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症结
二〇一九年的秋天，小时候被我们封作“厂花”的女生约我吃饭，在那之前的好些年里，我们都失去了联系。她刚好因公要在北京停留几天，但那次我们并没有见上，具体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已经忘了，唯一记得的是，恢复联系后的第一时间，她告诉我，她谈了一个在北京的新男友，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了，她在北京的朋友不多，第一时间想到我。那是她丈夫去世的第三年，我为她终于踏入了新的生活而欣慰。她只简单地回复了我一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不过也不如大家认为的那么难。
而后没多久就赶上了疫情，我们相约的时间不断推后，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见到面，那时距离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十多年了，她除了变得更美、更有气质，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疲乏看起来太沧桑。从小就被我们视为女神的她，在我们的潜在认知里，应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事实上，当年看到她与丈夫的结婚合影时，曾觉得这是书本中那种郎才女貌，极为登对。她从重庆远嫁到大连，开始适应北方海滨城市的生活，只可惜好景不长，婚后两年，她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随之迎来的，却是丈夫因血管瘤破裂去世的噩耗。
我们是在同一个厂区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几乎天天玩在一起，后来各自升学，直至高中分科前，曾有过短暂的一段时间同班。那时我们最紧密的联系，就是我借书给她看，她习惯从我这里拿走最新的小说，然后快速看完，再找我换一本。有一次，她忍不住和我提起自己的一段恋爱故事，但我也并没有帮她解答什么，那会儿她知道我在写小说，无意中说，或许以后你可以写一写我的故事。
因为失去心爱的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那时候我想，人生的诸多困顿或许不是突然而至的横祸，而是如何果决地为人生的上一个阶段划上句号，重起一行，再写新的篇章。
看到她能重新焕发活力，多少有些为她开心。那天我们找了悠唐商场内的一间酒吧——酒吧是她当时正在交往的男友开的。当天我因为另一个朋友的生日只能和她短暂闲聊，简单喝了几杯，她送我下楼，突然和我讲起她当下的困惑：丈夫去世之后，公婆便无人照顾，她时常在两地奔波，公婆已像亲人一样的存在，但是现任男友非常决绝，希望她可以彻底断掉和公婆的关系，认为那不该是她继续肩负的责任，并声称如果处理不好，他就要准备和她分手了。我问她接下来的打算，她说，不论是出于感情，还是道义，她都不可能做那种残忍的事情。我当时突然停住脚，想认真听听她这些年的故事。她说，没事，总有机会的，然后笑着和我说了再见。
回家之后，我和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起这个事情，猛然想到临别时，她耸肩的那种无奈，她却又郑重其事地说，人和人的情谊，也不是非要图个明确的关系，如果我不管，那老人家怎么办呢？那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动容，中国式的观念里，家庭带着一种天然的保护性，无论风云飘摇，只要想到能够称为“家庭”的这个内心港湾，就总会落下几分安心。那么，那些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呢，是否在这个时代可以组成新的家庭？又或者，根本是“家庭”这个概念束缚了每个人真正的自由？有那么一瞬间，“爱”与“自由”仿佛成了相悖而斥的两个理念，好像“爱”反而是对“自由”最大的限制，但事实如此吗？
我想起她多年前无意间的那句话——或许我真的可以写写她的故事。那么，从何开始，到哪里结束，我的写作之于她该是一种纪念，还是一种鼓励？
后来有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相处机会，我听她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关于她的故事，她讲述的过程中，非常坦然也很松弛。她对生活依旧满怀热情，并做好了继续赡养公婆的准备。当时用她的话来讲，虽谈不上情同母女，但她始终相信遇见的缘分和人跟人之间的质朴关系。
写下《喜乐会》最初几个段落时，我提醒自己，书写当下故事的难度依旧存在，许多观念和生活印记，都会在这个快速向前的年代迅速失效，但依旧不应该躲闪和逃逸，反而更应该抓住那一刻的感受，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情感症结。
完成小说初稿后，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说我写了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但最终却又好像与你无关了。原本我想通过小说帮她找到生活困顿中的出口，最终发现，我所写的，其实是在探索当下生活中一种新的关系、新的理念、新的展望和新的自由，同时，又对已经失去和现在拥有的人和事，保持着某种警惕——那些我们执着渴望的，是否真的是我们需要的？那些已消失的，是否有必要真正惋惜？小说中的那些伤口，最终化为了一种理解他人情感的契机，让人与人在当下的关系被真正聚焦。
我感谢那位女同学，写作过程中，我渐渐明晰，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却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短短数十年的若干片段，内中真真切切的感受，或许远比历史书中最终留下的要恢宏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