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折叠术与自我救赎史——评刘汀长篇小说《生活启蒙》
“爱情，或者附着于爱情这个果核之上的亲情，在风吹日晒、虫噬鸟啄之后，已经干瘪而残破，再努力也吸不出甘甜的汁液和果肉了，可是那些曾经维持着果肉的纤维还在，那是他们最后的安慰和倔强——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他们一起经历的十几年时间都将化为虚无。”十几年的“爱情”与“亲情”化为“虚无”，人到中年，曾经努力的一切失去意义、各种挫败纷至沓来，这就是刘汀在其长篇小说《生活启蒙》中所探讨的生活现象。沿着小说中主要人物丛牧之的视角，小说将叙事视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层面，细致深刻地揭示了当下社会中的各个人群所具有的生活焦虑与精神困境。
小说以纪录片导演丛牧之为核心枢纽，连接起了两个时代的两个世界：父亲丛长海、母亲肖月、干妈齐齐格、干爹李永龙的生活历史共同构成二十世纪后半段的林东镇及其变迁；丈夫余作真、儿子熊仔、同事雅男等构成新世纪的北京及与之相连的种种精神现象。前者在丛长海生前的日记和丛牧之借助日记改写的小说中逐渐浮出历史底层；后者则逐渐坍塌破碎，走向新的不确定性。两个时空、两种生活，经由丛牧之的勾连而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关系，历时性维度上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共时性维度上城市与乡镇的对比，为小说构建了时空广度与主题深度。可以看到，《生活启蒙》是富于叙事雄心的，与小说作者差不多处于同一个年龄世代的丛牧之身上聚集了漫长的生活历史与典型的精神现象，成为重构一代人精神结构的叙事入口。丛牧之及其生活史，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涵。在此意义上，《生活启蒙》是作者刘汀为一代人刻绘的生活长卷与精神图谱，也留下了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印痕。
一
丛牧之是小说中的枢纽性人物，她的过往成长经历与现实生活遭遇在她接到父亲丛长海死讯的那一刻开始裂变与折叠，这个原本对她来说几乎不存在的父亲以这样方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打破了她的生活节奏，也让她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的自己。丛牧之的命运齿轮在这个时刻开始转动起来。“就算是符号性的父亲，她也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丛牧之给自己留了几分钟的时间，刻意去记忆中捞了几网有关丛长海的事，除了她当年的那些秘而不宣的感受，只捞上来一些模模糊糊的传闻，再无其他。她冷哼一声，立刻又感到自己胸口有些发闷，赶紧到窗口去，对着外面深呼吸。可惜，窗外也没有多少新鲜空气，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似乎应该回老家一趟，不过不是现在，至少要等这个项目上线，更何况她跟余作真的事，也得有个结论才行。唉，这个丛长海啊，死得真不是时候。”丛牧之从姑姑那里听到的这个消息为她彻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后，“有关丛长海的事”（成长历史）与“跟余作真的事”（现实生活）如同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映照出她的种种艰窘与挣扎，也如同两个全新的未知世界为她敞开了各种未来可能性。因此，丛牧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被折叠成一个镜像结构，使得其过往的成长历史与未来的生活道路构成了兼具广阔时空幅面与深刻精神向度的立体结构，也使得小说叙事的内在空间超越了私密的个人生活而具有了极其深广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小说中“有关丛长海的事”从丛牧之的视角出发，主要采用非线性的、片段式的倒叙手法，因为掺杂了丛牧之的感情因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主观色彩。在这部分的叙事中，丛牧之的成长史与丛长海的流浪史相互震荡，在动荡激烈的历史背景与艰难的命运挣扎中透射出二十世纪后半段的社会风云，更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在这部分情节中，小说以丛牧之独自回乡处理父亲的遗物并把父亲的日记带回北京为起点，以丛牧之带着儿子熊仔再次回到赤峰为终点，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情节闭环，因而使得丛牧之自身的成长经历与父亲的辗转流浪形成彼此穿插、互相映衬的互文结构。其中，丛牧之在林东镇的成长经历大多通过她的回忆或者她与家人、亲戚的互动中得以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父亲丛长海、干妈齐齐格与其哥哥齐木格、干爹李永龙等人物均是侧面出场，仅仅存在于丛牧之的回忆之中，而母亲肖月、姑姑丛长娟、表弟秋生等则正面出现在丛牧之的现实时空之中。这种强烈的对比既来自她独特的成长环境，也来自丛牧之潜意识中对血缘亲情的不自觉追认。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丛牧之不仅仅是诸多情节的叙述者，也是小说集中塑造的最重要人物，具有丰富的性格和多元的阐释维度。
如果说丛牧之的成长经历浓缩的是80后这代人的前世今生，那么母亲肖月、父亲丛长海、干妈齐齐格等父辈的人生经历所折射的则是二十世纪后半段的中国及其历史风云。他们的生命经历与精神世界在丛牧之的回忆中徐徐展开，就像是沾染了厚重尘埃的无名档案被缓缓展现出来。丛长海的生命经历是以女儿、妻子、情人、妹妹等人的口述，女儿根据其日记的转述和女儿根据其日记所写的小说三种形式组合而成，纪实与虚构两种不同的叙事构成了他被湮没在历史之中的、虚虚实实的生命本真。但是，纵观整部小说，丛牧之与丛长海两个不同的生命形态、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条看似毫无关联却时刻纠缠在一起的命运轨迹所构成的对照与互文实际上构成了最重要的叙事动机与主题线索。可以认为，与丛牧之一样，丛长海这个人物形象既是作为丛牧之的对照者而存在的重要镜像，也是小说叙事触角伸向更广阔社会历史及其风云变幻的重要途径。或者说，小说通过丛牧之对丛长海的想象性回溯与虚构性再造将叙事空间向着比丛牧之更加久远和更加宽广的社会空间做了最大程度延伸。从某种意义上的仇恨到最终的想象性和解，是小说中丛牧之对丛长海态度的变化曲线，这个变化过程贯穿着女儿对父亲这一代人整个生命历程的深入了解与不断的同理化。更加重要的是，丛长海、肖月、齐齐格、齐木格、丛长娟等的命运历史在丛牧之的不断想象与虚构之后呈现出了饱满的历史细节。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苦难，却又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可歌可泣的挣扎与反抗；他们都是历史尘埃中的普通人，却又时时处处折射出时代不可逆转的变迁；他们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丛牧之的人生，却又都是她努力想要抛下的过往。小说以过往与现实中的林东镇为处所、以丛牧之对他们的态度与心理为顺序、以他们各自的历时性命运为线索，全方位构建了一个能够深入展示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巨大叙事空间，从而与丛牧之在现实中的北京所发生的种种命运转换形成鲜明对照，既构成丛牧之的精神前史，也足以推动其现实生活沿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
对丛牧之而言，自己现实生活的平静被父亲死讯打破的时刻，也是她开始重新认识周围所有人，并最终重新定位自我的开始：“她借历史来看清现实，借父辈来看清自己。”小说开始时，她面临着生活的巨大转折，直到此时，真正精神意义上的父亲仍然是缺席的：“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模糊到无，更谈不上感情，所有的过往不过是因长久的缺失造成的想象性填充。”这时的她仍然笃定地相信，“父亲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符号，并非实体，甚至这个符号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从生理学上讲，每个人必须得有一个父亲，然后才能有自己”。然而，“有关丛长海的事”并不仅仅是对父亲人生的重述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由回忆往事与叙事虚构两部分组成的重述过程中，丛牧之重新找回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并最终实现了与自我、他人、生活的三重和解。丛牧之曾经长久困惑于母亲说的“永远别像你爸一样”这句话，直到“许多年后，丛牧之在写有关丛长海的小说时才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母亲是说，永远不要像丛长海那样，只想着飞，而忘记了怎样落地”。从不由自主发出“自己这代人和父亲这代人，隔着这么久的时间，隔着这么多的历史大事，还能互相理解吗”到暗自感叹“我和父母的关系，的确充满了文学性”，丛牧之在小说结尾处以带领儿子到张家界探寻父亲死亡经过的方式才完全结束了精神上的寻根之旅和生活上的自赎之路。
二
与“有关丛长海的事”负载着丛牧之与丛长海等两代人生命经历的漫长历史叙事相比，“跟余作真的事”、丛牧之的现实生活及其转折过程，则被压缩在只有大半年的短短时空之中，而且是2021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场景。前者是回顾性、情感性、主观性的，后者则是记录式、写实式、抽身式的；前者是一个历经社会变化的女性在寻找父亲生活真相的同时寻找自己的所来之处，后者是一个处在外在特殊时期和内在精神转折之中的女性在摸索自己的未来方向；前者集中了大量的历史悲情，后者则汇聚了当下现实生活的诸多困境与精神世界的种种挣扎。丛牧之与余作真的婚姻生活从美好最终走向无可挽回但又散布着温情的破裂，与儿子相互依赖又走向各自独立。在这个过程中，丛牧之的精神变化及其所浓缩的时代心理都来自作者对时代心理的深刻理解、对留存特殊时代里普通人精神面影所具有的巨大热情。
与丛牧之逐渐跟想象中的父亲逐渐走向和解不同，她与余作真的婚姻走向解体在小说中被处理为叙事的起点和无法逆转的事实。这是丛牧之在所谓的“跟余作真的事”中的既定立场和不变方向。曾经幸福的婚姻在2021年这个特殊背景中如何走向破裂，以及这种破裂变成事实后虽然不至于“虚无”却也充满种种挑战的生存状态，是作者借助小说中丛、余二人从恋爱到婚姻再到离婚这个过程所要深入思索的重要内容，也是小说在厚重的历史色彩之外产生深刻的现实反思主题的主要通道。小说为两人的恋爱过程设置了不少带有浪漫色彩的桥段，如一起观看年轻女尸、直播癌症手术、用尾椎骨做成的猫头鹰吊坠等，但是这些桥段并未使得婚姻改变其逐渐破裂的走向，而仅仅变成丛牧之的凛冽现实中的一丝温情。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他们的婚姻从幸福走向解体的，不是当下文学创作中常见的那些烂俗剧情，而是两人之间精神鸿沟的逐渐彰显，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更是两个差异巨大的精神个体之间的自然分裂。在还幸福的时候，“这一家三口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贪吃蛇’关系，熊仔依赖余作真，余作真依赖丛牧之，而丛牧之则依赖熊仔。那是他们最和谐、最美好的阶段。”然而，这种和谐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崩溃，小说对这个崩溃过程的叙述主要是通过丛牧之的视角完成的。在一起十余年之后，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2021年这个特殊年份：“丛牧之对这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但就是看不透他本身。这不矛盾，好像他们之间隔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玻璃，彼此能看清对方的每个毛孔，但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因此，不是他们各自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原本被平静而幸福生活掩盖的差异逐渐被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节奏彰显出来，“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生活的继续，隔膜像手掌上的茧子，越磨越厚而不是越磨越薄，他们在以肉眼不可见、肉心不可感的速度分离。疼痛来自，他们自身都跟这层膜黏在一起了，像一块贴了十年的膏药，再想揭下来，非得掉层皮不可”。归根结底，是时间和生活本身放大了他们的差异并制造了最终走向破裂的必然结局。这是丛牧之在与“余作真的事”中最清醒和最无奈的理性认识。
小说将丛牧之婚姻的破裂放置在一个充满戏剧性桥段的时代背景中，也具体设置为2021年，但并未用各种外在的戏剧性生活事件填充这个过程。可以说，自始至终，二人婚姻的失败是内在精神张力的结果，也因此而更具有必然性和深刻性，更加能够由此探察时代精神结构的最底层。作为小说中丛、余二人婚姻失败的注脚，小说大量呈现了从牧之的心灵独白和心理过程。“时间久了，那些以前让丛牧之感到新奇甚至刺激的东西，变得让她厌烦。她更愿意跟大多数人一样，享有世俗的快乐。但是，余作真的头脑里没有这些。而且，他那独特的世界观一旦深入日常生活里，就会和她的世界观发生摩擦，有时候，摩擦出来的是火花，但另一些时候，磨破的是血肉，磨着磨着，就会有一处伤口深到了骨头——荷兰，阿姆斯特丹。”余作真有意无意制造的“阿姆斯特丹事件”成了导致离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个事件只是一个直接契机，而非核心动力。丛牧之对彼此之间的婚姻状态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她早就断定这个婚姻必须终结，因为在这个看上去幸福婚姻背后，“她受他的影响如此之深，而她同时也清楚自我是如此清晰，余作真用他的魅力把她所谓的包装剥掉，把所有的外壳融化，他们在最深的程度上交融了，可再往里，再往里，仍然有一个比原子粒子微子还要小的核是格格不入的。他碰到了那枚核，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也无法切开它，却留下了伤口。而她略略想明白，自己开始对他的‘统治’进行反抗，好吧，他们像两个结盟已久的国家，随着各自的发展，有一个想独立了”。当双方的婚姻关系成了“结盟”，对方的爱变成了“统治”，彼此的差异变成了“比原子粒子微子还要小的核”，虽然已经“在最深程度上交融了”的婚姻也必将无疾而终。面对从最深处断裂的关系，他们都别无选择：“丛牧之看着余作真凌乱的胡子、憔悴的面容和熊猫眼，仍能感到一种心疼。余作真一想到将来丛牧之要独自承担和抵御一切，尤其要一个人抚养熊仔长大，心里也有很多不安。但是这些都没用，他们心里扎着同一根刺，一端在他这边，另一端在她这边，谁稍微往前一步，两颗心都要被刺得更深。他们必须分开。”小说中看似并无必然性的偶然性实际上却是最没有偶然性的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为丛牧之“跟余作真的事”填充进了大量的丛牧之与儿子熊仔的亲子关系。这种方式一方面从另一个侧面补证了丛牧之与余作真婚姻的必然失败，另一方面也通过丛牧之作为母亲的心理变化将其人物性格塑造得更加立体、其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使得小说反映时代的叙事触角更加灵活多变。在与余作真的关系中，丛牧之是清醒的、有判断力的，而在与儿子熊仔的关系中的丛牧之更多的是迷惑。小说中，在2021年的大半年里，丛牧之在与周围所有的人与事逐渐找回自我，其中对儿子更深的理解和接纳是重要部分。面对即将破裂的婚姻，更面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丛牧之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就是她和熊仔之间有着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她无法判断这种关系是天然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但是同时，她又感到自己对儿子的理解永远慢半拍，在许多事情上，总是他在前面，回过头来招呼她快一点儿”。在调整与儿子的关系过程中，丛牧之从回溯往事和婚姻破裂而生出的困境中得到了心理支撑，也是她减少对余作真抱怨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随着熊仔的成长，她对儿子的依赖却越来越深，也不是那种一定要时时刻刻看见的黏糊，而是每当她最缺乏激情和信心，对现实最迷惑而无助的时候，只要看见儿子，内心就会没来由地生出一种笃定感”“她不懂为何如此，似乎他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父亲，是给她最多安全感和依靠感的人。而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存在”，可以看到，儿子在她眼里仿佛具有某种她一直苦苦寻找的父性；另一方面，儿子的“存在即意义。每念及此，丛牧之对余作真日渐深重的冷漠，就会温软下来”。小说结尾处，丛牧之回到赤峰将父母合葬、再到张家界寻找父亲最后的死亡之处、最后回到北京回到安稳现实的过程中，儿子的陪伴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丛牧之伸出手，握住了熊仔的手，熊仔轻轻捏了她一下。她灵魂里那一丝从未停止过的颤抖消失了，像是从高高的天空降落之后，终于踏实地踩在了大地上，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作为小说的最后一个镜头，这里的“降落”“踏实”“松弛”等都极富象征意义，是对丛牧之所做全部挣扎的总结，也预示着她今后的方向与道路。
三
丛牧之与母亲肖月、姑姑丛长娟、干妈齐齐格甚至表妹丽丽、酒吧老板娘露西、由女性变为男性的同事雅男、齐齐格的母亲、翼装飞行爱好者尤若琳等一起构成了小说中性格鲜明、命运独特的女性群像。作者赋予每个女性形象的篇幅虽然各不相同，却在精妙的搭配中使得每个人物都如此成功。这种成功一方面与小说将丛牧之放置在叙事枢纽位置上，另一方面也与作者一贯擅长使用女性视角、塑造女性形象、建构女性意识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同代际的女性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却都承担着各自的生活困境或者悲剧命运。小说用这些女性的遭遇搭建起了一幅跨越将近百年的女性苦难史，为女性的历史境遇与现实状态刻画出了深刻的时代轨迹。
丛牧之在林东镇的成长经历是小说中最具有传统成长小说色彩的部分。从丛聪到丛牧之的蜕变，从顽劣的小镇少女到北京城里著名纪录片导演的人生轨迹，从父亲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彻底缺席到她用自己的想象与虚构完整填充起精神里的父亲角色，她所经历的一切兼具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构成了对二十世纪后半段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真实映射。小说毫无遗漏地写到了丛牧之从1984年到2021年将近四十年成长经历中的每个重要时刻，不管是身体发育还是心理成长。在这些重大时刻里，丛牧之精神世界的不断变化，既是她所属代际女性的共同遭遇，也是彼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与齐齐格、李永龙的关系中，丛牧之经历了一个从亲密到疏离的完整过程，转折时刻出现在李永龙决定救治自己的儿子小凯而放弃干女儿的时候。她对李永龙的选择并不十分意外，但李永龙在她心中曾经十分牢固的代父形象瞬间坍塌了：“丛聪的身体开始泥浆一样从门板上流淌下来，她感到自己融化了，成了一种黏稠的液体，正缓慢地渗透进泥土里。她想，这应该就是死的感觉。”小说结尾处，丛牧之到赤峰的慈心敬老院看望了齐齐格，这时候丛牧之对她的称呼变成了“姨”，“丛牧之发现自己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来之前，她还想着把父母合葬的事情告诉她的，现在她不想说了。她无法预知这个消息会给老太太带来什么，齐齐格已然如此，何必再给她凭空添加烦恼？说不定，她已经彻底忘掉了之前的生活。”时移世易，在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丛牧之心中，这是她能够给出的最大善意了。
肖月在小说中占有较多篇幅，且生命历程相对完整。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复杂的经历和极其多面的性格，她主要联系的是林东镇的生活往事。在与丛长海、齐齐格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中，肖月经历了大半生苦难而又生机勃勃的命运，独自抚养丛牧之长大，却从未真正成为丛牧之心中的合格母亲。在肖月心中，丛长海是自己的启蒙者，是他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而他们在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肖月心里清楚，丛长海不像自己喜欢他那样喜欢自己，这个人身上始终有种蠢蠢欲动的东西，既不稳定也不固定，那是一种气质，可正是这种气质吸引了她。她希望自己能打造一个无形的笼子，把他身上莫名的冲动关进去。它不甘蛰伏、左冲右突，她就得不断地把笼子加固、加密。”这种不对等的爱情造成了肖月一生的悲剧，她只能眼看着丛长海身上的“蠢蠢欲动”冲破牢笼然后反过来对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后来，在女儿生活的北京，身患老年痴呆的肖月以极其安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但是，早在丛牧之考上大学的时候，肖月的内心就已经死去了。“她生命的光彩仿佛在丛牧之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用完了，从此变得消极萎靡。十几年孤儿寡母的生活，以及对一个消失男人的无望等待，把她身体里的能量密度消耗殆尽，女儿上了大学，将来会有比她更好的人生，她便没有了那股一定要干成什么的劲儿。她对女儿所有的怨念，也彻底消失。”这样一个用尽自己生命能量去追求爱情的女性毫无意外地拥有了伴随一生的悲剧命运。她只是似有若无地出现在消失的丈夫和远走他乡的女儿的心中。
齐齐格是所有人物形象里最惨烈、最执着、最顽强的一个，也是最成功和最独特的人物形象之一，是整部小说的亮点之一。小说在齐齐格这个人物身上设置了密集到让人窒息的历史苦难，进而使其成为反思历史的重要途径。甚至有观点认为，齐齐格等人物形象所构成的叙事支线并不逊色于丛牧之这条主线：“从形象的动人程度、故事的曲折程度、呼唤共情的深度、逻辑的自洽程度来看，我总觉得这些支线比丛家两代的故事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配角更像是生活中我们能见到、能想象的人，他们的坚持或执念都容易理解；与之相比，丛牧之、丛长海经常出现的躁动不安、自毁冲动很难理解，这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显得极为矛盾和含混。”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偏颇，齐齐格这个人物形象的立体与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同时，通过齐齐格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精神世界的精准把握、对历史题材的精到处理都是值得肯定的。
女性形象是判断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维度，《生活启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性别虽然是一个先在的立场，但‘人’比性别更先在。我只是以自己的观察、认知和理解，讲述几个人的故事。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只在于我是否真的相信笔下的人物，是否能像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样去讲述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要找到这种信任感，她们就会向你敞开心扉，袒露她们全部的命运和秘密。”作者对自己其他作品的阐释也同样适用于这部长篇。甚至，小说中对雅男、尤若琳等女性形象的塑造都紧贴当下最热门的社会话题。可见，对于如何塑造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作者具有显著的理论自觉。在此背景下，从人物塑造角度将《生活启蒙》放置在刘汀的长篇小说创作序列中，也足以呈现其成功的叙事创新和特殊的艺术价值。
四
在最浅层的意义上，“生活启蒙”这个小说题目指向的是丛牧之在重构历史和直面现实两个方向上的自我启蒙；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如何生活、怎样启蒙，是小说借助广阔的叙事空间和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展开的存在论式思考。因此，富有戏剧性的曲折命运与形态各异的人生经历并不是小说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小说为丛牧之特意设置了明确的出生日期，1984年2月8日，而小说结尾处的故事时间和小说本身的写作时间都是2021年。这是丛牧之在即将迎来自己的四十不惑之前必然要经受的“启蒙”，而其来源则是丛牧之所建构起来的过去的与现在的两种生活。在小说最后，当她不再像父亲那样渴望飞翔而是终于脚踩大地的时候，这种“生活启蒙”才算是最终完成。在这种意义上，《生活启蒙》是作者通过历史重构和现实反思完成的自我启蒙，是这代作家为进入四十岁这个年龄城堡而举行的开门仪式。这部长篇见证了他们向历史依依不舍地告别，也是他们向未来生活展开的略带忧伤的蓝图。
《生活启蒙》建构了一种充满细节的生活再现方式。某种程度上，丛牧之对纪录片的理解也代表了小说作者对如何描写生活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日常”，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细节，越普通越好，越微观越好”。成为纪录片导演，是丛牧之高考复读并成功考上大学的动力，是她的生活从林东镇转移到北京的关键契机；纪录片导演这个身份更是极具象征意味，其中的理性视角，代表着她追寻父亲消失之谜时的认真态度，也代表着她处理与余作真婚姻关系的基本立场。以纪录片导演式的眼光理解历史，是丛牧之的明显特点，也是小说借助丛牧之展开历史重构时所具有的重要特征。“许多年后，当长大成人，开始自己拍纪录片的丛牧之回忆起这一天母亲所做的事情时，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奇特的骄傲感，她会想，母亲在那个年代确实了不起，她似乎在给偏僻的小镇进行一场文艺启蒙运动，通过一己之力，彻底颠覆了全镇人的美学感受，也改变了他们的娱乐方式。再过许多年，她有机会了解到父亲短暂的小镇生活时，才会明白这一切来源于哪里。”即使在以小说形式重构父亲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丛牧之也补充进去大量的事实细节与情感细节。她一边将日记改写成小说、以虚构的形式重构父亲的生活，一边对自己的细节想象不断进行反思，并借助所谓专家的口吻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当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日常生活才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也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核心。中国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应该是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因此，整部小说所有情节的汇聚之处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现代化”，从丛长海到丛牧之的生活转变，是这个过程的最佳个案。
《生活启蒙》将历时性的线性叙事转化为巧妙的时空折叠术，丛牧之通过想象与父亲的对话象征了两个时代被折叠在一起而催生出的与历史的和解、与现实的辩论。这时候，生活与人谁启蒙了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被重新激活。“尽管父亲留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空缺，但她不会放弃。她要继续写，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空缺补上。很多事情，无法进入小说之中，却因为写作而被重新激活，在她的记忆里实现另一种拼贴。比如母亲，在她根据日记虚构父亲的日子中，母亲如影随形，每一个字后面都掺杂着有关母亲和她自己少年生活的记忆。许多时候，她甚至把它们颠倒了：小说是事实，而回忆是虚构。”看似悖论，其实，这种时空折叠术却是厘清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最短路径。在虚构中激活自我，是这部小说为丛牧之从精神困境中挣扎出来找到的唯一出路，也是其自我救赎史的核心内容。
在《生活启蒙》之前，作者已经有了不少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这些作品产生的叙事经验在这部长篇中得到了很好的汇聚与延伸，使其成为厚重之作。但是，与此同时，这部长篇也可以代表作者迈向创作上的不惑的有效尝试。作者借助丛牧之之口对自己所属的这代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她以为她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象征物，现在看来，她才是这个象征物，用以连接父亲、母亲和熊仔。这么想，又有点不甘心，难道我注定是一座桥梁？她想起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一个‘80’后博主的感叹：我们‘70后’和‘80后’，注定是过渡的一代人，我们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可见，为“80后”代言，是小说所具有的十分明显的叙事雄心。作为“80后”作者写在四十岁的长篇，其强烈的代际意识和为一代人进行的精神拷问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以丛牧之为代表的“80后”们正在整理自己的生活历史、并在经受社会现实的各种启蒙之后重新出发。而那些活跃在文学创作现场的“80后”作家们已经整体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阶段，作为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刘汀以《生活启蒙》所产生的审美经验值得肯定。换言之，《生活启蒙》是刘汀长篇小说创作又一个重要成果，是当前“80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优秀代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