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不确定性和永恒的细节
不确定性的出现，
是为了阻挡我们走向确定性
我前些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有一个发言。去之前，会议翻译需要我的发言稿，我说没有，我的发言是现场发挥的。不过我还是将要讲到的两部小说的封面拍照发给了翻译，可以让翻译顺利地说出书名和作者。
一本是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的长篇小说《悲伤的物理学》。其实他的名字就是乔治，但是斯拉夫语的发音是格奥尔基。我在索非亚街头与我的保加利亚语译者斯特凡走了四天，问了斯特凡几次，才将这个名字念准确了。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有点复杂。还有一本是俄罗斯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小说集《科雷马故事》。
去德国前一个多月，汪晖问我，能否提供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发言，探讨的主题是“不确定性”。我说没问题，这个容易，我们的文学和生活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发言很轻松，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我只需要讲讲文学和生活，我不会谈论哲学和思想，这不是我在哥廷根要做的工作。
我首先要说的是，任何不确定性的对面都存在着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出现，是为了阻挡我们走向确定性。有时候我们走到了确定性，有时候我们永远走不到确定性。我将用两个小说中的例子和两个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解说。
第一个例子来自保加利亚作家格奥尔基的《悲伤的物理学》。读到这本书是一个巧合，出品方给我寄的书，寄到三亚，我在三亚借住的房子里没有书架，书都堆在茶几上，最上面有一本《悲伤的物理学》，起初我以为是物理学方面的普及读物。三月份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是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因为我四月份要去保加利亚，很好奇地拿起来读了，才发现是小说。这部小说非常优秀，碎片化叙述的结构。出品方即将出版格奥尔基的另一本小说，风格相同，他的叙述都是碎片化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悲伤的物理学》在描写孩子成长的过程时，带出了历史片断和社会现实，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里面还穿插了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米诺陶洛斯的故事，忒修斯在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下杀了米诺陶洛斯。
小说的叙述经常以“我”的讲述出现，“我”的爷爷二战期间从保加利亚去匈牙利抵抗纳粹。二战结束后，他带回来七个匈牙利单词，你好、面包、葡萄酒、水、谢谢、漂亮、再见，这是他的战利品，“他保护这几个单词就如同保护他的小银勺一样”。“漂亮”这个单词让“我”奶奶嫉妒，“为什么一个士兵会知道‘漂亮’这个词”。“我”奶奶怀疑她丈夫在匈牙利时有一个女人，就是“漂亮”这个匈牙利单词引发的怀疑。这是一个作家的敏锐，他一下子将女人的直觉写出来了。
“我”爷爷在匈牙利打仗负伤后确实有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老了失去记忆以后仍然会说几个纯正的保加利亚单词，你好、谢谢、面包、葡萄酒……
这个匈牙利女人，存在于“我”爷爷的“确定性”和“我”奶奶的“不确定”之间。小说中的“我”爷爷没有承认这个事实，“漂亮”带给“我”奶奶的始终是不确定性。
在“我”爷爷这里，“漂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确定的。可是“我”奶奶，她一直没有抵达这个确定性，她是有机会的，自己放弃了。“我”爷爷离开匈牙利回到保加利亚时不知道匈牙利女人怀孕了，匈牙利女人生下孩子后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个匈牙利语地址和用铅笔画的一只婴儿的手。“我”奶奶收到这封信，她看了以后什么也没说，“只是认真地又把信封粘好，交给了她丈夫”。
这是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方向——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可是始终没有走到，有时候是自己放弃了，当不确定性比确定性安全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停下，不再向前走，“我”奶奶也是这样，她宁愿带着不确定性死去，也不愿去承担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我当时看到这一段时，已经意识到格奥尔基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什么是作家的敏锐，这就是。《悲伤的物理学》里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没有完整故事，是碎片化的小说，需要局部叙述时更加精彩，格奥尔基在小说局部方面做得很出色。
第二个例子是俄罗斯作家沙拉莫夫的小说，他应该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他最重要的小说是《科雷马故事》，他被称为“俄罗斯三大监狱作家”之一。苏联时期他在靠近北极圈的科雷马劳改营生活了十五年，因此写了《科雷马故事》。另一位“监狱作家”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在古拉格生活了八年。第三位“监狱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生活了四年，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犯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在监狱中生活，是流放。准确地说沙拉莫夫是俄罗斯三大“犯人作家”之一。沙拉莫夫在劳改营的时间最长，1951年被提前释放，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获得平反。他也是革命者，可他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斯大林时代的命运肯定是悲惨的。
他的作品写得很简洁，我觉得他在写每一篇小说时都好像没有时间了，感觉他随时要被抓走。我举的例子不是他最重要的《科雷马故事》，而是《三十年代故事》，其中有一篇名为《大夫三死》。
他写了枪毙的过程，行刑队的一排士兵。犯人也是站成一排，行刑前需要用布条将犯人眼睛蒙上。这位医生拒绝了，他表示自己可以看着射来的子弹，但是他没有这个不蒙布条的权利，他们强制给他蒙上了布条。犯人的手被绑住了，眼睛蒙上布条之后，他们开始唱歌，唱的是同一首歌，这一排犯人都唱得走调，而且走的不是同一个调。这个死前的唱歌走调，写得非常好。
医生听到拉枪栓的声音，这时有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叫出了医生的名字，医生很自然地往前走一步，这是监狱里犯人的习惯，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上前一步。
行刑队士兵的枪里“一部分子弹是空弹，一部分装药。这是为了让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杀人者”。这一段描写很重要，是通过一种不确定性来实现，表达出来的却是让我们感觉到是确定性的事实。通过这句话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行刑队处决犯人是经常性的，为了让士兵觉得对面的人不是自己打死的。如果士兵们每年只处决犯人一次，他们可能不需要用空弹来安慰自己。这个句子是不确定性向确定性之间的过渡，它既有不确定性又有确定性，在这两者之间。
这正是文学带给我们的魅力，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的想象力在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徘徊，考虑到这些可能性的因素。
医生向前走出一步，有人解下了他眼睛上的蒙布。他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因为典狱长的妻子提前分娩，这座小城里唯一的医生去了山里，明天早上才能回来。典狱长的妻子快要死了。
上前一步的医生想到典狱长是恶棍，他的妻子也是坏人，女佣给她烧洗澡水，温度高了两度，她就用雨伞抽打女佣。医生认为他们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也是恶棍。他退后一步，宁愿去死。他说：“我不去。”“蒙布又扎上了他的眼睛。”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存在一种文学叙述中的可能性，可能性这个时候出现了，“有人生命垂危——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医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想活下来。哪怕再活一天一夜”。
活下来的可能性让医生再次向前一步，眼睛上的蒙布再次被解下来。接下来，典狱长妻子的难产问题解决了，医生抱着孩子向典狱长表示这是一个男孩。医生被带回监狱。小说结尾是第二天早上，士兵把他押回到处决的地方，医生“那剃光的后脑勺碰到了冰凉潮湿的墙壁。他的双眼被蒙布扎起来，接着，他听见了军官轻声发出的号令”。
医生回到监狱的一段描写令人动容：“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坐到早上，饥肠辘辘。他的牢饭被取消了，监狱当局已经认为他是死人。”
这个故事是想从确定性出发，试图走向不确定性。因为医生被处决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他救活典狱长的妻儿后，故事试图走向一个不死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有成功。
格奥尔基·戈斯波丁诺夫的“漂亮”，是努力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沙拉莫夫《大夫三死》的故事反过来，努力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两个叙述朝着对方的方向走去，当然它们中途不会相遇。
文学叙述里充满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生活中也是如此，现在我要说两个来自生活的例子。第一个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址。下了公交车之后，我不会打车，也没有钱。我忘记当年北京是否有出租车，1983年有出租车吗？我当时好像没有见过出租车。
1983年我第一次去北京，问路是个麻烦。在浙江，当你问路时，他们会告诉你下一个路口是往右转或者往左转。北京人告诉你的是，下一个路口往南走或者往北走。我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明明可以用左和右来确定，北京人却用南和北这种不确定的方式给我指路。
现在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了，在我居住的区域内，我能够分辨东南西北，如果让我走到另一个区域，我又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在上海也是如此，换一个自己陌生的区域后也无法分辨东南西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确定性，虽然明明可以用一种确定的方式指引你，但是你所遇到的指引总是具有不确定性。
这是习惯的区别，浙江人的指路习惯与北京人的不一样。还有文化的差异，上个月我去了保加利亚索非亚。1983年在北京问路时我还没有手机，更没有手机里面的指南针。我现在有手机，也有手机里面的指南针，可以使用它来指出东南西北。在索非亚乘坐出租车，快到的时候，司机是怎么询问的？我期待他问的是右还是左，这是确定性的，如果不行，退一步用不确定性的南或者北也行，我手机里有指南针。可是索非亚的出租车司机给予我的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他问：“上坡还是下坡？”我问我的保加利亚译者斯特凡，是否能够理解出租车司机所问的方向，他回答说不理解，他是索非亚人。索非亚的出租车司机把不确定性弄到了极致——“上坡”还是“下坡”。
我先回答关于电影和库斯图里卡
我先回答关于电影和库斯图里卡。我和库斯图里卡在贝尔格莱德、北京和上海见过多次。他带我去过他的靠近波黑边境的木头村，那里有一个电影节，他还开车带我去了波黑塞族共和国。
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他担任评委会主席。电影节组委会知道我和库斯图里卡熟悉，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评委，我回答我不愿意。几天里看那么多电影，眼睛都要看瞎了。看电影是享受，做评委是工作。工作与享受不是同一件事情。组委会就邀请我参加库斯图里卡的大师课，大师课最后的时候，主持人让我向库斯图里卡提一个问题。
我前面说了一下对库斯图里卡作品的感受，我说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另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灵魂。
我说，我们在看《爸爸出差时》，可以看到契诃夫的灵魂，看《地下》，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灵魂，这两个灵魂已经结合成库斯图里卡的灵魂，这是最重要的。
几年前，他很想把艾特玛托夫的《成吉思汗的白云》拍成一部电影，在中国拍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拍摄。他请人将剧本翻译成中文给我看，我看完后感觉好极了，莎士比亚风格的剧本。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只是中间存在一些小问题。我向他转达了我的意见，他表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修改。
扯远了，大师课结束前，主持人让我向他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说第一次看《爸爸出差时》，里面的小胖子梦游的情景令我难忘，小胖子两只手举起来，闭着眼睛慢慢走在街上。小胖子走路的样子非常可爱，镜头一直跟随他，突然有一只小狗在前面走进来了。我当时认为库斯图里卡是运气好，这只狗给我一种完全是自己走进来的感觉。一只小狗突然走进镜头，梦游的小胖子跟在小狗后面的画面很感人，而且非常美。如果只是小胖子一个人这样梦游行走，没有一只小狗入画，感觉会完全不同。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动物非常多，而且他拍摄出来的动物都很精彩。所以我问他：“你在电影里面拍摄了那么多动物，而且拍得非常好，你在现场是如何与它们交流的？你怎么给它们说戏？”
他的回答很简单：“给它们美味的食物。”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很简单，是我们想多了才变得复杂。就像库斯图里卡对付那些动物一样，只需要给它们好吃的食物，它们就会听话，在片场就是最卖力的演员。
我去保加利亚前，在三亚看了一部电影。是大卫·芬奇还是大卫·林奇？总之，是还未去世的导演拍的一部电影（大卫·芬奇的《杀手》）。
我喜欢观看枪战片，但如果枪战片前面五分钟不开枪，我就会换电影。电影开始五分钟了还不开枪，不是地地道道的枪战片，我没有耐心继续等待枪声。因为这部电影是大卫·芬奇的，所以我看了下去，我等了十五分钟左右才看到开枪。主角开枪杀的第一个人拍得好看，但是并不独特。主角开枪杀人是为了复仇，他的家人被害。我对大卫·芬奇有期待，我知道他让主角杀的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每次开枪会拍得不一样。第二次开枪拍得最好，我心想这才是好导演。第二个被杀的人是位女士，那位女士进入一家高档餐厅里，刚坐下自己订的位置，主角在她对面坐下了，她伸手说“no no no”，意思是这个位置她包下了。主角给她看了一下枪，就将枪放在桌子下面，这时她认出他来了。我一直在想主角如何开枪，好奇大卫·芬奇让他如何开枪。那一枪开得真好。大卫·芬奇拍得从容不迫，他让主角和女士交谈，女士询问他是否需要吃饭。主角摇头看着她，女士一边说话一边吃饭，非常镇静，似乎是与一位老朋友聊天那样把食物吃完。女士说得多，主角只是简单回答。
她吃完后，神态自若地询问了侍者，请侍者把她存在这家餐厅里的威士忌拿过来。一个木盘上有六杯，倒了一点点，威士忌不能倒很多。她把酒推到中间，喝了一杯，请主角也喝，主角摇头，没有喝。女士喝完第四杯时，主角拿起最后两杯两口喝了下去。接下来的场景是两个人走出餐厅，在雪地里行走，走向一座大桥的下面，沿着台阶向下走。之前下过很大的雪，地上铺满白雪，那位女士在前面走，他拿着枪跟在后面。女士在台阶上滑了一下，转过身伸出手说：“你不能绅士一点吗？”这时候，主角开枪了。
这一枪开得恰到好处。女士转身对主角表示能不能绅士一点，拉一下她，大卫·芬奇认为时机成熟了，让主角举起枪，对着她的额头开了一枪。好导演就是好导演，大卫·芬奇找到了最好的开枪机会。一般导演拍枪战片只让里面的角色胡乱开枪，大部分复仇电影中的开枪都是相同的情景。但是大卫·芬奇不一样，这才是我想看的电影。
在法兰克福回北京的飞机上，李陀一直在看电影，我走过去看他，他问我最近看过什么好看的电影。我说大卫·芬奇有一部电影不错，是枪战片。李陀问电影叫什么，我说忘了。李陀哈哈笑，说我等于白说。我确实忘了片名，甚至没有记清楚是林奇还是芬奇。但是电影里这一枪，我不会忘记。电影也好，文学也好，我们可能会忘记片名、书名，但是某一个情景、某一个细节我们不会忘记，电影和文学里永恒的往往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