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旧体诗中的行旅书写与风景体验
柄谷行人有关“风景的发现”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广，促使风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在这一议题中，郁达夫及其文学创作具有独特意义，即郁达夫“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风景的发现的现场”，其“五四”时期的小说“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而其20世纪30年代的山水游记则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然而，在郁达夫小说、散文创作中的风景问题颇受学界关注的同时，其旧体诗在风景问题上的独立价值却未受到足够重视。既有研究往往将郁达夫的旧体诗作为前两种文体的“附属品”，单纯视之为中国古典山水传统的遗留因素，借此说明郁达夫在风景书写中对传统资源的取用，或用以证明郁达夫的风景意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目前不乏郁达夫旧体诗的笺注与评释，但对于涉及风景书写和风景体验的相关诗作，大都停留在纪游题材的类型化解读，对其风景问题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其实要全面理解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风景问题，除考察其小说和散文之外，郁达夫的旧体诗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文体。
从整体上看，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体验与其行旅经历紧密相关。这里所说的“行旅”，既有因事出行间杂观光的行程，也有专门游赏山水名胜的旅程。就时间而言，郁达夫旧体诗中的行旅书写，涵盖早年求学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抗战流亡之际，较之郁达夫在不同人生阶段于文体选择上各有偏重的小说和散文，旧体诗相对完整地记录了郁达夫一生的游踪以及道中心绪。就地域而言，郁达夫的行迹称得上是“屐痕处处”，在域外踏足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在国内则游览过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安徽、湖北、北京、山东等地。丰富的行旅经历使郁达夫广泛地接触到山川风物、人文古迹、民情风俗、世相风貌等风景，对于各类风景的观览、联想与感悟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景体验，并以旧体诗的形式抒写出来。本文聚焦于郁达夫旧体诗中域外与国内的行旅书写，细致梳理与解读其中的风景体验，并进一步探讨风景体验如何折射出郁达夫的身份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与旧体诗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对郁达夫的风景体验及其旧体诗创作获得新的认识。
PART 1
旅居域外：家山回望与文化追怀
郁达夫的域外行旅主要集中在日本与南洋。旅居日本时期主要在1913—1922年间。郁达夫东渡日本求学，相继游历东京、名古屋、京都、盐原等地；而1936年11月，郁达夫因公赴日一月余，但仅在东京内稍作游览。旅居南洋时期则始于1938年末，郁达夫出于宣传抗战和躲避战乱的考量，辗转南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诸岛，直至1945年8月在流亡中殉难。在旧体诗创作上，郁达夫在两地的游迹皆有诗记述，但留学生活比起战乱生活要闲适得多，因此在日本的旅行及其旧体诗书写在数量上更为丰富。尽管郁达夫东渡与南下所历风光有别，但是两地在风景体验上也有较多相通之处，这既源于去国怀乡的游子心境，也与身处异国的文化处境密切相关。
首先，域外行旅使郁达夫接触到异国风光，这不仅开阔了他的观景视野，也带来了新奇的风景体验。以旧体诗词书写异国风景与新鲜感受，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诗人所开辟的创作类型，郁达夫也深受这一诗路的影响。1915年，郁达夫创作组诗《日本谣》12首，记录他在日本所亲见的风景世貌及其体验。郁达夫在诗前小序中自述，这组诗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承继：“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诗中既有“黄昏好放看花船，樱满长堤月满川”（十一）的夜樱风景，也有“灯影星光绿上楼，如龙车马狭斜游”（其一）的“提灯”民俗；但更引人瞩目的，还是日本近代的世相风貌：如“眉藏愁意额涂黄，广袖纤腰燕尾妆”（十二）描写“日本第一花柳街”吉原区的女子姿貌，又如“扫眉才子众三千，万里桥边起讲筵”（其八）描写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女子高等学校。诸如此类，均体现出郁达夫对日本各类风景的新鲜感受。在南洋，郁达夫也有诗作记载新奇的域外风物，如1940年的《咏星洲草木》，诗作所描绘的“年来年去绿满涯”等自然现象为故国所难见，而诗中各类物象亦属南洋一带特有。可见，在这些诗作中，郁达夫旨在书写与故国相异的各类风景，意在传达这些陌生风景带来的新奇体验。
然而，这类以风物纪游为主、讲求“繁富玮异”的诗作并不多。究其原因，或许与郁达夫对清末“诗界革命”的态度有关。尽管郁达夫曾有意师法黄遵宪，但后来谈及诗之新旧问题时，他指出黄遵宪等人的诗歌改良确有其限度：“以旧式古体诗来述新思想新事物，但结果终觉得是不能畅达”，“用新名词入旧诗”则“半新不旧，即使勉强造成了五个字或七个字的爱皮西提，也终觉得碍眼触目，不大能使读者心服的”。当然，郁达夫没有完全否认旧体诗容纳新事物的可能性，只是他认为“追新逐奇”并不契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除此之外，郁达夫与黄遵宪在域外行旅的目的和心态上也有所不同。黄遵宪作为晚清派遣海外的外交使官，为了改变国人“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的陈见，其旧体诗中的风景书写多带着“游必以致用”的目光；而郁达夫分别以留学青年和抗战文化工作者的身份旅居日本和南洋，其行旅心态并不如黄遵宪那样有着明显的“经世致用”意识，他对风景的观看多出于审美欣赏与情感投射，所以其旧体诗中的风景书写更为内在化、情感化，其风景体验也与羁旅孤寂、家国忧思等个人情绪紧密交织。
虽然郁达夫对于域外风景的书写并不强调异国特质，但其风景体验并没有背离旅居域外这一现实处境，这与其去国怀乡的个人心绪紧密相关。不难发现，郁达夫旧体诗中的行旅书写多有一种由“域外”回望“故国”的观景姿态。在日本是向西而望：“春水长天回首望，白云堆满海西头。”（《无题三首》其二）在南洋则是向北而望：“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云雾登升旗山，菊花方开》）不少诗作均出现“回望”故国意味的表达，如“海天浩荡望神州，苦忆江村旧酒楼”（《日本大森海滨望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席间口占》）”等。对郁达夫而言，在域外风景处“回望”带来的鲜明感受是远渡重洋的孤独。如“细雨家山隐，长天雁影孤”（《丙辰元日感赋》），这两句诗既书写了回望家山时目所能及之景，也表达了回望所生的怀乡之情。“家山”在眼前的雨幕中“隐而不现”，形单影只的飞雁或许确为眼前实景，但也是客居心绪在风景中的具象化。在此意义上看，郁达夫旧体诗中的“回望”既是观看风景的一种姿态，也可以说其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域外风景体验，正是在异国景色间才会有“家山回望”的意识，郁达夫也在这“回望”中深刻感受到背井离乡的孤苦。不仅如此，在郁达夫回望的风景体验中还蕴含着更深沉的家国忧思。以《晴雪园卜居》为例，首联以“元龙胡床卧”和“徐福物外游”的典故自比，叙写自己因病移居晴雪园静养之事；继而两联描写晴雪园的视野之开阔、风景之清幽，“望去河山能小鲁”“日夕潮声海倒流”均是在园楼对海而望的直观感受；尾联笔锋一转，将望海所感指向故国之思：“猛忆故园寥落甚，烟花撩乱怯登楼”。这一联又作“只恐故园戈未息，烽烟撩乱怯登楼”，其中“戈未息”“烽烟”等语，更直接地反映出郁达夫凭海回望的风景体验中包含着对故国战火未息、时局纷乱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甚至使他产生了“怯登楼”这种“大煞风景”的心理。
郁达夫旧体诗中的“家山回望”还包括眺望域外风景时在故国风景记忆中回溯，实现域外与故国风景的双重叠合。郁达夫常在域外风景中辨认出故国风景的形貌，其诗句中多有表述，如“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丙子冬日车过有明湾头之作》），将日本云仙望作是南京蒋山；又如“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𣸣”（《无题四首，用〈毁家诗纪〉中四律原韵》其四），将南洋巴东海岸看成是杭州西湖畔。在这些诗作中，郁达夫将眼前所见的域外风景与心中所存的故国风景并置，其实是两地风景的相似之处唤起了诗人的故国情感。这种萦绕于心的怀乡之情与家国之念，促使他由现实的景象回溯到记忆中的景致。如《关君谓升旗山大似匡庐，因演其意》：“匡庐曾记昔年游，挂席名山孟氏舟。谁分仓皇南渡日，一瓢犹得住瀛洲。”诗作前两句回忆昔日庐山旧游，后两句叙述当下槟榔屿升旗山之行，使两处风景发生关联的，正是诗人因战乱而“仓皇南渡”后的心境。郁达夫在此行游记中记述了此诗诗意，正是源于同行友人关楚璞望着弥漫的山雾所发感叹：“这景象有点儿像庐山，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郁达夫闻之“心中落寞”，亦有同感，故演为此诗。在眼前云雾缭绕的升旗山景象中，郁达夫望向的却是记忆中“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庐山风光。这种域外与故国的风景重叠，既寄寓着郁达夫对故国山河的深切眷恋，也蕴含着在战乱背景下对家国命运的深沉忧思。
如果说“家山回望”的风景体验是根植于郁达夫寓居他国的个人情感，那么以故国文化的眼光观照域外风景，则映射出郁达夫内心深处更为复杂的文化情结，构成其域外风景体验的另一维度，而这一维度显示出跨文化语境下的观景视野。有学者指出郁达夫在游记中“喜欢把东方风景与西方景观进行类比的倾向”，以此“增加本土风景的分量”，不过在旧体诗中这种情况却恰恰相反，郁达夫倾向于以故国景观类比域外风景，以抒发自己的风景感受。如“溪声山色谢公墩”（《盐原诗抄》其五），其中“谢公墩”为东晋名士谢安隐居之地，此处用以称赞日本盐原的山光水色；又如“五岳游罢再入山”（《游金马仑之作》其二），显然是反用“五岳归来不看山”的诗意，以赞许金马仑高原风景不逊。这种类比不仅表达了郁达夫对域外风景的真挚欣赏，更在风景的表征之下流露出郁达夫对故国文化的认同感。
在郁达夫的旧体诗中，故国风景及其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参与到对域外风景的描述中，其背后寄托着诗人对故国文化的追怀与缅想。不过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郁达夫的日本行旅书写中，这是由于自古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日本风景留存着丰富的汉文化印痕。《不忍池边晚步，过韵松亭小酌》一诗最有代表性，首句“小西湖畔小徘徊”，郁达夫有意以“小西湖”指称日本不忍池，并在自注中解释其名为日人“袭我浙西湖名也”。此称曾是汉文化对日本影响颇大的结果，然而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向欧化，这一源于汉文化的别称也逐渐失落，郁达夫在诗中仍沿用此称，多少含有对故国文化曾盛极一时的追昔之意。次句“湖上丛台次第摧”描写湖畔断壁残垣的破败景象，郁达夫自注此为“博览会场多半拆毁”之状，而博览会作为当时日本展示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窗口，是象征工业文明的现代景观。颔联继而描写这一现代景观隐退后的平静，“灯火桥头成夜市，车声堤外转轻雷”。接下来两联中“寺楼钟鼓”“废圃浮屠”“旗亭”等景观相继浮现，不忍池在诗人眼中展露出更接近“小西湖”的往日风貌，而诗人在这略显萧疏的景致中却感到宁静自在，生发出“笑呼野叟共传杯”的雅兴。有意思的是，这首诗虽然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咏怀古迹的传统，但实际上郁达夫对域外博览会的颓败之态并没有太多感其衰微的唏嘘，反而将笔墨转向具有故国文化面影的旧日景观时才流露出淡淡的感怀，或许郁达夫所咏怀的正是那些被现代景观所遮掩、富有汉文化色彩的古典风景。
除此之外，郁达夫还有部分描写日本人文风景的诗作，借由追溯、体认域外人文风景与故国的文化源流，产生“同文同种”的文化亲近感，这实则同样是追怀故国的文化情结在域外风景书写中的心理投射。郁达夫在1921年于日本盐原避暑时所作《盐原诗抄》，就是一组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六描写日本七夕悬挂诗签之景，郁达夫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此景为“唐时旧俗”，又表示“赋诗一绝”是由于“闻此习我国不行已久，不意于日本尚得见之”，可见其“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心理。而其九、其十均记载日本盂兰盆节的民俗风景，对这类具有故国文化渊源的风景，郁达夫在诗中明确表达了亲近之感。其九描绘秋夜放河灯之景，诗人发出“谁知域外蓬壶岛，亦有流风似汉南”的感慨，表达在域外觅得故国文化遗风的意外之情。其十对于夜幕之下当地住民共跳节俗舞蹈的场面，诗人更是直言“绝似江南风景地，黄昏细雨赛兰盆”，这种“绝似”与其说是山间景色的相似，毋宁说是人文氛围的相近，使得郁达夫与域外风景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
总之，在郁达夫的域外行旅中，尽管异国风景不乏新奇之处，但其风景体验始终与个人内在的情感和心境紧密相连。在身处异国他乡的境遇中，郁达夫始终心怀故国，这种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着他对风景的观看与感知。这表现在郁达夫的旧体诗中，不只是家乡回望中流露出羁旅之感与家国之忧，更是在文化意义上以故国为本位的风景体认。
PART 2
行游国内：山川寻胜与自我遣怀
郁达夫自1922年留日归国后，因工作辗转四方，先后去往安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其间只是兼杂游览。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1933年移居杭州后，郁达夫的旅程日渐增多，或是病中闲步，或是与友同行，或是“奉宪游山”，游览东部各地，得以观赏风貌各异的名山大川。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郁达夫为国奔波，在福州、武汉临危受命，又赴前线劳军，视察山东、河南、江苏一带的作战情况，风景视野更为开阔。在这些旅途中，郁达夫创作了不少旧体诗。这些诗作中的风景体验，不仅是郁达夫在山川名胜间获得的审美感受与历史体悟，而且还蕴含着他在风景体验中进行内在调适的自我排遣。
于国内行旅而言，郁达夫的风景观深刻影响着其游览中的风景体验。概言之，郁达夫对风景的理解包含着自然与人文两种元素。他在论及临安玲珑山时曾指出：“你试想想，既有山，复有水，又有美人，又有名士，在这里中国的胜景的条件，岂不是样样齐备了么？”其中“美人”“名士”指玲珑山关于琴操、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历史遗迹与文化典故。由此可知，郁达夫理想中的“中国胜景”，既要有山明水秀的自然胜景，也离不开历史深厚的人文胜迹。郁达夫将自然与人文并重的风景取向，与侧重自然山水的古典风景传统有所区别。在这一风景观的影响下，郁达夫于山川间寻胜，获得了层次丰富的风景体验：既有漫步自然山水的悠然心会，又有探访人文古迹的俯仰兴怀。
具体来说，一方面，郁达夫在山川行旅中遍览自然风光，开阔的观景视野与壮美的山河风景常为他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如《偕篯甫、成章、宝荃三人登东天目绝顶大仙峰望钱塘江》一诗，描绘登临东天目山顶所见风光：“仙峰绝顶望钱塘，凤舞龙飞两乳长。好是夕阳金粉里，众山浓紫大江黄。”前两句在俯瞰的视角下，以拟物的手法勾勒出水系的整体走向，而“舞”“飞”两字又生动地描述出江河奔涌的动感态势；后二句则着重捕捉光与色的特征，以浓墨重彩的用字渲染出强烈的视觉效果。从这种极具感染力的诗笔中，不难见出诗人获得了审美性的感官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不仅给郁达夫带来感官上的享受，也更新了郁达夫的身心状态。如《偕吴秋山游鼓山》写鼓山之行：“休沐同登屴崱峰，扶摇直上趁抟风。凭高极目穷千里，一派闽江气象雄。”诗作从“同登”“扶摇直上”到“凭高极目”的层层推进，描写渐次攀升至登顶远眺的过程；结句“气象雄”既是对闽江山水雄迈风貌的概括，也传达出诗人心胸逐渐被自然所开阔、与风景实现物我交融的感受，在游赏中得到精神振奋与心灵升华。
清新秀丽的山水作为自然之美的另一种形态，同样能为郁达夫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如《青岛杂事诗》其三：“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诗作以由近及远的视角延展出去，描绘崂山一带清丽宜人的风景，而最后“风景似江南”的感慨不仅是对当地风光的由衷赞叹，也透露出诗人在此获得“江南风景”般的审美满足。即使是在寻幽访胜的道中，郁达夫也能从细微之处发现美的风景，产生简单纯粹的审美愉悦。如《临安道上野景》：“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两三芽。天晴男女忙农去，闲煞门前一树花。”诗作以白描手法勾勒沿途的郊野风光，结句以花拟人，“闲煞”的不是树花，而是作为旁观者的诗人移情到花上，由此可见观景带来的闲适之感。
另一方面，郁达夫对山川间人文风景的寻觅与游览，往往交织着现场体认与历史联想，这延展了风景观赏的维度，为其风景体验增添了深厚的历史感。郁达夫的旧体诗中多有寻访名胜古迹的书写，充满着昔盛今衰的历史记忆与萧条颓败的情感色彩。如白云山览崇祯旧迹：“万历崇祯迹尚新，断碑无数纪明臣。”（《登白岳齐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黄山，到此乃西游终点也》其二）又如法华山觅厉鹗墓未果：“十里法华山下路，乱堆无处觅遗坟。”（《过西溪法华山觅厉征君墓不见》）郁达夫对这些人文景观的游赏常有怀古凭吊之幽思，慨叹人事的消逝。以《东天目昭明太子分经台》为例：“武帝情深太子贤，分经台上望诸天。自从兵马迎归后，寂寞人间几百年。”前二句写昭明太子萧统于分经台史事，后二句直抒胸臆，叹息自萧统离去后分经台的寂寞冷清，颇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黄鹤楼》）的千古浩叹。郁达夫驻足古人曾游之地，睹景怀人，将曾经观景的古人也纳入自己的风景感知，有时空的穿梭与并置之感。如《凤凰山怀汤显祖》：“瀫水矶头半日游，乱山高下望衢州。西江两岸沙如雪，词客曾经此系舟。”以西江景色为转折点，由实向虚，诗人的思绪从此刻的凤凰山顶回到百年前的西江岸边，想象汤显祖系舟于此，但“曾经”提示着人事已矣，而诗人的联想既是对往昔的追忆，实则又见证此刻的荡然无存。对于人文风景，与其说郁达夫体验到的是实际风景，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感悟：借由眼前实景触发的对历史变迁的感受，个人的风景体验得以延伸到更宏大的时空之中。
诚然，这种风景体验与中国文人的怀古传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吊古伤今之情本就是千百年来文人骚客面对历史遗迹时共通的心灵感受。不过，郁达夫也对怀古传统的风景体验有所超越，以今人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附着于风景名胜的历史典故、轶闻佳话、诗文图志等文化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观念的浸润。有学者指出，郁达夫20世纪30年代的游记具有“重读”或再表征的意向，这一意向“在揭示风景之人为建构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风景本身”，因此不能将其游记简单地视为“旧文学的游记”。实际上，这种意向也在郁达夫的部分旧体诗中有所体现。如游苎萝村所作《题西施庙》：“五泄归来又看溪，浣沙旧迹我重题。陈郎多事搜文献，施女何妨便姓西？”诗人实地游览西施故地，又翻阅乡绅陈孝廉搜集的真伪莫辨的诸多旧籍，但在“重题”的目光中，诗作并没有怀古之思，反而对于陈孝廉过度考证的行为，以“多事”“何妨”之语加以戏谑。与之相反的，是《玲珑山寺琴操墓前翻阅新旧〈临安县志〉，都不见琴操事迹，但云墓在寺东》一诗：“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诗人亲访琴操之墓，却不见当地方志记载相关文人史事，以反诘的语气作诗，嘲弄编纂者的遗漏。郁达夫对于人文风景，尤其是其背后的历史叙事予以“重勘”，因此其旧体诗在怀古的底色中，又透露出解构传统的现代意识。
进一步来看，郁达夫在国内的行旅难以简单归结为寻幽览胜的观光之行，其背后其实是对诸多现实问题的逃避，山川间各色风景成为郁达夫暂离于纷扰人世之外的去处。对此，《题六和塔》一诗可看作郁达夫的自述：“世事如棋不忍看，雄心散漫白云间。六和塔畔皆青土，卧听潮声坐对山。”从起句“不忍看”的自白到结句“卧听”“坐对”的观看姿态，可见诗人的视线由世事转移到山水之间。这一转向的根源，在于诗人对风云莫测的时局深感失望，曾经倾注于革命事业的“雄心”，转而寄托于山川风景之中。这种借由寻胜以避世的表达，在郁达夫的旧体诗中并不少见，如《游普陀作》：“山谷幽深杖策寻，归来日色已西沉。雪涛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诗作先交代“杖策寻幽”的游踪，接着描写“寻幽”所见浪击礁石之景，纯净的浪涛及其磅薄的声浪，涤尽诗人的尘事之忧，也盖过世俗之音。又如《偕董秋芳、郁九龄等游西禅寺品荔，应某方丈作》：“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诗作首句典出《庄子》，以道世俗谗毁之恶，继而直陈现实困顿令人心灰意冷；后两句强调此行是纯粹赏味荔枝的清游，意在从烦闷的现实中抽身。因此，在寻胜之行结束、不得不重返“俗世”之际，郁达夫常流露出对风景的不舍。如《登白岳齐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黄山，到此乃西游终点也》其三：“回首齐云日半暝，黄昏灯火出休宁。明朝又入红尘去，人海中间一点萍。”三句中“又”字暗含诗人再度面对尘世的无奈与倦怠，表明山水之游不过是一次短暂的逃离；结句“人海中间一点萍”将前句“入红尘”这一行为具象化为一个大小鲜明对比的视觉画面，表现出在时代洪流中的孤独感和漂泊感，是诗人重返现实后的自我写照，流露出对避世之旅的留恋与对人世纷扰的疏离。
对郁达夫而言，为逃避现实而寻胜山川的行旅成为自我排遣的途径。以《登杭州南高峰》为例，这一诗作具体抒写了郁达夫在山川间实现身心疗愈的风景体验，诗云：“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霞君道，玉局参禅兴正赊。”诗作首句直言诗人离家养病，其后则写百般无聊、疾厄缠身的病中情境。然而自“桂始花”始，诗人得以疗愈，转而精神振奋起来，颈联书写的就是因桂花绽放的光景而感官大开的体验：秀丽的桂花、暗涌的桂香，既引发诗人的思绪，也使其病眼得以清明。其中，“闺里梦”一语可从郁达夫的日记中寻得解意：“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在郁达夫的文学世界中，性欲的冲动往往与精神的苦闷、身体的贫病相勾连，“时挑闺里梦”虽暗示诗人为之兴起，但并不意味着性欲的勃发，与之相反，表达的正是桂香对性欲的净化，诗人内心的郁结同时也得以纾解；而“眼明不吃雨前茶”一句是对前面“老龙井上煮桑芽”的呼应与翻转，饮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除是文人雅事外，也是调理身心的养生之道，“不吃茶”之言是为了表示诗人的病痛得以缓解。尾联化用苏轼与侍妾朝云山间对坐参禅的典故，以向妻子言明自己在山行中得以观照心灵、滋养精神的悠长兴味。可见，郁达夫的风景体验超越单纯审美性的游观，是在向内的跋涉中寻得身心疗愈、完成自我内省的精神体悟。
郁达夫不仅于风景处排解个人身心的疾病与困顿，还时而寄怀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忧虑。《乙亥元日读〈龙川文集〉暮登吴山》一诗可作其证：“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此诗为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前两联以南宋偏安的史实影射东三省沦丧的现实，后两联则借评南宋文人陈亮以寄托自身于时局中的无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诗旨在述古论史，但并非案头之作，而是郁达夫于吴山远眺后的感发。尾联曾作“晚来也上吴山顶，只见斜阳浴乱鸦”，纯为写景之句，但最终仍改定为对陈亮的评议。这一修改别具深意：吴山所处之地曾是南宋旧都临安，其承载偏安一隅的历史记忆；诗人朝读文籍，暮登吴山，文字与风景得以呼应，所见不仅是斜阳乱鸦之暮色，是叠印在此地风景中的兴亡历史。因此，诗中的论史之言不妨也视为郁达夫的观景之叹。在郁达夫的诗中，这种将家国之忧融入风景体验的书写，尤见于对历史古迹等人文景观的咏怀，如《偶过西台有感》《过岳坟有感时事》《三月初九过岳王墓下改旧作》《于山戚公祠题壁》《游于山戚公祠》等作，都寄托着诗人陈古刺今、伤古怀今的强烈情感。
如此看来，郁达夫虽有避世而游的心态，但对家国现实的深切关怀仍挥之不去，故而在风景处遣发现实忧怀，成为其风景体验的一部分。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郁达夫四处奔走，在抗战的风景中这种忧怀逐渐转变成为国疾呼的壮怀。如《晋谒李长官后，西行道阻时，约同老友陈参议东阜登云龙山避寇警，赋呈德公》云：“道阻彭城十日间，郊坰时复一跻攀。地连齐鲁频传警，天为云龙别起山。壮海风怀如大范，长淮形胜比雄关。指挥早定萧曹计，忍使苍生血泪殷。”诗作写于1938年郁达夫赴徐州前线视察之际，诗人攀登云龙山，战火频仍的时局使眼前的山川风景成为雄伟险要的军事战场，诗人观之不由生出运筹划策之感。军马从戎的经历使郁达夫视野更加开阔，其风景体验也多与波澜壮阔的战争感受相勾连，这在组诗《毁家诗纪》中就有所体现。如其五写出了对战争走势的信心，“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其六写出了战争中峰回路转的喜悦，“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十四虽写南下撤退道中所见，仍难掩投身战事的激昂气概，“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尽管这些风景诗章大都作于“千里行程暂息机”的闲暇，郁达夫在颠沛流离、山川穿行之中也会生出“江山依旧境全非”的低落感受（十八），但殷殷报国的壮怀仍是这一特殊时期风景体验的情感主调。
总之，郁达夫国内的行旅书写，既有对自然风景的审美体验，也有对人文景致的历史体认，其背后是郁达夫在面对个人困顿与家国忧患时，于风景之中的自我排遣与情感寄怀。正是在自然与人文、古典与现代、个体与家国多重张力的交织下，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体验既展现出对古典风景传统的传承，也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图景与历史境遇。
PART 3
古今之间：风景体验中的身份意识与诗体选择
前文已对郁达夫在域外与国内行旅中的风景体验展开诸多探析，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体验究竟透露出怎样的身份意识？如何理解这种身份意识对郁达夫的意义？美国学者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提出要将“风景”从名词变成动词，并强调：“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这一说法揭示了风景与主体身份之间的重要关联。由此可见，观景主体对风景的观看、体验及文学表达，也暗含着自我身份意识的探寻与认同。如果说郁达夫小说、散文中的风景体验虽也流露出一定的古典情调，但整体呈现的仍是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认知，那么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感知似乎更贴近传统文人的观看姿态。
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体验充分显示出其身份意识中具有传统文人的一面。首先，以旧体诗这一形式抒写风景体验，是在古典文人传统影响下的诗体选择。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触景生情、即兴吟就，本就是传统文人观览与体验风景后的典型表达方式，恰如鲁迅所言，“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而郁达夫的风景意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其旧体诗多可视为一个传统文人观览、感受风景后的书写，从其诗题、诗前自记以及日记里关于游览作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重访荒川堤，八重樱方开，盘桓半日并摄影以志游，赋此题写真后，次前韵”“早膳后独行竹里，缘溪直进，竟忘路之远近，因口占一律而返”“舒姑屏东首之狮子头，能见上下三府，将来若卜筑于此，能成仙境。题诗一绝于壁”；“过高庄蒋庄小坐饮龙井茶，又上公园等处玩了半天。我到高庄，是在十五六年前，这一回旧地重游”“感慨无量，做了两句诗”“在路上缓步之中，且走且吟，也成了几句打油诗”。这些诗作既有即景赋诗，也有题诗志游，郁达夫将风景与诗情自然交融的创作姿态，充分体现了“即景成咏”的文人传统。
其次，郁达夫以传统文人身份来观览和体验风景，在其旧体诗的具体创作中多有体现。一方面，郁达夫在诗中时以古典文人自比，以传统文人之眼观看、感受风景，这在诗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例如《登日和山口占一绝》：“伊势湾头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嬉春我学扬州杜，题尽西川十万笺。”诗作一二句描写日本登山所见的开阔景象，三四句典出唐代诗人轶事：“嬉春扬州杜”指唐代诗人杜牧游湖州时观女子水嬉的风流逸事，而“西川十万笺”则指唐代西川女诗人薛涛制笺题诗的典故。诗人直言自己学杜牧嬉春游赏，以“扬州杜”之眼观看，同为游览者的女子也成为一道风景线，域外风景添上几分扬州春色。又如《屯溪夜泊》同样有作杜牧赏景之意：“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尽管诗中未提及杜牧，但末句不难联想到杜牧所作“春风十里扬州路”之句，以及杜牧与扬州的不解之缘。郁达夫在游记中自述屯溪夜游之感与作诗之兴：“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着了红粉飘零的美女，虽然没有后花园赠金，妓堂前碰壁的两幕情景，一首诗却是少不得的。”可见郁达夫自况为杜牧般的“青衫才子”，沿用其沉醉风月的观景姿态，屯溪在他眼中自然也有了“似扬州”的春色。另如《题陶然亭壁》有代入宋代文人苏轼感夜色悲凉的意味：“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风清夜，应有蹁跹道士来。”诗作后两句从《后赤壁赋》中化出，表达诗人游观陶然亭的萧瑟感受。
另一方面，在艺术手法上，郁达夫在诗中多使事用典，以成辞、古事等抒发传统文人情致的风景体验。具体来说，其一，郁达夫以游览风景时所见所闻的历史典故入诗，却力求不着痕迹，富有文人趣味。这多体现在其国内行旅的风景体验中。如游福州鼓山所作《下鼓山回望》：“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诗中“朱子读书台”与“一喝不回”分别指忘归石与喝水岩两处景观的典故，前者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此读书忘归的逸闻，后者是五代高僧神晏喝斥泉水致其干涸的传说。此诗用典之妙在于并非简单罗列掌故，而是抓住两处典故均涉及水这一共同点，化用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其一）之句，以“活泼源头水”将两处景观系连起来，诗意不失流畅。又如游浙江兰溪所作《过兰江》：“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诗中“江郎三片石”是江郎山的典故，江氏三兄弟登巅化石，诗人由此联想到“望夫石”的典故，“世上又只传有望夫石，绝未闻有望妻者”，加上兰江多有花船，故而“拉在一处，编成小调”，颇得文人谐趣。这种用典方式，正是郁达夫以传统文人视角“阅读”风景，故而有涵泳古今、玩味典实的情趣。
其二，郁达夫时有用典以传达风景感受，重在摄取典故意蕴，实现“意用事”的效果，尽显文人情味。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过义乌》：“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诗作连用三典，“骆丞草檄”典出唐代文人骆宾王撰《讨武曌檄》一事，“杀敌宗爷”指被金人敬称为“宗爷爷”的抗金名将宗泽，“乌伤”则是义乌别称，出自秦孝子颜乌葬父的传说。郁达夫在游记中特意说明这三个典故同出义乌：“骆宾王，宗泽，都是义乌人。而义乌金华一带系古乌伤地，是由秦孝子颜乌的传说而来的地名。”但此诗用典不仅是诗人由义乌而产生关于当地相关历史的文化联想，从情感语境上来说，还意在取用典故所自带的壮烈色彩，传达从“夕阳红树”这一壮丽景象中获得的风景感受，“气堂堂”“激昂”“风怀”既是典故意涵，也是暮色有感。此处颇近李商隐《锦瑟》的用典之法，即“在诗歌中传递的不是某种要告诉读者的具体意义，而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郁达夫在风景体验中所呈现的传统文人身份，对郁达夫寻求自我认同、实现自我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五四”新文学先锋，郁达夫在文学创作、道德观念和社会行为上都有诸多反叛传统之举，然而在其行旅中不时以传统文人的身份观看、感受风景，以旧体诗抒写风景体验，实则是在嬗变与疏离的时代中，建构一个较为熟悉且能抒发精神苦闷、提供情感慰藉的自我身份。郁达夫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一文中自我剖白，称自己是“时代错误者”，“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因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又表示即便是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或者“生于明朝末年”，追随阮籍、陶潜、东林、复社等名贤，“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实际上，郁达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守旧者，其以“骸骨迷恋者”自居的传统文人身份，其实指向的是受到社会排斥而被边缘化的自我处境，与其在新文学中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有着相似的内涵。由此观之，郁达夫风景体验中的传统文人身份，始终与其现实处境下的困顿心境紧密相关，而这一身份是其安顿自我之处。
郁达夫旧体诗中的风景体验充分显示出其身份意识中具有传统文人的一面。首先，以旧体诗这一形式抒写风景体验，是在古典文人传统影响下的诗体选择。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触景生情、即兴吟就，本就是传统文人观览与体验风景后的典型表达方式，恰如鲁迅所言，“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而郁达夫的风景意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其旧体诗多可视为一个传统文人观览、感受风景后的书写，从其诗题、诗前自记以及日记里关于游览作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重访荒川堤，八重樱方开，盘桓半日并摄影以志游，赋此题写真后，次前韵”“早膳后独行竹里，缘溪直进，竟忘路之远近，因口占一律而返”“舒姑屏东首之狮子头，能见上下三府，将来若卜筑于此，能成仙境。题诗一绝于壁”；“过高庄蒋庄小坐饮龙井茶，又上公园等处玩了半天。我到高庄，是在十五六年前，这一回旧地重游”“感慨无量，做了两句诗”“在路上缓步之中，且走且吟，也成了几句打油诗”。这些诗作既有即景赋诗，也有题诗志游，郁达夫将风景与诗情自然交融的创作姿态，充分体现了“即景成咏”的文人传统。
其次，郁达夫以传统文人身份来观览和体验风景，在其旧体诗的具体创作中多有体现。一方面，郁达夫在诗中时以古典文人自比，以传统文人之眼观看、感受风景，这在诗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例如《登日和山口占一绝》：“伊势湾头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嬉春我学扬州杜，题尽西川十万笺。”诗作一二句描写日本登山所见的开阔景象，三四句典出唐代诗人轶事：“嬉春扬州杜”指唐代诗人杜牧游湖州时观女子水嬉的风流逸事，而“西川十万笺”则指唐代西川女诗人薛涛制笺题诗的典故。诗人直言自己学杜牧嬉春游赏，以“扬州杜”之眼观看，同为游览者的女子也成为一道风景线，域外风景添上几分扬州春色。又如《屯溪夜泊》同样有作杜牧赏景之意：“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尽管诗中未提及杜牧，但末句不难联想到杜牧所作“春风十里扬州路”之句，以及杜牧与扬州的不解之缘。郁达夫在游记中自述屯溪夜游之感与作诗之兴：“但青衫憔悴的才子，既遇着了红粉飘零的美女，虽然没有后花园赠金，妓堂前碰壁的两幕情景，一首诗却是少不得的。”可见郁达夫自况为杜牧般的“青衫才子”，沿用其沉醉风月的观景姿态，屯溪在他眼中自然也有了“似扬州”的春色。另如《题陶然亭壁》有代入宋代文人苏轼感夜色悲凉的意味：“泥落危巢燕子哀，荒亭欲去更徘徊。明年月白风清夜，应有蹁跹道士来。”诗作后两句从《后赤壁赋》中化出，表达诗人游观陶然亭的萧瑟感受。
另一方面，在艺术手法上，郁达夫在诗中多使事用典，以成辞、古事等抒发传统文人情致的风景体验。具体来说，其一，郁达夫以游览风景时所见所闻的历史典故入诗，却力求不着痕迹，富有文人趣味。这多体现在其国内行旅的风景体验中。如游福州鼓山所作《下鼓山回望》：“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诗中“朱子读书台”与“一喝不回”分别指忘归石与喝水岩两处景观的典故，前者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此读书忘归的逸闻，后者是五代高僧神晏喝斥泉水致其干涸的传说。此诗用典之妙在于并非简单罗列掌故，而是抓住两处典故均涉及水这一共同点，化用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其一）之句，以“活泼源头水”将两处景观系连起来，诗意不失流畅。又如游浙江兰溪所作《过兰江》：“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诗中“江郎三片石”是江郎山的典故，江氏三兄弟登巅化石，诗人由此联想到“望夫石”的典故，“世上又只传有望夫石，绝未闻有望妻者”，加上兰江多有花船，故而“拉在一处，编成小调”，颇得文人谐趣。这种用典方式，正是郁达夫以传统文人视角“阅读”风景，故而有涵泳古今、玩味典实的情趣。
其二，郁达夫时有用典以传达风景感受，重在摄取典故意蕴，实现“意用事”的效果，尽显文人情味。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过义乌》：“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诗作连用三典，“骆丞草檄”典出唐代文人骆宾王撰《讨武曌檄》一事，“杀敌宗爷”指被金人敬称为“宗爷爷”的抗金名将宗泽，“乌伤”则是义乌别称，出自秦孝子颜乌葬父的传说。郁达夫在游记中特意说明这三个典故同出义乌：“骆宾王，宗泽，都是义乌人。而义乌金华一带系古乌伤地，是由秦孝子颜乌的传说而来的地名。”但此诗用典不仅是诗人由义乌而产生关于当地相关历史的文化联想，从情感语境上来说，还意在取用典故所自带的壮烈色彩，传达从“夕阳红树”这一壮丽景象中获得的风景感受，“气堂堂”“激昂”“风怀”既是典故意涵，也是暮色有感。此处颇近李商隐《锦瑟》的用典之法，即“在诗歌中传递的不是某种要告诉读者的具体意义，而是一种内心的感受”。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郁达夫在风景体验中所呈现的传统文人身份，对郁达夫寻求自我认同、实现自我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五四”新文学先锋，郁达夫在文学创作、道德观念和社会行为上都有诸多反叛传统之举，然而在其行旅中不时以传统文人的身份观看、感受风景，以旧体诗抒写风景体验，实则是在嬗变与疏离的时代中，建构一个较为熟悉且能抒发精神苦闷、提供情感慰藉的自我身份。郁达夫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一文中自我剖白，称自己是“时代错误者”，“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因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又表示即便是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或者“生于明朝末年”，追随阮籍、陶潜、东林、复社等名贤，“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实际上，郁达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守旧者，其以“骸骨迷恋者”自居的传统文人身份，其实指向的是受到社会排斥而被边缘化的自我处境，与其在新文学中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有着相似的内涵。由此观之，郁达夫风景体验中的传统文人身份，始终与其现实处境下的困顿心境紧密相关，而这一身份是其安顿自我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