东西本不该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说不出来。
所以他要到记忆里去找，找自己的师父，那个颠沛、落魄、本有大好前途却亲手毁掉了一切被逐出工厂的师父。师父是怎样的人？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他所做的一切到底该如何评价？如果“我”像师父一样失去了“如此三十年”式的生活，“我”的生命真的会“大厦崩塌”吗？师父没答，因为“我”本就没问，但师父那种全不靠谱的经历背后洋溢的果决洒脱与自由生命力，其实已经回答了一切。“我”迟迟无法明确指认的“问题”，在师父的形象和过往故事里，直接转码成具象的“抢答”。小说在“我”与师父的授业往事里反复提及一个细节，“物教人会”，面对钢铁巨兽而又毫无思路的时候，只需要上手去摸。换言之，具体的问题未必重要，重要的是以简单的、甚至直觉化的欲望去与它相互触碰，此时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诚实，而这种诚实哪怕是非理性、没道理的，也依然可以显得高贵（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小说里两次出现在葬礼上的白鹤）。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本地菩萨》不是简单的历史向现实题材小说，而更像是一个向内找寻、探寻内心困惑解脱之道的故事——历史是它的壳子和路径。
三
有人去记忆中厘清问题，有人在记忆中掩藏问题。《西游劫》《最胜》和《过境》都属于后者。
白世盛的《西游劫》拥有极富创造性的构思：作者以“暖心黑神话”的方式，概念性地改写了《西游记》的故事设定，在“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的经典桥段背后，创思了一个非常黑暗的背景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唐僧既如同现代意义上的“成问题的个人”，同时又被古典神话式的命运诅咒所逼迫驱赶——而这之中的黑暗，在小说最后又恰恰强化（甚至是根本性地生成）了救赎与献身的力量。使这种创造性改写得以成立的叙事装置，恰恰是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的“记忆移植”设定；当师徒二人的记忆与肉身以一种极端而酷烈的方式完成合体，那些宿命式的问号和困扰终得以裸呈进而瓦解。
相类似地，梁起的《最胜》也是把复杂、拧巴、难以言明的亲密关系问题，埋藏在“记忆秘密”的叙事装置中：一方面，是年少好友共同经历的一场车祸、以及关于这场车祸的信息差；另一方面，是关于好友亚明的家族故事，此事涉及一场“素材抄袭”旧案，是在小说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才被遮遮掩掩地追述出来、并且在好友二人间从未言明（亦有信息差问题），实属于困扰主人公内心平静的“潜问题”“说不出口的问题”，它同样始终埋藏在过往经验的信息脂肪之下。如何理解、面对、说出这个问题，是这篇小说的底牌。
段文昕的《过境》，在题目上就端上了“记忆隐喻”：台风过境，母亲过境，带来了过往记忆的过境，往日炎凉终究还是要在那些令人毫无准备的时刻侵入现实命运。故事里，与“母亲过境”构成对位关系的，是“男友过街”；与往日炎凉构成对位关系的，是今朝的无措冷暖。与《西游劫》相似，《过境》的记忆困局深处，同样藏着一个略显暗黑（至少是难以启齿）的秘密，它以长尾效应的方式影响着人物当下时刻的难以言说的困顿，其中许多的秘密线头，只有从岁月深处才能够揪起。类似的秘密隐藏机制也构成了慕明《铭印》一篇的压舱石：这个故事亦是落脚在母女关系上面，它与《西游劫》不约而同地创设了“记忆移植”概念作为关键装置，而秘密记忆的揭晓之重，又可同《过境》有所对话。
四
所以再多说说慕明的这篇科幻小说《铭印》。小辑里，要数这篇给我惊喜最多，一方面是因为我在线性阅读中跳出的联想，在小说后文里几乎都有回音（例如关于科幻小说《齐马蓝》和经典的古早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以一种非常尖锐、近乎于反讽的方式（“人类记忆是最后一个尚未被充分数字化的内容领域”），将现实关切、科技想象与亲情关系三大重要元素板块融合在了一起。小说里有一句话，“后真相时代，记忆是最后的锚点。”记忆是问题困扰存在的根源，也是通往可能真相的唯一路途。当然，这里的所谓“真相”、以及真相所依托的“记忆”，早已不是那种公共性、总体性的概念，慕明这一批作家在此关切的问题本质是：“记忆究竟是什么……它和自我的关系又是什么？”
《铭印》所给出的答案是，记忆（以及“作为问题的自我”）的核心秘密，藏在一个人生命中隐秘的“转折点”及“标志性事件”中。因此，小说追寻“问题”的身份和踪迹，往往会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严重的时刻”，具体来说，就是“场景”。想要找问题，因此要找记忆；为了找记忆，就只能一遍遍地回到特定场景里去进行深描。这种深描可能是直给的、明确的，也可能是间接的、隐晦的、暗示的。林奈《页边距五毫米》的方式是直给，压抑的、循环噩梦式的机关办公场景里，病态行政化的景观、动作、词汇一圈圈重复拧成上吊绳，它几乎织构了故事的唯一有效场景，而这样的典型场景本身就是问题形态。成昊勍《等待野猪的晚上》则采用了反复不断的暗示，怪异的夫妻、黑暗的山林、动物性肉体的气味……这一切都弯弯绕绕地躲避着却又在最后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另一处记忆中的山林场景：那里藏着“我”与变态男友之间“杀与反杀”的故事。
同样是关于场景，它可以是小说中散点化的亮色构成（例如丰一畛《迷人的地方》，以社会学田野调查实践及其衍伸性意外事件为主要内容，一系列天花乱坠而又常含诗意的场景令我印象颇深），也可以直接呈现为字面化的形式：赵祺姝的《虎变》，内核是关于旧事执念，而这执念本身，就恰恰是绑定着（并且直接呈现为）一个舞台上的具体场景。在更加极端的语境下，一种真正关乎问题本质的场景，必然已超出了人类现有语言的限度范围，这正是李都格《大荒南经》的主要内容所系：再造空间、再造语言、再造秩序、再造自我，在这篇小说中几乎融合成了同一件事，故事里流光溢彩的诸多场景复现，因此也极具象征和幻梦意味。
当然，这梦无疑是带着苦味的凄伤的梦，因为任何能够被语言讲出和复述的场景，都是有限的场景；而文学所关切和忧虑的核心，恰在于如何以有限的语言去询问无限的生活、无限的存在。我又想起慕明《铭印》里的一句话：“不仅是记忆，所有的符号、经验和情感都在解体。失语一代不只是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而是失去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这可以算是我们这代写作者要探寻的“问题”本身吗？还是说，可以引申来讲，我们（或有朝一日的未来人类）不仅正失去回答问题的能力，也在慢慢遗失问题本身的意义、失去辨认和形容它的可能？无论如何，但凡还有人（尤其是更加年轻的人）在坚持写作，就意味着我们还在努力试图寻找和靠近“问题”本身；由此再进一步说，“问题”在哪里，希望也就同样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