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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华文作家海娆《我的故乡在中国》:一个西方女孩的中国“寻根”
来源:文艺报 | 安静  2026年06月26日09:18

德国华文作家、翻译家海娆的新作《我的故乡在中国》是一部融合口述史、回忆录和历史纪实的跨文体非虚构文本。作品以女孩多洛丝的视角,串联起她从1930年代开始,在广州、重庆、上海、香港等地近20年的生活轨迹,她的人生与中国现代史一系列重大事件同频共振。在这部作品中,个体记忆成为历史的微观见证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具象载体,也填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细节空缺。

一场迫切的历史打捞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海娆耗时两年进行田野调查,挖掘文献、贴身访谈、复刻现场,从口述、史料、建筑三个维度展开,抢救了一段险被湮没的历史,将碎片化的私人记忆萃取为有历史厚度和情感体温的生命之书。

据海娆介绍,这些素材中约60%来自多洛丝,其余是海娆从多渠道搜寻而来。2021年7月,海娆前往瑞士拜访多洛丝,沉浸于她家的“中国文物博物馆”氛围中:百余张老照片,泛黄的中国字画和银器瓷器,绣“福”字的沙发垫,雕龙描凤的檀香木柜,满屋都是中国古典元素。多洛丝还邀请当年的重庆小伙伴亨丽叶参与访谈。亨丽叶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回忆细节,却在与海娆相约拜访的前一日中风瘫痪,处于半植物人状态,属于她的一段历史泯于尘埃。书稿完成后,海娆又到多洛丝家,征求其对全书及虚构部分的意见至认可。2024年春,海娆跟多洛丝相约扫描照片、签授权书,却因多洛丝突发重病需手术而推迟行程。见面时,海娆送去刊有书中章节的杂志样刊,多洛丝高兴地亲吻《收获》上自己的照片,决定次年率全家前往中国。然而,数月后,88岁的多洛丝在英国旅行途中去世了。

海娆还查证到多洛丝的外公查尔斯·伯捷不为人知的事迹。这位美国建筑工程师是广州近现代建筑的重要推动者,在华30多年,参与设计粤海关大楼等地标建筑,最早把钢筋混凝结构的建筑技术引进广州,是沙面岛“露天建筑博物馆”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设计建造的多座建筑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娆查到一份1913年的美国报纸,发现伯捷赴美欧为孙中山修建铁路筹款的史料。她还发掘出多洛丝父亲卢德维希·威尔纳负责的公司为抗战提供大量先进军火的史料。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海娆以文字为历史建筑发声,她撰写的文章让“广州白宫”进入公众视野。此外,海娆翻译的德国医生阿思密日记和这本为多洛丝撰写的回忆录,推动了曾经作为德国大使馆的重庆南山阿思密故居启动修缮,并最终促成了该百年建筑的对外开放,重获新生。

该回忆录可定义为“双主体协作的跨文体非虚构文本”,完成了从零散“本事”到完整“故事”的美学转化。多洛丝作为口述者和叙述者“我”,提供了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即“本事”,包括家庭备忘录、老照片等,经过海娆的线上访谈、实地探访、整理补充、校准史料以及文学加工,这些松散的素材便升格为有逻辑的“故事”。在尊重主要史实的前提下,海娆在细枝末节处,用合理想象和虚构填补记忆缝隙,增强了艺术效果。

例如因一件小事,多洛丝和母亲发生不愉快,后来时局突变,这小小的任性,竟然给她带来难以弥补的终身遗憾和伤痛。这个细节强化了故事的可读性和戏剧性,表现了人物性格,也表现了时代感。此外,作者绘声绘色讲述“找臭虫”的故事和轮船上的“纵火案”,多洛丝活泼的生命力也跃然纸上。

总体架构上,作品本着“散点透视,线性结构”的叙述策略,将多洛丝成长的明线,与20世纪上半叶历史风云的暗线相互交织,实现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的有机统一。

生命韧性和文化印记

这部作品的内容核心是多洛丝5至19岁的在华经历,孩童的天真烂漫为坚硬的历史增添了柔软质态。一般来说,少儿以感官体验认知世界,书中的数个意象,红气球、布娃娃、防空服等物件,承担了记忆、情感和叙事功能。红气球是横跨中国南方的情感纽带,防空服为可怕的战争穿上温柔的铠甲,布娃娃是童年生活的切片,也消解了多洛丝外来者的身份标签,印证了“我的故乡在中国”的主题。

多洛丝的少儿视角,也捕捉到重庆南山的生活乐趣。她饲养的小动物,老马香喷喷的面饼,艾克特先生优美的小提琴,冯斯坦先生的战争故事,与混血小朋友的探险时光,都为她的孩提生活带来多姿多彩的乐趣。上海求学时,弄堂里的“马桶交响曲”和老奶奶的包子香味,勾勒出沪上风情。

多洛丝以童真之眼探问文化差异、生死苦难、人性善恶,她的成长历程,是观照大时代的一枚滤镜。正是这份基于童趣的美好与包容,赋予作品充满希望的内核与趣味。

传统历史叙事多聚焦国家、战争等宏观层面,即所谓“大历史”,私人记忆等“小历史”往往被忽略,外国人在华的跨文化交流、中外联姻家庭的叙事则更为稀缺。海娆对亨丽叶、汉娜、多洛丝故事的记录与翻译,复原了被遮蔽的微观历史。

多洛丝母女都在中国出生长大,全家三口,母亲讲英语,父亲讲德语,多洛丝自己不会德语,跟仆人讲当地方言。她在上海讲粤语被同学嘲笑,讲洋泾浜德语被英国老师调侃。她的德籍父亲在德国战败阴影下面临去留定夺,美籍母亲不得不在故国与家庭之间权衡取舍。他们一家的命运,成为大历史的补白,代表时局裂变下外侨的普遍困境。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未仅仅呈现苦难,而是借多洛丝的所见所闻,对战争进行批判和反思。

超越国籍的心灵归属

提起寻根文学,不得不谈到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以及印度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的无根书写。它们与《我的故乡在中国》一书的共同之处是,都源于身份困惑而追溯生命的源头,但又有诸多不同。多洛丝的寻根是逆向的,其寻根目标,并非找到血统源头,而是重构情感归属,最后她终于发现:“我的故乡是一条长长的路,从广州到香港到上海到重庆,再到上海到香港。也可以说,整个辽阔美丽的中国南方,都是我的故乡。”

海娆在小说创作、翻译、非虚构写作三方面均有建树,近年来出版的《我的故乡在中国》,以及译作《汉娜的重庆》《从内卡河到扬子江》,三部作品彼此关联,人物互动,史料互补,地域文化各有侧重,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在文化的旷野中,诸多关乎文明互鉴的珍贵记忆正在悄然消失,尤其中外交流的特殊史料,因横跨双语更易湮没。海娆认为,抢救即将流逝的历史记忆,做中外文化的摆渡人,是海外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欧洲华文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