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咏戈：重读黎汝清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时，我的案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阅的著名军旅作家黎汝清的四部革命历史小说《黄洋界上》《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这180余万字体量的文字使黎汝清“军史小说第一人”“红色经典巨匠”的盛誉实至名归。
由于作家一贯的低调和其他一些因素，黎汝清的名字并不为读者熟知，有必要作一简介：黎汝清（1928—2015），山东博兴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战争年代曾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建国后担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成名作《海岛女民兵》（后改编为电影《海霞》），井冈山斗争题材长篇小说《万山红遍》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这样一位被称为红色经典巨匠，军史小说第一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不应被忽略、被低估。一些有见识的批评家一直在关注他。如著名文艺批评家吴义勤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光明日报》2024年6月22日）一文中就提到，“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之战为主线，真实再现了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红军精神。”文学评论家何镇邦评价说：“在当代文学史上，黎汝清是一位不应被埋没的作家。他穷十数年创作出的军史上的三大悲剧《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无疑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追怀黎汝清》，《光明日报》2018年5月20日）黎汝清的“战争悲剧史诗”也得到军史研究专家朱清汉的肯定：“与其他作家相比，黎汝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败仗……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与敌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而黎汝清这三部历史性小说，总结了我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深刻，对人民的启迪也特别深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感谢黎汝清同志对总结我军历史经验教训所做出的贡献。”（《湘江之战》护封）
作为一位军旅作家，黎汝清早年创作《万山红遍》《黄洋界上》等都是歌颂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光荣历史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黎汝清远远不够。黎汝清晚年创作的“变法”更具有文学史意义。晚年黎汝清用时十几年，花费了大量精力采访、查资料、构思完成的“军史悲剧三部曲”，使他的创作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创作军史悲剧题材的语境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军事文学面临“五老峰”（老故事、老主题、老情节、老人物、老手法），上世纪80年代初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上，有关领导向部队作家发出了号召：走出舒适圈，攀越“五老峰”！历史选择了黎汝清。在黎汝清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常是人们口头上说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与此相反，也可以说是从失败走向胜利。比如我们党最早抓枪杆子、创建人民军队的两次最重要的武装斗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就都是失败的。此后上了井冈山，建立起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并在近10年间发展壮大，是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再失利，于是有了长征——一次大的战略撤退。刚刚撤出苏区就遭遇了惨烈的湘江之战、此后的皖南事变、西路军西征也都遭遇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失败。皖南事变中，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伏击，激战七天七夜，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主要领导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牺牲，事后新四军不得不重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后卫部队34师全军覆没；西路军出发时2.18万人，经高台、倪家营子等血战后，仅400余人突围，总指挥讨饭回到延安。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称得上“从胜利走向胜利”。写胜利易，写失败难。黎汝清知难而上、义无反顾，他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他深谙恩格斯在其著名的《终结》中所说的：“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历史发展并不是静如止水的、一帆风顺的。唯其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才能提炼出有价值的规律，把历史本质与规律揭示给读者。
重读黎汝清不难发现，文学的创新也是在为后续创作“立规矩”。黎汝清军史悲剧题材创作立了哪些规矩呢？我以为有三；一是悲剧不是悲观，要实现审美升华。三部悲剧题材创作的硬核在于写出了在悲剧中不屈的军人精神。黎汝清认为，军魂更多体现在那些普通士兵身上，并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将宏大叙事与“小切口叙事”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宏大叙事能够全景式展现悲剧事件的全貌及动因，但与个人视角个体命运不矛盾。如《皖南事件》中大部队被打散，人员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后仍有极少数突围出来，在清剿中“漏网”的工兵连长王自中决定留在皖南打游击，成立了仅有7人中的“云岭游击大队”在敌人眼皮底下继续战斗。同样《湘江之战》中生还的万世松靠乞讨潜回苏区，组织了3人游击队，坚持斗争直到看到新中国成立；《碧血黄沙》中逃出马家军包围圈的军需处长吕杰人集合起10个人的小队，弹尽粮绝的这些红军战士凭革命信仰向着延安行进。这些，既体现了红军何以能够胜利又增加了可读性。将他们的故事融于宏大叙事中，可有效避免将厚重历史轻量化。二是革命历史创作必须处理好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把握好“七实三虚”的分寸。黎汝清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花十数年时间批阅、查找数千万字历史档案，走访数百名亲历者，核实每一个关键事实。书中穿插进许多关键的电文、当事人日记、会议纪要等，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由于写的是悲剧，书出版后曾引起一些当事人的诘难，曾有过原新四军130多名老战士联名写信告他给新四军领导抹黑的事情。但在真实无误的史料面前，终于得到圆满的处理。三部作品的人物心理刻划则是艺术化的，在战事、惨烈之外，人物有憧憬，有幻想，有“诗和远方”。作品有情感的涌动，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三是下功夫写好统帅部人物。黑格尔有过这样的话：“时代的伟人是能把这个时代意志表达出来的人，告诉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意志，并实现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这个时代现实化了。”作品在歌颂人民军队将帅时，也没有回避统帅部的失误：《皖南事变》中叶挺和项英执行中央北上指示的迟疑；《湘江之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如彭德怀所说“是抬着棺材行军”，带着苏区的坛坛罐罐误了战机，直接酿成了湘江惨案。而《碧血黄沙》中西路军西征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军事行动。2万多人无后方、无后勤、无骑兵对付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后果可想而知。《皖南事变》中的叶挺、项英，《湘江之战》中毛泽东、王稼祥，而《碧血黄沙》中陈昌浩与总指挥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写反面人物力避漫画化也常有神来之笔。《湘江之战》中蒋介石在行营观看战场记录影片，看到被追剿的红军队伍时不屑地说“这是什么军队？就是一群叫花子！”殊不知这句话成了他最终败给人民军队原因的解读。有效提升人物塑造的深度与复杂度，方得提升作品历史反思的思想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