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社会中人”，才能更好地做“文学中人” ——评段崇轩《“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
近期，段崇轩积数年之功，推出了一部近40万字的专著——《“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在书中，段崇轩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视野中系统梳理了山西早期新文学的发展概况，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中国新文学史有数百种，但每一种都是薄薄一两册，不可能深入分析每个地域的文学发展史。即使是山西的研究者，对山西早期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也重视不够。虽然也有董大中等学者对它有所关注，但相关的研究不够系统、完整。段崇轩的这本专著，为我们展现了山西新文学第一个阶段的灿烂图景。譬如，作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的景梅九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的常燕生的文学创作；作为文学社团“狂飙社”成员的高长虹、高歌等人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作为批评家、剧作家的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姚青苗的抗战文学创作，特别是《中条山的杜鹃花》的被发掘；还有山西革命文学代表高沐鸿的文学历程等。这些人的文学活动、文学实绩，或散乱于时代的风云，或沉浮于历史的长河。现在，段崇轩于故纸黄卷之中，拂去历史的尘埃，以真实的史料，将其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段崇轩通过梳理这些人的创作实绩，呈现山西早期新文学的本真面貌，并对地域与全国、边缘与中心的主体间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譬如，景梅九是中国早期留学日本群体中的一员。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划时代的相对论原理。1922年爱因斯坦计划访问中国。当时山西的景梅九、高长虹等就率先研究相对论。这些研究体现在他们的翻译作品、文学创作中。作为有思想家精神气象的人文学者，常燕生对政党形态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建设。“狂飙社”所体现的欧化的“狂飙精神”，高歌小说中所突出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创作倾向”，以及李健吾“丰厚的中西方文化学养”等，都是鲜明的例证。所有这些居于时代潮流前沿的表现，都体现了当时山西文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其实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山西人的革命热情，是与当时全国的大形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以此观之，该书所描绘的文人群体，具有这样的开放胸怀，也是可以理解的。最为突出、鲜明的例子，是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高长虹组织的文学社团，紧紧围绕在鲁迅身边，鲁迅给予了大力扶持与引导。鲁迅1933年在致山西榴花社的信中写到，“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的由来，不过段崇轩将“开垦时代”作了更加宽泛的理解，主要用它来指称上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山西新文学——当然，在论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这个时间线还可能向后不断延展，以覆盖这些作家的整体创作。
段崇轩注重分析文学、创作者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中，段崇轩将“开垦时代”的山西文人群体视为文学创作者而给以着重论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则是，这些人作为文学创作者，其“文学性”都不纯粹：景梅九更多地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常燕生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社”成员，文学只是他们投身社会革命的方式之一。所以，以文学盛名进入了延安的高长虹会与文学绝缘而去研究经济，其二弟高歌后来也远离了文学。红极一时的才女关露，为革命投身谍战生涯而无悔于对文学生涯的放弃。贾植芳自称是“社会中人”。“文学中人”只是其“社会中人”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中人”，贾植芳立志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所以，用“社会中人”“大写的人”来概括山西早期新文学中的文人群体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做好“社会中人”“大写的人”，才能更好地做一个“文学中人”。
段崇轩最初是以对新时期文学的关注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他曾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过数百万字的关于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文字。退休后，他立志进入现代文学领域，溯源当代文学的历史纵深。这本书就是他为此所作努力的第一个收获。我觉得，他的这一努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举个例子，赵树理曾多次自言，他的文学写作是为着解决农民在变革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而并非为着自己在文学史上留下贡献与声名——虽然因此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不容轻视。在这其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山西“开垦时代”作家的遗传与影响。而在今天，我们的许多作家，可能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中人”，并因此将“社会中人”“大写的人”弃之不顾。可越是如此，却也影响了自己作为“文学中人”的品位、重量。我们有着悠久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越是进入历史的纵深，越能够对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反过来说，越是需要对现实做出深刻、准确的判断，我们越需要进入历史的纵深。回顾前辈作家们的风采，我们可能更加明白，文学当然是文学，但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