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体育场看一场演唱会，那时还在读书，买了最便宜的八十元的票，座位在外场看台最后几排的一个角落，头顶是乳白色的顶棚。很多年以后，跟同事聊天，说起那位歌手和那场演唱会，她说，啊，我也在。那时，她已经工作几年，买得起内场票，也记得一抬头就看到那晚天空中的满月。我们，曾经在相同的时空，却似乎在时空褶皱的不同夹层，在那里，世界在我们眼前的展开方式竟如此不同。

我喜欢给小说里的人物做年表，一年一年，他们遇见了谁，失去了谁，发生了什么，做成或者做砸了哪些事。其中绝大部分都不会出现在文本中，却让他们在我心里“活”了。有时，我会一边做，一边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怕，你祈望的，会来，只不过也许并不是你预想的那种样态。有时，也会忧心于被时代浪潮激越到高处的他们，危机正在不远处，他们是真的看不到还是心存侥幸地选择视而不见。比如，2008年的上海，木糖只有两岁；凤珍珠在市中心的高层住宅里看奥运会开幕式，因为早年不喜欢看长头发歌手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看到他又唱“我和你，心连心……”，关上房门不愿意加入盛事的欢腾；木之欣正处在事业的高光时刻，远在美国的发小因次贷危机人生崩盘后失踪，命运的无常他怎会没有感知；王小篆和周云本在高中时暗生情愫，而此时，却因人生际遇、家庭环境的巨大差异，将彼此推得越来越远。就这样，将《五尺雪》中的五个主要人物的年表并到一起，那时的他们，不知道十五年后的2023年，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在同一间病房里相遇。在那里，他们困于各自的时空夹层中， “活”了的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已经不完全掌握在我这个作者手中。我常常想，大概这也正是在信息如此过载的当下，还有人愿意写小说、读小说的原因吧——辟出或者截取一个时空，投入一场未见得知晓终局的冒险，小说里人物的悲欣交集，激活我们的记忆，调动我们最可宝贵的生命体验。

我最初是想写同一病房里的两个女性的故事，她们做了相同的手术，子宫切除。一个因为疾病失去生育能力，而另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则因为更加复杂的原因——被符号、光环、社会期待、规训所宰制——不能再有下一代。这个故事在脑海里盘旋了很多年，找不到下手的切口。直到全球疫情之后，2020年成为一个心理节点，经济格局的变化让每个普通人都有真切的艰难体感。我自己，经历过电视行业的骤然下滑，转行做影视剧之后，电影和长剧市场又受到移动智能时代个体生活方式转变的冲击，叠加AI对影视行业的重构，努力，在时代转型面前，成为最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变量。最近看到导演兼小说家徐皓峰的访谈，他说，如果能一直拍电影，我不会写小说。这话，我很有共鸣，不同的是，我不仅想拍电影，也想写小说。

作为一个被行业托举过，也被时代甩出既定轨道的人，我找到了木之欣，一个被时代碾压抛弃的人，曾经有光鲜的职业背景，走到地下一层，成为与尸体打交道的编号工人。于是，我觉得我可以写了。于是，故事从他在太平间里咬下第一口大排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