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工业文学的在场与辉煌，往往以工厂真实的生产生活为养料，调制出独特的艺术配方。但工厂集体的生存空间、工人题材的作品书写，普遍距离当下读者的生活越来越远，成为略显褪色的旧影像，也构成了阅读与共鸣的新挑战。《父亲和雕像》重回工厂旧址，重识老一代工人，重温工业历史，既没有止步于寻找“伽马射线探伤仪”的情节巧思，也不急于呼告工人阶级特有的精神标识，而是聚焦当下人物的真实状态，耐心地勾勒出人物间的真实互动，带领读者们在理解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走进工人阶级的工厂世界，拥抱工人阶级的品格情怀。

这里的“真实”，是属于老年人的真实。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老年期的人格任务概括为“自我整合”。个体回溯完整一生，接纳所有成功、缺憾、选择与际遇，认可此生独一无二、无可更改。“自我整合”意味着人进入老年阶段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在《父亲和雕像》中，李玉福的变化通过儿子李秀柱的视角展现得淋漓尽致，是“人老了，变了。父亲不是骆驼李了。可能从来就不是”。

在行为语言的表层整合中，和年轻时期埋头工作，被工友们比喻成“荒漠动物”不同，现在的李玉福变得更加有脾气、有想法、有派头，充满着冷幽默，是“要么不张嘴说话，张嘴说话就这么生动”的内秀老工人。在思维逻辑的深层整合中，李玉福也是不同寻常的，面对肺癌平静从容。“即使人生出现如此重大裂纹，他老人家自己就焊好了。”这些“自我整合”背后，是个性觉醒，是年龄使然，还是工厂劳动与家庭生活的塑造……潜在的可能性使得“李玉福”这个人物自动地携带着“不确定性”的文学基因。

在生活中，老年人真实的“自我整合”也有着不同的侧面。比如有一位离休的老军人，习惯每天收拾一些东西扔掉，来维持空间的高度整洁。元宵节当天，家里实在无物可扔，他就把妻子买给孙子的花灯扔掉了。长期的自我规训已经融入生命，发生变异，向“古怪”的老年标签转向。显然，《父亲与雕像》对“李玉福”的捕捉是更为积极的。尽管老工人越发执着和执拗，不找到“伽马射线探伤仪”就不接受“伽马刀”治疗，但他的“自我整合”是工人阶级集体荣誉感和责任使命感的内化，也是火热直率、温暖关切这一工厂生活图景的外化，既让读者理解、接受了真实而可爱的老年人李玉福，也为文学谱系中更多作为公共想象的“老人”形象注入了新的质素。

这里的“真实”，也是物质细节的真实。在《父亲和雕像》中，一台尘封的机器被视作工人阶级的精神象征，一个来自南方的陌生电话推动情节的发展，吃一顿外餐、借一瓶酱油、塞一个保温杯服务于人物的对话……这些物质细节的出场看起来直白、简单，是阅读过程中的温情一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个个高度浓缩的叙事装置，蕴含着一套真实的工人阶级交往语言，指向共同劳动时间中高度编码的默契与信任。

不禁联想到一个生活中的真实场景。长辈曾经在工厂的车间工作。一个已经退休的徒弟来家里送酸菜，一看开门的不是老人，放下塑料袋就跑。老人走过来，瞬间明白是她。听到老人叫“孩子快回来”，她在楼下远远地笑了，好像变回了有点害羞的年轻人。送一棵酸菜，她没有觉得简单，老人也没有觉得寒酸。扔下东西就跑，这样“鲁莽”的瞬间反而唤醒了双方的美好回忆。一辈子的工厂岁月，工作和生活在一个集体的大空间里，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更自然的连接和更亲切的关怀，既没有被纳入亲情的范畴，也对消费社会的礼物逻辑收编有所拒绝。

这也回应了《父亲和雕像》对于老一辈工人的生动描写。没有大段的心理独白，一台机器、一个电话、一种调料、一个水杯所承载的情感浓度远超千言万语。当工厂不再是当年的繁荣形态，工人身份不再被持续关注，他们仍然通过这些微小的物质细节来确认彼此的存在，确认“我们还是我们”。这也正是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他们说了很多话，还有很多话没能说出口，也不必说出口。隐藏在直白表现中的含蓄和深情，也构成了《父亲和雕像》文本张力的核心来源。

这里的“真实”，还是群像的真实。书中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一群人踏进中央绿地，朝着汉白玉雕像走过来，有男有女，步履散乱。阳光明亮，照耀着他们的满头白发，显示这是一支老年队伍。”曾经的工厂成为平地或高楼，曾经的工厂街区也不再是具有工业气息的时代命名，很多老一辈的工人和他们的儿孙依旧选择居住在这里，生老病死，周而复始。

生活的种种真实，穿过《父亲和雕像》的字里行间，落在带有时间痕迹和记忆光晕的人与物上，发酵出怀旧与展望的悠长余韵。这样的余韵，是一种“真实”与“艺术”的有效平衡，使得作品的格局更加开阔，既回望历史，又观照现实，更指向未来，思考工业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延续。

这样的余韵，也带有一种逛公园似的亲切与自然，以老工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为原点，邀请读者激活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感受人与人相处的乐趣和慰藉，不断形成对工厂故事的当代想象，生发出回溯工业历史的好奇心，共同聆听《父亲和雕像》反复言说的岁月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