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紧鲁迅那只看不见的手——谈梁鸿新作《要有光》的疾病书写
一、关于“铁屋子”
梁鸿“非虚构”新作《要有光》的封面是这样一幅场景：透过一面外墙上的大洞——而非窗户——里面是一间教室，教室后排坐着一位埋头书写的学生，而在教室后墙上，则挂着一只钟表，这钟表没有指针。这是当代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大多数国人想必也都曾感受过它的恐怖。很显然，无论从封闭的空间，还是从无指针的时间上看，这教室都象征着一间文明时代的“铁屋子”。这是一间密不透风的教室，它没有窗户，但墙上的大洞却难免引人发问：“究竟是谁在‘铁屋子’墙上砸的洞？”
这首先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我正好认识不少专业砸墙的建筑工人，我特地请教了一位，他看过洞口断面后，判断只能是从内部施工。[1]当然，他只从技术层面回答了我这看似荒谬提问的一部分，因为究竟谁从内部砸开铁屋，这位专业人士也无从解答，他开玩笑说：“哪个龟儿子建房不开窗？莫非是在修坟。”不过，对于这荒谬的提问，我却要给出一个或许更荒谬的答案：“砸墙者正是鲁迅。”不单是因为鲁迅最早意识到存在这间坟墓似的“铁屋子”，更因为鲁迅最早提议从内部“毁坏这铁屋”[2]。就《要有光》封面插图的场景而言，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早就给出了清晰的施工方案，他写道：“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3]鲁迅由此开启了从“铁屋子”内部暴力砸墙的精神传统。因此，我判断这暗屋墙上的洞是鲁迅所凿，即便不是鲁迅本人提着铁锤亲自上阵，也是按照他的“施工方案”执行的，施工者和鲁迅属于同一个“施工队”。
在《要有光》中，化名铁子的中学生，就采用了鲁迅的施工方案，从内部动手，在困住他的铁屋里开了一扇窗。铁子所读的中学出于管理方便，拆除了学生厕所里的所有隔断，这让学生们觉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厕所”，书中写道：“铁子就很不舒服……他就有正义感，多次找学校反映这个情况，学校没理会他。昨天，他自己一个人，把老师厕所的门拆下来，装到学生厕所。”这事之后，“学校把所有的厕所门都装上了”。[4]因为铁子是阿叔补习班上的学生，针对这次事件，补习班的家长们有过一番专门讨论，补习班精神领袖阿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
我本人是个鲁迅派，我肯定要做，我会怎么做呢，既然生活在一个不太宽松的社会环境里，我希望你用一种不太极端的方式去做……就像那个人血馒头，到底有多少民众支持你呢。我过去也会想，宁可把头掉了也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年龄大了之后会发现，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处理方法。对于民族最核心的东西是，要教会每个人批判性思维……这就是鲁迅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批判性思维。一个国家只有更多的民众具有批判性思维，这个国家才能够更接近鲁迅想要的那个社会。[5]
这段文字隐藏着“成长”（成为大人）的一条清晰逻辑，即要想成为一个“理智”的“正常人”，需经历三层分裂：第一层是“我”和“你”的分裂，这就是“我希望你用一种不太极端的方式去做”这句话里所显露的分裂，因为这段话中“我”和“你”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分身；“我”的一分为二，随即就显露出第二层分裂，即“过去”和“现在”（年龄大了之后）的分裂；这又顺理成章地促成第三层分裂，即“做”和“思维”的分裂。基于上述分裂，阿叔最后给出了一个回避行动的社会改良方案：“鲁迅想要的那个社会”能通过深刻的“思维”来实现。——很显然，这未必不是走到了鲁迅的反面，也即鲁迅后来所反对的——那种“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6]不必讳言，三层分裂渗透着成年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作为过来人的生存法则，似也无可厚非，但这种分裂未必不会演变成困住孩子的更难突破的高墙。“表演”是《要有光》的一个关键词，书中孩子们看透了大人的表演，也深知想成为正常人就得不断“表演正常”。这就是撞上了大人世界的这堵言行分裂的高墙。阿叔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但在解释“拆门”事件时，他和家长们其实是无法自洽的。书中这段插曲是以孩子的心理问题为中心来讨论的，微妙而确定的是，有一个绕不开的幽灵在暗中发挥作用，这幽灵最终将“正常人”的分裂暴露无遗，这幽灵便是捣毁“铁屋子”的鲁迅。
之所以大费笔墨讨论封面插图，是因为这个鲁迅式的场景，正是《要有光》的笼罩性的空间形象，书中类似“铁屋子”的空间随处可见，家庭、教室、医院，以及彼此隔膜的人心，无不如此，这类描述也随处可见，如：“他四面都是墙壁”[7]，“围墙高高的……感觉就像一个碉堡，严严实实，密不透风”[8]，“病房没有窗户，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风景，封闭得不能再封闭了”[9]，“学校里的环境像监狱”[10]，“竞赛的围城”[11]，以及“所有能看见的窗户都是网编的，严严的，连个书都扔不出去”[12]，等等。我不清楚在围绕“拆门”事件的讨论中，鲁迅何以忽然出场，是否由于梁鸿在现场介入却从文本中抽身，这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梁鸿在访谈剪裁中将这次事件和讨论予以保留，也就意味着鲁迅和梁鸿的双重在场，而在我看来，理解《要有光》的某种文学品质，无法回避这种双重在场。后文中，我将尝试通过对一些文本和细节的分析，显露《要有光》与鲁迅传统的某种互文性，进而指出梁鸿如何通过“非虚构”写作握紧鲁迅那双看不见的手。
二、关于“吃人”
2019年夏，梁鸿之子在贾樟柯的镜头前作自我介绍：
我记得我是在河南出生的，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我的爱好是物理，平时放松的时候，有可能会看看电视，打打游戏。我从我妈妈的书里读过这条河，她说以前那条河，靠近她们村，后来过了很多年，那河跑对面那个村上了，然后她说当时村里人，叫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特别小，我不太清楚，特别长的时间能对事物造成什么改变……[13]
贾樟柯似乎对这段用普通话说出的介绍不大满意，提议男孩用河南话再讲一遍。这提议让本就腼腆的男孩倍感局促，他坦言自己几乎忘了河南话，片刻沉默之后，梁鸿现身替儿子解围，她说：“妈妈教你一遍”，于是有了复述母亲声音的第二次介绍：
“我……在河南出生，北京长大……我的爱好是物理，长大想当一名物理学家。”[14]
两段自我介绍的差异显而易见，这不单是对枝节信息的压缩、对物理爱好的“升华”，更是眼光方向的调整，孩子驻足当下和向后回顾的低回目光，转变为母亲展望未来的坚毅眼神。这段内容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情节。在片子有关梁鸿的部分中，这段内容是最亮丽的，因为其他几章都在剥开梁鸿充满苦难的家族记忆，这些记忆饱浸泪水，本章则转到明朗的自然场景，梁鸿母子坐在湍水岸边，夏日初浓，满耳是湍水涌动而过的水声，满目是酸模蓬勃生长的绿意，母子二人在这水声绿意间接受访谈。纪录片中似乎有两个梁鸿：一个为过去的记忆所攫住，一个为未来的磁场所牵引，面对梁庄亲人时，她满眼是村庄的历史与现实，面对儿子时，眼里却是未来的“物理学家”。镜头一转，中原大地上的乡土作家就成了摩登北京的“海淀父母”。回到前面的自我介绍，不难发现，两次介绍中的“物理学”显然有着不同的时间与情绪内涵，第一次介绍中，紧跟在物理爱好后讨论的是湍水的变迁，因为在孩子这里，与时空相关的物理学似乎也是一种“抒情的物理学”或“怀旧的物理学”，这位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宇宙物理所发之感慨，未必堪与“子在川上曰”媲美，但这孩子和孔子都在用一双动情之眼打量宇宙变迁；而在后一次介绍中，梁鸿所说的物理学就完全是一门学科知识，“物理学家”与其说是一种知识身份，毋宁说是一个社会地位，它既不抒情，更不怀旧。梁鸿是一位乡土作家，论起来，她比儿子要更善于怀旧和抒情，“梁庄”就是一个有情地方，但在母子关系取代人地关系之际，“中原儿女”就“自然”地切换成“海淀父母”，这是值得深究的。当然，仅就纪录片讨论这一细节，似有过度解读之嫌，谁又不是望子成龙呢，但梁鸿在《要有光》开头的自我忏悔，显然又很好地呼应了笔者的上述解读。
在《要有光》的《前言》中，梁鸿谈到2022年5月——即在贾樟柯摄影机前出镜的三年以后——她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放声痛哭，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正在受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而孩子的诸多苦难竟是自己施加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15]
梁鸿在哭墙前的剖露非同小可，因为她在文学“编制”上，隶属于五四新文学传统阵线，这一传统如果给出唯一的文学禁忌，那便是拒绝“吃人”。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就是人的发现与解放，鲁迅在《狂人日记》最后借狂人之口喊出的“救救孩子”，乃人的解放的第一声呐喊，所以新文学是以替弱小者发声为开端的。鲁迅的“救救孩子”也绝非一声孤鸣，它是新文学的基本声调，同时期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和《小孩》等作品中，也专为受苦的孩童鸣不平。梁鸿的剖露指出了一个《狂人日记》式的悖论，即觉醒者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就是“铁屋子”的建造者，是“吃人”的人。
但就“救救孩子”而言，鲁迅面对的状况和梁鸿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写下《狂人日记》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时，他还不曾真正做父亲，未曾残害孩子，心灵和双手都还干净，因此，他以为觉醒的父母会在前方替孩子辟出一条光明之路，这也就是鲁迅那著名的判断：“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6]——鲁迅这里的“光明”，与梁鸿的“要有光”正是同一种“光明”——这意见，在鲁迅同时期所译有的岛武郎的《与幼小者》中，表达得再明白不过：
幼小者呵，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17]
鲁迅这代人要把孩子从过去的暴力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反传统，揭露“吃人”的历史罪恶，这一思想革命内含了前方（未来）的光明，但一百年后，孩子们的处境更加复杂：本该替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父母，却成了笼罩在孩子面前的第一道昏暗、囚住孩子的第一堵高墙。
《要有光》中的吴用是个痴迷数学的孩子，他靠自学微积分和外国数学家的著作来对抗“数学竞赛”中疯狂刷题的“海淀模式”。他给母亲描述数学之美，但在母亲眼里，这类知识“除了枯燥、烧脑，别无用处”[18]。吴用为了“思想和思考”而亲近数学，父母却为了“清华北大”将他囚禁在“数学竞赛班”，这个热爱数学、自由思考的孩子，自两岁多起就奔波于各种辅导班，“三岁之后……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19]，最后在高考前彻底崩溃。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描述的残酷场景，正是这些“海淀孩子”的日常现实。对于此种现状，当下无数父母或许习以为常，但把时间拨回一百年前，“赛先生”曾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主要旗帜，启蒙者们相信科学能开启民智，让国人摆脱“吃人”恶习，或许无法料想的是，代表“赛先生”的“数学”和“物理学”，还会长出白厉厉的牙齿“吃人”，而更荒谬的是，这制造痛苦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20]不乏受过最顶尖教育的“海淀父母”，而荒谬卓绝的则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大，也成了不少父母——“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21]：
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像一个有着巨大的胃的贪婪“怪物”，吸收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你必须得寻找并接收到这些信息，否则，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失去了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上北大清华。[22]
在《要有光》的副文本（《前言》）中，梁鸿本人有出场，这唯一的出场却确认了她在全书的在场性，而这唯一的出场也是《狂人日记》式的，二者的差别在于：鲁迅让狂人一步步收缩范围，最后才悚然觉悟于自己也是“吃人”的人，这种发现是从社会到家庭，而梁鸿则颠倒过来，她先在母子关系中发现自己背离了“吃人”的禁忌，进而向外探索，去触摸那些“不被看见的孩子”的命运，这发现则是从家庭到社会。因此，要理解梁鸿的这种在场性，与其从“非虚构”的文体特征着手，谈所谓田野方法、深度观察，不如尝试探寻梁鸿背后鲁迅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里节录《要有光》中描述小立发病时的一段文字：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有一股子烧焦的味道直往他鼻子里钻，像烧糊的人肉的味道；他肚子里阵阵翻滚，想吐……他想喊救命，抬起头，上课的老师正看着他，眼神很奇怪，全班同学都看着他，有人发出扑哧扑哧的笑声……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哇哇吐着，肮脏的东西从他嘴里喷出来……他像突然发现了真相，没有人喜欢他。他站起来，往操场外面跑，他要回家……他扭过头，看到保安，看到班主任，看到校长，看到那几个打他的人，他们站在不远处，看着他，手里拿着绳子、剪刀、锤子，他们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像要吃了他。[23]
梁鸿的这段文字和《狂人日记》具有明显的互文性：“正常”与“疯狂”的对照、受迫害的恐惧、吃人的不安、对“真相”的“发现”、恶心感和兜肚连肠的呕吐、看与被看的关系，等等，无不如此。梁鸿是否有意识靠拢鲁迅，不得而知，这种文本联系即便是不自觉而然，我相信鲁迅传统的无形影响也不允许她采取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实际上，这种极力探入人物内心深处的努力，也是《要有光》的全局性视角，因之全书都渗透着一种鲁迅式的“狂人-正常人”的理智辩证法：“狂人”，也即书中精神出现问题的孩子，往往比“正常人”（多数情况是父母）更刻骨地体验着痛苦，也更深刻地看透了现实。毫无疑问，正是具备这一视角，梁鸿才在本书中打破了“非虚构”写作通常无法避免的作者（知识分子）与对象的隔膜——“梁庄”系列中梁鸿与梁庄农民便有着这样的隔膜——根本原因就在梁鸿对自己“吃人”的发现上，这让她怀着强烈的原罪，调整并重审自己与对象的关系。这或许也是梁鸿在正文中隐身的原因，因之文本声音便交给了受难者，好让他们彻底暴露在成人假爱之名而实施的种种自私、专断与残暴之下。
这一视角也让《要有光》和近年来的同类作品区别开来。近年来如社会学者杨华的《县乡的孩子们》《县中》、教育学者林小英的《县中的孩子》等作品，都聚焦教育问题，林小英的作品还曾引发广泛讨论。但有别于梁鸿始于原罪的写作，杨华和林小英的立场则相对超然，他们的专业研究致力于在教育系统内部寻求对策，但最后留给读者的，若说得苛刻点，则要么只有一堆无法落地的政策建议（杨华），要么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林小英）。专业研究呈现了系统内的众声喧哗，在这喧哗声外，孩子们只是静候拯救的无声配角。孩子的不在场正是此类专业研究最为读者所诟病的一大原因。学术著作通常要把造成苦难的“社会”和“教育制度”视为研究对象，这是无可厚非的学术规范，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即研究者通常会把自己和社会剥离开来。《要有光》的写作起点，是作为母亲的梁鸿意识到“父母的罪过”，而不是作为学者的梁鸿意识到“学者的良知”，这是《要有光》和同类作品的一个关键区别，我想，也未必不是《要有光》和“梁庄”系列的一个重要区别。这区别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那最可怕的一大发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24]，即“我”和这“社会”与“制度”无法干干净净地分割开来，如果“大环境”让孩子们备尝痛苦，那“我”正是造成这“大环境”的一分子。
三、关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行文至此，我要指出一个或许并非微不足道的事实，也即上文谈到的多数内容，诸如绘制“铁屋子”插图的封面、记录梁鸿在“哭墙”前自我解剖的《前言》，以及与《狂人日记》具有互文关系的章节等，都是《要有光》在《收获》杂志上首发时所没有的，这些结构性的篇章是中信出版社单行本的新增内容。因此，前述篇章中的诸多讨论——无论是属于作家意识中的还是潜意识中的——即便在写作之初便已有所体现，但其文本纵深的扩大、写作意图的明晰化，显然也有一个形成与强化的过程。
目前我读到的《要有光》有两个版本，一是“《收获》版”（《收获》杂志2025年第5期），一是“中信版”（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虽然出版时间都标为2025年9月，但“中信版”应是后出版本，且即便是因为《收获》限制篇幅而强制删减，经梁鸿之手，《要有光》也仍有两个版本、两副面孔，加以对照，仍可窥见创作过程的诸多变化。就体量而言，“《收获》版”约为17.8万字，“中信版”则超过23万字[25]，具体到内容差异，“《收获》版”虽有若干片段是“中信版”所无，但文量变动较少，另有少量因杂志和出版社编辑规范差异而产生的措辞调整，以及“中信版”增加了若干注释，这几项都不算大变动，均不必纳入分析。总之，两个版本的关系是增补扩容而非增删修改，但增补扩容绝非简单的文量增加，而是具有结构性意义，具体说来，新增部分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本纵深，还明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
在新增《后记》中，梁鸿如是说：“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26]，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她又有如下表述：
在写这本书时，虽然我谈到了很多家庭问题，但我始终避免把错误完全安放在家长身上。另一方面，我也特别想避免写成都是社会的错，家长也没办法，我们都被裹挟。我觉得如果这样写，会是失败的。[27]
列出两段意思相近的话，是要提示读者注意梁鸿表述写作意图时的语法特征，写作者表达意图通常会用肯定句式，也即目的“是……”，但梁鸿两次用的都是否定句式，即目的“不是……”“始终避免……”“特别想避免……”，这是排除句式，有强烈的自我辩解色彩，很显然，这流露出梁鸿对误读的焦虑。但在我看来，误读风险未必全在读者身上，因为从“《收获》版”到“中信版”，梁鸿的意图显然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对焦”过程。
不妨列出“中信版”新增较大的一些篇章，并简要分析。1.新增《前言》《后记》共7页，这是书中的两个副文本，前者交代了写作缘起（作者的个人伤痛以及这伤痛的社会普遍性），后者交代了写作意图，这两部分确定了全书的基本定位；2.《驱逐1》新增共6页，“《收获》版”只有《驱逐》一节，主要内容是家委会对小正的驱逐，“中信版”则增加了小正扰乱课堂的细节和他畸形的家庭环境，因此“驱逐”行动从家长方面的驱逐，扩展为家庭、学校、家长群的全方位“驱逐”；3.《爱是什么》一节新增4页半，增加了一个充满焦虑又不能听取外部意见的诉苦者（一静妈）形象，她也是一个痛苦而抑郁的人，这部分丰富了全书中的家长形象；4.《两个女孩》和《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两节18页，这些内容与张殊医生有关，前者记录了张医生的一次日常工作，后者是张医生的经历自述，这部分为全书提供了专业医生的视角，有别于“半路出家”的阿叔，她对疾病的成因、对药物的态度，和阿叔有不小的差异，作为一本讨论心理疾病的书，这一视角显然也不可或缺；5.前文已谈到的小立一章，新增8页，在“《收获》版”中，小立只是娟娟痛苦的背景角色，但“中信版”则专章呈现他从校园霸凌、家暴到精神崩溃的全过程，这就完整描述了小立疾病发生的社会成因；6.《上学有什么意义》《权中的一天》也增加近6页，扩充了县中普通教师、心理教师以及学生的视角，这就与同时期学界和社会对县中教育的热议形成了更充分的互动与共振；7.《大梦初醒》一节共9页，主要内容是沈春和小健母子的故事，通过沈春的幻灭和“觉醒”，在时间线上构成了“海淀模式”受难家庭的完整样本。
从“《收获》版”到“中信版”，梁鸿的“对焦”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就是焦点从“生病的孩子在受苦”调整为“生病的孩子在替我们受苦”。“《收获》版”聚焦于暴露患病孩子们的痛苦，作为对立面的父母、教师、心理医生，以及学校和医院的“声音”，则有所裁剪和压抑。这就容易把复杂的疾病成因化约为家长对孩子的单方面伤害，视孩子为绝对的受害者，父母为绝对的施害者，这或许透露出梁鸿最初自省时的某种情绪倾向，但它不可能是全部，因此在写作中，梁鸿显然也努力克制让焦点滑向父母“原罪论”。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读者对此表示不满，这或许也是梁鸿用辩护句式表露意图的原因。“中信版”新增篇幅让文本声音丰富起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鸿《后记》中所说的“多维度性”，融入新增部分之后，父母、孩子、社会等多方面关系的互动性明显增强，施害者未必不是受害者，而受害者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也不再故意遮掩，新增几处校园霸凌、虐狗等变态行为，都可视为这种“对焦”的结果。看得出来，这种“对焦”不再是单纯暴露苦难，而显然获得了行动的取向，因此“要有光”不仅要照亮孩子的处境，更要照见个人和社会的幽暗，进而蓄积介入并松动现实的势能。因此，梁鸿的写作意图，若用肯定句式来表达，最精准的或许就是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的：“仰仗……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8]在书中，梁鸿一再借孩子之口凸显疾病的超个体性，如“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29]，“我的创伤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的、制度的创伤”[30]，这些在身体疾病中展开社会解剖的病理分析，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应当指出，《要有光》中这种越出个人身体、探入社会肌理的书写方法，并不就是疾病书写的应然路径。在梁鸿之前，书写抑郁症的非虚构作品便已有之，如李兰妮的《旷野无人》《野地灵光》、张进的“渡过”系列等。《要有光》的病理解剖是由内向外，最后落到社会成因上，李兰妮和张进则相反，作为饱受抑郁症折磨的“资深”病人，他们的写作更像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他们不否定抑郁症与社会有关，但他们的焦点向内收缩，始终聚焦于痛苦的身体，因而对社会诱因的讨论也缺少热情。如在面对“竞争压力、生活节奏本身会造成抑郁症吗？”的提问时，张进便斩钉截铁地说“不会”，他认为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遗传、性格和社会因素，而且遗传因素往往更重要。[31]因为关注病痛本身，他们很自然地将治疗看得比确定病因更重要，也更紧迫，张进写道：“疾病既已爆发，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点着爆竹，爆竹已经爆炸，你再追究火柴，无济于事。”[32]李兰妮则深切体验到抑郁症患者与非患者间的无法沟通，她用“不要跟不做梦的人说噩梦”[33]来形容此种隔膜，因之她致力于向内求疗愈，而非向外重塑社会。这种区别在对待阅读的态度上，尤其突出，梁鸿非常看重阅读，阅读似乎成为一种泛认知疗法，疾病若源于社会对主体的戕害，那阅读则可有效地重塑主体。梁鸿几乎不错过任何记录阅读的机会，罗列书架书目、记录孩子阅读感受、记录阿叔主动参与孩子阅读，在全书最后，阅读甚至成为命运差异的潜在标记，书架上摆着《鲁迅全集》等书的雅雅和阅读黑格尔的吴用，一直是全书中充满希望的少年，未来似乎还掌握在他们手上，但阅读能力薄弱的丹县少年们（娟娟、花臂少年）则陷于更深的黑暗。张进书中收录的《一位文学青年的来信》，是一篇抑郁症青年自述，其中也谈及阅读：“大学四年我每天都是独来独往，埋头读书，对他人充满了戒备。同时，由于读了鲁迅、尼采的书，整个人悲观、颓废，愤世嫉俗，还自以为深刻。”[34]很显然，在两个场景中，鲁迅（阅读）的作用完全相反，其间差异显然是写作指向所决定的。张进和李兰妮的作品，期待读者主要是抑郁症患者，他们用写作供给病人对抗病苦的实用经验和心理抚慰。无论承认与否，《要有光》的期待读者即便包含患病的孩子，但他们也不是首要对象，这本书应该——也必然——会在父母、老师以及种种构成孩子成长环境的社会角色那里获得更多关注、产生更大影响。因为这本书的首要意图，并不是教导病人回归正常，而是教导社会避免将孩子囚进铁屋，吞噬他们的生机，这就是“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和“给社会诊脉的文学医生”之间的差异，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劈头便提出来的命题来概括，即：
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35]
四、尾声：月光与少年
《要有光》最后一章两次出现月光与少年的场景，一处是阿叔在月夜唤醒了将自己囚禁于卧室、无法出门的小关，让这个饱受痛苦的孩子挣脱开心灵和家庭的铁屋，其二则是全书正文的最后两行：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月亮升起，照在大海上。
敏敏看着远处安静的月亮、近处喧闹的人群，有一种奇异的平静。[36]
这场景让我想到《狂人日记》的开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37]
我无法确定梁鸿收笔时一再提及月光，是否曾想到《狂人日记》开头的这两行，但二者却存在微妙的文学共鸣。1936年鲁迅逝世不久，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题为《月光与少年》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他的一大发现，他说鲁迅一定会在作品的某个地方“表现着月光的描写与少年的生活”，《社戏》中月下煮豆的少年，《故乡》里月下刺猹的闰土，莫不如此，佐藤春夫认为月光下的少年代表着鲁迅“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38]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也曾指出《狂人日记》“第一节以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开头，既标志着疯狂的开始，也开启了一种觉醒的记录”[39]。《要有光》的结尾也是月下追光的少年，书中那些一再渴望被听见、被看见的声音与故事，都是这些“疯狂”的孩子开启的“觉醒的记录”。《狂人日记》中那道照彻百年的月光，也渗透在梁鸿《要有光》的文本深处，而在这背后，是梁鸿紧握的鲁迅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五、尾声续
这篇文章本应在“月光与少年”的温馨风景下收笔，正如一部沉重压抑的电影，通常需要一个温馨治愈的结尾，但我对这光明与温馨充满怀疑。《要有光》是一个蓄积行动能量的作品，因此我必须给编织温和收场的作者和怀有希望的读者们泼一瓢冷水。正如《狂人日记》最后所喊出的“救救孩子……”这句鼓舞人心的话中，鲁迅使用了充满怀疑的省略号，而不是满怀信心的惊叹号，月下的闰土后来也失了生的光亮。《要有光》结尾的月光与少年也未必不可疑，不仅因为月光之外还有如花臂少年者仍在暗里沉沦，更可疑的则是觉醒本身，譬如书中那些觉醒的父母身后，无不拖着一条罩住孩子的黑暗。那些在心灵的暗夜踽踽独行的孩子们，能否抵达光明之域，最终仍要归到行动上来。
金理给《要有光》所写的书评中，有这样一段结束语：“当我们每个人对上述觉悟反身而诚、身体力行，当它们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和结构’，难道我们不能从创伤的废墟上直起身来，迎接漫天星光？”[40]这是觉醒的思维。但同样在这篇文章中，金理也袒露了一桩让他后悔不已的事，即他曾拒绝在一份家长提案上联名，提案希望学校允许孩子们课间到操场活动、不挤占体育锻炼时间、减少课后作业、不过早分班，等等。金理拿自己作为案例提示读者，思维与行为之间有一道鸿沟需奋身一跃。这道鸿沟正是前文中我对阿叔思维与行动分裂的成长哲学表示怀疑的原因。
为人父母或预备为人父母者，都应这样向自己追问：如果我们在观念上将孩子视作生命的伙伴，在实践上却让孩子沦为弥补或延续体面的工具，我们应如何审视这种所谓思维的“觉醒”和实践的反动？倘不直面此一行动性的难题，则所谓“觉醒者”，仍会在家庭与社会上筑起“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我们彼此同情着对方家中受苦的孩子，却不亲手去解放自己的孩子，则无论思维如何“觉醒”，仍旧还是在“易子而食”的古老魔咒里打转。
注释
[1]此处有关砸墙的技术性结论，请教过装修师傅冉建君先生，在此表示感谢。
[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3]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5][8][9][10][11][12][18][19][22][23][26][29][30][36]梁鸿：《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122页、123—124页、6页、69页、129页、173页、294页、168页、165页、211页、319—321页、381页、250页、249页、379页。
[6]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页。
[7][15]梁鸿：《要有光·前言》，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Ⅴ页、Ⅴ页。
[13][14]见贾樟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0年版）第16章“收获”，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2n7z8um/b0045bthb0f.html?ptag=11977。
[16][35]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134页。
[17]鲁迅：《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20]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1]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24][37]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页、444页。
[25]《要有光》版权页标注字数为39.6万字，这是出版社标的版面字数，和作品实际字数有较大出入。
[27]裴思童、梁鸿：《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越努力，离孩子越远》，“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2025年1月14日。
[28]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31][32][34]张进：《渡过》，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28页、178页。
[33]李兰妮：《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页。
[38][日]佐藤春夫：《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韦特孚译，《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44期。
[39][日]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陈青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0页。
[40]金理：《光从何处来？——梁鸿〈要有光〉阅读笔记》，“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25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