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书信五通
郁达夫致章锡琛手札
郁达夫致许广平手札
今年是郁达夫诞辰130周年。自2022年起，我就一直四处搜集整理跟先生有关的史料——手札啊，佚文啊，零零碎碎的，都小心翼翼地收着。去年深秋，应河南文艺出版社之嘱，我勉力撰写《郁达夫的朋友圈》，现在这部书很快就要与读者见面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把他和朋友们那些难得一见的通信也收了进去。翻着一通通达夫先生的手札，总觉得这位前辈其实从未走远。每一通信背后都藏着文人把酒言欢、鸿雁往来的那些日子，温馨又痛快。
郁达夫是小说家、诗人、革命烈士。他的信，是值得珍视的历史碎片，也是一串串耐人寻味的记忆。借着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机会，我挑出其中一些信件，一一抄录下来，添了一些必要的注解。说到底，就是想把这些旧纸上的温度，捧到读者面前。
致周作人
非常尊敬的周先生：
请原谅我缺乏绅士风度！随同这封明信片给你寄去上个月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坦率的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
1921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了郁达夫一本很薄的小说集，就三篇，书名取其中一篇的题目叫“沉沦”。就是这本小册子，谁也料不到它会受到那么长时间的争议。
所论之书是何内容？按郁达夫本人的说法，写的是有关病态青年的心理，对年轻人的忧郁作剖析，不避现代人所经历的苦闷、性欲、灵与肉的矛盾及理想无力实现的种种境遇。
结果书一出来，社会上随之而来的骂声从没停过，因为彼时的作品很少有此等写法。那时的郁达夫刚25岁，在批评的重压下，他想，若能有两三位真知文艺、言辞较有力的人来为他解围该多好啊。
后来他把求助对象定为周作人。在当时的文坛，周作人是较有名的作家，文风温和、思考清楚，有较大影响。1921年11月，他收到郁达夫的求助信（以明信片形式），用英文写的。
周作人很注意此事，把这书通读了一遍，又查了西方理论，写出一篇较完整的辨正文《“沉沦”》。
他所写的内容是怎样的？开头没有马上作辩护，而是把“不道德的文学”先提出来（那时很多人指责此书不道德）。这是个老练的策略。周作人用当时新起的“精神分析”来解释人的精神现象与性欲之关系，认为未被释放的欲望会郁结成病、变成色情狂。艺术中有关色情的部分也因现实中欲望不能完全满足而偶然出现。抒情诗若高雅、小说若不正经，其内在动力并无二致，不正经只是正经的对立面，对艺术本身无妨害。从所提的逻辑看，《沉沦》应归入第二类：所写未必是故意不正经，虽然有猥亵描写，却不等于不道德。这判断一锤定音，直接把扣在郁达夫头上的帽子给掀了。
那《沉沦》到底写了啥？周作人说，写的是年轻人的现代苦闷，活着的意义和现实的冲突是苦闷的根——人不满意现实，又不肯躲进空想，就在冷冰冰的现实里，去够那些够不着的快乐和幸福，作者写得挺好。
至于灵肉冲突，其实是欲望和压迫在打架，不是说灵就高贵、肉就低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会儿，能把灵和性的冲突看得这么透，真算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
郁达夫找周作人帮忙，没找错。当时能把这事说明白的，也就他最合适。
启明先生：
半月前接来示，因加田及小川君曾来杭，我陪了他们两日，但桂君终于没有来。良友的散文二篇已选就，稿于今日寄去，唯一序文尚须迟三五日再寄。你的选本，不知已交出否？现在将我所选的人名，再抄录一道如下，此外的都可归入你那一集也：
周作人、鲁迅、冰心、林语堂、川岛、钟敬文、丰子恺、罗黑芷、朱大枏、叶永蓁、朱自清、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茅盾
计十六人，于上次商定之人外，我只加了罗黑芷、朱大枏、叶永蓁、郑振铎、王统照及许地山等六人。若有重出，当可合并。我的字数有四十余万。因你和鲁迅、冰心三人就有三十万也。匆告，并颂
教安！
达夫 敬上
四月廿四日
1935年左右，良友图书公司所策划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已基本确定。有关小说的三卷要按团体来分，由鲁迅、茅盾及郑伯奇分别负责编一卷；散文两卷由郁达夫与周作人编，至于怎样分，留待二人商议。
对这两卷散文所涉的分工，当年赵家璧自己也未弄得很清楚，只知按人来分。到了1959年，周作人清查旧物时发现郁达夫曾写过几封信（倒是很有趣），便把它们寄给当时正要整理郁达夫诗词的周艾文。所寄的信中正好有当年郁达夫写给赵家璧谈如何辨认作家及怎样编书的材料。此信由周作人保管二十余年，转交周艾文之后又静置二十多载，直到1981年才通过《大地》月刊予以公布。赵家璧得到它算是意外的发现。若将两书所列作家作一对照分析，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定可写出多篇论文。
郁达夫对于周作人所接触的人一向是持好感的，1935年初就主动提出由周作人来编这两卷，人选基本是他建议的。按周作人方案编成的《散文一集》是17家、71篇，多的选8篇左右，少的一两篇；郁达夫编的《散文二集》是16家、131篇，每人少则1篇，多亦不过五六篇，但是鲁迅和周作人例外：所选鲁迅文章有24篇，而周作人的文章则选了57篇。由此即可看出他们选稿习惯及标准之间有较大差异。
周作人对晚年所遇此事有过回忆，很为之感慨，认为郁达夫是少见的真人。因为郁达夫知道他与鲁迅早就不和，所以编散文的时候特意把鲁迅的部分留给自己处理，不令对方为难。这种做法让周作人始终记着郁达夫的好。
致胡适
适之先生：
五月十五日的来函接读了。我也想来看你，不过因为刚从浙江回来，还有种种事情没有干了。所以不能来奉访，是很抱歉的。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辨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我们讨论翻译，能主持公道，不用意气，不放暗箭，是我们素所主张的事情，你这句话是我们最所敬服的。
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不免有些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沫若的Omar khayyam的译诗，原是失于检点，他在答闻一多的评论里已经认错了，这是他的虚无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表敬意的。
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
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
你若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
郁达夫敬复
五月十七日
这封信的内容，得从1917年说起。那年胡适、陈独秀搞“文学革命”，郁达夫在日本留学，读后心潮澎湃，尤其服膺胡适那篇《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他跟郭沫若、成仿吾在东京碰头，想办个纯文学杂志，隔海助威。
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考试，考完当晚给胡适写了封信。他自比爱默生，把胡适比作提携过爱默生的欧洲大编辑爱亭袍（通译爱丁堡），说自己要写《还乡记》，也要这么写，里面就有胡适。可惜信石沉大海，胡适那时已是北大名人，没搭理这个无名留日学生。郁达夫很失望，月底就回日本了。
后来郁达夫在东京读到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发现错译连连，气得不行。他想到国内文坛那帮“白昼横行”的人，就写了一篇《夕阳楼日记》，讽刺那些没真学问却装新思想家的家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影射胡适——那时胡适正跟着杜威到处演讲。
1922年8月，《夕阳楼日记》登出，胡适立刻在《努力周报》上发文驳斥，说译错不算大罪，拿自己创作骗人才该骂，还否定了郁达夫的小说。郁达夫回了一封公开信，话说得客气，但暗讽胡适自己那几本书也不见得高明。胡适当即拦着不让登，后来见报后又写了篇《浅薄无聊的创作》反击，自称那只能叫“尝试”不算“创作”。双方梁子算结下了。
不久郭沫若、成仿吾分别发文替郁达夫出头，郁达夫读后还是愤懑难眠，写了历史小说《采石矶》，借诗人黄仲则自喻，用考据学家戴东原影射胡适。这次胡适没有发脾气，而是以平和语气写信解释：“不通英文”原是玩笑，求诸位宽恕，自己并无恶意。
郁达夫第二天写回信，承认原非有意针对胡适而作，写小说只是当时情绪所驱，愿认错。最后又提道：“如你能坦率地劝告，我们只当你是朋友。”因此二人和解，双方纠缠了八九个月的“夕阳楼论争”，至此落幕。
致许广平
广平先生:
来函拜悉，我于八月五、六号去上海，住三四天后去闽，上海一切事务，当于那时候弄了牠。小峰长久不见，关于周先生出全集事，伊当然不能阻挠，我自然要和他一说。此次去沪，当来看你们，一切事可面谈也。
匆复，顺颂
暑祺！
弟郁达夫 上
八月二日
这封信从书写时间看，是1937年7月下旬郁达夫从福州专程赴上海迎接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后，又回杭州、富阳小住时所写的，所以信中提及还要“去闽”。
信札里郁达夫说的“小峰”，是李小峰。他是北新书局老板，鲁迅先生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对李小峰，也很信任。这里说的“周先生出全集事”，是指许广平拟出版《鲁迅全集》。她负责编校工作，由上海复社出版发行。在《鲁迅全集》出版前，“北新”老板李小峰亦曾想承揽此事。许广平深思熟虑后，决定还是自己出面，担当编纂任务，组织发行工作。
从这件信札的信封，可知当时许广平通讯地址是：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霞飞路”是民国时称谓，也即现在上海人熟悉的“淮海中路”。
郁达夫跟许广平的通信，一直没断过。郁达夫自己说过一段话：“鲁迅与我相交二十年，就是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前些日子，报传鲁迅未亡人许广平女士沪寓失火，我还打电报去探听，知道了起因是有一点的，但旋即扑灭，损失毫无之后，我才放心。并且许女士最近还有信来，说并没有去延安，正在设法南迁，我也正为她想法子。”你看，那个年头，电报跨海，信笺渡洋，人和人之间的牵挂就是这么一点儿一点儿连起来的。
致章锡琛
雪村先生：
来函知八月十三号淞沪之战，书局失火，甚为痛惜，不知弟文集原稿在否，此信是否收到，如可，回信请寄：福州光禄坊1号。
弟 达夫顿首
若要论章锡琛（别名雪村）同郁达夫的交情，应以1926年为起点。这时章锡琛已不在商务印书馆，而是着手办《新女性》及开明书店，不走旧时的老路。郁达夫亦由广州中山大学回来，在上海住着。
郁达夫之后到福建做了一阵子参议，与章锡琛通信不断。他写信时总提到气候不适或饮食欠佳，又说“这里没有好酒、好书，实在无聊”。章锡琛回信劝他注意身体，顺便催稿。
“八一三”那天，开明书店总店遭轰炸，所藏郑振铎托管的上万本书都烧毁了，书店转至桂林。郁达夫于福州得闻此事，即写此信去问询。
后来，郁达夫离开祖国到南洋去，先到新加坡再转往苏门答腊，与国内少有来往。章锡琛有时听说他利用当地条件做抗日宣传，总留心此事。1945年郁达夫被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杀害。有关消息传到国内时，章锡琛好些日子没有精神。据开明书店老员工回忆，那阵子他沉默寡言，某夜独自把办公室占着不走，桌上放着一瓶黄酒及两个杯子，两杯都斟满了。有人问其缘由，他回答道：“达夫生平所缺的是酒，此刻我来替他完成一杯。”随即喝完自己的酒，又将郁达夫那杯缓缓泼掉。
章锡琛之后曾整理《郁达夫全集》，所收材料比二十年代的版本更完整（含晚年南洋作品及书信）。他在编后记中说：达夫生来直爽，喜喝酒、喜女人、喜自由，虽有种种毛病，却很难不被他吸引。章锡琛和他交友近二十年，始终没见他用手段害人，待友是诚心的。
所言属实。两人一个是出版商，一个是作家，彼此有经济联系，章锡琛以卖书谋生，郁达夫靠版税养家。不过除这种关系外尚有别的东西——章锡琛知道达夫的才华又知其弱点，从不劝他改变，只在必要时替他付酒钱、预支稿费、整理手稿。按章锡琛本人的说法：“同达夫来往不必求他讲道理，但可以求他做朋友。这就已经很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