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气球》的故事从“爱”开始：年轻女孩“我”失恋后，短暂地陷入抑郁，为疗愈身心前往一座南方海岛，遇到改变自己旅程的年轻人金乐及其妹妹曲珍、金珠，卷入一场有意设计的骗局。讲到后来，气氛转向了“失败”，三个疲惫的人，坐在一只不能飞的热气球里，互相从对方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失败。

“遇到金乐的时候我二十五岁……”《气球》以第一人称展开，从作者曹译先前的作品，如《秘密窃贼》《浮标》《虚构》《春闺》《告别的年代》等，均可见她对第一人称叙事功能的肯定。在当下青年写作的整体风貌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以“我”入场讲述，意味着写作主体与叙事者的姿态与身份无意识的叠合，“我”的言说节奏与腔调，往往传达着未被言说的迷茫与挣扎、隐秘的欲望与柔软、清醒的孤独与倔强，精神困境的外化潜藏在“我”的絮语、独白与回望中。曹译的写作也不例外。

小说中，主体显露的位置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相互覆盖的两处，一为海岛，二是寺庙。“我”食不下咽、失眠、莫名流泪，病急乱投医一般去岛上的普照寺听经。在那里，行为怪异的年轻男子金乐引起“我”的注意，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对于因失恋而处处敏感的“我”形成了奇特的吸引力。随后，借“我”与金乐妹妹曲珍的交流，叙述者讲述了海岛风俗：岛上仍保留着当年“惠安女”的各种习俗，曲珍即为其中一员。她之所以能上大学，全靠金乐打工供养。这种错位感，让“我”感觉恍惚，似乎“一夜之间，进入无法预料的情景”。作为“我”无意识寻求的精神疗愈的空间，普照寺辉煌灿烂的“神圣”与金乐的“世俗”形成强烈对比，也为后续“我”对老僧所讲的“布施”产生共鸣、审视自己的欲望和观念埋下了伏笔。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寺庙空间成为复杂伦理的缩影，提供了一个看似绝对的价值参照系，佛的慈悲与无分别心被拘于此地，故事中的人物却在这套参照系之外挣扎、犯错、互相依赖。

当“寺庙”的叙事开始转移到“海岛”，小说便迎来了新的走向。正当“我”对这兄妹二人逐渐产生好感时，岛屿上的一场“绑架”打断了平静。在追查过程中，“我”进一步被金乐所吸引——他身上有一种混杂着野气、脆弱和不屈的气质，他的驼背、对妹妹曲珍的关爱，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拯救欲”，而这种欲望背后是年轻人的爱欲投射，是失恋后寻求情感连接的渴望。然而，一切却是金乐设计的骗局，目的是骗取“我”的善心和钱财。曲珍被迫配合，最终因内心不忍而使行迹败露。愤怒、羞耻、失落同时涌上“我”的心头，而在随后的对话中，“我”才知晓，金乐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他在外打工时曾被人利用，代人受过；他在父母对妹妹的冷漠中分担了本不属于他的家庭责任；他诱骗“我”，但同时也在祈求“我”理解和原谅。

看到这里的读者恐怕会有疑惑，“气球”在哪儿呢？小说标题来自文中出现的一只废弃热气球。这只气球在文中出现得并不频繁，一度消失在紧密的情节转换过程中，但正是零星几笔的点缀，让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纵深。一只不能飞的热气球，保留了气球的外形，却被剥夺了升空的功能，被固定在原地，成为供人观看的景观。可是，假若气球可以升空，自在遨游于天际，又能如何呢？气球永远停留在将飞而未翔的状态，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情感高度同构。无论是“我”还是金乐、曲珍，都拥有飞行的潜能，甚至都曾“飞”过。金乐与曲珍从外面回到岛上，带着精神上的伤口，他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本地的传统。而身为游客，“我”与金乐的关系也像其他游客和气球一般，那份好奇源自某种欲望与爱的懵懂，“我”被金乐的野生感所吸引，但又以某种优越感将其对象化。小说中数次以“不愿深想”写出“我”关于利益与算计近乎本能的判断，金乐永远不知道的是，在他开口之前，观看者已经将其看透。而在金乐与曲珍之间，作者同样留下了一个关于气球的细节。金乐初回家乡时，曾带曲珍坐进气球，“他们一起坐了很久，久到曲珍都觉得无聊，想要回去时，金乐求她继续留下”。金乐在气球的庇护中贪恋曲珍的陪伴，圆形的气球达成了关于球的原型，空间建构的安全感让此处成为心理的暂留，或情感的容器。兄妹对生活的积极的愿望与改变命运的冲动，与“我”从他处来到岛屿渴望与现实重建连接的诉求，没有质的区别。可以想见，气球也并非全然无用，曲珍打动了“我”的那句话是“坐进去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当“我”真正坐进吊篮，确实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树干一样深棕色的光晕旁，夜晚的居民楼缀满幽暗细碎的光，如星群散布，不论高低，在我们眼前平静而散漫。”这是一种暂时的、虚幻的，但真实存在的视角切换。气球不能带人飞向远方，但能暂时提供一个高于地面的位置，让人“俯瞰”自己的困境。

“他祈求我进入他的圈套，也是祈求我和他一样，做一个失败的好人。换句话说，他和我一样孤独，他诱骗我就像我寻找同伴。”我想，如果说《气球》这篇小说能够呈示某种贡献，就在于作品传达出了关于“失败”的诗学，多义且纷杂：失败是未达预期，可控的变量脱离了应有的秩序；于承受力脆弱的人而言，失败是深渊，带来羞耻、否定与存在的危机；而在某些关系中，失败是一种对于责任的逃逸，也是获取同情的策略。失败的意义不是恒定的，其价值会不断被重估，随着检视时间的后移，有时我们也会主动地选择先行到失败中去，尽管这会是更艰难的旅程。

小说中的金乐不是成功的骗子，“我”不是纯粹的受害者，曲珍不是彻底的背叛者，三人在各自意义上的“失败”，恰恰指向一种基于共同经验的有效而脆弱的连接，一个临时的、不稳定的情感空间诞生。在气球、寺庙、岛屿嵌套的空间里，他们暂时放下各自的防御，在彼此面前坦诚地暴露自己的失败。尤其是“我”，失恋的打击从情感层面导向了自我认同层面，“我”需要通过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来确认自身价值，叙述者在回顾中才对此有明确意识：“拥有爱情是年轻女人的谎言，我们拥有的不是爱情，而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欲望。”“我”对爱的体认循序渐进，欲望的语言与同情的语言互相交织，“我想象过，他对我产生无法自拔的恋慕和情感，促使我进入新的情感经验，让那些失恋伴随的抑郁情绪立刻消失”。最终，在对金乐与曲珍的观察中，分裂的自我被缝合，拥有了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可能。

如果略显粗糙地比附，将曹译的《气球》放置进当下青年写作的语境中去，我们不妨把90后写作者的“向南方去”对照于前一代作家的“到世界去”。此处的“南方”，并非指向确定性的地理空间，诸如江南、岭南、南洋或所谓“新南方”，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也尽在其中。新一代写作者以背对的姿态摒弃了更具象的人生抱负和生活欲求，他们不再“北上”前往一个为抒情主体提供自信的历史化场所，而是愈发自觉地选择空白、矛盾或中断。“失败”的诗学表现为自反的姿态，它对抗幻象，也让我们听见以往难寻的更加沉默的声音。如此，“气球”的意象便显得既重要，又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