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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5年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逐步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始终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活跃于敌后的前线将士与文艺工作者留下了大量战地手稿，这些手稿不仅记录了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实了敌后抗战的微观叙事，还忠实地表现出了革命志士心系家国、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

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最早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地带。抗战后期，日军为稳固华北统治，集结各主力部队，在根据地全域范围内发动毁灭性的“秋季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严重摧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东、北岳、冀中、平西等各个战略区都处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之中，物资匮乏、伤亡惨重，根据地也被分割压缩。然而，晋察冀军民始终坚持战斗，亲历战火的文人志士提笔撰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战地手稿，共同描绘出晋察冀敌后战场上英勇不屈的民族英雄形象。由于战争形势严峻、物资短缺，粗糙的土纸、褪色的墨汁构成了那个时期手稿的时代印记。不同于同期官方记录的规范性，英烈书信、作家日记等战地手稿，以最直接、真挚的方式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战斗的日常。战时环境下亲历战场的手稿书写者不执着于华丽辞藻和繁杂形式，而是用简练的文字、随性的涂改和批注来表达自己彼时彼刻的处境和心绪，使家国叙事有迹可循、可感可触。战地手稿档案的原生性、真实性使其成为解读抗战后期家国叙事的重要载体，为深化抗战历史与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支撑。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了前线指挥员鲍子菁和文艺战士胡可的两份手稿，以不同的视角记述了他们的抗战：前者写的是“怎么打”，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时刻仍高呼“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后者则为战场中的牺牲者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两份手稿共同指向了一个深刻命题 ——战地文学不是战争之外的旁观，而是战斗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鲍子菁致战友燕庭、文卿的信

鲍子菁长期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最东端的冀东战场上，他早年担任过乡村教师，后来弃笔从戎投身抗日队伍。1944年壮烈牺牲之前，他在红竖格纸笺上用行草写下了一封给战友燕庭、文卿的信。信笺上，行草连贯流畅，笔势自然、墨色沉凝。开头先向战友燕庭、文卿详细转述了部长来函的指示，语气紧迫地催促“火速去指挥部”，后面笔锋不松，接着写道：“进占小张各庄，再向东与日寇周旋，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墨迹随着内容推进逐渐变重，尤其是“百折不挠”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收得也重，几乎压进了纸里。整封信简明扼要，没有停顿，也无寒暄。字里行间透着抗战时期文书特有的果敢和急迫，这种书写状态正是战地紧张气氛的真实再现。

当时的冀东战场正处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之中，敌我力量悬殊，抗日武装一直处于被围困、腹背受敌的状态。游击战的实际作战形态一般以转移、隐蔽、伺机突袭为主。尽管信中完全没提到物资短缺、敌众我寡、伤亡惨重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但一句“今带上大洋一百元”作为战争费用已可窥见经费的紧张。然而，在这封手札里，完全读不到悲观、退缩和畏惧的情绪，鲍子菁的用词都是积极、正向的，例如“进占”“向东”“周旋”“再接再厉”，他还在信中鼓励自己和战友——“还能打、还要打”，以书信坚定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信念。

这份手札是写给战友的军中通信，不仅用于传达军事部署，也是维持士气、纪律的一种方式。鲍子菁的语言选择与实际战况之间的落差，展示出他主动迎战的战斗姿态。他在这封信中完成了一连串的行动：转达部长命令，说明“进占小张各庄，再向东与日寇周旋”的作战计划，并以“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来表态和鼓舞士气。在无法用枪炮改变战场态势时，鲍子菁用笔墨为自己和战友进行了精神动员。

后来，鲍子菁之子管桦（原名鲍化普）从这一页泛黄的手札中萌发了创作的火苗。管桦曾当过随军记者，担任过冀察热辽军区尖兵剧社文艺队长、文艺工作团副团长，创作了《小英雄雨来》《将军河》等小说。父亲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着管桦的成长与创作，他多次提到是父亲的牺牲让他更早懂得了什么是民族大义。父亲的这份手札，一直被管桦视作“传家宝”。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是文学技巧，而是身处绝境不低头认输的气节。那封信里蕴含的果决、坚韧与再接再厉、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融进了他笔下的儿童世界。

管桦《小英雄雨来》手稿

1948年，管桦写出了《小英雄雨来》。他并没有直接记录父亲的战斗经历，而是把30多个真实存在的儿童故事捏合在一起，塑造了那个凫水、藏雷、与鬼子周旋的少年雨来。夜校里读书认字的场景、诱敌深入的情节，大都取材于晋察冀边区儿童团员的真实事迹；最后发出的那句“我们是中国人”的呐喊，定格了冀东百姓面对刺刀时的瞬间。雨来身上那股“不肯弯腰”的倔强，在绝境中仍然选择跳进还乡河的果决，都来自管桦在父亲身上感受到的抗战精神。

一纸信笺从战壕传递到书桌上，完成了两代人的精神接续：父亲在战场上以命相搏，儿子在稿纸上以笔为旗。革命精神通过文学创作代代传承，沙场英雄与文艺战士，隔着生死，却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鲍子菁的手札展现出冀东战场将士坚持斗争的战斗意志，而身在晋察冀根据地另一片战场上的胡可记录的是另一群人——牺牲在反“扫荡”中的文艺战士。

著名剧作家胡可创作了很多反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戏剧作品，如《战斗里成长》《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等。他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担任过戏剧队副队长、文艺组副组长、创作组组长等职。剧社是边区成立较早的专业剧社，与《晋察冀画报》《子弟兵报》并称边区的三支文化“轻骑兵”。这些文艺战士身处前线，宣传动员的同时也随军转战、冲锋陷阵，成为战斗序列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牺牲于1943年反“扫荡”中的烈士们》手稿，是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斗争的实录，也是文艺战士以笔为枪、奔赴战场的证物，更是抗战文学中“战斗性书写”的代表。

1943年，胡可亲历反“扫荡”，亲眼目睹战友们倒在了敌人枪口之下。他在文稿中沉痛写道：“全队同志听到枪响就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一齐突围，可是敌人已进到村里，当时被冲散，军民死伤很重。”平实的记述之下是1943年12月9日阜平小水峪沟村突围战的惨烈场景，剧社分队拂晓遭敌包围，仓促应战、拼死突围，吴畏、安玉海、陈雨然、李心广等四位同志壮烈殉国。

通过手稿可以了解这些烈士的光辉人生。吴畏是抗敌剧社的文艺骨干，他既能导演，又能编剧，还会作曲。他创作的《儿童万岁》《人去楼空》等剧目在边区流传很广，《挑渠放水》更是边区第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多幕剧。遭受敌人刺刀残杀时，他身边还放着没写完的剧本底稿。演员安玉海牺牲时只有20岁，在突围战中他抱着“宁死不作俘虏”的念头，打光了所有子弹，将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胡可在这份记录中没有夸张的渲染，只是真实记录，但正是这种不事渲染，留下了文艺战士为抗战事业献身具体而微的缩影。

胡可《牺牲于1943年反“扫荡”中的烈士们》手稿

胡可的这份手稿满是涂改的痕迹，有的字被划掉重写，有的行间挤进小字补充，可以看出这份记录被反复修改，并不是一次写就的。战地纪实必须准确。每涂改一个字，都是对事实的校准；每添上一句补充，都是对记忆的追认。这些涂改，恰恰是这份手稿作为第一手史料最可靠的印记，它是亲历者用笔一遍遍“对”出来的真实。

这份手稿证明着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不是远离战火的局外人，他们是扛着枪、拿着笔，在反“扫荡”中用生命践行使命的战士。部队整训时他们编戏、唱歌、搞宣传，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则直接参战。胡可的记录，既是对战友的悼念，也进一步凸显抗战英雄的群体内涵。

在最严酷的“三光”扫荡中，在孤悬敌后的冀东，鲍子菁让战友相信我们还能打；在直面扫荡的阜平，胡可铭写牺牲者在此活过、战斗过的印记。两份手稿，一份指向“未来的行动”，一份锁定“过去的牺牲”；一份是活下来的人如何坚持，一份是倒下的人如何不被遗忘。它们共同构成晋察冀战场上的英雄叙事，昭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绝境中的果敢抉择，在生死关头的不懈抗争与家国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