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洪放，1968年生，桐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合肥市作协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及散文集多部。小说曾发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获奖。

导读

一位因年龄增大而不再上手术台的妇产科大夫，一次和老同事们的聚会，一系列多年前与前夫的往事……小说以手表为线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有年代感的故事。

1

已经二十八年没有回合肥了。原谅我，还是用了“回”字。我从六岁离开上海，跟随父母到合肥大厂，后来在城市东边的瑶海那里，上小学、初中、高中，又在安医读了五年本科，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厂医院。再后来，20世纪末，随着大厂倒闭，我才到了上海。我的少年和青年，几乎都在合肥度过。甚至包括我的爱情。

说到爱情，我马上感觉有一层厚厚的冰凉的青苔开始覆盖我。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但有一些冰凉与疼痛，是无法消除的。这也是我接到王茹的电话时，一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这座江淮之间的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迹太多。无论是美好，还是痛苦，都已融入骨骼之中。它们就像关节炎一般，一到阴雨天气，就漫满全身，直到心灵。我也说不清，是自己一直纠缠在其中，还是往事一直在纠缠着我。其实，就像王茹所说的，时光可以让人遗忘一切。而且，过去的，按照量子学说，早已进入了别的平行世界。而你，还在这个世界感叹，并且为之伤心。你的感叹和伤心，与过去了的一切都已无关。何必呢？

是的。何必呢？我对王茹说：我已放下了。你看，这些年我在上海，不是活的好好的吗？

那倒是。王茹说话还是风风火火的。她是我们那个科室的大姐。除了鲁主任鲁老师之外，她享有批评和敲打我们其他人的权利。大厂倒闭后，她去了省立医院，现在是妇产科的主任。她在电话里说，今年是鲁老师八十寿辰，我们得好好地替老师庆祝下。现在，除了阿妮你，其余人都同意回合肥了。

她用的也是“回”。她应该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的。她说得自然，跟我说的“回”一样。我回答她说：我也很想回去看看。特别是你和鲁老师。甚至还有我接生的第一个婴儿。他也该成家立业了吧？

那肯定。我还记得那小家伙胖得像一个大面团。王茹说，那次，他差点把他妈给整死了。

是的。我记得清楚着呢。我说着，眼前就晃动着那块大面团，还有他妈妈咬紧牙关一声声地叫唤。那是我到厂医后第一次碰见生产。虽然在学校里也实习过，但真临到自己来操作，还真有些慌乱。好在王茹和鲁老师都在边上，那块卡在他妈妈肚子里的面团，最终有惊无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次，我穿在白大褂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记得鲁老师事后跟我说：阿妮，行了！

三次电话后，我答应了王茹。之后，我从上海坐两个小时零五分钟高铁，到了合肥站。我到宾馆时，李心洁和高玲玲已经到了。她们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南京。都快三十年不见，除了名字，其余的都如同一方壁子，画满了风雨吹打的痕迹。我们抱着，个个都湿了眼眶。李心洁还是那么娇小，她拉着我问：孩子成家了吧？

没呢。在国外。我说。

啊。那就好。高玲玲说，我们还以为你后来真的就再不结婚了呢。现在这样，多好！

李心洁拉了高玲玲一下，那意思我明白，让她别再提旧事。我倒是坦然，说：反正都是过日子吧。后来想通了，就……也算是缘分吧。

王茹因为一台手术，来得最迟。她一到，就陪我们去吃自助。说中午就简单对付下，主要是晚上。大家边吃自助边说王茹会折腾，天天扑在手术室里，还这么有劲。王茹说到了这个年龄，老的走了，小的不在窝里了，正好折腾一下子。再过几年，想拿手术刀，眼睛和手就都不行了。

这倒也是。前两年，我在医院里也还主刀。但从年初开始，手突然有些不稳。我怕手术出事，所以就主动停了手术。年龄到了，不承认不行。尤其是干手术这行，来不得半点马虎。李心洁说王茹会不会带厅长晚上过来，王茹丈夫早年是她同学，后来当上了副厅长。王茹说：谁带他？带他干吗？咱们的事，不让他掺和。

清一色。张玲玲说，这样清爽。《红楼梦》里就说男人是泥做的，浊得很。

王茹笑笑，望着我。我说：望我干吗？我可没说呢。

我怎么就想起当年你跟大个子一声不吭地就离了的事了？王茹说，真是怪。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大个子了。他人呢？

大家都望着我，我其实跟她们一样。当年，我跟大个子从民政局出来，就从此再没见过面。世界在那一刻，一下子在我和他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或许正是这堵高墙，在最初几年，我还时不时会想着墙那边到底是怎样的风景，想着，想着，就生气，就痛苦。后来离开合肥到了上海，这墙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关键是墙两边的人都消失了。一个从心里渐渐消失的人，他即使站在那里，也会跟空气一样，无法触动你。当然，那墙毕竟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偶尔，它也会变得尖锐，割着你的神经。只是割得久了，便迟钝了。迟钝久了，也便不存在了。

一时无声。王茹说：别这样了。大家大老远回来，得寻个乐子。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还安排了一个秘密环节。我现在不说，到时让大家高兴一会儿。特别是阿妮。

2

酒不醉人，但除了鲁老师，大家都有了点醉意。王茹说：酒喝了，饭吃了，电视台的采访也搞过了。还有最后一个节目。快了！

鲁老师问：节目？这王茹，又搞什么名堂？这孩子，一直点子多。

等一会儿就知道了。王茹说着拿出手机，拨通了，说：进来吧！

大家都盯着包厢门。缓缓地，门打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材微胖，面阔，个子高。鼻梁高挺，眼睛大，尤其是那睫毛，第一眼看就像一排青葱的小树，微微地向上卷着树杪。只是……我瞬间一恍惚，但马上镇定下来。他已经走到鲁老师面前，将手中的鲜花送给鲁老师，说：鲁主任，当年我就是在您科里出生的。我叫贾光。小名面团。

面团？鲁老师捧着鲜花，笑着说：刚才还在说面团呢。还真来了。

王茹说：他可真的就是那面团。

真的？我问。

真的。王茹说。

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端详了下，问：你就是那个差点把你妈给卡死的孩子？

他摸着短头发，说：这事我真不知道。我那时太小了。

李心洁哈哈地笑着，说：阿妮你这问的，他刚生下怎么知道？不过，我倒是想问问，王茹，王姐，你怎么找到了他？

不是我找他的，是他找到我的。王茹这一说，大家更蒙了。王茹说：是他找我。他找到我们医院，然后才……这不，我就让他晚上过来了。

男人攥着手，说：王主任说的是。我可是找了大半年，先是从瑶海那边找大厂。大厂早没了，又找大厂的那些老人，问大厂医院。大厂当年的那些人，早散在五湖四海。好在最后我还是找到了几个，一问，就只知道当年大厂医院的王大夫现在是省立医院的主任。于是，我就到省立。

鲁老师问：怎么就想起找了？

这是我妈让我找的。男人摸着还有些婴儿肥的腮帮，说，我妈说，一定得找到当年大厂医院给我接生的大夫。

找我？我惊诧着。

您就是啊？男人上前来，想抓住我的手，又缩回去，有些紧张地四处张望了下，说，我妈说，当年幸亏您，不然，既没我，也没了她。

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是做医生的职责。换了任何医生，都一样。我说完又瞧他，那脸型，特别是那眼睛，总让我心里一次次地升起春天早晨的雾气，虽然朦朦胧胧，却一次比一次浓烈。这雾气，沁入皮肤，直往身体的深处走，仿佛要唤醒什么。

它是要唤醒什么呢？我呆了下，李心洁说：还真有缘。你看他的眼睛，跟……多像。她大概感觉到了说了不该说的话，立即改口道：你是阿妮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可不是有缘吗？

那是。男人说，我妈也说那就是缘分。为了缘分，她就得对得起人家。

对得起人家？怎么？张玲玲问。

事情好像有些迷糊了。男人解开领口，有些尴尬地说：有点热呢。我是不是打扰了你们？

没事。王茹说，谢谢你送来的鲜花。代问你妈妈好啊！

……好，这，好！男人正要转身，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然后走到我面前，递给我。我没接，而是瞅了他一眼，那雾气更重、更紧了。他也没说话，只是往前又递了一次。我问：什么？怎么能这样？

不，不。您别误会。这是我妈让我交给您的。他嗫嚅着。

交给我的？什么呀？我问。

鲁老师和王茹她们也围上来，鲁老师说：到底是什么？也得说清楚了，不然，阿妮不好接受的。

我只知道是块手表。他说。

手表？我的心突然像从悬崖上往下坠落一样，隐秘而虚空。我的手却在我坠落的空隙，下意识地伸了出去。信封滑落到了我手上，有点重，比一片叶子重，但比一块石头轻。我握紧信封。王茹说：阿妮，这手表？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我也不知道。我掩饰着。

男人如释重负，说：我走了。谢谢大家。

王茹送男人出门，回来后，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手表的事？到底怎么了？阿妮。

真的没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说。

那你怎么就接了？张玲玲问。

鲁老师见这阵势，就过来说：都别问了。刚才不是说缘分嘛，那就是缘分了。我们一生接生那么多的孩子，能记住我们，就是天大的缘分呢。

我有些发抖，但我尽力克制着。装着手表的信封，一会儿变得越来越沉；一会儿，又格外轻盈地跳跃。它不断地硌着我的手指，我将它放到身边的小包里，它又不断地探出头来张望我。我干脆拉上拉链，却又听见手表响亮的嘀嗒声。我索性将小包放到包厢角落里的茶几上，但那嘀嗒声却一点也没变小，甚至，我眼前好像正交织着那时针、分针和秒针，它们变幻着，很快又成了早已远去的那个大个子的扭曲的脸，还有他站在窗子外面说的最后的那些话。

我开始烦躁。鲁老师一直不时地看我，见我这样，便说：阿妮，出去透口气吧，包厢里有点闷呢。

我赶紧逃也似的出了包厢。站在包厢走廊尽头的绿植前，不知怎的，一下子哭了起来……

3

送走鲁老师后，王茹跟着我问：阿妮，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我清楚，在王茹面前，我是装不出来的。也没必要装。王茹一直是我的老大姐，我何必装呢？我说：那只手表，就是那只手表！

手表？你是说刚才他拿给你的那只手表？他不是说是他妈妈送给你的吗？

是的。就是那只手表。我说。

王茹扶住我的肩膀，说：到底怎么了？难道……

王茹建议我们到酒店的咖啡间坐坐。我觉得也好，正好平复一下自己。李心洁和张玲玲她们逛街去了。我和王茹进了咖啡间，点了两杯咖啡，刚喝了第一口，竟然感觉到这咖啡格外苦。王茹说：味道跟心情有关。阿妮，我怎么感觉自从他来了后，你的心情就变差了？

是的吧。我说。

到底怎么了？

其实……王姐，你知道，我已经放下很多事了。自从离开大厂，到了上海后，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好好地再过一次自己的生活了。事实上，我也一直这样。我说着望了望王茹，她没说话，而是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其实，我后来的生活，也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而且，我为了这想法，也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且，获得了超出我所预料的成功。我拉着王茹的手，说开了。

大个子，也就是王茹她们提到的大个子，准确点说曾经是我的丈夫。那时，我跟李心洁她们一道，刚从安医毕业分到大厂医院工作。大个子在厂校当老师，同时，他也是厂篮球队的队长。别看现在我们不太热爱运动，但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篮球的狂热爱好者。因此，大厂每个星期六下午的篮球赛，我们都是喊得最积极的啦啦队员。一开始，我们是只要谁进球了，就喊；后来，渐渐地，我们发现：每个人助威喊的球员，开始相对固定了。比如，李心洁总是为皮肤白皙的红队3号加油，只要3号进了球，她恨不得扑上去，亲人家一口。而且，3号一进球，她就脸红。仿佛那球砸在她的脸蛋上，直扑进了她心窝子里。张玲玲则喜欢蓝队的1号。那是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子，长得像座铁塔，喜欢扣篮。只要球到了他手上，张玲玲就激动地站起来，捂着嘴巴。球进了，她差点休克；球没进，她则一声不响地坐下。我呢？不知怎么的，就瞄上了大个子。其实大个子在那一帮打球的男青年中，真的一点也不出众。论长相，除了身材瘦长外，很一般，除了鼻梁高挺，有些英气，其余也谈不上好看。再说他这个人沉闷得很，他进了球，别人鼓掌、尖叫，他一声也不回应。不像别的球员，往往会回一个飞吻，或者一声尖叫。但不知怎的，我就瞄上了他。就像风筝线头一样，他一直就在场上飞，而我就一直被他牵着。若干年后，我曾经也想过这事。觉得他除了有点像我的姥爷外，别的找不出任何关联。如果再往下探讨，就只能回到两个字：缘分。

真是缘分。而且这缘分也老套得不得了。就在我瞄上大个子后不到一个月，他到大厂医院来住院了。打球时摔伤了腿骨。他住的骨科，与我们妇产科共用一个病区，中间一道门，就算两个科室的分界。有一天，他拄着拐跑到我们科，大言不惭地问：阿妮呢？

大家都很惊讶。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样直接这样大言不惭地出现在妇产科。李心洁便说：找阿妮？阿妮出去约会去了。

约会，怎么可能？她除了我，没人约会。大个子说。

你这也太……李心洁说，我们阿妮，追的男孩子多的是。看你那样子，要是能追上阿妮，除非阿妮瞎了眼睛。

那可难说。大个子依然不紧不慢，说，我早已追上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大个子是老师。大厂学校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他教高中。后来，我知道他虽然才毕业四五年，可在教学上，那是响当当的一把好手。大厂学校的光荣榜上，他列在优秀老师的前列。我也是鬼使神差，晚上专门去看了光荣榜，又沿着校园走了一圈，就在校园那条弯曲的小河边上，居然就碰见了他。我一直怀疑他是故意站在那里的。他站在一棵树后，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当我走过树身，他突然走出来，举着一把刚从河边采来的野花野草，说：爱，总是等在该爱的路口。

我一下子红了脸。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婚礼上，大个子还不忘李心洁说过的话。他硬是拉着李心洁过来，让她看我的眼睛，我们旅行结婚回来，李心洁就悄悄地说：这大个子可得……那根线别放得太远。他可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博爱。

你怎么知道？我还不服气。

那就等着看呗。李心洁直肠子，但事实上，她看人最准。有时候，在妇产科里，她能看出那些跟着生了孩子的妻子后面的男人，说出他们平时的作为。张玲玲就曾为此侧面问过那些产妇，还真的八九不离十。王茹说：心洁干脆上街去摆摊吧，穿个长衫子，去看相。李心洁说：靠不住。等老了，我就去做个伟大的摊主。

可两年后，我和大个子还真的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你们当初怎么说离就离了？王茹问。

其实哪有说离就离的事。都是一根燃烧的小棉线，一直烧着烧着，最后烧成了大火。等大火起来了，屋子也烧没了。已经没有救火的意义。那就让它们烧了吧。烧了干净。我说。

确实，烧了干净。我每天待在厂医里，跟着鲁老师，和王茹、李心洁她们，围着那些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和那些被我们一个个迎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面对着他们，总有一种感觉：世界每天都是新的。你看看那些新出生孩子的小脸，荡漾着荷叶上露珠一般的清亮与纯净。我大概是看这些孩子久了，看世界的眼光也变得格外清亮，甚至幼稚。大个子时常半开玩笑地问：你什么时候也迎接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说：等等吧，该来的时候，他自然会来。事实上，我内心里有个准备：等到二十八岁的生日一过，我就开始……

但很多事情，开始只在计划之中，却永远没有真正的开始。就在这当口，有一天，我端详着大个子，不经意地问了句：你是不是……？

他一慌，居然就点了头。然后说：我们离了吧。

也就在那天，我在产房里接生了那个像一块面团的男孩子。他的母亲，我只知道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弟，但不在我们厂工作，在市一百做售货员。她长得很玲珑，脸上总挂着笑，就连宫缩疼痛时，也好像还在笑着。面团卡在她的身体里，她差一点就没能再回来。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主导一个女人的生育。在那之前，我主要负责妇科病的治疗。偶尔在产科帮帮忙。我们厂医，妇科和产科合在一块儿，业务上本来就串门。我接生的时候，居然还想起了大个子说的话。他说：我们离了吧。说得像一阵风一样，轻描淡写。我相信这不是他信口说出的，越是轻的东西，其实内在里越重。我读过昆德拉那本著名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知道，我承受不了。在王茹她们抱着那块我用尽力气拉出来的面团时，我给大个子打了个电话，说：离吧。明天，我们就去办手续。

就这样离了？那时，我们都觉得奇怪，也可惜。只有李心洁说，那是迟早的事。早离，阿妮早过新生活。看来，心洁看人是真的准。

太准了。我叹道。

那这手表？王茹拿过手表。那是一块男式手表，英格纳，当时是我和大个子旅行结婚到上海时我给他买的，花了一千块钱。我从她手里接过手表，手表好像还存着一丝丝的温暖。我迟疑又坚定地看看表的背面。那里其实有两个英文字母，分别是我和大个子两个人的姓的第一个字母。字母是当时找钟表店里临时刻上去的。大个子当时还说，这块表，不能只戴在手腕上，要戴在心上。

那后来？王茹说，听故事似的。还这么复杂。它怎么就到了面团的妈妈手里？她又为什么要送给你？

我也不知道。我说，姐，大个子跟我离了后，就离开了厂校。再后来，就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了。一直到今天晚上之前。他或许永远都是个存在，但在我心里，在我生活里，他又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可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车子出了市中心，往东。长江路的轮廓还在，虽然宽了，两旁的房子也改造了，但筋骨还是当年的筋骨。时不时地，李心洁会嚷一声：那不是第一百货吗？那门头子还是当年的门头子。

过一段路，张玲玲会指着路边的建筑，说：交通饭店。太神奇了，居然还在。

还有火车站，老车站，长江东路那边的老街……她们嚷着，我只看。那些建筑，街道，其实都是一段段凝固的时光。我突然想：如果当年不是大厂倒闭了，不是因为离婚，我会不会离开合肥？也许，我会一直生活在这里，像王茹一样，做一个称职的妇科医生，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在社会上被人尊重的专家。当然，这只是也许。命运从来不跟着也许转。命运每天都抛撒种子，这些种子抛到了哪里，就得在哪里生根，抽芽，长叶，开花，结果。

越往东，这些凝固的时光，越来越鲜活。大家竟然都没声了。

王茹说：这里改造已经五六年了。现在，大部分地方都看不见了。

那我们大厂呢？在哪儿？怎么连方位也摸不准了？张玲玲说。

那当然。连我也摸不准。这片区改造前，我还特地来大厂看了一回。大厂其实已不存在了。破产后的厂房，建筑，都一直荒废着。现在，改建了商品房。都是高楼，过去的痕迹，一点也没了。王茹叹着气，说，有时候，我倒觉得当年我们那些三层小楼，还有小平房，池塘，篮球场，都挺有意思的。只是，唉，时间啊，时间！

我的小包里装着那块手表。我也不清楚早晨起来，为什么要带上它。我只是觉得既然来了，就得去看看。连同这块手表。它至少曾经在那里青春过。只是这表越来越沉。而且，如同一块灰烬，突然散发出无穷的热量。我只好将小包放在打开的窗口前，让风一直吹着它。

车子停在一片小区的门口。小区大门上写着四个字：大厂家园。

保安当然不会认识我们。李心洁却对保安说开了，说当年我们就在这里，这里原来是大厂。我们是大厂的医生。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我们在此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我们后来看着大厂倒闭，却一点办法没有。我们各自离开时，曾想过有一天大厂会重新站立起来。我们……她说着，说着，竟然哭了。保安也愣着，望着我们。王茹上前拉住李心洁，说：虽然叫大厂家园，可是，大厂可不是我们当年的大厂了。大厂也不可能永远在，要是永远在，那我们这合肥，还怎么发展？

是呢。是呢。张玲玲道。

保安大概听清了我们的说话，用手指着小区西边，说：大厂吧，是吧？我听说小区内还保留了一块地方，就是原来大厂留下来的。

是吗？在哪儿？王茹问。

保安说：进了小区，往西，过了一、二、三，啊，四栋房子后，就可以看见了。

我们沿着围墙边的小区道路，边走边看。李心洁说：大家猜猜，大厂还留下的，会是什么？不会是咱们医院吧？

不会。王茹说，医院当年就搬走了。大部分人去了三院。

那可能是大礼堂。记得我们曾在那里排过歌舞。那时候，阿妮身材多好，跳得也好，引得男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转。阿妮，还记得不？张玲玲转过头问我。我说：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次联欢会，我们演出歌舞时，你盯着台下的那个男孩子，结果走错了步，惹得哄堂大笑……

那是不是1号？

不是。是锻工车间的，第二年就听说被抓进去了。张玲玲说，不过，那气质真好。不像小城市来的。

说着，就转过了第四栋。一片空旷的篮球场，除了两端的篮球架外，没有一个人。靠近南头的水泥台阶上，晾晒着一些被子，花花绿绿的。篮球架子是新做的，金属的，有些刺眼。我觉得我小包里的手表，正蠢蠢欲动。我按住它，眼睛却绕着篮球场转了一圈。场子上立即就有人开始奔跑，欢叫，就有人开始不断地向水泥台阶上的姑娘们喊叫。姑娘们也不断地喊着球员号码，或者名字。我甚至看见篮球划着弧线，飞过所有人的头顶，停在那个大个子的手上。他笑了下，他真的笑了下，他的笑是向着坐在第二排的我笑的。我觉得，那一定是。他笑着一转身，潇洒地奔跑，然后上栏。球进了，他又回头，朝着我笑……我感觉我的脸一定红到了脖子上，我从并拢的指缝间看他。指缝那么小，满场上却只有他一个人。

王茹过来拍了拍我。我抬起头，说：没事。看过了，咱们走吧。

李心洁说：阿妮和大个子，是当时唯一成了的一对。可是，也……啊，想起来了，十几年前，有一次，我曾在武汉碰见过大个子。真的，是他。不过人很苍老，头发当时就白得差不多。我问他在干啥，他说到处跑，拍拍片子，看看风景。我又问他跟阿妮离了后过得怎样，我当时是真的希望他说过得不好。这样，我就能替阿妮出气。可是他的回答令我意外。他说他一直一个人，习惯了。命运就是那么注定的，他认了。他当时说他急着有事，便匆匆走了。也没留联系方式。本来，我当时想告诉阿妮的，后来想想不能让阿妮伤心，便没说。

不说的好。对于阿妮，大个子只是一颗流星。王茹说。

我心一颤。转过身。一大片阳光正击中我，我有些晕眩。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我按住小包中的手表。大家又绕着篮球场走了一圈。刚转回4栋，王茹把手机递给我。她没说话，但我知道。我接过她的手机，看见一段对话。

王茹问：能告诉我手表怎么到了你母亲手里吗？

不知道。对方回答。

王茹问：你母亲呢？现在在哪儿？

对方答：死了。死了好几年了。

王茹问：你父亲还在吧？

对方答：我从小就没见过父亲。母亲也从没告诉过我。

王茹问：为什么要把手表送给阿妮医生？

对方答：我不知道。我母亲临终前交代的。

王茹问：手表在你母亲那多少年了？

对方没有再回答。

我把手机还给王茹。她凑近我的耳朵，轻声说：我早晨起来打他电话，想把事情问得更清楚些。但我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不必了。再问也没有意义了。谢谢茹姐。我说，我看见网上讲合肥城市记忆馆征集个人老物件，你就帮我把这手表捐过去吧。

王茹点点头，说：也好。也好。捐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