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江奔流六千余公里，在中国版图上蜿蜒成一条横贯东西的生命血脉，它不仅滋养着两岸广袤的土地，更孕育出独具特质的渔猎文明，这种文明与江水共生共息，沉淀为长江两岸世代居民的生活底色与文化基因。然而，当生态的警钟在江面之上持续回响，当“无鱼”的困境成为悬在渔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场关乎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便在这条大江的流域之上悄然铺展。蔡永祥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上岸记》，正是这场变革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深刻的阐释者，他以十余年的执着追踪与深入采访，打捞起数百位渔民的生命故事，为我们铺陈出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二十三万渔民从水上到岸上的迁徙图景。这部作品的价值，远不止于题材本身的重大性，更在于作者以文学的细腻笔触，捕捉到这场生态移民中最为复杂的人性光谱，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嬗变，让一段时代变迁的印记，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文学存在。

《上岸记》的叙事起点锚定在具体的镇江润州，但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这一方水土，而是循着长江的流向溯流而上，抵达重庆万州，驻足湖北黄石，又在洪泽湖畔稍作停留。这种空间上的延展，让作品成功超越了地方性书写的局限，构建起一幅全景式的长江禁渔画卷。蔡永祥以润州护渔队队员周忠亮的故事开启全篇，“捕鱼是为生计，护渔是为了子孙啊”，这句朴素无华的话语，恰恰道出了禁渔政策背后深藏的生存辩证法——人类主动从与自然博弈的战场中撤出，这种看似后退的选择，反而成为文明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这种辩证思考如同一条暗线，贯穿全书的始终，成为我们理解渔民上岸这一复杂社会转型的核心钥匙，也让作品摆脱了单纯的事件记录，获得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厚度。

水生这个人物，是《上岸记》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存在，他的命运轨迹，恰是渔民群体生存状态的隐喻。1980年，十岁的他从长江的激流中被人救起时，已然失去了所有记忆，甚至无法记起自己的姓名。救命恩人大黑子为他取名“水生”，这个名字既是对他生命起源的注解，也让他以全新的身份，彻底融入了渔民的生活。十二年后，当水生为救一位轻生女孩再次跳入江中时，冰凉的江水竟奇迹般地激活了他沉睡已久的记忆——他本名叫李顺，来自安徽芜湖的羊毛埂，十二年前，家中船只倾覆，父母双亡，他与哥哥也因此失散。更具戏剧性的是，他所救的女孩张翠，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水生与李顺的双重身份，如同长江渔民群体的真实写照：他们既是特定渔猎文化的传承者，背负着世代相传的生活印记，又必须在时代的洪流中打破固有认知，重塑自我；他们既背负着失忆般的痛楚，那些被岁月与变迁掩埋的过往，又拥有在新的生活中获得重生的可能。蔡永祥通过对这一人物命运的细腻勾勒，将个体叙事与集体命运巧妙熔铸，让《上岸记》超越了简单的政策解读，真正抵达了人性勘探的深邃层面。

大黑子的故事，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更为厚重的沧桑感与人性温度。这个十九岁便父母双亡的孤儿，凭借着骨子里的坚韧，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艰难讨生活，三十岁时救起水生，从此，这个捡来的孩子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寄托，他一生未婚，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水生身上。当水生恢复记忆，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哥哥时，大黑子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纠葛，他既为儿子能够与亲人团聚而由衷高兴，又深深恐惧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父子情会被割裂，恐惧自己再次回到孤苦无依的状态。这种矛盾的情感，恰恰折射出渔民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微妙心理：他们渴望变革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摆脱水上漂泊的艰辛，却又恐惧变革会撕裂自己早已习惯的生活模式与情感纽带。蔡永祥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绘着这对特殊父子之间深沉而克制的情感，没有激烈的抒情，却让这份朴素的亲情直抵人心，也让《上岸记》充满了打动人心的人性温度。

从叙事策略来看，《上岸记》采用了多重声音交织的复调结构，这种结构让作品的叙事更加立体，也让渔民上岸的图景更加真实可感。段宝银、陆桂富、高永明、张勤国等老渔民的回忆，共同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长江渔业口述史，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捕鱼技艺的世代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逐渐消亡。当张勤国兄弟三人最后一次下江捕鱼，那句“金盆洗手”的戏谑背后，藏着的是对半生水上生活的不舍与告别，那是一种无声的仪式，承载着他们对过往岁月的眷恋。而当罗正州在寒冬深夜蹲守偷捕者，在冰冷的湖水中与村民对峙一个半小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禁渔政策推行过程中，新秩序建立的艰难与不易。这些不同的声音相互对话、彼此印证，有的带着眷恋与遗憾，有的带着坚定与执着，有的带着迷茫与困惑，它们共同编织出一幅复杂而真实的渔民上岸图景，让读者能够全方位地感知这场变革带来的冲击与改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永祥在书写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克制与平衡，这种克制让作品摆脱了片面化的叙事，拥有了更为客观、深刻的视角。他没有将禁渔政策简单浪漫化为一场生态救赎，也没有片面地渲染渔民的苦难与牺牲，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笔触，如实记录下这场变革中的复杂现实：补贴标准的地区差异，让部分渔民面临着生计的压力；渔民们对未来的迷茫与忧虑，是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情绪；过渡性政策到期后，部分渔民的生计依然存在脆弱性。与此同时，他也用同样细腻的笔触，呈现了渔民们在新生活中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有人成为护渔队员，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自己赖以生存的长江；有人开办鱼馆，将渔猎文化与饮食文化相结合，延续着与江水的联结；有人转而养殖螃蟹，在岸上开辟出全新的生计路径；还有人走进互联网，通过网络销售鸭蛋等农产品，实现了生计方式的转型。这种多维度的书写，让《上岸记》超越了政策宣传的窠臼，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直面现实复杂性的文学作品，也彰显了非虚构写作的力量。

从文化维度审视，《上岸记》深刻揭示了渔民上岸背后，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化基因重组。渔民的上岸，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计方式的简单转变，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重构，一种生活习惯的重塑。润州新金江渔文化科普馆的建立，让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渔猎技艺、渔俗文化有了安放的载体；“洪溪党建微家”中，老渔民讲述着当年地下交通员的往事，让红色记忆与渔文化相互交融；“渔家盛宴”上，腌鱼等传统技艺的传递，延续着渔民群体的文化记忆；龙舟赛中，船老大的号子在江面之上回响，那是渔文化最鲜活的延续。这些文化实践的延续与再造，表明渔民群体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一种既能保留自身文化记忆，又能适应岸上生活的新身份。当四十八岁的文建青从渔民变身房产中介，笑着说“现在教客户签合同，可比教儿子补渔网容易多啦”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转型，更是文化基因在全新土壤中的创造性萌发，是渔民群体在时代变迁中主动适应、积极探索的生动写照。蔡永祥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文化嬗变的细微痕迹，让《上岸记》不仅是一部记录生计转型的作品，更成为一部记录渔民文化转型的民族志文本。

长江江豚的回归，是《上岸记》中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这个对水质极为敏感的长江旗舰物种，其数量的增加与出没的频繁，成为长江生态改善最直观的晴雨表。当润州护渔队的江波在巡逻时频频见到江豚群，当护渔队长华庆富近两年在江面巡查时，时常能与江豚邂逅，而白鹭、鸬鹚、野鸭等水鸟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江面之上，这些生态恢复的迹象，构成了对禁渔政策最有力的肯定。蔡永祥以江豚的回归为隐喻，深刻阐释了“人退鱼进”这一辩证关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人类适度的退让，不是放弃与自然的联结，而是以一种更具远见的方式，给生态以喘息之机，而这种退让，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人类自身，让人与自然能够重新实现和谐共生。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审视，《上岸记》可以视为生态批评视域下非虚构写作的典型实践，它超越了简单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辩证的生态观。在这部作品中，人类不再是单纯的生态危机制造者，也不是被动的生态修复者，而是兼具双重身份的参与者——他们既是过去生态失衡的推动者，也是当下生态修复的践行者；他们既需要主动从自然中撤出，给生态以恢复的空间，又必须以新的方式与自然建立联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辩证的生态观，与西方生态批评中“荒野崇拜”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转化。在蔡永祥的笔下，渔民的上岸，从来都不是与长江的彻底告别，而是以护渔、科普、文化传承等全新的方式，延续着人与江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联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更加持久。

蔡永祥的写作风格，素来以“笔头快、文风正”著称，作为一名资深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曾为赵亚夫等先进人物作传，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深入采访、挖掘生活细节的严谨创作方法。为了采写一位老中医，他曾奔波采访逾一年时间，才动笔成篇，这种对创作的敬畏之心，在《上岸记》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十余年的追踪采访，数百位渔民的深入交流，沿江而下的实地考察，让这部作品拥有了扎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成为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基础。然而，蔡永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这些丰富的素材简单堆砌成一份冰冷的调查报告，而是以文学的笔法，赋予这些素材生命与温度，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感染力，让读者能够在文字中，感受到渔民们的喜怒哀乐与命运变迁。

在结构安排上，《上岸记》呈现出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精心编织的形态，这种结构与长江的流淌态势有着微妙的呼应。全书以“十年禁渔与渔民的岸上烟火”为序，为读者铺垫出故事的背景与核心主题，随后分章叙述不同渔民的生命故事，穿插着长江渔史、文化记忆与各地的实践探索，最后以“跋”收束全篇，升华主题。这种结构既保持了叙事的多样性，让每一个渔民的故事都能得到充分地呈现，又在主题上形成了巧妙的呼应，恰如长江的无数支流，各自奔流，却最终都汇入干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让整部作品既有细节的温度，又有主题的深度。

《上岸记》最动人的地方，终究在于它对渔民情感世界的细腻描摹，这种描摹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当徐为明一次次不由自主地往江边跑，望着滔滔江水发呆，那眼神中藏着的是对水上生活的无尽眷恋；当周金彬的妻子在上缴渔具时，终究控制不住地流下泪水，那泪水里，有不舍，有迷茫，也有对未来的不安；当张勤国始终保留着那张用过的渔网，在空地上一遍遍演练撒网动作，那动作里，是对过往生计的怀念，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告别。这些细节，揭示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终结所带来的情感震荡，是人类面对变革时最真实的情绪流露。与此同时，当水生夫妇的面馆生意兴隆，当李和平父子的网上鸭店订单不断，当冯华军种植的血橙供不应求，这些场景又展现了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展现了渔民们在困境中主动探索、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蔡永祥以悲悯而克制的笔触，既尊重了渔民对旧生活的眷恋，也肯定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探索，让《上岸记》成为一部充满人道关怀的作品，也让这段时代变迁的记忆，充满了温暖的人间烟火气。

长江十年禁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实验，更是一次规模浩大的社会转型，它关乎长江的生态未来，更关乎二十三万渔民的命运走向。《上岸记》的价值，就在于它以文学的笔法，记录下了这场转型中最为真实的人间烟火，记录下了渔民们在变革中的挣扎、迷茫、坚守与探索。当那些上岸的渔民用布满老茧的手，在陌生的土地上书写着新的生活篇章时，他们舍舟登岸的脚步，实则是为整个民族涉渡生态危机的湍流，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生动实践。正如润州护渔驿站墙上的那句抒情语句所言：“爱长江就让她喘口气，十年休养生息定能盼来水清鱼多。”这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深层智慧，也道出了这场生态变革的初心与希望。

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下，《上岸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方案。它既不简单鼓吹“退回自然”，也不盲目崇拜“技术进步”，而是呈现了一种复杂的、辩证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态实践。这种实践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人类彻底离开自然，而是以新的方式与自然重新连接；不是让渔民永远告别江水，而是让他们以护渔者、文化传承者、生态讲解员的新身份，延续着与长江的情感纽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蔡永祥的《上岸记》，以其扎实的采访、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参照。当三千公里江域重归沉寂，当江豚逐浪的盛景再次出现，那些上岸渔民的烟火人生，那些他们在转型中付出的努力与坚守，终将成为这部生态史诗中最动人、最珍贵的篇章。

（李风宇，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读评人、资深编辑、《风宇书评》等书评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