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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北望》是一部以内蒙古八千里边境线为书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边地书写不同，这部作品既非对异域民俗的浪漫想象，亦非对草原生态的单向描摹，更与传统边塞诗式的壮游书写不同，是以文化共同体意识向一个尚未得到关注的群体——戍边民警投去了温情的凝视。作者经历了一年有余的实地行走，跨越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兴安盟、阿拉善等边境地带，在严寒与酷暑中与戍边人同吃同住同巡边，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在场”写作。

一、“行走”的审美刻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行旅书写是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从晚清域外游记到“五四”行旅散文，从三四十年代的战地纪行到当代的文化散文，这一文类始终承载着作家触摸时代的审美功能。行旅书写虽然不免带有“观光者”情调，但当作者以同情之理解发出智性思考时，作品便也带上了纪实元素与考据品格。《山河北望》正是在这一点上打通抒情与报告的语感边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部对八千里边境线进行采风扫描的纪实文学，但作者在边防哨所的数次折返与具身参与，都表明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已几近消弭了。在风雪中，在烈日下，在与民警和护边员的同行畅聊中，她从来访者变成了相熟的朋友，于是作品不再是“关于边关”的叙述，而是从边关生活中流淌出来的故事。

以“行走”为动力，作者不断在边境线上穿行、相遇，写下了充满人情味与烟火气的边防日常——巡边、走访、修围栏、送物资、排查车辆、调解纠纷、救助牲畜、草原灭火，在这些简单平凡的事情背后，浸润着坚韧而伟大的家国信仰，以及对生命的终极敬意。作者的语言较少新闻特写质地，更像是抒情非虚构。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书写对象是长期在极限环境中默默坚守的人时，什么样的文体才是恰当的？答案不是精致的游记或严肃的特写，而是深入的在场，这种行走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在”。

深度的在场，使作者笔下的边境线从“空间”成为了“地方”。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指出，“空间”是开放的、无定形的、允许移动的场域，而“地方”则是人们在空间中停留、栖居、赋予意义之后形成的经验中心——“地方”是价值的凝结，是“可以安居的世界”。跟随《山河北望》的“行走”线索，读者可以在经纬度坐标、边防哨所和界碑构成的抽象地理之外发现一个满是记忆与情感的“地方”，还有静态的自然与人文物象，共同承载了边关无限绵长的生命经验。

《山河北望》中的自然景观从来不是观赏性的“风景”。蜿蜒的河流像是自然化了的戍边人，沉默地存在于寂寥的世界一隅。坚守策克口岸20多年的民警们说自己“像生长在国门的胡杨，扎根大漠，也义无反顾地爱上大漠。”呼伦贝尔边境的樟子松“四季一身警察绿，英姿飒爽，站在天边”，作者说“你看，那些樟子松就是扎根北疆的戍边民警，就是代代接续的戍边人。”在人迹罕至的边境线上，人与树经年累月地相对而立，以同构的生命形式奠定了这一“地方”的精神底色。

边地的生命力还是由人与动物共同构成的。黄羊、马鹿、驼鹿、警马、警犬——它们不只是边关生态的组成部分，还是戍边人工作日常的温情镜像。民警“每天早上5点起来给马喂草料和玉米”，为马修剪毛发、诊断疾病。从昆明来到呼伦贝尔的网红警犬伊万，在民警杨美超身边得到了一犬多职的全能开发：“南方的狗，到了我身边就是北方的狼。”文中还描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俄罗斯和蒙古国每年春天都会放火烧荒，有一年时间碰巧一致，草场上火光熊熊、浓烟滚滚。大批黄羊被燃烧的大火追赶着向边境线涌来，隔着密密的铁丝网蹦跳嘶喊。巡逻战士于心不忍，在请示领导、对接蒙古国边防后，为黄羊打开了铁丝网的一角。戍边人为无言的生灵打开象征主权的铁丝网，表明边境的意义不只在于划界，更在于守护。

作者还写到了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蒙古语意为“屏障”），里面有一种哲罗鲑，它生在哈拉哈河，长在贝尔湖，每年洄游产卵，“能听见它们用尾巴拍打河床的声音”。如此灵动的时间标记，是作者与戍边人数次同行才能完成的文学释义。作者不仅“看见”了生灵万物，“听见”了号子声与浪花声，“嗅到”了木清香与羊粪味，还记录了皮肤感受到的风雪与炎热。呼伦贝尔式的冷会让“呼出的气瞬间结成冰雾”，民警的脸蛋“冻得像猴屁股一样”，手指“红肿笨拙、难以灵活弯曲”；而阿拉善戈壁的高温会把铁锹晒到可以煎鸡蛋，民警在中暑后上吐下泻，但仍要坚持适应这“丧尽天良的热”。透过感官经验，边关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可感知、有痛感的生命空间。如果说传统边塞文学往往以奇观化的目光打量边地，那么《山河北望》就是将边地塑造成了“去异域化”的栖居之所。它源于作者以“行走”丈量的审美刻度：不以旅人的身份观光，而是以“在场”的方式与边关共处。

二、平民英雄与沉默的“她们”

作者以“在场”的平视姿态完成了一次“新大众文艺”意义上的主体位移——让沉默者发声，让被忽略者被看见，让日常生活获得文学的尊严。《山河北望》中的戍边民警大多并非本地人，他们来自山东、河南、湖南、河北、安徽等不同省份，因参军入伍而被“分配”到内蒙古边境线上。文中反复书写他们初来时的迷茫与不适：宁夏人刘永红从浙江毕业后分配到呼伦贝尔，“搭着各类便车走走停停，周转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到岗”；陕西人白俊邦从云南德宏来到锡林郭勒，本以为与家乡相邻，但却相隔千山万水，坦言“失落感像您来时的路一样跌宕起伏”。

作者既不将戍边民警神化为“高大全”的英雄，也不将其简化为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以克制的笔触呈现了他们的疲惫与坚韧。民警张胡其图用10个月走访了2.8万千米，将海拉图嘎查辖区每一位牧民的家庭人口组成、收支情况、牲畜数量、房屋照片、生活情况等逐一记录在册。额尔敦乌拉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庆江，在一次草原救火后重伤瘫痪，坚持复健两年的他终于可以用僵硬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妻子发送了197字的节日短信。正如那句举重若轻的口号所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他们并不自视为“英雄”，而只看到了自己的“普通”——双根说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高大上的设想，“做好眼前工作就行”；金刚说自己“没什么成绩”，把一切付出视作理所应当。对英雄话语的主动拒绝，恰恰构成了他们作为“平民英雄”的实质：英雄性不在于超凡的能力或激烈的壮举，而在于将一件平凡的事以“一辈子”为时间单位坚持下去。他们会想家、会孤独，但戍边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选择留在那里。

在作者笔下，“奇观”与“生计”都是未经修辞的本真状态。民警巡边可能要在冬季没膝的积雪中“爬着走、骨碌着走”、夏季在戈壁地表七十度的高温中“站一会儿鞋底就粘在地上”；修围栏需要在白毛风中用冻僵的手指将铁丝一圈圈拧紧；接羔要整夜守在羊圈里，在母羊难产时“伸手抓着已伸出母体的两条羊腿，熟练地轻轻一拉”。民警们不只需要充沛的体力，更在长期实践中习得了多种技能。青格乐图不仅是技术一流的驾驶员、神枪手，而且还为约40平方千米的根子社区制作了一套可活动的模型地图，以低成本实现了对居民房屋信息的动态记录；查干哈达边境派出所的教导员杜文伟能开挖掘机、会电焊、懂种菜、会养猪，还曾帮助一个失散四十年的家庭重聚。作者不厌其烦地呈现这些细节，还原了底层普通人在劳动中交付的身体性与技艺性，让遮蔽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细节浮出了地表。

作品中出现了多位警嫂形象。李美霞以女性作家的敏锐，将私人情感纳入了公共话语的核心。文本中那些令人动容的细节，几乎都发生在情感的微光处：边二代斯琴说：“我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她虽然不是身穿警服的边防人，却为边防牺牲了一辈子”，母亲用25年盼回了退休的丈夫，唯一的女儿又义无反顾远赴天涯；民警庆江的妻子冀春艳在丈夫瘫痪后独自撑起家庭，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陪护丈夫，作者写她“瘦瘦的，穿一身朴素的家常服，见到我的那一刻双眼盈满泪水”，她之前是一个“在家不爱操心，出门不会买票，吃喝不会点外卖的幸福女人”，丈夫出事后却“第一时间站起来了”；还有银根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徐乃超的妻子李文娜，本可以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继续自己的辅警工作，却主动申请随丈夫进入戈壁深处的夫妻警务室。她说：“与其两地分居，不如我们在一起并肩守边。我不想只站在他身后，我要和他肩并肩”。在戈壁滩上，她学会了为牧民看病、送药、喂羊、盖草垛，从需要丈夫陪着上厕所的城里姑娘成长为被牧民认作“四闺女”的贴心人。在这里，女性不是被动等待的“守望者”，而是主动加入戍边事业的行动者。

不只是夫妻，还有兄弟、父子也成为了边境线上常见的家庭结构。文中多次写到边境地区人口流失的困境：草原上的学校撤了，卫生院搬走了，年轻人“像鸟儿一样飞走了”，民警说“草原留不住牧人，会带来边境管控与治安防控群众基础弱化、劳动力成本增加、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连锁效应，我们想方设法保障边民安全，就是为了让他们留下来”。达来是“国家的孩子”，他在阿木古郎草原上长大、成家，成为一名护边员。他的两个儿子——乌力吉宝音和乌力吉扎日嘎拉——一个退伍、一个入伍，接力完成了父亲的戍边心愿。还有戍边五十余年的尼玛老人，儿子哈达布和从小跟着额吉巡边，如今孙子宝泉又成为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塔木素布拉格边境派出所的辅警，正式接过守家卫国的使命，一家三代“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戈壁，坚守大漠半个世纪”。宝泉说：“奶奶老了，父母也上年龄了，这里的边境线上只有我一个年轻人，都不回来也不行。”多个家庭、几代人跨越几十年的长久坚守，无疑进一步放大了戍边事业的伦理重量，因为这里的代际传承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开始于别无选择的担当。

三、“孤独”的情感地理

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戍边民警的情感底色，大概就是“孤独”。它非常高频地出现在很多民警的自白中，也是作者穿梭在边境线上时油然而生的感受。

边境线上的孤独是多样态的，最直观的是地理空间的旷远。银根苏木“总面积6573平方千米，居民只有249户487人……一户和一户之间如果隔着山和戈壁滩，那就更远了”。作者在行走于阿拉善时写道：“除了偶尔飞过的鸟儿，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这种体验的重点不是“大”，而是“空”——一种匮乏的、空间性的孤独感。时间性的孤独则表现为“漫长”。恩和哈达边境派出所被称为“北方第一所”，是内蒙古地区唯一一个建在无人区里的边境派出所，不定时断电经常让人们不得不退回前现代状态，在黑暗中面面相觑，所以坚守十年的民警黑泽明说：“10年的寂寞戍守是锤炼磨砺我意志的试金石。过了关就是成长”，左彬则说心神不宁时就到林子里去巡边，“找到事情做就熬出来了……熬出来以后就不想离开了”。他们不否认孤独的存在，而将其视为有终点的精神试炼。还有民警新哈布日，在初到宝格达山边境派出所就开始了与孤独的缠斗——他有一个尴尬的毛病，一跑山路就晕车。为了克服问题，他“只要有时间就往辖区南牧场跑”，其他民警打趣他“把心丢在南牧场了”。如今战胜了生理困难的新哈布日能够闭着眼睛画出南牧场的地形图，可见在“以孤独求成长”的戍边民警这里，跨越障碍也是一种与地方建立认同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成为了孤独的感受者。在行走边关的旅途中，她“孤独地行驶”在“去往天边的公路上”，跟随孤独地界碑，去往孤独地大漠与山林。但这种孤独与民警的孤独性质不同，它是暂时的、可结束的，而民警的孤独是职业性的、不可选择的。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作者与戍边民警产生了基于情感地理的同频，但她很快便发现，自己终究无法抵达他们所承受的终极孤独。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部书写边关的作品只写忠诚、奉献、荣誉而回避孤独，那么它就是不诚实的。作者没有美化其所见，她如实记录了那些在深夜辗转难眠、对着手机屏幕发呆的夜晚，反而使读者更愿意相信那些朴素的关于信仰的叙述。

戍边人适应孤独，是为了让更多人不孤独。时间回溯至20世纪九十年代，呼伦贝尔边境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丢失牛羊的牧民骑马到最近的派出所报警，案情往往已经过了好几天。犯罪分子得逞后从容越境，留下牧人“仰天长叹”的无助。在“城市110”的启发下，自治区边防总队在违法犯罪活动高发的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尝试建立了以无线通信为支撑的报警系统，用22部手持对讲机辐射周边上百户牧民的22个报警点，之后便是更多超短波转信台、太阳能发电设备、全景摄像头与无人机。在不同盟市，“草原110”还形成“马背警队”“雪城义警”“护边驿站”“沙漠110”“强边固防直通车”“居边护边堡垒户”等不同模式，成为草原人民真正可靠的后盾。从对讲机到无人机，从徒步巡边到“鼠标一点，鸟瞰全镇”，技术迭代在作品中只占短短数页，但在现实中，却是几代民警用青春换来的治安屏障。

“草原110”既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面对边地复杂形势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地方”警民关系在新时代的融合方式。它之所以能够从简单的蒙古包哨所扩展为覆盖36万平方千米的智慧边境工程项目，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扎根在人民的生活里，是从牧民的求助声中、从民警卧冰踏雪的脚步里、从每一扇被大雪封住的门前生长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草原110”是治理的技术，更是民生的诗学。可贵的是，作者对技术进步保持了一种审慎的节制，她注意到在山林、荒漠、戈壁与草原的深处，手机信号依然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技术之光照不到的角落，依然有人紧紧守护一方安宁。

制度的尽头，是人与人长久累积的信任关系。作者写到一则“狗不理民警”的趣事——当牧民家的狗见到民警不再吠叫时，便意味着这个“外来者”已被接纳为“自家人”了。这种信任来自民警“能在老乡家待得住、沉得下”的笨功夫，来自他们愿意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正经事来办的认真。无论是普通民警还是所长指导员，都将自己深深投入底层，直面底层的困窘、作为底层而生活，以“真诚”诠释了“崇高”的定义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部分底层文学往往与苦难深度绑定，底层劳动者总是被损害、被遗忘的，这种书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容易导向叙事惰性，似乎只有在“受苦”时，他们才值得被书写。《山河北望》没有回避戍边的艰苦——极端天气、身体损耗、家庭离散，但并未将苦难作为叙事终点，而关注民警们如何通过劳动确立意义与尊严。

边地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种情感结构与文化政治的流动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河北望》不仅为内蒙古边境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档案，也为“新边地书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范式——边地不是所谓中心的目光所及之处，而是制度与情感、治理与信任相互博弈的、另一处绽放着生命热力的“中心”。

四、余论

刘大先曾在《“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中指出，新世纪以来的边地文学在释放边缘活力的同时，也浮现出了“单维度与孤立化叙事”的隐忧——边地或被简化为猎奇的风情展板，或被固化为自足的族群神话，从而出离了边地认知所必需的关系性与能动性初衷。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框架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文化批判、召唤民族活力的政治功能，却也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盲视——边地上那些“非本地”的治理者与守护者，那些被制度性力量安置在边关、却在长久劳作中将异乡化为故乡的人，几乎从未进入文学叙事的视野。《山河北望》的突破之处，正在于它选择了一个既“属于”而又不“来自”边地的群体。他们不是原住民，他们的孤独不是“乡愁”而是“他乡之愁”；他们的坚守不是血脉使然，而是源于质朴的信仰。这一群体内在的文化共生性，打破了“本地与外来”的二元想象，使边地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场域，而是开放的、流动的、不断被重新定义的空间。

边地文学的珍贵使命，是在差异中看见共通，于特殊中抵达普遍，辨认出那属于所有人的、关于信仰的故事。正如杨庆祥在《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中所说，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在于“在历史性和普遍性中找到应对当下剧变现实，重建文化有机体的可能”，如果不能离析出一种“普遍性”，就会“重复既有的地方性书写的范式，成为一种历史的反复”。作者没有将边地处理为一个被历史凝固的“他者空间”，没有重复边地民族的古老史诗与神话母题，而聚焦于正在发生着的“当下”。《山河北望》的普遍性，在于它呈现的是在特殊处境中淬炼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状态——那种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依然选择坚守的孤独，那种在与亲人分离中依然将责任置于首位的伦理排序，那种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将“他乡”转化为“此在”的情感羁绊。这些经验虽然发生在遥远的边关，却并非与城市读者无关。恰恰相反，在一个流动性空前增强、地方感普遍流失的时代，《山河北望》以边地为方法，讨论了人在流动与迁徙中如何重建与土地、与他人、与自我关系的命题，或是一份关于“人如何在无根的时代重新扎根”的文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