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以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一
作为一个具有充分复杂性与特殊性、始终不曾稳定的学科，中国当代文学曾经一直存在学科边界模糊、“批评”话语独大、评价标准单一、史料禁忌较多等问题，这使得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主观与客观层面一度遭遇重重阻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界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历史化”的观念自觉及其方法论探索，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超越以往研究局限、获得学术质量提升的立足之本。在这一学科建设的进程中，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如所周知，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取得的自觉与突破，离不开“历史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从学科史看，李杨、唐小兵对‘历史化’有开启之功，但使‘历史化’方法获得较大学科影响力却是洪子诚，而进一步使‘历史化’成为一种学科热潮乃至常识的，则是程光炜、李杨领衔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实践”，事实大抵如此。正是在世纪之交，摒弃外在思潮左右、聚焦学科自身历史生成机制、还原当代文学实践之特殊思想文化语境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横空出世，顿使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耳目一新，认识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与“成熟”。而这种独立与“成熟”首先体现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在观念与思维范式上的转型，以及问题意识的觉醒，即后来者所总结的“历史化”。若从广义层面上来理解，“历史化”本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从业者皆应具备的基本性工作伦理与意识。然而，因为现当代特殊的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影响，“中国学者自身的非学术倾向”严重，与之相应，与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历史化”原则背道而驰的文人习性也到处泛滥。鉴于此，洪子诚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的贡献与意义才会显得弥足珍贵，其与“历史化”研究相辅相成的自省、宽容而又冷静、公正的学者气质及其洗练、克制的文风，在为其研究成果带来清隽、庄严的学术魅力的同时，更给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比较纯粹而罕见的学术人格和工作伦理。这也正是文坛学界欣慰于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与“成熟”时，常常要特别提及洪子诚的“学者”风范，甚至将其称作“当代文学研究的肉身形象”的重要原因。而归根结底，人们能够不约而同地将洪子诚与纯粹的“学者”形象相联系甚至相等同，也正是因为洪子诚能够将詹姆逊的“客体历史化”和“主体历史化”路线真正落实贯彻于自己所进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之中，尤其是在将研究者主体“历史化”的实践上。
洪子诚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在于率先以文学制度研究为锚定点，使当代文学生成、发展和演变的结构形式及其整体性得以清晰地呈现，并在历史与现实自洽的逻辑中，使当代文学学科漂浮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范围、分期与特征等能够有效地稳定下来。也正是通过文学制度的研究，洪子诚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在当代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学’之后的状况”的精深考论，并且能够一反其“犹豫不决”的惯常态度，明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自信地论断：“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以后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大陆文学，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解体的文学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及其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成为唯一合法的存在。虽然洪子诚的观点与研究不无争议，甚至被杜博妮等海外评论者评价为过于“正统”“稳妥”“谨慎”乃至于“保守”，但他本人认为，这是基于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一种有效的视角。而赵园等国内的许多学者则盛赞其具有“老吏断狱”般的史识与史胆，认为“这本书好的地方在于，所有敏感和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但是着笔的时候非常节制和适度。……洪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一种能力，即所谓的‘识断’，就是史识和史断的能力”。一些年轻的学者更从全球化视野发现了“这些思考具有文学史理论方面的世界性意义，但并非纯然来自理论的演绎，而是诞生于洪著对于历史现场的沉潜与深思之中”。
二
关于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方方面面的总结与阐发已经很多。然而，就其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关系而言，以往的研究却仍不充足。众所周知，如同阿基米德发现的杠杆原理，洪子诚“撬动”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支点”在其最为重要的名篇《“当代文学”的概念》之中。而正是在这篇论文的“内容提要”里，洪子诚即开宗明义，云：“加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首先遇到的是对‘当代文学’概念的辨析。”显而易见，洪子诚当时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就已有了高度自觉的全局意识和超常洞察力，这一点具体落实到他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中，正是对奠定“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反思和考辨，犀利揭示其话语性，从而实现了对“当代文学”构成的内在把握。为此，除了《“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洪子诚还接连参与了《南方文坛》杂志自1999年第1期开始推出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的组稿和撰稿工作，并与孟繁华共同主编出版了《当代文学关键词》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牢固根基。不仅如此，洪子诚同样从很早开始，便已重视并深度参与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其以《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为代表的文学史研究成果无一不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取胜，而退休后撰著的《材料与注释》等更是为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做出了新的探索与启迪。
实际上，无论是在当代文学学科性质的确立和当代文学史整体格局、视野的构建上，还是在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学术规范上，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均有从全局到基础查缺补漏、引领创新的作用。这也正是洪子诚之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至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正如陈剑晖所言，“在文学学科建设中，文学史写作一般处于较高层次的地位。它既是对作家的定位确认，也是对各种文学现象加以梳理、归纳、总结与‘历史化’。同时，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及课程教学体系中，也一直以‘文学史’为教学中心。所以，长期以来，文学史建构一般被视为学科是否稳定、是否成熟的标志”。
陈剑晖的观点其实还提醒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属于高等学校建设的一部分，其与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教学以及追踪式文学批评等工作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因为“所谓‘学科’从一开始就始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分类主要是对大学的学术研究有价值和意义,学术成果也主要产生于大学,大学是学科最大的行业或者专业平台”。具体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代文学1957年就开始归属于我国高等教育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王瑶、刘绶松等编撰）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是我国大学文学教育及课程教学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且以“文学史”的教学为中心。而自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确定了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之后，“当代文学”在政治等级上且又高于“革命民主主义”的“现代文学”，并在高校内外受到更多的推崇，“文学批评”也因此越来越强势地参与到该学科的构建之中，从而形成“当代文学”与同属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颇不相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过，到了1981年,在国务院学科分类中,虽然“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合体成为“中国语言文学”8个二级学科之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相比，时间长度大致相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却又成为基础薄弱、进展缓慢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恰恰如程光炜所言，“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问题讨论特别需要与高校学者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相勾连。而考察洪子诚在北大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以来的学术历程，正可为此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三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洪子诚，长期在北大求学、任教。北大系统的人文教育传统与前沿的学术思想氛围以及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拓者的示范，对洪子诚学科意识的形成及其日后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和创新起到了潜移默化而又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梳理相关的材料可知，“文革”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工作的洪子诚，在综合考虑了自己的能力与兴趣的基础上，顺应20世纪70至80年代历史转型期的当代文学学科化之趋势，审慎决定从现代汉语教研室转到由张钟、谢冕筹建而在1977年成立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在承担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与同事们合作，以文学体裁分类方式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1980年出版，1986年进行修订改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然而，这一部由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合作编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虽然在一众倾向于展现文艺思想斗争的文学史书写中脱颖而出，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旧有格局。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真正有创造性的文学史著作凤毛麟角”，文学史编写者大多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史观与思维方式，比较习惯于从一种阐释模式出发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进行定性和评价，直到洪子诚的被誉为“个人写史”之典范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问世。
从《当代文学概观》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为什么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能够实现化蛹为蝶般的突破与超越，并引领了当代文学研究中蔚为大观的“历史化”潮流？对此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与分析，例如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结构变迁对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要求，钱理群对洪子诚独立撰写文学史的鼓励，洪子诚在博览理论书籍过程中得到的“历史化”理论启发……不一而足。不过，与问题相关的一个看似寻常但又非常关键的因素却往往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那就是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的备课和教学中日益增强的学科意识——为了更系统更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内容及其价值，洪子诚以极其负责、自律的教学态度，不断在教学实践（备课、讲课）中换位思考——以学生的视角对某些理所当然的价值判断、历史叙述、文学史框架进行“再问题化”，也常常站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质疑自己对文学史论述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当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有效性。据洪子诚自述，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包括在日本的备课和教学的过程中），“因为要用一种简洁、概括的语言来描述复杂现象，就逼着我对问题有一个清理，形成比较明确的概念和表述方式”。由此可见，洪子诚学科意识的优化和“历史化”研究的动力直接关联着自己作为大学教师的文学史教学工作。
据洪子诚的回忆，其在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实际上正是一个从强烈的学科意识和教师责任心出发所困惑和思考的基本性问题，即“为什么共和国一成立，当代文学就开始？”（1987年，洪子诚在参加中央电视大学在黄山的会议时，与同事张钟的对话中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的当代样本。受此问题的引导，洪子诚渐渐“从评价、价值判断，转到对将概念、叙述方式放置在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去清理的思路”，并且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和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当代文学”这样的核心概念本身，也被不断加以问题化（历史化）处理。此后，他沿着“历史化”的研究路线，对当代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等著作中将这一思路推进到更为深入、细致的层面。
四
按照斯炎伟的说法，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充分说明了“历史化的目标是‘稳定历史’，而非‘固定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化”方法可以通过“稳定历史”来构建较为完整的当代文学学科体系，但其并不能够“固定历史”的一面则实际上意味着“历史化”方法内在地包含着对故步自封的学科认知的批判性反思。进一步说，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历史化”方法的不断实验其实已经为这一方法注入了自反性力量，显示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所存在的更多可能性。
实际上，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历史稳定”的工作之后，洪子诚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仍然继续进行着文学史相关内容的清理和研讨工作。在进入21世纪的二十余年里，洪子诚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02）、《我的阅读史》（2011）、《材料与注释》（2016）、《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2022）等专著，对文本解读的“历史化”、史料解读的“历史化”、文学关系的“历史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示范(24)。与此同时，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路线逐渐被众多学者吸收与转化，并由程光炜、贺桂梅、吴秀明、吴俊、张均、黄发有、斯炎伟等后继学者进一步推进，从而形成了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研究脉络。他们不断“重返”20世纪4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21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不仅在深入推进原有“历史化”研究的基础上使某些文学史判断更加公允、稳定，而且还通过“历史化”研究实践的创新，更为丰富而深入地揭示了某些文学史现象的内在构成。
总的来看，洪子诚之所以能够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中注入自反性的力量，是因为他对当代文学之学科发展动力的深刻体察。毕竟，当代文学研究同时内含着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而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也基于“史料”与“问题”的互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洪子诚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成就，是在对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肯认，以及在追求史料工作之专业性与激活问题意识的双重兼顾中推进的。
五
近年来，不满于当代文学学科对“历史化”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热烈讨论与偏重，呼吁重视文学批评之价值与作用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以至于出现刻意将“文学性”研究与“历史化”研究视为对立关系的讨论。如何客观地认识与评价“文学性”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笔者想到了王富仁早年的一段很有启发性的比喻：“文学研究向来有两条腿，一条是文学史，一条是文学批评。这两条腿是相互为用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但它们又是两条腿而不是一条腿。这两条腿，在一条腿向前迈的时候，另外一条腿就要先停一停，就要先踏在地上，而在另外一条腿向前迈的时候，这条腿就要先停一停，就要先踏在地上。否则，我们的身子就不容易保持平衡了，就容易摔跟头了。”王富仁的比喻无疑是在强调当代文学研究中维护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这“两条腿”曾经就是非常不平衡。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主观性较强、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式。对此，洪子诚和孟繁华很早便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在《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一文中指出了这类研究的缺陷，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必要（当然不是绝对）的界限，常有混淆，以至于把当代文学研究，简化为‘现状批评’，并进而削弱了批评本身应有的‘历史意识’”。在这一段的问题描述中，洪子诚和孟繁华虽然对当代文学研究被简化为“现状批评”的现象不满，但也并未全然否定文学批评的价值，所谓对必要而不绝对的“界限”的维护体现出两位学者潜在的方法论主张，即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平衡文学史尺度与文学尺度，避免片面化和极端化。当然，在近三十年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历史化”致力于还原历史并对文学历史做知识谱系的考辨与清理工作，这种对文学批评的主观性进行纠偏的动机，却又在某些研究者那里矫枉过正，形成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在纠偏的过程中虽然清晰了二者间的界限，但难免忽视了二者间的内在关联与辩证统一。鉴于此，才难免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认为“历史化”研究如走到了取消“文学性”的地步，实亦取消了文学研究。不过，这种担忧主要还是针对泛滥的跨学科视野下的罔顾文学边界的研究而出现的，这些研究往往未能坚守住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并没有形成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全局意识，仅仅是为“历史化”而“历史化”。这显然走离了洪子诚等学者最初的“历史化”路线。
事实上，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中令人称道的学术品格，正体现在他对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关系的辩证把握与审慎权衡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中，洪子诚就已经明确地表示：“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与此同时，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中却又并不十分认同被绝对化的狭隘的“文学性”尺度，甚至认为“历史化”研究确实“必须某种程度地牺牲作品的独立自主换取文学史的宽阔视域”。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洪子诚对文学性、文学审美尺度的潜在考量其实已转换成了他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自反性力量，不断敦促他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进行反思。而相应地，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反过来更新了他对“文学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使其更侧重于从文学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角度来阐述“文学性”的复杂维度。在与黄子平、吴晓东等人进行的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探讨中，洪子诚就曾经阐发了如下观点，云：“我不大信服对1990年代文学出现‘危机’的描述”；“我不大相信‘纯文学’思潮有那么大的能量，能成为一个时期文学困境的主要原因”，“文学性既是理论、信仰问题，是方法，也是实践问题”，可见他虽然承认文学性之信仰层面的价值，但他并未轻易地将“文学性”视为一种先验的本质化的文学之属性，而是对“文学性”观念进行了“历史化”反思，并以辩证思维处理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例如他在史料工作中就明确地表示过：“作品选的编选也有侧重文学史意义或文学意义的差别。”
总之，协调文学史价值/文学价值“两条腿”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之路，一方面是强调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并列/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强调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协调/合作关系。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文学史研究或是文学批评，其目标都在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创新与拓展，并促进学科的独立与成熟。与其争论何种研究方式更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不如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根据问题的性质去灵活调整二者的侧重，即有时应突出历史化分析，有时则需强化文学性批评。正是在这种交替推进、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才能获得更为扎实的发展。
六
在进入21世纪的二十余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渐渐有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即在一直以批评为主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批以史料的挖掘、校勘、辨析、对读和汇编等研究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倾向异军突起、别树一帜，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这些研究对传统的文献学观念和方法的化用使当代文学有力地破除了“当代无史料”“当代不可或无法写史”之类的偏见，无疑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获得基础性、稳定性保证的可喜进展。众多研究者开始重视史料的挖掘和对史料的阐释问题，如洪子诚、程光炜、邵燕君、王本朝、张均、吴俊、吴秀明、黄发有、易彬、王秀涛、李洁非、孙晓忠、斯炎伟、石岸书等，均已取得令学界刮目相看的丰硕成果。
不过，在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不少史料整理与发掘工作中，研究者并未充分认识其与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没有在全局性的学科建设视野中反思史料工作的目的与意义，更未意识到文学史本身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由此，一些研究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片面地收缩为“史学化”，其结果非但无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反而会拉低其建设水平，并损害其独特的学科品格。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洪子诚对史料工作的辩证思考和分析：
史料工作对视野、理论、素养、方法的要求，一点也不比做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低。在学术工作上，这是分工，它们之间都有紧密关系，不应该厚此薄彼，独尊某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受到重视，取得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将会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提升、深化。但是，由于“当代文学”与现实问题、与当代人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紧密关联，希望这种史料重视趋向，不会是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上思想力、批判力孱弱导致的后果。
洪子诚这番对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回旋式辩证分——既强调了史料工作的复杂性与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也强调了这一工作与其他学术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提出了一种以批判性反思推动史料工作发展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乃至搁置当代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思想力与批判力。其实这个问题意识的产生与洪子诚对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兼顾一脉相承。可以说，洪子诚是在对作为研究主体的自我进行“历史化”反思的基础上，意识到了“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赋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长、变化或消亡的。”
在厘清了史料工作与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之后，史料工作的独特性才能体现出来：一方面，从史料工作与其他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区别层面来看，这一工作有其基本的要求和技术规范，即研究者需要掌握史料学意义上处理历史材料的系统知识与方法，也就是用什么方法、路径来收集、整理、鉴别、保护、编撰史料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当代文学史料的特殊性、史料工作与其他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密切联系来看，这一工作又要站在当代文学学科视角，以适当的理论与问题意识为驱动，对海量的历史材料做出取舍、判断与分析，也就是从什么视角和问题意识去鉴别、解读史料的问题。这两方面皆不可被忽略，正如洪子诚所言：“史料工作不只是发掘、回收，也需要汰除、掩埋”。
很显然，洪子诚有意识地兼顾了史料工作中的“专业技能”和“问题意识”两个重要维度。虽然说，洪子诚并没有接受过史料学的专业训练，但他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史料收集、整理能力，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带着问题对史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这才使得他的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并不混乱而无序，相反，洪子诚有意识地将某些文学历史材料编排在一起，让材料去显示当年文学现场的原生态。正如洪子诚的专著《材料与注释》所做出的实验，“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他们形成参照、对话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显然并非只是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重提文学史料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而是旨在激活文学史料自身的可能性。诚如贺桂梅的评价，洪子诚“充分意识到了当代史料自身的复杂性，不仅指检讨、交代材料的特殊性质，也指当事人关于历史事件叙述的复杂态度。……《材料与注释》对诸种史料的叙事性和偏向性保持了足够的自觉，细致地辨析其中的差异，并通过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并置在一起的方法，显示出历史记忆、历史叙述的不同的声音。……与其说他在书中要表达的仅仅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莫如说他正是要在历史多声部的展示中让人们去触摸历史的‘真实’，力求让人们做出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恰当判断。”其实，除了《材料与注释》充分展现了洪子诚在史料工作中稳定而娴熟的专业技能与问题意识，其《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何尝不是在他对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史料整理之重视基础上形成的，而洪子诚之所以在海量历史材料中有意识地汇集这部分史料，无疑依托的是他对当代文学与中国社会政治乃至世界政治局势之密切关系的问题之思考。
如果说，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之专业技能是一个显在的问题，那么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需要“问题意识”的介入则往往被研究者忽视，这种恢复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必要而有限的努力，“也许恰是当代中国语境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书写方式，因为在共识破碎的民情基础上，任何整合的历史叙述都可能是效力不足的，或是缺少对话性的。与其耽于比较‘理念’之间的优劣，不如回到充满差异的历史经验之中，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建立起对历史更为具体、细腻、辩证的认知。这种不同于‘批评’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致力于生产学科的知识基础，而且将为当下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对可靠的共同视野与公共经验。”问题意识能够帮助研究者明确研究重点，避免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迷失方向，它为史料收集和分析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并且，问题意识还能促使研究者从具体史料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不仅能够深化对史料的理解，还能推动当代文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结语
时至今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具有了普遍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日益深厚的史料基础、开阔的思想文化视野和良好的学术规范。在这一过程中，洪子诚等人引领的“历史化”研究，尤为当代文学研究贡献了重要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并为后来者的具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示范与深刻的启发。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对当代文学关键“概念”、范畴和命名的知识考古与谱系学梳理，到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相关问题与方法的细密论析和实践探索，以及新世纪对阅读史、对“十七年”文学史材料、对当代文学中世界文学因素的深入研究，洪子诚始终坚持重返“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与理论问题，同时不断推进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探索与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说，洪子诚对詹姆逊激进的“永远的历史化”进行了更加温和的处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建构。其实，相比于种种“历史化”研究成果，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不断超越自我的曲折进路与精神跋涉，或许更值得重视和总结。尤其是其将创新理念转化为具体研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及其演进轨迹，更能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