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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反映时代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所在。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勇担使命，紧跟时代步伐，历时一年多时间，用脚步丈量浙江50多个村庄，采访150多名村干部、创业者和村民，创作了《村道》。他以其独特的乡土调查视角和深邃的思考洞察，进行乡村发展与变迁的深度探寻，全景式挖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乡村故事，展现巨变背后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和发展之果。与其前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是》《彩瓷帆影》《游学·1917》不同，这部《村道》在文本结构、语言风格、故事呈现、人物塑造、未来思考等多方面均展现出鲜明特点，是一部集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于一体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一、精妙架构：文本结构的匠心独运

《村道》的章节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巧妙的递进结构。作者并未按照市县地理空间的东西或南北顺序，也未遵循故事发展的时间脉络来记录村庄，而是将采访首站选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余村，彰显了高远的政治站位。从余村出发，村道蜿蜒向前，第一章《背水一战》至第七章《笙磬同音》构成作品主体，内容涵盖乡村环境治理、乡村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基层治理、乡村文化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共同富裕等多个重要方面。序章以“坐标”为题切入，提出核心问题，尾声以“经纬”收官，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完成了从乡村建设具象路径到文化精神的渐进式升华。全书有几十个村庄、上百个人物和故事，呈现出井然有序又宏大开阔的气象，这无疑是作者在文本架构上的独到之处。

具体而言，书中每章的题记都对核心思想进行了精准总结，实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融合，读者可以通过题记清晰把握行文脉络。第一章以“乡村环境治理，是我探寻的第一篇章”开宗明义，直接将读者引入乡村治理的实践场域；第二章“翻阅他们‘庖丁解牛’式的产业发展之路，翻阅他们的山穷水尽，翻阅他们的柳暗花明”，以富有文学性的修辞，隐喻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复杂性与突破性，进而展开对乡村经济的宏观叙述；第三章“一束光，照亮了浙江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象征笔法勾勒出城乡关系演进的光明意象，为后续系统剖析城乡融合奠定基础；第四章指出“乡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它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有喜悦也有阵痛”，在肯定乡村治理重要性的同时，不回避其过程的曲折性，为深入探讨治理的多重内涵做好铺垫；第五章以“我感觉到东王村文化之路的幽深。前方似乎看不到尽头，回头看，已经走出一段很长的路”为题记，开启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层探寻；第六章写道：“我想我应该步入另一条村道了，或者说步入村道的另一个阶段。这里肯定充满荆棘，也必然一路繁花，这里是透视乡村精神世界的多维画卷。”作者向读者传递出将对乡村精神结构及其现代变迁展开多维审视与思考的意图；第七章以“现在我探寻的是乡村共同富裕之路，与很多人一样，我对‘乡村’的理解不够宽阔，甚至窄化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引，将探讨提升至对未来路径的哲学思考层面，使全书收束于开放而深远的语境之中。这些题记不仅服务于章节划分，更在意象营造、节奏控制与思想递进方面形成内在呼应，共同构建起一个从实践观察到理论反思、从现实描摹到未来展望的完整意义网络。

细品之下不难发现，本书在具体行文中具备极强的逻辑性，章与章、节与节之间的衔接行云流水，内容虽多却丝毫不显得混乱。例如，《从战胜最大“敌人”开始》与《涅槃重生》两节之间的过渡极为自然，前一节以“不论如何，中国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已从河长制开始。它促进了人水和谐”作结，后一节则紧承上文写“山与水相依。探寻完水，我便开始探寻山”，这种衔接不仅流畅自然，更在推进过程中凸显了主旨，让读者一目了然。书中此类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的衔接随处可见。作者巧妙铺设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外在的行走轨迹；另一条是内在的思想脉络。它们共同牵引着读者深入文本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叙事结构上还精妙运用了伏笔手法，极大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与整体性。例如，开篇《大石碑》中那位肩扛树根的“大哥”，在后续章节《后矿山时代，聚似一团火》中再度出现。作者走进一座黑白相间的“文创阁”，与主人葛元德相遇并展开对话。这种跨越章节的人物重现与情节呼应，构成了完整的叙事闭环，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布局上的缜密设计。全书类似的处理还有多处，作者不断埋设叙事“包袱”，又在恰当的时机予以从容揭示，使文本在保持内在逻辑连贯的同时，营造出引人入胜的阅读张力，引导读者在追踪线索的过程中逐步深入文本的深层意蕴。

二、诗意表达：语言风格的独特韵味

《村道》在语言风格上，既坚守报告文学的平实本色，又融入了诗意表达，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韵味。

走在村道上，一幅幅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画卷犹如《富春山居图》般徐徐铺开。“这里青砖白瓦、小桥流水，古树与村庄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这里是江南枕水之乡。河网密布，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千百年流淌不息的河水，孕育出一个个重要的文化密码。”“这里地处大山深处，层层叠叠的山峦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满眼翠绿。”走在这样的村道上，让人时常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如作者在桐庐县富春江镇芦茨村采访时所写：

这里汇峡谷、平湖、孤屿、悬崖、瀑布、奇松于一身，具有山水和谐、山势峻峭、水色澄碧、山居民风、渔村风情等特色。陶醉的我，甚至陷入短暂的梦境——一个傍晚，我乘一叶扁舟，随兴而行，随心而止。没有旁人的喧嚣，只有偶尔从头顶掠过的飞鸟和天际悠然的白云。我这样静静地与流水相伴，与美村对视，让时间随波而逝。不知何时，一个渔夫给我送来一张渔网。我站在船头，用力让渔网撒向江中。渔网在夕光里潇洒落下，深入江水的腹部，打捞一缕晚霞与满腔期待。

浙江古村的一条条弄堂、一座座民房、一家家创客，还有一个个如诗般的故事，都让作者深深眷恋，流连忘返。

走在村道上，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在远去的脚步声与真理的光芒》中，作者掏出随身携带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并阅读其中内容：“书的封面是纯黄色，土地的颜色，简洁而独特，黄色赋予人丰富的想象，我想到了土地、秋天、丰收、玉米等。这一切都与乡村有关。乡村是个狭小的世界，也是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这看似自然而然的表述，实则是独具巧思的思想升华，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诗性智慧。

作者的语言艺术功力，还集中体现在章节标题的精心设计上。标题作为“文眼”，在本书中得到了鲜明印证。全书各章标题如“背水一战”“庖丁解牛”“并非天堑”“破冰之旅”“生根发芽”“历久弥新”“笙磬同音”，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形式简洁性，又富有思想穿透力，在词约义丰中准确传达了各章的核心意旨与作者的思维脉络。在节标题层面，诸如“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一条路，一种艰难”“一台戏，一个村”等，融合了文学性的意象营造与内容提示功能，在唤起读者审美感受的同时，巧妙勾勒出章节内容的特质。另有一类标题，如“大石碑”“十字路口”“从余村出发”“一块钱”“蚂蚁岛”“窑火”等，表面看似平实简单，实则是高度凝练的象征符号，需结合文本细读方能洞察其深层所指与作者的匠心寄托。还有部分标题自身就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张力与思想重量，如“远去的脚步声与真理的光芒”“后矿山时代，聚似一团火”“碰撞”“守望与远行”“生生不息”“田园牧歌”等。这些标题在语言上富有节奏与气势，在概念层面构建了叙事张力，暗示了文本内部的矛盾、转折或价值指向，使读者在接触具体内容之前，便已形成一定的意义期待。

作者的叙事艺术还体现在敏锐的细节捕捉能力上。诸如“走在蜿蜒向前的村道上的，是不断前行的赶路人”，“个人与时代，就像列车与铁轨般密不可分”，以及“传统与现代在他心中碰撞，是忧愁与烦恼，也是顽强与坚毅”等表述，既具象可感又富有哲理，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观察。这种将微观叙事与宏观思考相结合的笔法，使《村道》超越了简单的纪实层面，升华为对乡村命运的哲学思考。

三、真实在场：故事呈现的鲜活力量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作者用脚步丈量大地的力量令人动容。

从余村、芦茨村、后岸村、李祖村、叶村村、梵村村、蕉川村、张思村、上李家村、杜黄新村、枫源村，到小古城村、南庄村、东王村、唐家坞村、翙岗村、缸窑村、新建村，再到南岙村、勤丰村、蚂蚁岛村、根头村、龙现村、分水塘村、神坛村、新川村、湾底村、北塘村，这些村庄中，既有山高路远的古村落，也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村；既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也有“枫桥经验”示范村，还有全国实行河长制第一村。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感受最真实的现场，作者对每一个村庄都进行了实地踏访，用心用情去体验和记录，充分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良好的脚力、笔力、脑力、耳力。

在乡村环境治理章节，作者记录了全国第一批河长制实施村——长兴县龙山街道渚山村、小浦镇画溪村、洪桥镇东王村治水过程中战胜最大“敌人”的感人故事；湖州废弃矿山综合利用开发中，太湖龙之梦乐园由“矿区变景区”的转变，凸显了生态治理的艰难历程；苏吕村成功跨越修桥与转型升级两道坎，最终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勇立潮头”；“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源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历经60多年依然长久不衰；桐乡市越丰村探索“三治融合”，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积极出手调解各类纠纷；富阳区唐家坞村创办“浙江书法村”，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舟山市新建村的“乡村艺术馆”成为艺术采风的热门聚集地；“老陈家的燕子”抖音账号和“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强村公司，讲述着学习、传承陈望道精神的故事；长兴县新川村从曾经的脏乱差，蜕变为如今的共同富裕村……这些故事，与浙江蓬勃发展的民宿、丰富多样的艺术场景、乡村中随处可见的别墅村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扇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个穿越时空经纬的“活”“优”“和”“美”的乡村风貌。

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行走与记录的层面，更在行走过程中展开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展现出对乡村振兴路径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洞察。在后岸村，作者敏锐捕捉到“石板与体育的某种关联”，揭示出传统资源与现代业态之间可能存在的转化逻辑；在李祖村，作者注意到静态产业与动态产业的有机结合，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叶村村，作者深入网红Ross的个案，观察到数字经济赋能下个人IP与乡村活力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为“网红经济”嵌入乡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而在梵村村，作者通过炒茶师的职业选择，呈现出乡村人才发展的新职业路径。这些散见于行走中的片段，共同勾勒出一幅乡村产业在传承与创新、内生与外源、个体与系统之间动态演进的生动图景。作者透过这些具体案例，触及了当代乡村产业发展的若干关键命题：资源如何再转换、业态如何再融合、新经济要素如何扎根乡土、可持续发展如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等。这种伴随行走的思考，使文本更具思想张力。

在论述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等话题的章节中，作者同样凭借扎实深入的实地走访，将丰富多样的基层故事一一呈现。这些叙事虽然情节各异，但思想内核始终高度聚焦，展现出强大的现实穿透力。与空泛的议论或虚构创作不同，报告文学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脚力”之下的真实，每个故事都可感知、可理解、可信任。然而，实现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非易事，而本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作者没有止步于简单的事实记录，而是通过精心的叙事组织与细节提炼，让每一个故事生动可触，每一位人物立体饱满。我们得以在文字中“看见”具体的人，感受到乡土中蕴含的、带着泥土气息与晨露清香的蓬勃生机。这种真实与艺术的双重成就，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更提升了其作为观察与研究材料的价值与厚度。

四、多元群像：人物刻画的生动鲜活

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人物描写，充分展现了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功力。

从乡村干部到创业青年，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群像。作者记录下了他们的故事，也深入探究其内心世界，捕捉那些“个人与时代密不可分”的珍贵瞬间。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乡村干部无疑是推动建设的主力军，也成为作者探寻采访中出镜率最高的群体。通过对长兴县渚山村老书记吴满棠、安吉余村副书记俞小平等人的描述，作者从一个个不同侧面，还原记录了他们带领老百姓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故事，展现了他们身上的责任与担当。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年轻人的聚焦。书中大量描写了回乡创业青年、年轻村干部等群体，从文创阁民宿老板葛军，到上墅村党总支书记蔡松鹤，这些“破冰之旅”的践行者代表着乡村的未来与希望。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振兴，而年轻人则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力量。这种对特定人群的关注，使《村道》避免了见物不见人的局限，获得了更为深刻的人文内涵。

作者还有意探访了在村里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和一些拥有特殊创业经历的群体，如杭州市深澳村老支书申屠肖山、杭州市芦茨村老年协会秘书长方术生、义乌市缸窑村老书记冯化林、青田县龙现村书记（归国华侨）吴立群、台州市后岸村体育委员陈海军、数字游民公社发起人老许、杭州市梵村村炒茶师李见春、杭州市小古城村宋姐、舟山市新建村文化特派员刘佳博、温州市北塘村选调生周靖博等。他们的守望与远行，“背水一战”与“庖丁解牛”，以及梦想与追求，为这片土地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与深刻的思想。

除了村干部、年轻人、老同志，作者的笔下还聚焦了乡村形形色色的人物。该书正是通过对这些多元生命个体的深入书写，让我们得以看见一幅真正充满内在生机与蓬勃活力的当代乡村图景。

五、前瞻思考：乡村未来的发展探索

《村道》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浙江乡村的当下风貌，更在于对中国未来乡村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作者将浙江的实践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中，使地方性经验彰显出全国性意义。他对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陆海差距的思考，展现了一种超越地域局限的全局视野。当作者将“山”与“海”的问题扩展到浙江对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区时，他的思考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地域范畴，触及了中国乡村发展更为宏阔的命题。这种将地方实践与国家战略相连接的视野，使《村道》成为理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文本。

作者还以前瞻性的视野，记录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乡村实践，如“河长制”探索、矿区生态复绿、青年“渐进式入乡”模式、文化礼堂、“数字游民公社”、居家养老服务、“农业+旅游+文化”发展模式、“未来乡村智慧康养驿站”、移风易俗和村民自治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思想骨架。

其中，“数字游民公社”的描写尤为引人深思。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数字时代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影响，他写到这样一个场景：“只需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海拔3500米以下适宜人类居住的任意一个地方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在当今中国的乡村，无疑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探索。当数字游民K·C和老许们将都市工作方式带入乡村时，传统的城乡结构正在被颠覆，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文化特派员”的描写则展现了作者对乡村“空心化”问题的独特思考。当艺术文化成为激活村庄的活力之源，文化便不再仅仅是装饰，而成为乡村发展的内驱力。作者在第五章《生根发芽》中写东王村文化之路的幽深，既是对具体村庄文化建设的生动描述，也是对整个乡村文化复兴前景的殷切期待。

作品还体现了对乡村精神的深入探索。“我以为自己还在城市，实则到了乡村。”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乡村的崭新面貌。从湾底村“人民第一，创业万岁”到“田园牧歌美在自然风光，更美在心灵世界”，作者始终在追问乡村建设的本质意义。

关于共同富裕，作者将其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他提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最高境界”的观点，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起来。在文章的末尾，村民洪兰辉的话道出了共同富裕的深意：“我们都在家门口工作，在花园里生活，家家都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不就是共同富裕吗？”这其实也正是作者对于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刻思考与生动表达。正如作者所说，他行走在村道上，也是行走在一条熠熠生辉的文化之河上，他在浙江探寻的，实则是中国乡村的现在和未来。

当看到余村的矿山遗址公园时，作者在笔记本上写道：“这里是余村发展历程中的十字路口！”他追问：“奔腾的时代，浙江未来之路该怎么走？”这份追问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八八战略”。2003年，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阐释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个举措”，“八八战略”由此诞生。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又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大决策。在这一大背景下，处在转型十字路口的余村，迎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机遇，作者感叹：“这句极具哲理的话语令人耳目一新，为余村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也深刻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个坐标的中心”，这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时代的坐标。

作者的思考充分体现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他对浙江“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个未来乡村建设方向的记录，特别是将“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共同作为建设主体的思路，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界限。当他写到“艰难与顽强、勤劳与务实固然重要，但更可贵的是探索与创新”时，实际上是在呼吁一种面向未来的乡村发展之路。这种思考既尊重传统，又面向未来；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

总而言之，在阅读《村道》的过程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完成了一次地理意义上的乡村行走，也完成了一次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村道》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化的复兴；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精神的充盈。蜿蜒向前的村道，最终通向的，是一个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富、人与社会和谐共治”的美丽乡村。

作者单位：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