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视野与当代中国“文学复兴”
摘 要
要深入认识新文学，不能局限于新文学自身，而是需要引入“大传统”视野，从其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关联角度来进行考察。新文学推进了传统文学的现代发展，促进了现代文化的转型，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它存在着“先锋”阶段过于漫长、对中国传统因素的继承较薄弱的缺憾。当前新时代的国际形势对民族文化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国家层面大力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新文学发展已经进入迫切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开拓创新性和独立性的阶段，这是在“大传统”视野下“文学复兴”的大好机遇。“文学复兴”需要把握好主体性、当代性和开放性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构具有独立性和创新性的文学思想，创作出寓传统于现代、怀世界于本土的优秀作品，同时积极推进文学参与社会文化建设。
关键词
大传统；新时代；文学复兴；主体性；创造性
一 “传统”的焦虑与“大传统”视野
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中国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历程。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发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呼吁，引发不少学界同仁参与讨论。确实，对于在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异域文学背景的新文学来说，建构自己的传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意义也很深远：这既是对自我价值和成就的总结，能够增强自我的信心，也是对自我的进一步认知，有利于确立更清晰的主体性，还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确立文学发展的走向和目标。然而，讨论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对于传统的演变轨迹及发展路向，也没有产生让人信服的结论。而且，这一话题在短暂的热潮后很快被冷落。究其原因，或许与讨论的学术视野较窄有关。这些讨论基本上都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很少有超越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立足于更宽阔的传统背景上的思考。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漫长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传统”。
“大传统”的首要内涵是新文学归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传统。美国批评家艾略特曾对文学传统有过这样的论述：“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德国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则对民族文化传统作了这样的阐释：“我们也可以而且必须把每一个1民族理解为一种人类个性，它遵循着一条独特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不管具体个人的天分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他唯有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唯有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将新的活力注入民族精神，才能够使他的活动具有深刻持久的内容。”也就是说，所有民族文学的历史都是一个连续性的作家作品系列史，作家作品由传统滋养，其价值意义也与传统密不可分。中国新文学也不例外。虽然目前的学科体制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等不同阶段，但它们在根本上都归属于“中国文学”这个总体范畴，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长河，对它们的认识必须具有整体性思维。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学，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产品，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独特印记，任何作家作品都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新文学是在对传统文学的否定和反叛中孳生的，与传统文学也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反叛”本身就是形成传统的一个过程，“反叛者”最终必然还是要回归主流，构成传统新的部分，作为新鲜血液发挥创新的活力。
“大传统”的另一重内涵指向新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它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新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参与承担民族文化建构和现代转型的任务。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本身就是由民族文化所塑造和建构的。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言自明的民族性，民族文学的历史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历史，二者既互相支撑，也互为表里。中国文学也是如此，它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与民族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新文学自然地承担着现代文化使命；其二，民族文化是新文学的重要滋养者。正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G·荣格的论述：“除了德国人能写出《浮士德》或者《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我们能设想还有谁能写吗？这两部作品都利用了在德国人的灵魂中回荡着的某个东西——一个‘原始的意象’”。从基本层面上来说，任何文学都孕育于其民族文化中，“民族文学”概念形成的前提是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而伟大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思想和审美特点也都来自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凝结着深邃而独特的民族智慧。璀璨的中国传统文学建构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上，新文学同样离不开这一文化的孕育和滋养。
立足于“大传统”视野来考察中国新文学，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一，它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学以现代活力。也就是说，新文学对传统文学虽有强烈的批判，但同时也推动它向前发展，让它脱离其诞生的封建文化环境，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保持充沛的生命力。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新文学的“反叛”特征，认为它与传统文学之间是一种完全“断裂”的关系。这一观点虽然富有启迪，但从客观而全面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并不是根本性的，它们之间应该是革命性的继承关系，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现代版和新生版。在基本的语言层面，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内核并无二致，在文体形式上，二者也有多种复杂的牵连和承继。新文学的一些重要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如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也都渗透着传统文学的深深印记。典型如“文以载道”思想，虽然“五四”新文学对这一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思想曾予以大力批判，但实际上，新文学所实践的同样是“载道”的理念，其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只是所载之“道”的内涵不同，思想观念并没有本质差别；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即新文学赋予了中国文学许多新的品质，使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其表现是全方位的：如在文学的概念内涵、观念方法上，新文学对传统文学都有大的拓展；在思想内容上，新文学表现出更丰富的人道主义关怀，将普通大众的生活和个性解放观念全面引入文学作品中。此外还包括小说、戏剧（话剧）等文体上的拓展，以及更加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它们共同赋予了中国文学更为开放、多元也更为现代、日常的全新面貌。与此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学开启了以文学参与现代文化转型的使命，并将这一使命贯穿在其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概括来说，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新文学的出现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其内在背景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当然，新文学与“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美，而是存在不小的缺憾，其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文化观念是最根本的。中国近现代社会长期落后于西方，屡次战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从对物质、制度的反思，最终落脚于对文化的反思，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影响甚大的“文化决定论”思潮。这既是“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想的基础，也是新文学始终拒斥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内在思想根源。对文化思潮的认识牵系甚多，这里不作贸然评判，但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一思潮确实容易导致人们忽视文学的独特个性，而是将其看作一般文化，比如将复杂的文学发展演变类同于“物竞天择”的文化演进，将文化优劣的判别标准置于文学之中。与此同时，社会环境也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新文学早期对传统的“反叛”并无不正常之处。任何文学从传统转向现代都会经历一个以批判为中心的“先锋”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历史辉煌，文化积淀深厚，它的现代转型更为艰难，早期出现一些激进乃至偏激的观点都是自然的。正常情况下，在经历短暂的“先锋”时期后，新文学应该进入自我调整和建设阶段，对传统的态度也会逐渐走向客观与温和。新文学最初确实表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向：在“五四”高潮过后，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就出现了客观冷静地看待传统的思想潮流。在思想界，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五四”主将们都对曾经的偏激观点有所检讨和修正；在创作领域，像废名、施蛰存、沈从文等的小说，何其芳、丰子恺等的散文，艾青、卞之琳等的诗歌，都开始尝试借鉴传统哲学思想和文体形式，不同程度呈现出将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因素相融合的迹象。这是新文学从“先锋”走向“建构”的良好开端。然而，遗憾的是漫长而艰难的抗战中断了新文学自我调整的路途，在文化建设、文学教育等多方面深刻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方向。
文化观念与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深刻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进程，导致新文学长时间停留在“五四”先锋阶段，对传统一直抱持贬斥与否定态度，也少有深入和自觉的继承，相反，长期处在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仿效和追赶中，以进入西方文化市场、获得其认可作为最高理想。客观地说，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和文学整体上处于更领先的地位，新文学深受它们的影响，包括在发展初期存在一定的模仿都在所难免。但是，如果长期生活在异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之下，不能呈现出自己的独立个性，就很难说新文学已经发展成熟，其成就也会受到局限。这一点体现在已经走过百年的新文学发展历史中：
其一，西方化色彩过于浓郁，未能呈现出中国特色的独立文学思想和创作。
正如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说：“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强调革命、变化，有强烈的无秩序倾向；相反，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的思想，却有着较强的顺从宇宙秩序的倾向……必须将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优点来继承。我想这里所积蓄的中国文明是重要的人类遗产。”作为人类的优秀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具有独特的深刻性，与西方文化构成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对人类发展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如以“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适度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以“和”“自然”“善”“节制”等为中心的人文伦理思想，以及空白简洁、含蓄隽永的抒情美和意境美等艺术个性，都是其典型体现。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新文学应该将这些特点进行现代转化，并融汇于对现代生活的表现中。遗憾的是新文学没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内核，建构起独立的文学思想。它对文学与世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理论话语，没有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艺术个性。在创作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有作家所提出的：“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们顺口就能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却独独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处于失语状态”。新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渊源和西方文学的影子，却很难见到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内涵、精神和风格特征，不少诗歌作品甚至连最基本的意象都严重西方化，充斥着古希腊神话典故、欧美的生活和自然风光意象，很少看到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其结果是在新文学历史上极少具有中国色彩和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品，没有为世界文学奉献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学”形象。
其二，自身传统的纷乱。由于中国新文学整体性地以西方文学为圭臬，对传统文学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和继承，二者之间未能形成内在的统一和融汇关系，也就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特征。因此，作家之间势必无法形成清晰的传承关系，文学的整体内涵和价值观念也始终处于“流动”和“漂泊”中。以诗歌论，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辉煌的部分，但新诗的理论建设却非常混乱，甚至没有形成最基本的评价标准。究竟何为好诗，甚至何为诗歌，诗歌界与学术界都难以形成最基本的共识。正如诗人臧棣所言：“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是多样化的，但缺少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从而容易产生不同的评价……在中国诗坛，我们缺少一个‘主心骨’，对于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诗歌只是典型案例，其他文体也大体类似。标准的纷乱自然难以形成清晰的文学演进秩序，进而持续向前推进。这也是学界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却难有实绩的重要原因。
其三，现代文化转型未能有效完成。由于新文学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西方，发展目标也是得到西方文化的认可，自然会较少考虑中国普通大众的审美接受需求，以及选择与他们的接受能力相一致的审美形式。一般情况下，社会大众的接受和审美基础都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因此，新文学与传统之间的疏离会直接影响到其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导致其难以在社会文化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新文学已发展百余年，但它始终没有深入到大众中，在大众接受上甚至还不如传统文学。以最容易与读者发生亲和关系的诗歌为例，大众最耳熟能详的主要还是古典诗词，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现代诗歌数量极少。同时，长年高居图书畅销榜前列的文学图书也大都是传统文学经典。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文学读者急剧减少，文学在社会文化中严重“边缘化”。尽管新文学始终伴随现代文化建设向前发展，但其对精神文化建设的贡献却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比如家庭伦理情感话题，这本应该是文学最擅长也最切近的文化建设内容。然而，新文学基本上都在致力于批判传统伦理，却很少表现针对现实变迁的建设性思想。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家庭伦理问题之所以相当严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现代伦理关系，没有将凝聚文化温情的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相结合。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的缺席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原因。
新文学的历史已超过百年，人们都非常期待它能媲美于悠久而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学，在思想高度和艺术创新上卓然于世界文学格局中，从而实现中国文学的伟大复兴，再现历史辉煌。这一愿望的实现需要深度地关联和借重传统。所以，从深远的“大传统”视野出发来讨论当前的新文学发展，以及促进中国文学的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迫切的必要性。
二 “大传统”与新时代“文学复兴”之可能性
从“大传统”视野来认识中国新文学并尝试追求“文学复兴”，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并非首创。“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就曾进行过类似思考。胡适将新文学归结为漫长的白话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认为新文学是这一文学流脉的现代创造：“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与此同时，诗人闻一多则从文学审美出发，主张在审美上回归中国传统文学特色：“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小说界也有类似的思考和探索。废名、施蛰存、沈从文等小说家都曾努力尝试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运用到现代小说创作中。如施蛰存就明确表达了对西方小说观念的不满：“但对于西洋式的正格的小说却有点怀疑起来了，到底它们比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甚至笔记体的小说能多给读者若干好处呢？”因此他创作了承继中国传奇传统的《黄心大师》等作品。20世纪30年代，批评家李长之更是发表名作《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学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之作为创作的基础，从而实现从思想文化到文学艺术的多方面复兴：“所以现阶段的文化运动， 就是近于中体西用，而又超过中体西用的一种运动。其超过之点即在我们是真发现中国文化之体了，在作彻底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中，终不忘掉自己。”并预言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文艺复兴”就会到来。
但是，李长之的“文艺复兴”愿望并未实现，胡适等人也没有真正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连接起来。之所以如此，既与时代环境有直接联系，也与他们的思想局限性有关。其一，从时代环境来说，在胡适、李长之等人的时代，新文学尚处于发端时期，一切都处在最初的转型和学习期。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作家们刚刚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学形式，很多技法和规则都还处在模仿与探索期。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在开放中逐渐发展，在学习中走向成熟，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包括李长之提出“文艺复兴”的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对传统文化也正处在深度的批判和反思期，简单地要求新文学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回归，显然是对新文学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出发点虽好，时机却不对。其二，从思想观念说，这些倡导者们大多没有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内在缺点，没有意识到它需要现代性的大变革和大转型，而只是将新文学的发生简单地类同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普通的变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亟需批判性更新，传统文学也需要充分的扬弃。“五四”新文学的发生远不同于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嬗变，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一次革命性的大转型。无论从文学还是文化，以及无论从传统文学发展还是现实社会的要求来说，这种革命都非常适时而且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五四”作家对传统的批判不是过多，而是不足——最典型的是缺乏对自我的深入反思和批判。胡适等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急于为新文学寻找传统支持，且缺乏对传统内涵更全面、更现代的体认。胡适没有超越“白话文学”，更广大的整体性传统被其忽略，李长之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和复杂性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所以，从总体来看，这些先驱者虽然敏锐且明智地认识到应该关联新文学与“大传统”，但他们提出的方案却不合时宜，也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
然而，21世纪的今天，深化新文学与“大传统”的关系并倡导新文学的复兴，已经有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多重背景。
首先，世界的整体文化格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和民族文学复兴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时代文化也给予了文学良好的发展契机。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时代，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依靠强大的资本力量对全球各地方的民族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人类历史中可以认识到：文化主体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前提，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主体性，就会失去民族记忆、民族特征和民族认同，从而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进而沦为其他民族的附庸。很多曾经璀璨辉煌的古代文明到今天已经沦为遗迹，足以成为深刻教训。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的学者都认识到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对民族文化主体的建构提出了强烈的呼吁和要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布了相关的文化政策。比如日本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方针》就明确表示：“文化艺术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心灵依托的作用。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社会财产。另外，文化艺术是创造性经济活动的源泉……我们必须将文化艺术振兴摆在用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位置上……举全社会之力进行文化振兴。”俄罗斯联邦公众院的报告《俄罗斯文化与未来：新观点》（2007年）也认为：“文化是促进社会精神统一的渗透性力量，是整个民族团结友爱和保持生命力的条件；哪里有创造、理解和发展，哪里的人就能感觉到自己是整个民族、国家以及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文化就在哪里存在。没有这种力量，社会就不会存在；相反，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自身就是牢不可破的力量。”文化主体性建设当然不只是文学的任务，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民族传统密切联系基础上建立独立的自我主体是时代对文学的重要要求。
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既对传统文学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也赋予了新文学复兴的良好契机。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进入加速期，网络、视频等智能化方式进入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形态，进而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构成了严重冲击。包括文学的意义特征、范畴方式、文学类型等在内的对文学的整体认知迫切需要进行调整，例如长期主导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思想就受到很多质疑。从新文学复兴角度来看，这种文学观念的变革趋势非常有利。因为当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正可以充分利用时代提出的转型要求，摆脱西方文学的主导性影响，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进行切合时代的转化，建立起既具中国特色、又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思想，从而做到“弯道超车”，实现文学复兴。这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比如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西方文论立足于超越性的文化哲学思想，以文学虚拟性为中心，而中国传统文学则更强调文学的实在性，诸如“文如其人”“知人论世”等思想影响深远。当下社会，科技带来的虚拟性深入人们的生活并产生深刻影响。真实是人类生存和精神稳定的重要前提，所以，虚拟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精神困扰，人们也会对真实有本能性的追求。如此，强调“真实”的中国文学更可能切合时代的要求，得到人们的认可。与之相关的文学价值问题也是如此。相对而言，西方文论强调文学的个人属性，较为忽视其社会属性，这与偏重社会价值功能的中国文学思想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人类文化面临消费文化和多媒体艺术等的多重冲击，精神内涵被大幅度削弱。人类文化想要不被完全物化和智能化且保持必要的精神品质，文学等精神产品就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此，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强化文学的社会属性和人文价值，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其次，从新文学的发展阶段来看，建立在“大传统”基础上的“文学复兴”势在必行。新文学经历百年的发展，情况已经与20世纪20、3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的新文学正在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学习中蹒跚学步，思想文化上也亟待开放创新，对于当时的新文学来说，最迫切的是突破传统文学的僵化与束缚，在自我反叛中获得涅槃新生。而今天的新文学，一方面，经过一个多世纪向西方文学的学习，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频繁接触，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已经较为全面，尤其在形式与技巧层面，新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已经颇为深入。制约新文学发展的不再是外在的观念和技巧，而是深刻的创造性，是走出西方文学的影响，强化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当前的新文学最缺乏的是优秀民族传统的滋养，是对优秀传统资源的深入理解和现代转化。而缺乏了传统资源的滋养，新文学很难形成自己深刻而独立的创造性。所以，当前的新文学急切需要加强与“大传统”的联系，从中获得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和审美个性，并将其融入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形式中。如此，新文学才可能呈现出浓郁的中国色彩以及真正的创造个性。对于新文学来说，可望迎来一次中西文学的深度交融，这更是激发出创造性活力的大好时机。
在新文学的历史上，一直有作家进行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而具有集体意识的趋向则主要体现在近二三十年中。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不少作家意识到传统滋养的意义，也尝试在创作上“回归”传统文学，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创作实绩。比如格非近年来创作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叙事方式上都与传统文学具有内在关联，格非也明确表示要走出西方文化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他在创作谈中谈道：“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与伟大之处是值得我们终生体味的，这些传统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的真正出发点。”此外，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充分融入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贾平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对明清话本小说的借鉴。这些作家的思想和探索充分体现了新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成功。但是，从当前的文学整体来看，这种自觉还多属于作家的个体行为，没有形成主导性潮流，没有能对文学创作的整体倾向和局面有所改变。特别是在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缺乏与这些创作积极呼应的思想推进以及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大多局限于形式层面，很少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事实上，思想文化具有比形式层面更内在也更深远的价值意义。此外，作家们的创作题材多集中在历史生活领域，涉及现实生活的较少。总结新文学各个阶段作家们的探索实践，更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汲取传统资源，关系着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艺高峰的涌现。
最后，从国家政策到社会文化界的倡导，以及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时代的文化潮流，国家层面的倡导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由此将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战略高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国家层面的倡导相一致，包括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也深入探讨了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表达出更深入客观地认识传统的精神吁求。比如近几年广受关注并引起积极讨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强烈呼吁，充分表达了哲学社会科学界整体上的主体性要求。思想文化的多个领域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推进。如因提倡客观认识传统而长期遭到批评的“新儒家”“学衡派”等学术思潮，近年来已经得到较为公正和积极的评价。再如曾经被彻底否定的传统“家”文化，学术界也予以新的认识：“经过一百多年的文明变局，直到当代中国，家仍然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形成，仍然与家紧密相连。正因如此，近年兴起的对‘家’与‘孝’的新研究，实质上是从学术上接续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精神，回应中国人现代生活的一种尝试。”这些认识既为文学复兴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利于文学思想的拓展和推进。
文学理论界对此也有一定的呼应，即通过表达对现实的迷惘和困惑，曲折含蓄地表达汲取传统的诉求。如在21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关于文学理论“失语症”的讨论，因困惑于强大的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文论的主体匮乏，无法充分进行自我表达，研究者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方文论的呼吁；稍后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讨论也是如此，该讨论尝试将中国古代文论转化至现代，旨在借助传统力量加强现实文学思想的内在要求。然而，这些讨论大多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既没有真正进入具体的建构操作，也没有对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近些年，批评家提出“强制阐释论”，旗帜鲜明地针砭当前的文学理论以西方为主导的现象，正面表达了建立自主性文学思想的要求，传达出借鉴和回归民族传统的强烈诉求。“强制阐释”的话题获得文学理论界的积极反响和强烈共鸣，这说明对现有文学理论的反思已经成为学界的集体共识。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倡和多方面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这一话题，讨论者们从叙述立场、叙述姿态、叙述方法等方面进行思考，目的是将“中国”本土传统融汇到文学理论和创作上来。
国家政策和学术界的推进为中国文学复兴提供了思想支持，而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后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国家实力和国家影响力都日益强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处于新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综合实力最强盛的时期，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文学获取自信，以开放、包容和独立的视野发展自己，同时帮助其更全面迅速地进入世界文学，都是很重要的基础保障。对于百年中国新文学来说，这是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的难得机遇，也是它更好地融入“大传统”、发展和深化“大传统”的最佳时节。可望借助这一契机，中国新文学能更好地融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创造中国文学再度复兴的辉煌。
三 如何在“大传统”视野下实现文学复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复兴并非简单地再现中国文学曾经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学的兴盛是在相对封闭独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多是后发性的。当前中国文学处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它的独特性必然是相对的，是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学的。时代的独特性要求它需更具开放、融合和创新的品质。而且，这也决定了它的基本内涵不是一家独大、独占鳌头，而是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充分呈现自己的个性特点，取得优秀成就。“大传统”内涵丰富，从悠久的传统到现实的文学复兴存在多重困难。如何科学全面地汲取传统菁华，将其与现实文学交汇相融，实现中国文学的复兴，需要深入的探索和长期的坚持，更需要把握一些重要原则：
其一是主体性原则。文学复兴的最重要标志是有明确的自我主体和独立个性，所以，需要坚持和完善民族传统的主体性特征，在对民族传统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学内在的、核心的和基础的个性特征。这需要建立起对传统的高度自信。中华文化具有深刻的独特性，其哲学思想和审美精神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如果能够赋予这些精神以现代转换，特别是把握其深邃的精神本质，将是人类面对未来时极富启迪性的重要文化资源，也可给人类审美文化贡献深度和个性。
主体性建设最重要的方式是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和范式。只有建立了独立的文学范式，中国新文学才能摆脱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地位，真正自主地对文学进行理解、阐释和创造。这不是说一定要与现有的文学思想对立，予以完全颠覆，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和完善。可以有所改变，也可以提出新的概念，补充新的内涵。因为目前文学界所使用的概念大多来自西方，这些概念是在西方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全适合概括和评论中国文学，更不利于发展中国文学的特色与个性。中国传统文学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概念，但采用了与之相近的艺术方法，如果能够将传统文学的艺术方法融汇到现有的文学概念中，既是对新文学思想的丰富，也有利于对中国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和推进。比如如何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意境美”“和谐美”等概念补充到相关美学范畴中，与现有的“悲剧美”“喜剧美”“崇高美”等概念并存。再如结合中国文学传统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进行丰富性阐释，或者代之以新的概念。就此而言，中国当代文艺界的工作重心面临一个重大转型，即从对西方文学的引入、介绍转向对自我的主体建构。
其二是当代性原则。当代性原则的内涵之一是在精神指向上朝向当代和未来。“文学复兴”并不是回到中国文学的旧传统，而是在开放性地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学的因素进行现代化和当代化改造，给予其当代视野下的思考与辨析，将其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予以展示，从而建构起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既与中国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又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呈现出个性和时代精神的思想和审美特征。“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文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它们虽然存在一定的缺憾，但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当代性原则的内涵之二是融入当代生活。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传统文化，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要立足于生活，将文化精神与现实生活进行深度关联。文化不是僵化地存在于古籍中，而是融化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只有将文学和文化水乳交融地融汇于现实叙述中，才是真正赋予了传统以新的生命，是成功地让它们实现了现代转型；同样，只有与现实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密切关联，关注当下、立足当下、具有现实的关怀意识，将传统内涵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文学才能呈现出现代性的活力和创造性。特别是当下社会生活的发展非常快捷，文学需要与时俱进，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作出现代的思考和表达。
其三是开放性原则。文学复兴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座次”，不是为了要取代对方，而是贡献自己的独特创造性，为世界文学提供丰富多元的思想和作品。所以，正如李长之所说：“文化是有机的，绝不能截取。文化是延绵的，绝不能和传统中断。但文化也是生长的，它需要外界的营养，正如它需要原来的土壤和水分。就其接受传统而言，就其需要原来的土壤而言，则中国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乃是一个‘文艺复兴’！”今天对传统不是简单、无条件地继承，而应该具有全面的认识和批判性思维。继承的目的是创造，传统必须更新和发展。对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外来文化和文学，则既要摆脱盲目追随和顶礼膜拜的心态，又要保持开放的立场，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西方文学始终是重要的参照物，也是必要的宏观视野。只有对比西方，才能更准确地认识自我：既认识自己的独特性，也比较出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百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交流和学习的成果，将它融入新的传统建构中。具体来讲，在处理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方面，可以采用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对比自己更优秀的文化和文学资源，以学习为主，调整和改变自己，朝对方看齐；二是面对有其特点，且能与中国文化与文学形成互补关系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应该努力融合，兼容并蓄；三是面对外来文化与文学中独立的、难以与中国文学与文化兼容的因素，需要互相尊重，各有坚持，从审美角度来说就是“各美其美”。
借取传统、复兴文学需要诸多非常具体细致的工作，笔者以为有三方面可能是其中最主要、也最迫切的。
第一是在对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色彩的文学评价标准。文学范式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学评价标准的重新审视和调整。文学评价当然有基本的标准，但并不存在简单一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具体来说，由于文化传统、审美趣味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别，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建构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需要融入中国文化自身的元素。爱默生认为：“伟大的诗人是屈指可数的，而且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诗歌表达着每个民族独特的经历和情感，不了解这个民族语言风俗和历史传统的人是很难读懂的。”钱钟书也曾提出，在文学评价中存在着深刻的民族差异性：“习惯于一种文艺传统或风气的人看另一种传统或风气里的作品，常常笼统一概……德、法比邻，又属于同一西洋文化大家庭，尚且如此，中国和西洋就不用说了。”
当然，建立自己的标准不是说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需要在现有的文学范式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元素与其他民族因素进行交流和融汇。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前期工作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具有独树一帜的深邃价值，它虽然不像西方现代文论那样具有系统性，但却具有自己独立的个性特色。它以独特的抒情文学为特色，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智慧和对文学的独特理解，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与视野，具有充分的理论原创性和思想独特性。西方学者关注到了这种独特性：“理想的诗是带有韵味，而意境无穷。因为诗的本质是画，而中国文字的本质是形象，因此，用文字表示出的中国语，即自然地流露出诗意……中国的诗，不是讨论，而是暗示；是含蓄，而不是明言。只有东方人才能够体会出诗中的真意。”比如诗歌概念和标准的确立就需要充分地结合汉语的特征，结合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充分重视抒情性、社会性、音乐性、意象等因素。只有将中国传统和民族因素熔铸到诗歌评价中，诗歌创作才可能真正呈现独立的个性，诗歌与大众之间也才可能重新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第二是在融汇传统和现代的基础上，创造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个性。世界文学由不同的优秀的民族文学所构成，优秀的民族文学应该以深刻又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卓立于世界文学舞台。所以，中国文学复兴迫切需要创作出具有真正中国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的文学作品，对世界和人类命运发出我们的独立思考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重获中国传统文学曾经拥有的灿烂和辉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而是完全可以相生。也就是说，作品可以立足于现实的民族生活，展示鲜活的人物命运和意象，思想和艺术却可以穿越时空，与古老遥远的民族心灵对话。其中既揭示出人们现实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又可以传达独特悠久的民族文化。例如卡夫卡的《审判》对西方现代理性的质疑、奥威尔的《1984》对科技发展与权力专制高度结合后人类未来的担忧，都蕴含着西方文化的思想传统。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借助古老的中国文化智慧，对现实世界和未来发展进行独特的思考和批判，将深邃的哲学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有西方学者这样表达对现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期待：“西方人仍然在等待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中国美学。这种美学不是顺从西方理论，而是能对其提出挑战。”事实上，不仅是美学，整个精神和思想领域都应该如此。
其二是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的结合。文学作品要表达民族的思想和审美特点，关注民族大众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也需要努力将现实关怀拓展到更深远的人类关怀，将世界性的现代思想和艺术融汇其中，熔铸具备现代内涵的个性化的审美传统。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说，真正深入的民族关怀实质上内含人类关怀，独特的民族思想和艺术个性也是对世界性的丰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类”和“世界”，它们都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世界意识和人类关怀也是如此。当然，具有开放的视野，从整体人类的处境和命运来洞察现实，书写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这样也更能体现文学的世界性品质，扩大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比如，无限制的科技发展带来的核战争危胁，以及各种心理危机、道德信仰缺失等，既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也是个体的人的困境，或者说，以人为中心，地方、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是让文学深入参与社会文化，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当前中国社会需要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同世界文化整体一样，中国社会文化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受消费文化的影响，社会大众存在普遍的精神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需要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为现代社会树立起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文化观，提升向上的时代文化精神。如在伦理上，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在尊重个人独立性的基础上强调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和谐与融合，倡导孝悌、友信等思想，对于建立诚信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更亲近和谐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学还可以唤起民众对于古老中国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加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并增强民众对于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应该更深地切入文化转型和发展中。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重要的文化转型期，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准确的甄别和选择，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优秀传统的现代应用，才可能达到如学者陈来所说的：“有必要把东亚传统中的礼文化经过选择而有益地应用于人文教育的实施、社会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还是以伦理关系为例，早在“五四”时期，许多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人士都对传统伦理变革进行过探讨，鲁迅也发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疑问，试图建立起现代文明视野下的新型父子伦理关系。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现代父子关系的伦理难题依然存在，如何既保留传统伦理关系的正当内涵，又辅以现代因素，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多方面探索和建设。
“大众化”问题是文学复兴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是文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获得大众的阅读和关注，对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建设作用，文学才能谈得上“复兴”。这在信息化的多媒体时代，难度当然很大，也很难做到深入每个个体，但改变当前文学与大众严重疏离的局面，让文学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并非没有可能。这需要文学做出一些改变和努力：一是作家们要放弃身份地位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尊重大众，关注大众，对大众保持平等而不是俯视的态度；二是切近大众关心的问题，了解大众的需求，帮助其表达心声和寻求生活答案。比如当前社会上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和批判。文学如果能表现出独立的思考能力，在个人、家庭和社会民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给大众以有益的启示，自然会得到大众的重视和认可。三是融入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在大众心理中有深厚的积淀，传统审美风格和文学形式能够激起大众更高的阅读热情，适当融入民族文化和审美内涵，是赢得读者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以古代文学故事为题材的动画电影《哪吒2》《黑悟空》等，正是依靠传统因素的加持，获得了大众的高度认可和较好的市场效益。如果能够在以上方面做出调整，文学改变目前被大众冷遇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