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晚清革命人士看来，“抗清志士王夫之”绝不向清政府投降的反抗精神与其在民族危机中所闪耀出的思想光芒，要比“学者王夫之”及其充满洞见的著述学说更加深入人心。但若只是用志士或学者来概括王夫之的身份，那么我们只能认识到一个不连贯的、碎片化的王夫之。纵观王夫之漫长且苦难的一生，他参加科考，奔赴抗清战场，入朝为官，隐入山林做学问，或许文士一词是个更恰切的概括。

文士是兼具文人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人，“既是掌握话语权利的精英和知识占有者，又是官僚或官僚的候选人”（1）。在中国古代社会，士最初指男子或农夫，在先秦典籍中则指低级贵族，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战国时期社会阶层流动频繁，贵族因政治难纷争而衰败，士和庶民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他们凭借战功或贤才入朝为官，以学术仕进的贤臣即所谓文士。他们一方面精通儒家经典和诗词歌赋，恪守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又积极投身政治，以治国安邦为己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最关键的是，文士强调士志于道，追求道德理想与人格独立，如余英时所言：“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2）其中，文士骨气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精神。聂茂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详尽书写了在明末清初思想激荡的转型时期，王夫之等文士以骨气为精神旗帜，在政治压迫与文化危机中坚守独立人格的故事。

一

文士骨气的内涵

《王船山》所呈现的文士骨气主要涵盖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的做学问的骨气，即文士们不迷权威，敢于质疑，宁做一块顽石、一道微光，照耀千古；二是实践层面的坚守政治理想的骨气，即坚持为百姓发声，抑恶扬善，不降清朝。其中，前者是王夫之安身立命的根基。他在成年后拒绝归顺清朝政府的铮铮铁骨，不只是爱国心切的外显，更是受到治学过程所培育出的不畏权威、坚持真义之心态的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隐的骨气。

对于文士的治学骨气如何锤炼，聂茂怀着充分的耐心，循序渐进地进行描摹。王夫之是作者用心颇深、塑造精妙的人物，骨气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不断生长的有机状态。年幼时，骨气体现为他不人云亦云的自我表达，既脱离了天真烂漫又超越了循规蹈矩，时有清新脱俗的义理阐释。渐至少年，他熟读经典，旁征博引，偶有一次不加考证便脱口而出，因骨气太盛而被父亲批评，借以挫掉骨气之上的傲气。直到青年，其与大儒交流时淡定自若，直抒己见，考据功夫了得，不失个人新见，既谦谦有礼又不卑不亢，可见在学术交流中该如何将治学骨气收放自如，王夫之已初有心得。在与湖广提督学政高世泰和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的交流中，聂茂并没有把王夫之的治学骨气单纯地呈现为面对权威时的正色直言，而是写他在大儒表现出认可的神态时，依旧从容地继续争辩。与权威相悖而不惧，与权威相合而不喜，无论是受到质疑还是赞同，治学骨气是支撑王夫之不骄不躁、不为外部所影响的关键。

相比于治学骨气，政治骨气是时刻受到威胁的。比如王夫之等衡州学子发起的政治运动，前有行社，其意重在实践，社员前往各处乡里察调，与黑恶腐败做斗争，明里暗里受到官府施压，内部人心动摇，行社最终无疾而终。后有匡社，意取匡扶正义、德行天下，以四书讲学和辩论交流为主，但首次讲学就因衡州郡学遭侵占而中断。而后社员被抓，州府精心策划了一出误传误唱学子贿考的戏，彻底击溃匡社成员的自信心，无非是说：书生再怎么折腾讲学也只是小范围传播，而官府一旦发动就是满城风雨。书生对抗官府的惨败，不仅输在力量悬殊，更输在手段和眼界的不敌。

在官场中，骨气所面临的挑战则更是成倍增加。文士群体在官场中始终处于巨大的焦虑中，直言讽谏的后果是模糊不定的，要想以正直之义论天下，就必然承受被驳斥甚至被贬谪的可能。即便如此，仍有文士无所顾忌地袒露真心，不管是学富五车的王朝聘和王夫之父子，还是率真胆大、桀骜不驯的金堡，他们都是在威胁的笼罩下往前走的，展现了文士在复杂官场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赤子之心。聂茂着意刻画文士的政治骨气，并不回避其浪漫的理想主义追求，虽然许多制度革新和社会正义是由这些清流推动而成，但作者更没有低估黑恶势力的毒箭、暗箭，他用现实主义的情节击穿这些文士的脆弱无力。文士们越是满腔热血地结社斗争、直言上谏，紧随而来的强权压制和奸臣报复更是越波涛汹涌，甚至以糖衣炮弹形式悄无声息地打掉文士的政治骨气。

但以罗以簏、朱归孺、奚鼎铉、唐克峻等人为代表的文士，他们能屈能伸，看似反叛明朝实则为华夏文脉的存续做出了贡献。这些人的行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性格形象是模糊暧昧的，有些人虽然归顺了清朝，但面对友人受到清政府迫害时，又为其打掩护，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尤其是朱归孺，当堵胤锡受奸臣算计，将被以欺君之罪论处而不幸忧愤身亡时，众人因是否在风口浪尖时为堵公设灵堂拜祭的事情而争吵，朱归孺突然出现并仗义执言，表示不顾损害前程的代价也要在自己所属部门设立灵堂。可谁曾想，那时的朱归孺已经准备投靠清朝政府，早就为自己谋好了退路，才有底气说出这样激励人心的“清流”之言。但是在小说中，王夫之等清流之所以能坚守骨气而不至于牺牲性命，少不了这些所谓没有骨气之人的帮助。那些叛降之人对清流的辱骂视若无睹，却暗中保护他们甚至不惜舍命，就像在保护自己的骨气一样。

《王船山》汇集了骨气的不同内涵，力图回到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去还原骨气的现实面貌，可见聂茂对于骨气之理解的辩证与深刻。平凡人未必没有骨气，伟大者也未必没有一刻的脆弱。不过，关于文士骨气的问题，不能仅从文士作为学者和官僚的两重身份来认识，它还会在个人和时代的变化中变化。这似乎存在一个悖论，骨气本是一种坚持，而坚持何以变化？聂茂的小说能否呈现并辨析这种不同时代语境中的骨气转变呢？

二

文士骨气的转向

聂茂对于文士骨气内涵的探究并未停止，他抓住朝代更迭这一特殊时间窗口，写出了文士群体的抉择与命运，并进一步拷问：文士骨气的源头在哪？这个源头若是断绝之后又会如何？小说中王夫之从王朝中国转向文化中国的选择，便是一条重要线索。

文士群体对王朝中国具有强烈的执念，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文士对入朝为官的无限向往。小说开篇就写到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多次赴京赶考，此后衡州学子也前赴后继地参加科举考试，更有甚者，有人为了实现当官的人生目标，竟然跑到敌营入仕。这种将人生意义与科举入仕相捆绑的价值观与学子们自幼的儒学教育体系密切相关。子贡曾问孔子，怎样做才算得上是士人，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3）次一等士人要求做到孝顺父母、恭敬尊长，再次一等则要求言必信、行必果。可见在孔子看来，所谓士人，首要标准是个人修养和政治实践的结合。儒家观念培养起士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则主要依托入仕为官来践行。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成为官僚体系的理论基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则以考察儒家经典的方式，不断强化忠君爱国的伦理规范和入世仕进的价值导向，将文士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联结为一体。因此可以说，王夫之等文士的政治骨气所倚赖的其实是对国家和君主的信仰，他们相信在贤主的治理和引领下，大臣们能团结一心、各司其职，维持国家机器良好运转下去。

但是王朝末年的君主失德和朝廷腐败，以摧枯拉朽之势损毁了文士骨气的信仰之源。聂茂将叙事重心放在明朝倾覆的内因上，极力书写社会内部的朽坏。天子之争、党派之争、军队之争层出不穷，社会呈现出明末清初秩序混乱、黑白颠倒，以至于遍地流民饿殍的景象。尤其在朝廷上，贤臣和奸臣相互掣肘，皇帝被这两方势力拉扯其中、左右摇摆，既无法帮助贤臣开清平之局面，又跳不出奸臣设计的圈套，只能被乱臣贼子步步紧逼，帝王权威尽丧。当个人私利取代国家公利的风潮在朝廷中横行霸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悲剧就已经预示了结局。“谁立的皇帝就是谁家的皇帝，而非大明的皇帝，谁家的皇帝就有谁家的臣子，而非大明的臣子，君臣就这么离心、疏远了。”（4）军队也是如此：“谁带领的部队就是谁家的部队，而非大明的部队。……谁也不帮谁家的忙，各人自扫门前雪。你被灭那是你的事情，我保存实力，袖手旁观，甚至放放冷枪，你不被灭，我怎么上位？”（5）这些将权力纷争置于国家存亡之上的描写令人慨叹，人心离散，各求自保，可见大明王朝气数已尽。

被王朝中国伤透了心的王夫之，转向了文化中国，这也是小说叙述中极为精彩的地方。后人通常关注的是王夫之转向后的思想，比如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华夷大防甚于君臣之伦，认为如果夷狄入主中原，便是乾坤反复、人类灭息（6），这就将华夷之辨提升到关乎文明存续的高度。事实上，这种转向并不容易。它意味着要破除过去对于国与君的信仰，意味着过去的骨气与坚守似乎完全失去意义，意味着要在国家覆灭之际选择放弃救国，就像在亲人以丧失尊严为代价而苟延残喘时，迫不得已拔掉其输氧管一样。王夫之大概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无奈地放弃了对王朝中国的信仰，艰难地将文化中国作为新的信仰支撑。

聂茂聚焦并放大了王夫之精神上的矛盾和犹疑，为文士骨气的转向做了许多铺垫，将文士内心浮浮沉沉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在很早之前，父亲王朝聘和小叔王廷聘，以及吴道行山长、黄真川恩师和欧阳霖、章旷、堵胤锡等人，都曾明里暗里劝说王夫之远离朝政，珍惜宝贵的生命和难得的才华，做有益于千秋万代的事业。但在王夫之眼中，国好要报国，国不好更要报国，世道黑暗时尤其不能泄气。他对朝政尚抱有一丝希望，不愿困于书斋，想为皇帝分忧、为大明出力，却三番四次被奸臣设计陷害，寄希望于皇帝能明鉴是非、秉公处理，却是徒劳无功。此时，个体的国家信仰面临着深重危机，它不仅无法再给予文士以进取的动力，而且国家的朽坏倒反过来伤害了文士的赤诚之心。无数志士清流因此牺牲，他们用生命动摇了王夫之对王朝中国的信念，他开始思考前辈反复强调的文脉传承。首辅大臣严起恒说：“中华文明之泱泱，靠的就是这些文脉的烛照，天下学子之忧心、之报国、之图强，靠的就是这些文明的熏陶矣。”（7）明朝全军督师瞿式耜说：“勿断文脉！历代壮士，皆沐文脉而生。……留住了文脉，天地就有了灵光，江河就有了魂魄，后来者就有了薪火，有了源流，有了动力矣。”（8）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殊途同归，即文士骨气所展现出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其根本来自文脉的滋养，假若失去了文脉的熏陶，何来文士骨气？更别说文士的报国和图强。

国家的信仰神话破灭之后，文脉重新凝聚起文士骨气。枯萎在腐败朝廷中的文士骨气，在中华文脉上重新长出血肉，结成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在文化中国里，王夫之以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回望当下，他发现了大明王朝衰败的原因，从文化层面看，其实源于文脉生命的萎缩。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如影随形，王朝为表，文化为里，当深奥丰富的华夏文明被封尘掩埋，相对应的王朝中国也难以维持运转，这也就突显了赓续和弘扬文脉的必要性。因此王夫之誓不从清的信念，反抗的其实是清朝文化对华夏文脉的腐蚀。

不过，小说结尾写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会面。大清高官潘宗洛拜见王夫之，邀请他作为大清万人师表，王夫之照旧拒绝，但两人就学问相谈甚欢，“亘古不变的中华之学抚平了朝代的鸿沟与仇恨，家与国、民与族、是与非，在源远流长的文脉中跳跃、翻转、飞越”（9）。作为清朝学政的潘宗洛并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之态，反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明朝遗臣求学，或许此时的潘宗洛尚不能代表清朝政府对明朝文化的态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松动的迹象。聂茂在结尾强调王夫之文士骨气的同时，也暗藏了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若新王朝承认旧王朝的文化，以文脉为骨气根源的文化遗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朱学勤曾说：“文化自矜与政治犬儒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张纸——就看新强权承认不承认他那一点历史文化。”（10）如此来看，王夫之比黄宗羲幸运，他没来得及再遭遇一次信仰乃至身份认同的矛盾，其遗留于世的仍是骨气充盈的文士形象。

文士们对于文脉的信仰，将文士骨气从王朝中国衰微的泥沼中解脱出来，由此找到了更深层的信念之源。也是在这一层面上，文士骨气重新结构了王夫之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从现实到精神的超越。然而对于文脉与精神的强调，并不影响聂茂以现实眼光对文士骨气的反思，相反，当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视线交会时，文士骨气便拥有了更立体可感的面貌。

三

“不完美”的文士骨气

与该部小说的前身《天地行人：王夫之传》相比，《王船山》补充描写了骨气要面临的现实生存问题，这是骨气作为民族精神被书写时常常被遮蔽的细节。但在文学中，历史的这些虚化部分，被作家用想象和虚构写实了，这也是今人更能与古人产生共鸣的地方。《王船山》里面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铁骨铮铮，即便是誓死不降清朝的王夫之也接受过降清者的帮助。青年王夫之在求学时，没能躲过复杂社会的陷阱，在骗子的精心诱哄下，花费三十两银子买下一把普通的岣嵝剑。这导致他不仅没了生活费，还欠下同窗一笔钱。意外的是，突然有一位神秘书生给他送了整整五十两银子，王夫之来不及拒绝，便接受了这笔来历不明的巨款，他心想：“不管怎样，这钱来得真是时候。……先用这些钱，将刘杜三的钱先还了，游学的生活费也不用发愁了。”（11）除此之外，小说中的王夫之被动或不知情地接受了许多降清者的帮助，尤其是朱归孺、奚鼎铉等人，他们不仅帮助王夫之躲过清军抓捕、救出其被维鹰会囚禁的父亲王朝聘，而且借他人之手为躲藏在深山的王夫之家人送上生活物资。

聂茂将如此高风亮节的文士放置在如此俗世的现实情境之上，暴露出民族主义话语被还原到现实语境时的窘迫状态。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骨气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至少在缺钱、缺粮食的时候，骨气不能当饭吃。历史事件在被记载的过程中，鲜少表达民族精神脆弱的一面，因为历史有其与生俱来的立场和目的，它会强化王夫之不愿降清的民族气节，而省略那些无益甚至悖逆此形象的细枝末节。但是，聂茂曾说过：“当一种书写或表述成为一种口号时，作家要做的不是重复或放大这种口号，而是‘去蔽’，即把那些口号的狂热和光鲜去掉，去寻找口号背后的更为真实的声音。”（12）聂茂想要做的是剥去骨气这一文化符号的神性，突显它贴近人性的部分。

归根结底，作家所讨论的是如何以现实眼光来想象历史之间的空隙，以及民族精神应以何种面貌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中。虽是虚构笔法，但这与聂茂一贯以来的创作题材、体裁和追求真实客观的创作观念密切相关。从早期创作报告文学《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开始，聂茂就一直关注如何书写现实人物的问题。在《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中，他说要采取平视的眼光，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行为品格进行客观的评价（13）。面对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这种主旋律题材时，聂茂创作的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也并非戏剧式地抒情，他说：“我不是档案罗列式或新闻纪实性的写作报道，而是以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精神共鸣的诗歌张力进行抒写。”（14）聂茂总能够站在普通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疑问。在《王船山》中，他思考的是普通人是否具有民族英雄那样的骨气？当骨气面临生存、情感和生命的挑战时，普通人能否效仿王夫之做出有骨气的行为？假若王夫之面对任何问题都能有骨气地从容应对，那会因为太完美而显得不真实。小说里的破门和尚说揭示出万恶者恐亦有一丝善心，万善者恐亦有一些阴暗。就像王夫之《读通鉴论》总结出的富有辩证眼光的史评范式，“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15），意思是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要仔细分辨善的醇正与瑕疵之处，区别恶的轻重程度，穷尽对所处时势和人物心理与言行的考察。王夫之的辩证眼光与聂茂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从传记到小说，聂茂延续了这种辩证思维，更大胆地用故事虚构，使作品无限逼近人性深处与诗性真实。

从历史传记小说的文学谱系来看，聂茂在传记中虚构人物和情节，在微观史书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追求艺术性的表达，是时代变化在传记文学中的体现。陈丽在讨论传记文学时提出了后现代观念对传记创作的影响，“后现代对大写‘历史’的深刻质疑影响了作者与读者对于历史的态度，迫使他们对泛化叙事保持怀疑。正是这种普遍的怀疑促使今天的作者和读者不再信任那种被简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宏大叙事，转而要求小说具有更明确的时空定位和更复杂的叙事细节”（16）。《王船山》中文士骨气的复杂性在于，骨气被抛至现实中进行实验，王夫之骨气中隐匿的小小不完美是一例，朱归孺身上若隐若现的文士骨气也是一例。朱归孺偶尔展现出商人的精明，偶尔又呈现出书生的理想情怀，但他始终游离于文士骨气之间，既不过分疏离又不过分靠近。那么借助这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聂茂究竟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比起小说中的其他历史人物，聂茂对于朱归孺的塑造手法好像和他们完全不在同一谱系中，带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后现代是不再追求至全至美的‘准英雄’时代，后现代人更宽容地承诺一切话语的局部合法性，更乐于承认知识局限、断裂、矛盾和不稳定性，于是形成自己的语言游戏规则，建立局部决定论。”（17）当衡州学子沉浸于圣贤、骨气、文脉等书生用语时，朱归孺感兴趣的是世事俗理。当其他学子寒窗苦读、对科举入仕怀有无限憧憬而名落孙山时，朱归孺却轻而易举地仕进。他对文士骨气有一种怀旧式的反动，他既尊敬这种骨气，时而也表现出这种骨气，但我们又发现其骨气中又暗含着完全相反的力量。这种疏离感与不确定性，隐含了朱归孺对传统行事逻辑的反抗，他似乎对文士骨气这样具有总体性和宏大叙事气质的词汇有些过敏，他要的是现实可感的行动，而不是滑向一片模糊未定的范畴。所以在小说中，朱归孺简直是文士骨气最“不完美”的象征，其身上却又饱含了作家对于骨气、对于普通人最温情的思考与关怀。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聂茂书写文士骨气之“不完美”，对于平凡人重建精神力量的关键作用。在历史传记小说中，去传达或虚构民族精神在现实中的局限性，是极其需要功底、睿智和勇气的。聂茂对文士骨气的辩证思考，一如黑塞笔下的悉达多关于佛陀的反思。悉达多曾在沙瓦梯城听佛陀迦泰玛的布道，他无比赞美佛陀学说的清晰与圆融，但没有皈依佛陀而是选择继续流历，是因为在佛陀的布道中没有包括圣人自己亲身生活经历的秘密，以及他曾如何作为个体生活在数以万计的人中间（18）。实际上，从神性中找到人性，不是对神的玷污，而是对人的仁爱。“不完美”的文士骨气，正是当代人靠近民族精神并从中汲取精神养分的裂隙。

在聂茂笔下，文士骨气并非只是民族精神，它从本体论层面勾连起文士在学术与从政上的不畏强权与正义信仰。在王朝更迭之际，文士骨气经历了从国家信仰到文化信仰的超越，这样的超越具有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气质，只是在叙事上仍不够奇崛。而聂茂在小说中虚构人物和情节，则将故事的戏剧性推向另一个高度。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文士骨气的“不完美”书写，民族精神下沉到平凡日常的复杂处境，尤其是朱归孺的形象塑造，隐含的是民族精神等宏大叙事性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遭遇疏离和反抗的社会背景。这种艺术处理让文士骨气拥有了现代性转化和向人性深处开掘的更多可能。

注释：

（1）高岚：《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第1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2）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第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论语译注》，第138页，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4）（5）（7）（8）（9）（11）聂茂：《王船山》，第598-599、599、1206、1219-1220、1397、16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24。

（6）王夫之：《读通鉴论》，第303页，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朱学勤：《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书屋》2000年第8期。

（12）（13）聂茂：《家国情怀：个人言说与集体记忆》，第54、160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

（14）储文静：《〈共和国英雄〉：写了30年的万行长诗》，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923/c405057-31366648.html。

（15）王夫之：《读通鉴论》，第924页，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6）陈丽：《传记小说》，《外国文学》2025年第1期。

（1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1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8）〔德〕赫尔曼·黑塞：《悉达多》，第41-42页，张佩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