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外共创之路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出版物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具有时代精神的共同价值，成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课题。图画书作为跨越语言与年龄的文化载体，以其独特的视觉叙事力与情感感染力，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我们》的策划、创作与版权输出为样本，探索了一条从成品输出向内容共创转型的新路径。
伴随全球人文视野的拓展，女性发展相关议题备受瞩目。愚一创作的故事《我们》以彰显女性力量为核心主旨，聚焦深耕不同领域、斩获不凡成就的女性榜样。我社审阅文稿后，特邀兼具国际视野的绘本作家、插画家郁蓉担纲绘画创作。在充分理解作品立意后，郁蓉提出了创新性的创作思路：跳出单一地域创作框架，推动中英创作者协同共创，以交融互鉴的艺术形态，让女性榜样的精神力量实现跨文化传播。
为此，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郁蓉迅速集结优质创作力量，组建专项项目团队，正式启动图画书《我们》的整体策划与创作筹备。创作团队构成如下：绘本作家愚一执笔文字创作，插画艺术家郁蓉担任整体艺术策划与指导，联动中国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师及学生团队，共同参与绘画创作。
《我们》在绘画创作模式上做出了一次重要尝试。项目一改传统图画书由单一画家独立完成的常规路径，首创“名家领衔+中外高校联合”的团队协作模式。参与《我们》创作的艺术家群体分布在两个国家、两所高校，其文化背景与艺术风格各不相同。
这一模式在实际推进中遇到了多重困难。首先是艺术风格统一的问题。中英双方创作者在各自创作不同人物时，其绘画风格、色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表现航天员王亚平、考古学家樊锦诗时，中方创作者采用了较为细腻、写实的笔触，以体现其沉静与坚守；而英国创作者在描绘其他领域的榜样人物时，则倾向于使用更大胆的色彩对比和豪放的笔触。这种风格上的分野，如果处理不当，容易让整本书的视觉语言显得割裂。郁蓉作为艺术统筹，需要在不抹杀各自风格特色的前提下，寻找贯穿全书的美学线索，确保不同作者、不同人物的画作能够在同一本书中和谐共处、彼此呼应。
《我们》的版权输出并非在成品完成后启动，而是从选题策划阶段即引入国际合作。项目启动之初，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出版社便对这部中英共创作品寄予厚望。双方在策划阶段便深度参与、各自“支招”：中方立足本土市场与内容立意，在文本结构与视觉表达上提出建议；英方则从英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出发，在图文节奏、人物编排等方面贡献专业视角。
正是基于这份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信任与共识，中文版《我们》与英文版《WE》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出版社在中英两国同步推出。这一安排实现了两个重要目标：其一，同一内容以同一种艺术语言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场同步面世；其二，两国读者可以在相近的时间节点接触到同一本书，形成跨越地理距离的阅读共鸣。
在内容设计上，《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具有延展性的环节——“百人绘像”。在图书的最后，项目团队邀请了国内外近100位社会各界人士，以画笔描绘他们心中敬重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既包括公众熟知的科学家、运动员、工艺师，也包括日常生活中朝夕相伴的亲人、同事、朋友。
这一设计在实际执行中面临较大的组织难度。100位参与者的邀约、沟通、稿件收集与风格协调，使其工作量远超常规图画书项目。但项目团队坚持完成了这一环节，其意图在于：将宏大的女性叙事与个体的情感记忆相连接，使读者在了解改变世界的杰出女性之后，也能找到映照自身生活的镜像。
截至目前，《我们》的中英文版已在中英两国同步出版，并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在国际传播层面，本书通过中英共创、同步出版的模式，实现了从“中国故事被翻译输出”到“中外共同生产内容”的转变。其意义在于，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仅仅是成品版权的输出方，而是深度参与国际内容生产的联合策划方。
《我们》的实践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出版合作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它证明了：从选题策划阶段即引入国际合作，可以有效提升版权输出的成功率；集体创作模式虽然在执行层面难度更高，但其成品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外联合培养创作人才、在真实项目中锻炼队伍，是一种可持续的出版人才培养机制。
《我们》的诞生与输出，是一次从选题策划、内容创作到版权运营全链条融入国际合作思维的出版实践。它不以牺牲内容品质为代价换取市场准入，也不因文化差异而简化创作深度。相反，它将文化差异转化为创作的资源，将跨国协作转化为内容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