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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鸥:残酷而独特的气候
来源:西湖杂志(微信公众号) | 陆鸥  2026年07月15日10:06

接到《西湖》杂志的录用通知已有一周了。纠结创作谈该谈什么,差不多也有同样长的时间。对我来说,敲下《魔法朱顶红》最后一行字的时候,所有话仿佛就已经说尽了。那段多年前的创伤终于彻底从我身上脱落,成为一小块质地坚硬的琥珀,可以深深地埋入沉积层,从此不见天日,或者历经地质学上的沧海桑田,再被另一双手拾取。无论如何,琥珀就是琥珀,对它、还有它所封存的那只蝴蝶,作出任何阐释似乎都是多余的: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间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最为凝练的总结。因此,我打算尽可能地绕开其中的内容物,只说说琥珀是如何形成的,再顺便谈谈那片名为“童年”的远古森林,以及孕育了它的那种残酷而独特的气候。

这篇小说的写作总体上来看不是特别顺利。结尾是早已有的,大纲是不爱写的。对着空中楼阁起地基,开篇还不到五百字就陷入了停滞,以日均正负两百字的效率龟速推进了半年,才终于将这违章建筑封顶。首要的问题是,我有点儿忘了该如何用一个十岁孩子的口吻说话。她当然大体上是纯真的,但是,经历了那样的事情,谁也不能指望她还能像一张白纸似的天真无邪。说到底,她知道自己身上以及周遭都在发生些什么吗?孩子的取景框究竟承担得了文学的聚焦吗?如何保证这叙述的声音不是业已成年的作者愤怒地借尸还魂?这些问题一度使我泥足深陷,直到我在父母家里找到了自己写于小学时代的日记。此处可以引用一段原文:“现在,我可以倚在窗前,眺望那些在我头顶上转悠了六年的蓝天白云了。这六年,我度过了最美丽的小学时期,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像一场昨日的梦。希望未来的我即便长大成人,也不要忘记此时此刻作为小孩子的心情。”必须承认,成年人总是低估了孩子,而孩子们又往往高看了大人。整篇《魔法朱顶红》里,我都在模仿日记中这个小姑娘的语调,正如她当时一本正经地学习书本里的大人说话。

随着篇幅推进,另一个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是,这篇小说,与我的亲身经历实在靠得太近了。很难选取一个相对不动感情的视角,也很难完全控干回忆带来的自伤自怜。可能是一种无谓的要强:即便实际经历过文中所描写的那些校园暴力,我也不希望读者视吴纯纯为“受害者”。实际上,甚至“幸存者”这个词也显得有些凄楚,有些被动,有些委曲求全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的。事实是,只要你不被摧毁,生活就会继续。中午挨打,下午体育课,傍晚合唱队排练,晚上回家写作业,周末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看电影。你的大腿上有凳子砸出来的淤青,你书包里装着刚买的《儿童文学》,你的掌心里抓着另一位朋友的手,你走出去就能看到庞大而绮丽的整个自然界。你的个子长得还不够高,你读的书也还不够多,但已经足以使你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得是可珍爱的人或者事。“真善美”并非课本上的空话,有那么多为孩子写的故事可作为支撑。即便是日记里那个正在遭遇这一切的十岁的我,都认为自己远远比施暴的男孩和老师高贵。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活下去的信念对吴纯纯这样的孩子来说相对易得,对蒋钰贞那种同时忍受来自家庭和校园双重暴力的孩子而言却不是。即便如此,有些东西依然是无法被摧毁的。这个世界上永远会存在语文课、龙眼树、郑重其事的小女孩们的友情,当然还有新印刷的《爱的教育》。

在最初的构思阶段,我原本打算将霸凌事件放在故事的核心位置,不加遮挡地描绘其中的细节——理由无他,当你有丰富的挨打经验,熟知从跳绳到桌角到水瓶的受击效果,自然不希望浪费这种来之不易的素材。然而,实际动笔后,我才发现,在这个故事中,其实暴力与施暴者并没有那么重要。总体来说,他们更像一种气候(考虑到闽南的地理区位,很合适比作那些在太平洋深处形成并定期造访陆地的台风)。单个单个的施暴者聚合起来,就仿佛泯灭了自我意志,变成了客观现象一般的存在。我相信,若在较大尺度的时空范围内观测,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暴力,将在人类这整个族群中规律性地刷新,犹如蝗虫过境或者赤潮涌起。那么,不妨让他们就这样成为地平线上次第出现的积雨云塔,为故事提供稍显异质的景深和色调。在这个混沌、非线性的、不讲理的复杂世界中,属于“人”的故事,应当来自逆熵生长的吴纯纯和蒋钰贞——比起向群体中滑落,回归自我是困难得多的选择。

最后说说信件与引文。回顾来时路,我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为了某个面目模糊的读者而写的。这位读者的人格和阅读趣味随着我的成长而变幻。一开始,是一个叫“青莲芙子”的女孩。那时候我刚读了《安妮日记》,觉得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人,给她写信,借此记录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情,因此费尽心思取了这么一个在当时看来美极了的名字,开始记日记。到了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就像许多“九○后”一样,我加入过这样那样的同人圈子。看漫画,嗑CP,为女性朋友“产粮”,躲在同人作品背后,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陶醉于社交媒体上收到的每一个转赞评。渐渐地,这样的创作形式,不再能够平息我内心深处的某种冲动。那位神秘读者的面容前所未有地模糊。我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想读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只知道,她要求一些和我本人的生命经验有关的东西。每当我阅读特定作家的作品,就会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折磨我,不分场合地展映记忆的幻灯片,使我偏离生活的正轨,整夜整夜地失眠。她也抚慰我,在人生恒常的孤独中,赋予我吾道不孤的幻觉。终于,我决定为那位蒙着面纱的读者写点什么。我在这单方面的叙述中,不太流利地回应那些曾经触动我的作品——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来说,写作尤其地具有一种信件投递的性质,而文学是永远的引文。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一个作家。不确定写下的这些几乎像是心理治疗一样的文字,到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类于严肃的创作。无论如何,我已经不可能停下手中的笔。只要还在写,不管写的是什么,都是朱顶红的魔法终于生效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