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年前，我就有了以改革强军为题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念头。那应该是在军队新的编制体制调整基本完成，包括我在内的上百万官兵一同步入军旅生活新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当时的想法确乎是“应该”而非别的什么——为正在迎面而来的建军一百周年创作这样一个长篇。不仅因为改革强军是建军百年的伟大变革、面向未来的崭新实践，正涌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也不仅因为自己多年来关注和书写的都是部队生活和基层官兵，并视之为自己天然的责任；更重要的大概还是缘自一种前所未有的“在场感”——置身于时代浪潮并随之奔涌的切身感受。在我看来，这种因变革而生的强烈又确凿的感受不仅是时代的、生活的，必定也是属于心灵的、文学的。

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这念头始终只是个念头。其间倒是写过几个以改革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但皆如火苗般闪现，并未真正燃成大团的火焰。也许是慑于长篇小说的体量之大和耗时之久，进而生出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于我而言，长篇小说始终像一个浩大工程，需要有精心规划的场景、坚固美观的结构、各司其职的人物和独具特色的修辞，就算想得很美，施工过程中，也很可能会因为生活储备不够或能力预算不足而停工乃至烂尾。

这种不自信导致的结果是，每当冒出写长篇的念头，总免不了跟自己拉扯很久，总要开展反复的自我评估和漫长的心理建设，总得用掉好几年时间方能攒够写作一个长篇的素材和勇气。按说自己近三十年里也写过三个长篇小说，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经验，但回头看看，之前的作品不论人物和故事，大都处在一个较为局限的时空之中。而改革强军却是个波澜壮阔的宏大进程，纵向有指挥领导体制的变化，横向有军种战区的变化，外在有编制体制的变化，内在有官兵思想的变化，怎么用小说反映这种革命性的变化，确实有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一怕题材驾驭不了。改革涉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每座军营、每个军人，从哪写起、写些什么是个问题。二怕写作资源不够。自己虽然在基层和机关都工作过多年，有一些生活积累，但改革后部队日新月异，手头弹药储备很难支撑这样一个长篇战役的消耗。三怕作品质量不高。军事文学首先还是文学。如果没有开阔的场域、鲜活的人物、扎实的细节、真切的情感，也没办法呼应建军百年这个大题目。四怕分寸把握不好。改革定然有破有立，不凝心铸魂，不去疴除弊，不激浊扬清，就无法成就强军事业。但怎样处理辽阔的现实和复杂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不仅考验创作能力和写作伦理，同样考验思想水平和创作勇气。

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即使脑海中已有了些影影绰绰的人物和故事，依然迟迟不敢动笔。年复一年，眼见2023年将尽，才终于在电脑上创建了《长风九万里》的第一个文档。不用说，那个文档并没留下任何可用的文字。事实上，接下来的许多文档都一无可用，全是些碎片式的废稿，连自己都不忍卒睹。心里诸多试图表达的感觉都如飞絮般把握不定，不知从何说起。每回写到七八万字就写不下去了，只好一次次推倒重来。这其中固然有情节安排、叙事角度和写作技术上的问题，但一次次写下来，我意识到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人”。之所以写得如此吃力，是因为那个名叫段鸿声的团政委还没在我心里活起来。他只是一座被我贴了各色标签的雕像，我无法与他进行真正的精神沟通。而这样一个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星系中吸引众多行星旋转的那颗炽热的恒星。换句话说，我还远远不够真诚，还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写。而一个真正的人，必定“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段鸿声之所以是段鸿声，必定其来有自。我要做的，只是与他为友，与他共情，看他干什么，琢磨他想什么，然后才有可能讲出属于他和这个时代的故事。

这种生长抑或苏醒的感觉缓慢而真实。当段鸿声在我心里慢慢立起来、活起来、熟悉起来时，与他有关的一切——不论是他的面孔和表情，他身处的变革时代，他置身的机场军营，还是他身边的所有人——也都变得可触可感，小说也有了可靠的依托。这个时候，段鸿声也开始拥有了真正的力量，不再借助外力便能带动这个小小的星系旋转起来。对我来说，这种感觉非常重要，它给了我一种确认——不仅确认段鸿声正活在小说里，更确认他也活在现实中。我们常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我觉得文学也是如此。《长风九万里》的写作过程让我坚信，段鸿声这样虽不完美却依然优秀的军人，永远是我们这支军队真正的脊梁。

感谢《十月》认可和接纳这部小说。希望《长风九万里》能为改革强军的历史留下一份文学记录，为建军百年的庆典增加一朵文学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