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年没有读到这种北京味道的小说了。庸人的《北京土著消亡史》，让我感触很深，它让老舍先生开拓的扎根市井为百姓立传的文学传统，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语境里，重新显现了直面现实、剖解时代的深度和力量。

《北京文学》近几年聚力打造“新北京作家群”，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京文学》倡导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群”，表面看它是文学代际的自然更替，内里则是北京文学叙事伦理的转向或再出发。庸人这一批作家，面对的是资本的碾压，老北京人的血缘羁绊与故土情怀，他们正迎来最后的、毫无还手之力的脆弱退场。所谓“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既是“新时代”之新，也是创作主体之新，更是一种抛开粉饰、直指疤痕的叙事自觉。

庸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至今他依然居住在南城，那里曾是最典型的底层北京的象征。在北京作家里，他不是新人，且常年游离于外，他深耕剧本创作与长篇小说多年，是七○后作家中“会讲故事的人”。而此番从长篇、剧本转向中短篇创作，则突显了他历经沉淀的老辣与节制。回望北京文学的历史，老舍先生为后来的北京作家创作确立了基调与范式，王朔为北京文学开创了一种戏谑与反讽的另类文风，而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回归底层生活，挖掘了人性和人情。新世纪之后，书写老北京的原生作家日渐稀缺，只有石一枫、孙睿、常小琥、吕铮、于一爽等少数写作者，坚守着本土叙事的阵地。庸人直接切进北京最普通家庭内部，将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城老宅当作人性的解剖室，这在当下“京味”本土叙事中显得珍贵。

小说围绕房产争夺、遗产分割展开，以一个普通北京家族的内部撕裂，映照一个时代的人伦剧变。徐淑珍“敏捷地移动着她的超级罗圈腿跳着脚地冲进了门楼，然后手指堂屋，张牙舞爪地开骂”“嘴里骂，手上也没闲着，一把将奶奶推进土坑，马达似的小嘴不停地在输出诅咒”。她的“恶”——狡诈、蛮横和利己，奶奶的无奈与自我牺牲，父亲的懦弱愚顽、浑浑噩噩，宁做丁克也不想繁衍奉家香火的奉先，工于心计、终成赢家的奉秀英，还有后来居上、装神弄鬼的小婶等等，庸人以冷峻的笔调，将“家”还原为一个充斥着阴谋与博弈的利益场。小说彻底摒弃了传统叙事里“善恶有报、圆满和解”的道德模式，且不为故事中的人物保留任何修复与救赎的可能。承载着生活与记忆的四合院，转化为待价而沽的金融资产，那种根植于家族共居、邻里相守的亲情和伦理，便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主人公奉先希望以旁观者的清醒保持中立。可越是冷眼旁观，就越让人直面真相。这让小说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价值，拥有了社会学的穿透力。

我一直以为，真正厚重的京味文学，直指现实，直面人性与时代的深层矛盾，这种复杂的冲突和内心的焦灼是所有现代人必将共同面对的精神困境。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面临故土的消逝、根脉的断裂、身份的漂泊，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过：“无家可归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命运。”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小说的开头，奉秀英撒掉母亲徐淑珍的骨灰，让一个一生为房子算计的人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恶”的一种惩戒，也可看作庸人对人类可能性结局的思考。这是为这个时代留下的最严肃、最无法回避的真实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