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
龚明德曾自撰简介，内容如下：
龚明德，一九五三年生于湖北襄阳南漳县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自十六岁起先后在小学、中学与大学任教职，期间有二十五年投身于四川出版事业。回归教职后，服务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课，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考据和版本研究的必修课，直至2013年7月离岗荣休。一直是业余写作和研究，研究方面专注于探索“五四”后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坛人事之真相，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1]
事实上，龚明德还有很多头衔：六场绝缘斋斋主、明德读书堂堂主、新文学藏书家、书爱家、毛边党党魁、中国名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等等。对于我来说，龚明德最初给我的头衔是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专家，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的提倡者。随着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现代文学作品版本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取得的学术成果颇为学界瞩目。回头来看，龚明德无疑是此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鉴于此，有必要对龚明德40余年来在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实绩加以梳理与总结。
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的问世
早在1980年，时任襄阳师专中文系教师的龚明德得到了赴西南师范学院进修的机会，在进修期间，“遍览北培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蜀中几所大学图书馆藏新文学旧版书刊，对新文学版本产生浓厚兴趣，并着手研究。”[2] 在阅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发现该书不同版本其名称、目次以及内容均有差异，这激发了他探究的兴趣。进修结束回校后，他一边上课，一边开始了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并逐一核对了各版本修改的文字，发现丁玲对其著作改动处较多，而且各版本的修改还有变化。这自然萌发龚明德的疑问：丁玲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改到底是改好了还是改差了？鉴于此，他决定把丁玲不同时期的修改展示出来，并逐一对其修改内容进行评点，即“修改笺评”。
1981年底，这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就在28岁的青年教师龚明德手中诞生了。经师友介绍，书稿送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底，该社决定出版这部著作。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能顺利被出版社接受，这对龚明德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当时的襄阳师专也是一件颇为轰动的事。1984年7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问世，分精平装两种，首印7300册。
书前有龚明德的老师刘诚言的《序》，对于此书，作序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笺评’的作者精细地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几个版本所作的比较，是他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的‘笺评’，给了我很大的启迪。‘笺评’的作者，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确实作了切实的辛勤的有益的工作。……它不仅为学术界的研究家们提供了方便，而且也能为初学写作的同志提供很好的借鉴。”[3] 序言之后是龚明德撰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变迁说明》，首次梳理清楚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初版本到收入《丁玲文集》第1卷的版本变迁，并对每一版本的形态作了细致的介绍。这篇文章尽管不到5000字，但花了极大的功夫，因为不但要找齐从初版本到文集本所有的版本，而且对初版后各版本修订的底本以及修订的内容的叙述必须在完成各版本的对校以及采访过丁玲、陈明后才可以做出判断。如著者在文中认为1949年5月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改名本《桑干河上》“更接近于丁玲的手稿，甚至可以说它才是真正的初版本”的看法就通过版本对校以及采访丁玲本人得出的。如对“大连修改本”的叙述：“标题上只有一处改动”，“正文的改动则有几千处之多”，这样的叙述依据的是对1952年4月和195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两种版本有过全面仔细的对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的正文部分就是“修改笺评”部分，著者选择了1949年“文艺从书本”、1951年的“北京校订本”、1953年“人民文学本”和1979年的“大连修改本”四种版本为对象，按原著的章节顺序编排，用阿拉伯数字标明每条笺评的序号。全书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的全部改动加以整理，写成了538条笺评。每条修改笺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按时间先后，展示每一版本中文字内容颇有差异的部分。二是对这些文字上的修改给以言简意赅的评论[4] （即文中黑体字标注的“笺评”部分）。具体以第3条（一 胶皮大车）笺评为例：
一九四九年版
他坐正了一下自己，打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第1页第4-5行）
一九五一年版
（第1页倒4行）
一九七九年版
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第1页第6-7行）
笺评
大连修改本上的句子，似乎比原句的意思清楚些，但实际上反而罗嗦了。“掏出烟荷包”必须伸手，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把“我吃饭”说成“我张开嘴巴吃饭”，把“我跑步”说成“我用腿脚跑步”一样，使人们感觉到多余。加上了“伸手”，减却了原句的简洁和“老百姓味”（“打”为农民习用的语言）
上列内容就是由版本修改对比展示和“笺评”两部分构成，显然“笺评”部分最能体现著者的识见，他需要仔细分析丁玲为什么要这样改，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实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更为难得的是，年青的龚明德并未因为丁玲是著名作家而对她的修改一律给予好评，而是在肯定作品修改的佳妙之处的同时，也坦率而中肯地指出了修改中的瑕疵。又如第21条（三 有事不能瞒他）：
一九四九年版
自从胡泰的胶皮车光临了暖水屯之后，暖水屯的人便添了话题。暖水屯地势靠山，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这里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大车。（第8页第1-2行）
一九五一年版
（第10页第1-2行）
一九七九年版
自从胡泰的胶皮车被顾涌赶到了暖水屯之后，暖水屯的人就多了谈话的题材。暖水屯地势靠山，不是交通要道，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这样漂亮的大车。（第7页第1-3行）
笺评
“光临”、“便”、“所以”都是“不合老百姓味”（杨亮语，见一七章）的字眼，为了不让它们出现，作者或不惜拉长句子（补出“被顾涌赶到了”之后，表意更完整，也与前面两章的内容保持密切的联系），或用更通俗的同义词取而代之，或索性删掉。
但是，把本来就很通俗凝练的“话题”一词扩充为“谈话的题材”，实在不必要。其实作品的另一些地方，仍旧使用了“话题”一词（如第八章就有“把话题又扯到天气上去”）。语言有很多特性，作家只能利用这些特性，倘若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其中的某些特性，就会在表意上导致不同程度的失败。
在这一条的“笺评”中，龚明德对三个版本的部分文字均不甚满意，丁玲不但没能实现越改越好，反而越改越糟。特别是“笺评”中最后一句，语气颇为严厉。好在丁玲对龚明德在笺评中的批评毫不芥蒂，在翻阅了这本书之后曾给别人说：“以前，龚明德考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修改，我心里不大以为然。这次书寄来我一看，这项工作，对于初学写作者，对于中学老师、学生，很有用处啊！他做了那么细致的工作，真不容易，我真想写封信给他。”[5]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迎来了新局面，新方法、新理论成为研究界的主流，而新方法、新理论无一不是来自西方，甚至形成了一种仰赖“西方汉学心态”，而龚明德在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之初就采用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一个名词包括甚广，大要可分四部分：（1）文字学 （2）训诂学 （3）校勘学 （4）考订学。”[6]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无疑就是其采用朴学方法研究现代文学的第一个作品，收集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各版本并进行校对，无疑就是采用了校勘学和考订学，而对其各版本文字的修改进行评论其实也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方法，书名用“笺评”无疑也是试图用古代的一种批评文体来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尝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的问世，“体现了一个新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和眼光，也为新文学版本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 开创了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新的可能。20世纪30、40年代，阿英、唐弢等开始致力于新书版本学的开拓工作，其成果体现为“书话”“札记”等形式。如1937年，阿英写《鲁迅书话》一文，评鲁迅书三种。唐弢从1945年开始以“书话”评论大量现代文学书刊。其后有姜德明、吴泰昌、胡从经等以书话的形式谈及现代文学书刊及其版本。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却是以论著的形式来探讨现代文学某一作品版本的修改。如果说阿英、唐弢等人在书话、札记中谈及新文学作品版本的变迁及修改多属于吉光片羽，未能系统和深入。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却是以一部作品的版本修改为对象，专一全面且深入。后来问世的《<雷雨>版本笺评》、《钱钟书修改<围城>》《<女神>校释》以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等现代文学版本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受其影响。
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的提倡和尝试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纳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后不久，龚明德于1983年从襄阳师专调往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学教师转任出版社编辑，组编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著等图书。新的工作岗位，给龚明德新的眼光、新的机遇。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之前，该社就于1983年8月问世了《<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校），后来又在1984年11月推出《<文艺论集>汇校本》（黄淳浩校）、1985年7月推出《<棠棣之花>汇校本》（王锦厚校）。作为出版社编辑的龚明德，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该社在1983-1985年间出版的这些汇校本应该是熟悉的。对于做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研究的他来说，他自然明白汇校本“不仅能让读者直接看到作品版（文）变迁的全貌，看到一部作品的成长或衰退，而且能为写作学、比较语言学、比较修辞学等提供研究实例。有了汇校本，也无疑更会为文学角度的版本研究提供便捷。”[8]
何谓“汇校”？要理解“汇校”，先弄清“校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对“校勘”有如下解释：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同一本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字句可能有所不同，校勘就是补正文字上的种种错误，校出古书中字句或内容上的异同，以使人们获得较为可靠的，较接近于原稿的本子。校勘一般采用四种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汇校则是把同一作品的多种版本的文字逐一加以对照，找出每一版本间的文字差异。而“汇校本”，龚明德有如下解释：“汇校同一著述在各个印本中的差异，总成一个完备的系统的带有版本变迁全貌的本子，称之为‘汇校本’”。[9] 流沙河认为:“汇集新旧版本而比较之，而互校之，从文字的改动看文心的改变，可加深对作者的了解，为名著研究新踩一条路。”[10] 显然，出版文学名著的汇校本是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朱金顺认为：“如果把多种版本的文字加以对照，汇印成册，则是重要的资料了。……它将各种版本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工作，为学术界提供较为全面的研究资料’”[11] 金宏宇更是认为：“一个汇校本就汇聚了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汇聚了一部作品的不同‘变本’或不同的‘文本’。汇校的工作虽是一种‘初级校勘’，但其实已包含了对版本构成、版本谱系等内容的‘考据’和‘批判’。一个汇校本会启发现代文学研究者去探究作品版本与文本的关系，还有校勘、考据与阐释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出汇校本是促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12]
由于《<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黄淳浩校）《<棠棣之花>汇校本》（王锦厚校）三种只是桑逢康、黄淳浩、王锦厚三位学者参编《郭沫若全集》时的副产品，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三种汇校本后就再无后续，这无疑给了时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的龚明德一个契机，何不策划汇校出版一些现代文学名著，以汇校本的形式出版，这不但有学术价值，市场钱景应该也不错。
于是，龚明德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先动手汇校了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这本由龚明德汇校，并由龚明德责编的《<死水微澜>汇校本》于1987年11月问世。其时正值张国立、邓婕等明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首轮热映，出版社乘势而上，首印量高达27000册，创造了不错的收益。这次汇校依据的是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7月初版本和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再版重印本。作家版修订幅度较大，有1300余处修改，包括字、词、句、段落、标点等。小说原文为15.8万字，连同附录的《李劼人谈〈死水微澜〉》亦不足16万言，而汇校本达18.9万言，几乎多出3万言。出版社领导意识到出版现代文学名著汇校本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支持他继续出版一些汇校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龚明德又开始了新一本汇校本的策划——《<围城>汇校本》。他对该小说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上的初刊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之1949年3月第3次印刷本,以及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之1985年8月第4次印刷本的多达300余处修改，包括字、词、句、段落、标点，均一一记录在案。小说原文23.6万言，汇校本达31.2万言，足足多出7,4万言，可见汇校工作之繁巨。该书于1991年5月推出，首印25000册，后又于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推出了精装本。1992年7月为止，《〈围城〉汇校本》共出版发行12万册。[13] 但《围城》汇校本的出版以及重印引发了版权官司。因此之故，龚明德策划出版一系列名著汇校本的计划只好半途而废，手上已基本完成汇校的《〈家〉汇校本》《〈八十一梦〉汇校本》只好束之高阁。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前后经历了8次修改，较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改动次数更多。在巴金的支持下，自1985年起，龚明德便启动对《家》的版本研究。他写有一篇3万余言的《巴金〈家〉的修改》，收录于重庆出版社1988年1月版《巴金研究论集》，该书系王瑶、曹植芳主编的“巴金研究丛书”第一种，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关于《祖父底死》这一章节的汇校，展示了他的部分研究成果。至于《八十一梦》，是张恨水抗战期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龚明德不惜花费千余元，复制了一套该作于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日在重庆《新民报》上的连载刊本，并在旧书市场淘得多种早期单行本，包括新民报社1942年3月版和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1月版等。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爬梳钻勘、刮垢磨光，他撰写了《张恨水〈八十一梦〉的版本》《新印〈八十一梦〉错讹惊人》《〈八十一梦〉究竟写了多少梦》等考据文章，指出一些当代版本“排校失精，错字百出”,“对张恨水原著进行了无知的糟蹋”,读来大煞风景。而《〈八十一梦〉汇校本》拟出版一事，当时也得到张恨水家人的响应。
与此案同时，学术界对《围城》汇校本所引发的现代文学作品的校勘、版本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论争。参与这场论争的有施蛰存、杨绛、黄裳、朱金顺、陈思和、何满子等，他们就作品修改和校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杨绛认为，像“三国”、“红楼”这些书，因年代久远，有研究版本的价值，而《围城》的作者还活着，大可不必搞汇校本。[14] 黄裳在《〈围城〉书话》中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家有著作权，有修改自己的作品权，自然也有是否重印旧作的权利。而不经作者同意就擅自翻印，自然是侵权。陈思和则在《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话》中对现代文学作品是否有必要校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女神》的修改和巴金的序跋为例，指出研究新文学者，一定要从初刊文初版本出发，也就是首先要做汇校工作，才谈得上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本正是为适应这种高层次的研究而出版的，出汇校本是花费了汇校者的严肃劳动，而且有益于新文学研究的工作。紧接着，黄裳先生又写了《〈围城〉书话续》回应，他主张有条件地校勘，重申出版作家作品的汇校本，应该在作家过世，作品已成古典时，研究者才能进行这种工作。朱金顺也写了《也谈“汇校本”》参与争鸣，他认为简单地认定出版《〈围城〉汇校本》就是变相盗版，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如果因它出现了纠纷，就断定新文学领域没有校勘问题，不需要有什么汇校本，也是失之武断的。稍后，陈思和又写了《再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话》，对黄裳先生的观点又展开了辩驳。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2005年4月，王得后又发表了支持汇校的看法：“汇校是研究者的本分工作，是公民劳动权利中的一种权利。作者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但修改过的作品一经出版，不说这已经是商品，总可以说已经是社会公器吧？那么，研究者就有进行比较，校读和汇校的权利。这两种权利互不干涉； 只能也应该互相尊重，但彼此是平等的，谁也不能禁止的。”[15] 作为《<围城>汇校本》的责任编辑龚明德后来也写了《＜围城＞汇校本十年祭》《<《围城》汇校本>乃至“汇校本”不容轻佻言说》，旗帜鲜明地提倡汇校本。
现代文学作品由于政治原因、历史变迁、个人思想变化等诸多因素，作家不停地修改作品，从而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版本，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要使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化，重视作品的汇校是一项基本的学术常识。而清理这些修改，出版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本，显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出版作品汇校本自然要牵涉到作品的版权、以及作家的名誉、经济利益等问题。尽管研究者对于发掘的喜悦乐此不疲，但出版汇校本前还是应该事先考虑到作家本人的感情接受问题。当然，作为文学研究自有它的独立性，但是研究者和作家本是一条战壕的朋友，没有必要“相煎何急”。反过来看，作品一旦产生，它就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固然无法制止作家根据某种需要对已成为史料的作品进行修改，作家不愿在身前看到自己作品的汇校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既然自己修改过作品，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到底，而出汇校本不但是对普通读者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工作，作家不应该因为害怕“自掘坟墓”而阻止汇校本的出版。所以，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应该出，而且应该多出。至于涉及到作品的版权以及经济上的利益等问题，这些其实可以协商解决。
《<围城>汇校本》因官司而中断，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作品的版本研究以及作品的汇校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某些作家作品进行汇校已成基本的学术常识。学术界对汇校本还是持欢迎态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汇校不可阻挡，《〈边城〉汇校本》（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骆驼祥子>汇校本》（张桂兴汇校，齐鲁书社2019年版）、《知堂回忆录》（五度汇校，文津初版社2022年版）《胡适<四十自述>手稿汇校评注本》（张立华汇校评注，中华书局2022年版）等陆续问世。2024年12月，长江文艺出版社继《<边城>汇校本》后推出一大批新诗集汇校本（17种）。[16] 一大批现代小说、戏剧、散文的汇校本也即将纳入出版计划。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龚明德提倡的现代文学名著的汇校本会越出越多。
三、完成了一大批文学名著的版本梳考和文本勘订
朱金顺曾对龚明德的现代文学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龚明德先生是位长于史料考辨和版本鉴别的中国新文学考据家。……但五四以来，随着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西方新的研究方法的输入，考据便被放在了学术研究的末位；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一些人不恰当地认为似乎没有进行考据的必要。尽管中国新文学版本、史料需要考据的问题那么多，尽管学界出现过唐弢、李何林这样的中国新文学考据家，但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中国新文学史料的考据，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是一份壮夫不为的工作！但是，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界，还是出了那么几个傻子，他们不管世俗的偏见，不论这项工作是否受到重视，就是以研究史料为己任，甘心坐冷板凳，埋头进行研究和考证，认为终有一天史料考据会放在应有的地位。”[17] 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问世至今，龚明德的现代文学研究已40余年，出版的论著有《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文事谈旧》（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昨日书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书生清趣》（岳麓书社2005年版）《有些事，要弄清楚》（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昨日书香：新文学考据与版本叙说》（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民国文人私函真迹解密》（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旧日文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新文学旧事》（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旧时文事》（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文事探旧》（文汇出版社2022年版）《旧笺释读：现代文人书信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文事叙旧》（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年版）等十余种，在这些考据性论著中，现代作家作品的版本问题一直是他关心的问题。
正如龚明德所说：“中国新文学作品，除极少量有保持原貌的幸运外，绝大多数在初次问世后，均被正常或不正常地修改过。现在的读者，甚至很多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都很难见到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原貌了，更别说作品的各个不同版本的全部变迁详细情形了。”[18] 以上诸著作中就收录了他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版本研究的文章50余篇。大体可分四类：一类是现代文学名著版本流变的梳考。如有《巴金<家>的版本变迁》《叶圣陶<倪焕之>的版本》、《张恨水<八十一梦>的版本》、《夏衍<芳草天涯>叙往》、《巴金<点滴>的版本》，也有对一些单篇作品版本的梳考，如《<华威先生>的版本》《<我在霞村的时候>版本略谈》等；一类对某些作品在版本流变中产生文字错讹的文本勘订。《鲁迅<野草>文本勘订》《张爱玲<金锁记>文本勘订》《梁实秋<雅舍小品>四题》《徐志摩<“石虎胡同七号”>勘订》等；一些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的版本，龚明德也有所涉猎。如《艾芜<文学手册>的版本》《李长之<鲁迅批判>话往》《写于昆明和成都的<经典常谈>》《野夫<木刻手册>三版本》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域外文学译著，龚明德也关注其版本。如有《<爱的教育>在中国》、《李霁野译<简爱>之民国版》等。
2007年底，龚明德从四川文艺出版社转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进入高校的他还是对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以为然，“如果一定要以在被指定的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规定字数长度的所谓‘宏观理论’论文为指标考核我，那么我宁愿被判为‘没有完成任务’而遭到扣发工资的处理，也不愿稍有损坏于我四十多年自主研读过程中自然养育的做我心目中的学问之兴味。”[19] 在他指导下，他的研究生完成了郭沫若的《屈原》、巴金的《随想录》、《寒夜》、《憩园》、艾芜的《故乡》、《记贺龙》、《南行记》等一大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及版本研究。这些硕士论文没有宏大的理论，但有扎实的文本汇校，得出的结论也是言之有据，不发蹈空之论，毫无疑问它们凝结了导师龚明德的心血。有学生在论文的《致谢》中是这样描述作为导师的龚明德及如何指导其撰写论文：
龚明德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治学严谨，对字句细致斟酌，专注于版本和考据研究。他身上有着读书人的质朴气质，不爱功名反爱旧书，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他曾为我积极寻找论文题目，并将所搜集到的艾芜资料借予我，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他也在我论文完成过程中给予了高度的信任，让我能自由安排所做之事；论文完成后他对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与评价，让其得以充实完善。[20]
龚明德的版本梳考文章数量很多，写作持续时间也很长，贡献良多。他自己曾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我的文章走的是胡适等前辈倡导并力行的‘实证研究’路子。大陆同行学者中，我爱读的有朱正、陈漱渝、朱金顺、姜德明、陈子善、陈福康、钦鸿、谢泳、刘福春、张大明等人的著述，我几乎买齐了我可以见到的这些同行学者们已出的专业图书。我的文章，如果说要找源头，除了可靠的有关史料，就是我提及的这些同行们的著述了。”[21] 就他的版本梳考文章而言，他着意于叙述某部作品的写作缘起、写作过程，初版本的出版过程，重版本的印行情况，作家在作品版本的变迁中是否有所修改，修改的原因又有什么，期刊或出版社编、校引发的差错或“手民之误”等等。他的叙述似与阅读者谈闲天，把这部作品的前生今世娓娓道来，既有史料的勾稽与考释，还有不同版本的绍介与校勘，实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起来看似容易，但文字背后是以史料为支撑，继承和发展了从清代朴学到现代实证学术讲究“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22] 的学术传统。这样以史料为基础的文章，言必有据，正本清源，揭开了缠绕在作家作品上的诸多历史迷雾，让我们回到了现代文学历史的发生现场，值得学界参考。
结语
2000年以后，现代文学研究迎来了“史料学转向”，至今方兴未艾。在“史料学转向”的背景下，随着“版本批评”（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从版本的变迁和异文的比较中去发现文本的变异，去获得阐释的价值）[23] 的提出，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版本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中国新文学版本研究》《烽火遗篇——抗战时期作家译作与版本》等一大批版本论著纷纷问世。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中国现代经典新诗集版本流变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名家作品版本流变研究”“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异文汇校与文本演变研究”等得以立项。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本研究”迎来了春天，成为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下成绩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龚明德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早在1980年代初就投身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进而大力提倡出版文学作品汇校本，使版本汇校成为学界共识。在四十余年的文学研究中，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版本变迁，梳考作家作品的修改，始终是龚明德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他无愧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研究的开拓者！
注释：
1、见《新文学旧事》（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封面勒口处。
2、《龚明德新文学做工年表》，《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封底
3、刘诚言《序》，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这些评论绝大多数是贴切、中肯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也有少量瑕疵。如第196条（一五 文采同志）的“笺评”，著者后来认为“这里的释说，全为不动脑筋、不动手查史料的空谈”，可参见《有些事，要弄清楚》（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县委家里”挂的木刻像应该是谁》一文。
5、转引自龚明德《一个晚辈后学者的默念——写在丁玲谢世的第二个夜晚》，《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7、张志强《两种汇评本的比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与<《围城》汇校本>》，《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4期。
8、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后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9、龚明德《谈谈文学名著汇校本》，《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10、流沙河《<新文学散札>序》，龚明德《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
1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第39页，北京语言出版社1986年版。
12、金宏宇、杭泰斌《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13、《<围城>汇校本》由胥智芬汇校，龚明德责编，钱君匋装帧设计。1991年5月推出的复膜本与1992年3月的精装本封面稍有不同，复膜本封面书名为“《围城》汇校本”，著、校信息为：“钱钟书原著 胥智芬汇校”。而精装本的封面书名为“围城”，著、校者信息为：钱钟书著 胥智芬汇校”。两种版本的“书名页”“出版说明”“目录”以及正文完全相同。
14、转引自徐公明《是是非非“汇校本”》，《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10月2日。
15、王得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和校记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2期。
16、包括《尝试集》《草儿》《蕙的风》《星空》《志摩的诗》《昨日之歌》《我底记忆》《梦家诗集》《烙印》《鱼目集》《十四行集》《给战斗者》《夜歌》《预言》《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的山歌》《赶车传》。原计划艾青的《北方》《向太阳》和《穆旦诗集》三种暂不出。
17、朱金顺《<昨日书香>序》，龚明德《昨日书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龚明德《谈谈文学名著汇校本》，《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19、龚明德《后记》，《昨日书香：新文学考据与版本叙说》，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20、陈瑜《艾芜<故乡>文本变迁研究》（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
21、龚明德《后记》，《昨日书香：新文学考据与版本叙说》，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2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23、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后记》，《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