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是无数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城乡接合部。这里没有繁华的都市景观，只有低矮的出租屋和穿梭不息的劳动者。二〇一四年九月，新工人文学小组在皮村成立，经过长期坚持，孕育出一个独具特质、充满生命力的基层文学写作共同体。这些年先后出版《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大口呼吸春天》《我在北京做家政》《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多部广受好评的文学作品，是最早以文学为媒介、鼓励普通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共同体，也是新工人文学、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文学小组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文学为纽带，汇聚了范雨素、小海、李文丽、施洪丽、郭福来、李若、苑伟、马大勇、潮白等一批喜爱文学的劳动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却有着共同的文学追求，以自身的生存经验为源泉，用诗歌、小说、非虚构、散文等文体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生，逐步形成具有凝聚力、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基层文学写作共同体。

最早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并没有开始创作，感觉文学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有的工友向社区工会借书的时候提出想学习写作，图书室的负责人付秋云就在工友之家的支持下成立了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邀请高校老师、记者、编辑等当文学志愿者，每周末开一次文学写作讲座，范雨素、苑伟、李若等是最早的成员。这些劳动者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但有着强烈的文学表达和真挚的情感。他们想通过文字记录自身的经历，通过写作找到精神寄托。文学小组成员分成两类，一类是喜欢阅读、看书，但没有创作过的，如范雨素、李文丽等；还有一类是在家乡、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的，如郭福来、小海等。从喜欢文学到开始写作，离不开志愿者老师的鼓励以及文学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

文学小组最温暖的时刻是每周六晚上的讲座课，也是最受成员欢迎的活动。这些年，有百余高校学者、知名作家、编辑等志愿者来为劳动者讲解文学创作和阅读。劳动者褪去平时的疲惫，每周拿出两三个小时，在简陋的会议室，与志愿者老师们学习文学写作的方法。课上的知识学习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彼此见面、交流，谈谈对某个作品、问题的看法。疫情期间，小组将线下活动转移到线上，通过微信群、腾讯会议等平台，开展线上讲座、线上创作交流。场地拆迁时，小组积极寻找新的活动场地。这些年，学习空间换了好几个，但大家的热情不减，每年都有新朋友加入。文学小组让每一位写作者能在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意识到“不是一个人在写作”，这种凝聚力是皮村文学小组发展、壮大的基础。

二〇一五年以来，付秋云把大家的作品投给一些媒体，一开始在“网易人间”等自媒体发表，后来也登上《北京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专业刊物，再后来就是出版社的编辑主动策划图书。如世纪文景的杨沁老师已经策划了两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一本是偏“非虚构”的《劳动者的星辰》，一本是诗集《大口呼吸春天》。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的创办，成为文学小组与更多劳动者联络的载体。这本内部交流的刊物，每两月推出一期，由付秋云和文学小组的骨干成员承担编辑，范雨素和马大勇担任主编。他们从投稿中认真选出合适的稿件，发表了很多文学小组成员和全国各地劳动者的优秀作品，涵盖散文、小说、诗歌、批评等多种文体，推广了新工人文化和劳动者主体的价值观。文学小组从二〇一九年每年举办一次“劳动者文学杯”征文比赛，吸引了大量一线劳动者投稿，参赛作品表现了打工生活、乡村变迁和生命感悟，获奖作品发表在《新工人文学》的专刊里。二〇二五年还每月举办主题写作，鼓励写作者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创作，挖掘身边的故事，优秀作品也会发表在《新工人文学》上，给予写作者以鼓励。

这期“皮村小辑”共收录了八位文学小组成员的近期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抗争和对未来的向往，既有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有对精神自由的表达。范雨素是文学小组最早加入的成员，二〇一七年因《我是范雨素》成名。她爱好阅读，喜欢写作，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和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她担任《新工人文学》电子杂志的主编，几乎每期都撰写卷首语，这已经成为刊物的特色之一。这些卷首语将个人经历、社会观察与文学思考融为一体，如《土谷祠的孩子》中对流动儿童生存状态的探访，《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中对女性命运与教育意义的思考，还有写作让自己从被动式活着变成主动式活着、文学是生命开疆拓土的工具等观点。

李若是文学小组最早发表作品的成员，在“网易人间”发表过多篇爆款作品。她的文笔锐利、干脆，不拖泥带水，显示了她十多年打工生涯的历练，以及对不同人的深刻把握。这篇《我在杭州打零工》是她二〇一八年离开北京返回家乡、人到中年再次到南方打工的故事，反映了中年打工者的生存焦虑。文中呈现了她从十八岁出门打工，辗转于广东、苏州、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从事过鞋厂工人、电子厂工人、饭店服务员、超市导购等多种职业——“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呈现了女性劳动者的命运无奈。小海也是文学小组的早期成员，从事诗歌创作，现在是“诗歌商店”店长。这篇《以梦为马——我的打工史》中讲述了他十多年辗转十多个城市的打工历程，从深圳的电子厂到宁波梅山岛的服装厂，从杭州的印刷厂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他从事过流水线工人、搬运工、仓库管理员等工作。他描写车间里“和机械相似的心跳”，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身体被高强度的工作掏空。正如陈年喜的诗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小海在网吧里用诗歌来对抗工业异化带来的麻木，他的文学写出了无数青年打工者的挣扎，也展现了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

李文丽二〇一七年从甘肃来到北京从事家政工作，非常有文艺才能，在哪里都像一团火一样，温暖身边的人。她创作了二十多万字的作品，画了几千张蜡笔画，还参演话剧表演。二〇二四年返回老家后，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读者出版社二〇二五年为她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做家政》。在家乡，文丽开始创作与故乡有关的题材，这篇《她在医院做胃镜》讲述的是一位农村老人进行胃镜检查，串联起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代际牺牲与生命尊严问题，那些“头发花白、身躯佝偻”的、在医院长椅上等待检查的老人，成了一代劳动者晚年生活的缩影。

施洪丽也是一位家政女工，她天生开朗、快人快语，乐观地面对癌症的折磨，给人生命的力量。在《活着，继续大笑》中将自身的抗癌历程与家庭困境、乡村变迁紧密结合，以文字为武器，直面人生苦难。抗癌四年，她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即便经历了病情反复的恐惧和巨大的经济压力，也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与同样身处困境的癌友相互鼓励，在写作中找到了生存的勇气。

苑伟也是文学小组最早的成员，原来是木工，现在从事物业工作。他非常有文学才华，其作品也是文学性最强的。这部短篇小说《微笑》有点像法国的新小说，以荒诞笔法冷静地展现物业工人的日常工作，通过描写主人公为了工作刻意练习微笑、在工作中遭遇的窘迫，刻画了职场生存的异化，“冻僵在脸上的微笑”成为劳动者职场生存的生动隐喻。

马大勇是花艺师，学美术出身，从事传统插花教学和研究工作。这篇《春池》以细腻笔触描绘家乡池塘的四季变迁，塘边的花草、鱼虾和民俗既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田园生活的精神向往。潮白是最新加入文学小组的成员，他遭遇事业困境，以送外卖为生，文学是他摆脱现实压力的乌托邦。这篇《接神》呈现了农村春节“接神”的民俗场景，融入了北漂者的负债焦虑、父母的衰老与乡愁，展现了传统仪式与现代生存压力的张力。

这些作品没有宏大叙事，却以个体经验为切口，让劳动者的辛酸、迷茫与坚守变成可感可知的文学形象。这些作品除了书写人生的困苦，也展现劳动者之间的互助精神。李若描写自己生病时，同宿舍的工友夏雪琴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是陌生城市中相互扶持、彼此温暖的情谊。施洪丽也写了自己与癌友之间的相互支撑，一起交流抗癌经验，一起分享生活，在苦难中共同陪伴。小海经常提到民谣明星张楚对自己的精神鼓励，让他更有信心追求文艺梦想。这些作品能够搭建起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共情，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的包容。文学小组成员之间也像家人一样，遇到困难时一起面对，遇到挫折时一起帮助。这种情感联结不仅拉近了文学小组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让我们在精神上形成共鸣。

新工人文学小组成立以来，为基层写作者提供了文学学习和成长的空间，成为联结分散个体写作者的重要纽带。普通劳动者能通过写作不断提升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建立深度联系，实现了从“被动式活着”到“主动式活着”的转变。文学小组以文学为平台，让漂泊的劳动者以文字为媒介彼此看见，打破了个体的孤独感，让写作从个人的精神自我表达变成群体的共同发声。文学小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无论学历高低、职业差异、写作水平如何，只要热爱文学、愿意写作，都可以加入，获得平等的学习与交流机会。这种生活上的扶持与精神上的滋养，让文学小组成员凝聚在一起，坚守文学的初心，形成有机的、充满生命力的基层文学写作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