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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部署进行的国防和军队改革。2015年，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确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重构领导管理体系和作战指挥体系，撤销原四总部和七大军区，组建15个军委职能部门和五大战区，裁减现役员额30万。2016年，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强调改革必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通过强化责任落实、深化思想教育等措施确保改革实施。小说多处体现了军队规模结构调整、部队编成优化完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等改革措施，重点描写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搞好干部调整安置等难点工作。古部长主笔写作的军区政委的会议发言稿主体内容便是大谈对军队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军区部队的思想现状以及下一步迎接改革的打算，他将这一任务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反映了军区党委首长的态度，军区部队以实际行动迎接改革的决心，以及机关全体干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定力。

对于撤销军区这一重大变革，军队中的每一位士兵都面临着不同的考验。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正如古部长所说，“改指挥管理体制，改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配套的政策法规，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改，因为这是个大势。你认清了大势，你才会接受大势，顺应大势。这个大势不光是时间空间、层级架构的变化，还得有观念上、心理上、文化上的变化，说到底还是跟人有关。改变人永远最复杂、最根本、最有难度。人人都得接受考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从思想层面来说，大部分人都认同顺应改革大势，但是军队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编制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队结构的优化，更是军人思想、情感和观念的深层次改变，作家王凯认为这种内在的、人的改变，才是军队所面临的最本质最深刻的改变。因此，他在小说中积极关注和书写这种改变。

时代洪流下的个人如何选择接下来的人生？这实际讨论的是改革浪潮中的个人选择问题。小说由此展开了对三个主要人物心路历程的记录。段鸿声是小说的灵魂人物，他曾经是野猫山雷达站的指导员，后来做了空军政委，因和领导关系不和被调到机关一年，这一年他感觉自己被悬置了，无处展现自己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像蜕皮的四脚蛇、枯倒的树、搁浅的鲸、备份的螺帽，有一种悬空之感，没有什么人真正需要他，因为他不能真正提供什么。李乐曾经是空军飞行员，因先天性心脏病被要求停飞，后因打人受处分被调至场务连做检查飞机跑道的工作。他倔强灰暗、冷漠孤独，总是自怨自艾、恨天恨地，“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异物，眼里的沙、肉里的刺、鸭群里的天鹅”，自诩为被贬为庶人的李广、人海之中的鲁滨逊，预备在命运的荒岛上自生自灭。大学生士兵季如意才入伍两年，就立了两个三等功，他原本的打算是退伍后读研，却在骑行拉萨的路途中，萌发了再次入伍的决心。然而，回炉重造的季如意在陆军部队的训练中屡屡受挫，他不仅没有找回原来的自己，反而后悔了，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拖累了自己的连队，是个废物。

小说反复穿插三个人物的个人叙事，多声道切换每个人物强烈的内心矛盾和冲突。每当人物进行内心独白时，叙述视角就由第一人称“我”转换为第二人称“你”，反复进行自我鞭挞和叩问。段鸿声的前瞻后顾、左支右绌，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和不服输；李乐的破罐子破摔，暴露其内里的空洞和尖利的碴口；季如意由满心欢喜到自我否定，展现其成长中的阵痛和妥协。“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周旋”不是跟别人应酬，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反复考量、内省、纠结，甚至自我斗争的过程。“宁作我”是经过长久的自我审视后，依然决定‌接纳原本的自己‌，不羡慕别人，不模仿别人，哪怕自己不完美，也愿意做真实的自己。无论是新人士兵还是部队领导，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拥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令读者印象深刻。他们不再是沉默不言的士兵，而成为一个个具体的大写的“人”。作家王凯认为，在集体使命和个体生命的对接中，军队在用严格的条令条例规制着军人言行举止的同时，也慷慨地给予了他们别样而丰富的生命体验。正是站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上，才能更真切地体察关于军队生活存在的质地和色彩，也才有可能更深入地探求关于军旅文学写作的种种维度和可能。

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实践了“人的文学”的真正内涵。它刻画了真实而具体的人。无论是基层部队的“务实”还是驻地机关的“务虚”，都展现了真实的力量和热烈的轰鸣。段鸿声作为政委做的是“人”的工作，食堂修缮、家属关系调节、士兵思想教育等等，平凡琐碎，落地实在。机关干部则不同，“他们带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加完班就直接睡在了办公室。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人都进化成了以材料为生的办公室动物”，而这，亦是一种真实。它表现了脆弱而坚强的人。小说通过大量引用古诗词进行抒情，罕见地展现了军人有别于英勇顽强、不畏苦难的一面。如借辛弃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现英雄壮志消磨的惆怅和无人理解的悲愤。借黄景仁“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张泌“多情只有春庭月，尤为离人照落花”表达人到中年的无奈、悲凉、无力，以及人之离散的孤寂。然而，故事也有温暖动人的画面，譬如团里为给李乐庆祝生日藏着的那一屋子星光，譬如老李、古部长、崔政委身上的明亮和锐气。它书写了矛盾而复杂的人。小人物和大时代，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人性的善与恶，明亮的和阴暗的，对立又统一。不过，小说的总体格调是明亮的，恰若暗夜中发出的熠熠星光。一切都在变化，不论时光、风景、武器，还是脆弱而坚强的人本身。改革的车轮滚滚向前，亦有不变的坚守。段鸿声就是如此，他正派、实在、可靠，热爱历史、有文人气质，不喜欢案牍，更偏爱“大自然”。他是一个带有棱角的人，尽管被打磨了二十多年，却依旧不够圆滑。他有责任心，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他的“连队思维”促使他常年深入群众和基层，“他只知道不论巨细，所有的事情到头来还得落在一个个具体人身上。人是构成世界、生活和事业的最基本要素。类似积木或者拼图，你事先并不清楚哪一块应该放在哪里，这需要观察、试探、沟通和了解。你得熟悉每一个人，才知道这个人适合哪一个位置……这种‘连队思维’常会令他感到某种细小而隐秘的喜悦，如同看到机场清晨草叶上发亮的露珠，或者飞机轻盈落地时机轮在跑道上擦出青烟的感觉。”从航空兵旅政委到战区政工部机关某局副局长，他从未忘记初心，他的微信名为“野猫山人”，那是对他的来处——野猫山雷达站的深切怀念。王凯在2013年青创会交流发言时谈到他对军营的认识，“荒凉的地方更适合人思考和冥想，因为它更安静、更缓慢、更单纯，也有更清新的空气、更晴朗的天空和更灿烂的星河。”

题名“长风九万里”出自清代金和《送曾袭侯出使》一诗，原句为“长风九万里，何止到瀛洲。”长风浩荡，行程九万里，志向远不止抵达海外瀛洲。这种胸怀家国、万里壮行的情怀正是这部小说的气象之体现。“九万里”意象最早出自《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李白《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清照《渔家傲》‌“九万里风鹏正举”，均以大鹏鸟借长风高飞为喻，象征‌远大的理想与不屈的精神。《长风九万里》带给读者的也正是励志、自由和宽广的家国情怀。

一名立足于人民的作家，要既能俯察大地，亦能仰望星空，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最深厚的人文情怀。“每个兵都是不同的，他们的面孔和灵魂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越往上走，这些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最终会汇成军事实力统计表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数字。而对我来说，他们永远是鲜活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不论我喜欢谁还是讨厌谁。离开连队十年，我已经失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消息，但他们也许还会在我的小说里重新出现。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始终觉得，这些沉默不言的士兵，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脊梁，也才是军事文学永远的主角。”王凯如是说。有学者指出，新时代的军旅文学是文化观照下的写作、人文关怀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长风九万里》正是对这一观念最有力的回应和最生动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