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苏雪林先生的“文字缘”，始于《苏雪林日记选》。这本书的主编张昌华先生，是资深出版人、作家，也是苏雪林学术研究的重要推动者。那是我初次阅读这位“珞珈女杰”的文字，“私人记录”直白率真，毫无矫饰。再读台湾成功大学出版的《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不禁为其散佚的早期日记感到惋惜。同时也落下一个“心病”：铅字终隔一层，若能亲见其盛年之时的日记手稿原件，探寻那些未经后人剪裁、未被岁月尘封的墨痕，该是何等快事？！

未承想，这一念头竟在八年后有了回应。前些时日，惊闻有一册三十年代的日记手稿流落民间——32开硬皮“国民日记”，封面斑驳，书脊纱布略有外露，疑似苏雪林笔迹。几经辗转终于见到，确认是苏先生1938年亲笔孤本。这是她西迁乐山、身处离乱之时的即时记录，一日一记，从未间断，每页十竖行，侧边标注日期与气温，还用“×”记号记录空袭警报次数（参见右图）。

1938年，日寇铁蹄逼近江汉地区，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从武汉至乐山，乘坐的江轮空间狭小拥挤，十多天的旅途艰辛乏味，士兵随意上船检查；初到乐山，安家落户处处遇到困难……这或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由亲历者记录的武大西迁文字。

回忆录是写给后人的，难免要修饰、要遮掩；而日记是写给自己的，它保留了历史最原始的“痛感”。苏雪林这本乐山日记中所呈现的，不再仅是文坛上横冲直撞的斗士。在陕西街的灯火下，她是帮同事找房、买煤、寻保姆的“热心人”，所记录的房租物价、夜雨风声、肚痛牙病、人事往还，特别是与陈诚、陈独秀、邓颖超、老舍、叶圣陶、萨镇冰、陈源、王世杰、谭戒甫等两百多位名人政要的交往，皆具“第一现场”的质感，是事后的回忆录所难以复制的。藏书家之乐，莫过于在故纸堆中发现被时间遮蔽的真相。

这册日记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其对诸多现代文坛事件的“翻案”与“纠偏”。

过去文章资料记载，1938年3月，苏雪林于汉口参加了“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23日筹备会议和27日成立大会。她晚年回忆录中也曾提及某次参会时的局促状况，称自己如何面对年轻人的横眉怒目。然而，由该册日记可知，她仅在2月24日去“普海春”饭馆参加了一次筹备会，并结识了老舍；3月23日上午，她上街购物，却因为前一日食用柿饼过多腹痛难忍，匆匆返回住处；中午与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在巴黎街聚餐，之后继续购物，当晚便登船准备前往乐山。成立大会当天，她正行至沙市码头，根本未曾参会。

又如乐山时期武汉大学的“驱谭事件”。谭戒甫是墨学名家，却因纳妾风波遭珞珈教授太太们上书驱逐。世人多传苏雪林也是挥舞道德长鞭的一员，孰料日记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对谭戒甫的处境深表同情，认为谭是旧式文人，流亡在外无人照料生活，纳妾之举在国难当头时虽有不妥，却也情有可原，即便袁昌英、凌叔华等老友“掸其如花妙舌，百端劝谕，几于舌敝唇焦”，她也如“顽石卒无点头”，始终不肯参与联名驱逐谭的活动，因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被好友视为“异端”。

学界一直认为苏雪林与陈独秀仅有两面之缘，可日记中2月7日至9日连续三天的详细记录表明，通过陈独秀外甥女吕秀珍介绍，两人在汉口即有过三次深入交谈。颇为巧合的是，陈独秀当时租住的吉庆街德润里，恰为苏雪林此前租住之处。陈独秀关于“国共分裂、英日妥协、中日或谈和”的时局判断，让苏雪林“心绪难平”，“烦心达于极点”。此段记录，既修正了一段史实，也留下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见解。

日记里还多次记录战时气候、物价、饮食、交通、风俗等生活细节，正文后的“杂录”里，有一份佃房契约底稿，详写了租金、房屋修缮责任等内容，另有借书记录、武汉到嘉定（即乐山）的路费清单，以及44页记载着多位文化名人住址变迁的通讯录，从侧面反映了战时文人的迁徙、交往、生活状况。

这本日记的珍贵，更在于它展现了一个真实、平凡的苏雪林。她会因朋友一句夸赞，熬夜苦读法文；会因大姐一夜不在家，倍感孤单难以入眠；抽烟抽至头晕，吃肉少了便觉得身体虚弱；她怕烦闷，怕独处，时常身体欠佳，却依然热心为同事忙碌奔走；始终心系战局，报纸晚到便坐立不安。还有蒋介石视察武汉大学文学院时，她躲到图书馆，从窗边探头张望，惊觉似乎被蒋介石注意到，“急缩头入窗，心中作跳”，害怕被召去责问，则“大去面子，不能再在武大混矣”。一“缩”一“跳”，写出了她虽身为文人、教授，但也是一位普通女性在面对威权时的真实反应。

八年前，一册日记选本开启了我的日记收藏之路；八年后，一册珍贵孤本被安置在我的案头。它宛如一个时光容器，留存着历史的原貌，引领我们重返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让我们体悟到风骨并非存在于空洞的宏大叙事里，而是体现在乱世之中依然坚守本心、善意待人和直面生活的点滴日常。窗外微风吹过，仿若能听见那个年代的心跳，虽裹挟着动荡与不安，却始终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