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般情况下，所谓气候，指的是某一个特定区域相对长时间内（通常会以30年为一个观察单元）大气起伏变化的平均状况，气候要素主要包括光照、气温、降水以及风力等方面。关键问题在于，虽然人类的身体都会在第一时间直接感觉到气候的变化，但真正能够意识到气候问题重要性的敏感者却并不是很多。但其实，不仅是人类，气候的变化可以说对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体，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从相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时候，某一种生物的彻底灭绝，就是由于严重不适应气候变化的缘故。这一方面，曾经存在过的恐龙，就是一个恰切不过的例证。由此而联想到的一个成语，就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指的就是包括气候在内的各种来自于大自然的各种灾难。极端一点说，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自然界的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决定人类这一物种的存在与否。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中国的当代作家在他们的各式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实际情况，却是多聚焦“人祸”，而甚少关注思考“天灾”也即大自然的变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杂志推出一组优秀的“气候危机”专题文学作品，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之所以要专门组织译介这么一组“气候危机”专题作品，叶丽贤在“编者按语”中给出明确的说明：“极端天气引发的生态灾难一直是地球系统的一部分。但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自然灾害出现得更加频繁，造成的破坏愈发严重。热浪、寒潮、干旱、飓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以及次生灾害正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威胁到大量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挑动着不少作家敏感的文学神经。当今各国作家正在以纪实或想象之笔来描述自己处在气候变化最前沿的生命感受，揭示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每个生命体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写作很多时候是对人类堪忧前景的预警，甚至是对人间末日景象的预演。本专题收录若干篇以气候危机为主题的小说、短剧和随笔，希望能以文学叙事为载体来保存一份当下人们对气候灾难的肉身记忆，再度拉响‘人类世’的生存警报。”翻检这些被译介的作品，其中占据大多数的，依然是小说这样一种最强势的文学文体，十一篇中竟然占据了七篇。此外，还收入了三篇篇幅短小的散文，以及一个短剧。我们的分析就从其中的一篇散文起始。

出自美国作家约翰·博恩曼之手的散文《斯里兰卡海啸》，以其凝练的笔触，所真切记录描述的，是作家2004年12月26日在斯里兰卡的乌纳瓦图纳村一次海啸状况的亲身经历。不知道事先是否得到了海啸的预警，反正在作家的笔下，那一场凶猛异常的海啸灾难，仿佛是不期然间在他们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骤然到来的，先是“海滩不见了”，紧接着，就是来自于“我”的一声感叹：“躺椅漂了起来，随时可能被卷进海里。我说：‘躺椅快消失了，真糟糕。’”然后，便是服务生紧急救援一位年轻姑娘的场景呈现：“餐厅服务生正在帮一个身穿黑色时尚泳衣的年轻姑娘翻过围墙、逃离海滩，海水眼看着就要把她吞没。可是姑娘松开了手，转而尝试爬上楼梯。爬到一半，汹涌的海水将楼梯也席卷而去，服务生把姑娘拽出了水面。”从年轻姑娘的那一番毫无章法的反应来判断，她严重缺乏对付海啸的经验。海啸所采用的，是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疾速方式：“一切发生得太快，谁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意识到海浪即将把我们淹没，却什么也做不了；海水正凝聚成上涌的水墙——而非海浪——径直向我们扑来。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劫难逃。”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水墙”这样一种奇特的比喻性说法。当四处流动的水，竟然可以凝聚成为一面“墙”，海浪之大，肯定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紧急情况下，毫无准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所能做出的，只能是一种本能的自救反应：“我看见入口左侧有两扇窗户还在水面之上，海水正以大约每十秒一米的速度上涨。一个斯里兰卡女孩搂住了我的脖子。女孩很轻，我拉着她——或者说她漂在我身后——向窗沿移动；又有一个斯里兰卡男孩勾住了我的手臂，我开始往墙上爬——或者说，我们只是漂上了墙？”到底是自己努力挣脱出来的，抑或是依托于海水的力量漂上来的，一时慌张的情况下，根本就无从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此毫无前兆突如其来的海啸，造成的后果自然会非常严重。仅是“我”所在的乌纳瓦图纳村，在第一波海浪过去后，就已经有九名游客和十二名斯里兰卡人被确认死亡。更大范围内的严重后果来自于CNN的权威报道：这一次海啸竟然导致多达数千人死亡。无端地经历了这一场海啸，并在海啸中死里逃生之后，作家一种带有结论性的真切感受就是：“我并非信徒，海啸的经历只是让我的不可知论立场更加坚定。海啸不讲情理、变化多端——是自然在呼唤。海啸的发生与身为人类的我毫无关系，这一点让人自觉无比渺小。”作家由不可知立场出发所认定的海啸只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的作为、道德无关的看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老子《道德经》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思想认识。从根本上说，正是依从着如此一种思想立场，“我”才会在回复叙利亚朋友的来信中特别强调：“不过，上帝送来了这场海啸，他想要我的命。”

接下来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澳大利亚作家艾尔斯佩丝·蒂利的话剧剧本《等待离开》。根据译者的介绍，身为新西兰梅西大学创意传播学教授的艾尔斯佩丝·蒂利，近年来曾经在多部剧作中以艺术的方式回应并探讨气候变化问题。《等待离开》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整部独幕话剧，篇幅不长，而且带有一定的荒诞意味。出场人物一共两位：“一个相貌年轻（萨姆），另一个上了年纪（弗洛），两人性别不明。”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核心的矛盾冲突，就是貌似交通监督员的他们（这一方面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他们俩手里都拿着一块上面写着巨大的“停”字的路牌），数次坚决拒绝车辆从他们所守护的那个路口通过。萨姆说：“不然咱们放他们过吧？”弗洛的回答是“不行”。过了一会儿，又是萨姆说：“那咱们要不要放他们过？”弗洛的回答依然是“不行”。尤其是，当萨姆强调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一个人做不了什么”的时候，弗洛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做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儿守着。让他们待在原地。等待离开”。剧作标题的灵感，显然来源于此。关键还在于，他们俩的如此一种坚守，与那些驾车者的被迫等待，到底要等待多久呢？唯其看似遥遥无期，所以萨姆才会不无讥讽地怀疑弗洛已经“疯了”。面对来自于同伴的质疑，弗洛带有反问色彩的回应，很显然充满了智慧与机锋：“就算发疯，也总比和这个疯透了的世界完美适配要强，对吧？”这里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在弗洛的理解中，这个世界为什么“疯透了”？由此而反顾全部文本，就不难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阶层的不平等，以及由富人阶层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碳排放现象。比如，商店里出售的那种闪亮塑料瓶装水：“买闪亮塑料瓶装水/压紧的石油碳泡沫/每制造一个瓶子要七升水/才能装满一升水/从这儿运到那儿。”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其实只是“为了湿润喉咙那一刻的喜悦”。在满足了湿润喉咙的欲望之后，瓶子便被迅速地弃置于车窗之外。然后，“它就要在地球上待四百五十年/等待着/等待离开”。比如，由空调的使用而导致的碳排放问题：“太热了，于是空调开足马力/每台空调每年排放四吨二氧化碳。”问题在于，无论冬夏，空调都要处于工作的状态：“夏天——把热量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冬天！就是从那里到这里的反向循环。”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空调呢？对此，作家以犀利的语言予以尖锐的揭示：“四吨二氧化碳，就为了高三度或者低三度/就为了大汗淋漓又冰爽无敌的一刻快感。”由此而联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空调发明之前，人类早已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那时候的他们也并没有被热死或者冻死。既如此，一个必须被提出的强有力诘问便是，空调发明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

虽然对作家的具体状况一无所知，但依据作品所体现出那种批判性思想倾向来判断，艾尔斯佩丝·蒂利应该被看作是西方世界里的一个左派作家。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她对阶层差异问题的格外敏感上。剧本中，作家借弗洛之口，首先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命题：“他的车是从你那里偷来的。”明明互不相识，怎么可能去偷车呢？更何况，那些人是富人，而萨姆只是一个穷人。面对萨姆的质疑，弗洛的论断更加坚定与具体：“他的超豪华定制款跑车。是从你那里偷来的。从你姐那里。从她的孩子那里。”请一定不能忽视标点符号的使用。原本可以使用逗号的地方，作家所使用的全都是句号。借助于句号的使用，作家意在强调“你”“你姐”以及“她的孩子”全都是独立的人类个体。更进一步说，作家之所以要把富有者定位成偷窃者，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一直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敞亮的办公室里”公开巧夺豪取。用弗洛的话来说，就是：“咱们放他们离开，他们就会去敞亮的办公室里/做交易/签署文件把国家剖开/把它的骨髓吸干/放任它血管的火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流到你姐家厨房的水槽里/拿所有其他人的钱去赌博/下注。”在弗洛当然那更是作家本人的理解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你的养老金，你的积蓄/你国家的金库，接住穷人的安全网”“将钱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再从那里反向循回到这里/把票据都夹好/赚奖金，赚钱，升职”。在一部旨在关注书写气候危机的剧作中，作家能同时兼顾阶层问题的思考与批判，《等待离开》的思想艺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

从具体的描写对象来看，七篇小说中，三篇写雨，一篇写热，一篇写旱，一篇聚焦春天的气候反常，还有一篇则是一种未来的想象。先让我们来看这篇出自于巴拿马作家埃·乌里奥拉之手的短篇小说《旱》。旱到什么程度呢？小说开门见山的第一句就是：“八十五天没有下过一滴雨。”但对女主人公埃斯佩兰萨来说，祸不单行的一点是，丈夫腾肖恰好也就在这个时候不幸去世了：“腾肖永远地睡在了玉米地里，矛头蝮毒死了他。”丈夫死了，整个家庭的担子，自然也就落在了埃斯佩兰萨身上。饱经生活折磨的她，只能变得日渐形容憔悴：“脸色枯黄，一道深纹爬过她的眼眉，她已经想不起没这道纹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模样。现在，脸上只剩一副骨头架。”若非日常生活里充满如同旱灾这样的苦难（唯其充满苦难，女主人公才会“记不起上次听见自己笑是什么时候”），埃斯佩兰萨断不会变成这么一副快连自己都认不出的模样。既然“盼下雨，却不知雨水去了哪里”，那一种残酷的现状就只能是“家里那点水给孩子留着：兑上甘蔗浆，再搁几片干橙皮，好让他们含在嘴里润着。缸里的水用完了，最后一碗泡了燕麦，和在锅里。河干了，沟枯了，小溪见了底，有路子的人都走了，她没法子，也没去处”。白描的力量，既简洁又有力。虽然只是看似简单的三言两语，但因为天气大旱所导致的惨烈生存状况却已经溢于言表。因为有着宗教信仰的缘故，饱受苦难生活折磨的埃斯佩兰萨只好去上帝也即“主”那里寻找答案：“埃斯佩兰萨把哭喊压在心里，把埋怨闷在肚里。她尤其不明白的，是主的意志。有人劝她，她听不进去。天意太神秘，夺了雨水，断了牲口的性命：太多折磨，压弯了她的腰，给她灌了一肚子的饥饿。”问题的关键是，虽然女主人公拼命地向主求救，但“几个月了，主看不见她和孩子。他们无靠无依”。既然连主都抛弃了他们，那埃斯佩兰萨所真切感受到的，自然也就是一种万般无奈情况下的彻底绝望。这样一来，也才有了小说结尾处几个孩子全都被母亲毒死那样一种惨剧的酝酿发生：“他们吃了毒药。老鼠药绞断了肚肠，人就这么睡去了。”没想到的是，就在孩子们死去的第二天早上，天空中竟然开始下雨了。这样一来，作品中最具反讽性意味的一段叙述话语是：“门还敞着，水桶就要满了，这都不要紧，屋里的人再也不会渴了。”因为这个大旱故事的结局太过惨烈，刊物编者才会发出这样一种议论性的感慨：“有些讽刺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埃斯佩兰萨’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望’，作者却赋予她痛苦绝望的命运，身心与土地一同受着炙烤，日渐干涸，濒临崩溃……”整篇小说，尽管篇幅短小，却因其特别凝练而拥有一种直击人心的艺术力量。

聚焦大旱问题的《旱》之外，另外一篇同样直击人心的作品，是俄罗斯作家维塔利·希格利斯基带有明显“元小说”特点的聚焦高温气候的短篇小说《主人公在干什么》。故事发生在俄罗斯著名的大城市彼得堡。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小五金工匠：“我一天要打两万六千个卡钉，我的工牌上写着自己是‘软体家具包面工’，用老话讲，就是小五金工匠。如果我说我从小就梦想着干这份工作，谁会相信呢？所以我不会做这类声明。”读后令人倍感心酸的，是多少显得有点饶舌的那句“如果我说我从小就梦想着干这份工作，谁会相信呢？所以我不会做这类声明”。由这句话我们不难判断，对于身兼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来说，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小五金工匠，是被迫无奈的一种结果。小说中，“我”和自己的同类，所无奈遭遇的，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这个夏天，每一天都别无二致。”所谓“别无二致”的状况就是，“那些蓄足了政治资本和经济实力的乌兹别克流浪者在与相关人士达成一致之后，像走私一样，将炽热难缠的太阳如同中亚烤饼一般带到了彼得堡这座北方都城。这轮太阳形如大饼，扁扁平平，无论如何都无法落下山去，结果导致了人的体温与周围的气温几乎毫无差异。”在太阳似乎永远都落不下山去的情况下，个人的身体体验当然会特别糟糕，从早到晚全都是汗津津、潮乎乎的：“我在清晨六点醒来，身上汗津津的，疲惫不堪，不由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彼得堡很快会迁往沙漠地带（那里土地租金更便宜），这样一来，现在这种酷夏就会永无休止。”既然天气太热，那“我”肯定会选择去洗澡，但关键问题是，即使是洗澡，在酷热的情况下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水温和室内温度相当，而室内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我的身体和周围环境之间剩下六点六度的温差”。在如此一种酷热高温的影响下，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会被迫发生变化，包括男女之间看似最为重要的性行为，竟然也会不再发生：“就性生活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喜热的祖鲁人和巴布亚人堪称天下第一，因为他们一年四季都赤裸着身子，也不怎么去工作。而我呢，整整一个月，每天回到家都看到妻子一丝不挂地待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望着她那心形的丰臀，却提不起丝毫兴趣。毕竟，我们不是祖鲁人。我们早就不干那事了。我们只是躺着，把被子随意丢到地上，睡在各自的床上，默不作声，在酷热中一点一点煎熬。”当一位男性面对妻子“心形的丰臀”都无动于衷，干脆丧失性欲本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那种超乎寻常的酷热天气对彼得堡民众的日常生活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一种负面影响。既然情况已经如此糟糕，既然“我”已经“失去了熟悉的生存环境，经受着空气稀薄、前途渺茫、社交封闭的考验”，既然“我”已经热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那到底该如何应对呢？不知道是不是与“我”拥有某种写作的天赋有关，“为了不彻底疯掉，我决定虚构一个能交谈的伙伴，好让他向我解释这一切因何而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究竟意义何在”。在把臆想中的这个伙伴命名为“高康大”（高康大是法国作家拉伯雷长篇小说《巨人传》里的主人公）之后，“我”便开始了一种想象虚构的过程。在赋予他战士的精神、棋手的智慧与强壮的体魄的同时，为他设计了一套合法的避税体系。与此同时，还为他设定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妻子。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被设定出的“她”和“我的妻子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反差”。除此之外，高康大还不仅被设定为一位公民，而且“他所在国家的气候舒适，人口稀少却皆是可敬之人”。总而言之，由“我”想象虚构出的高康大其人各方面的理想生活境况，与现实生活中“我”在酷热中的煎熬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在完成了所有的这一切想象虚构之后，“我”便“等着他开始创作，开始在纸上抒发感想，这些感想将会帮到我，没准还能拯救世界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过了一段时间，当“我”试图了解一下高康大的状况时，却不无意外地发现：“原来他在写作！而且，你绝对猜不到他在写什么。”那么，高康大到底在写什么呢？答案肯定是惊人的：“‘这个夏天，每一天都别无二致……’他写道，接着便是那同样熟悉的文字……”什么意思呢？敏感的朋友，马上就能够意识到，出自被想象虚构出的高康大笔端的，正是维塔利·希格利斯基这篇《主人公在干什么》的开头部分。不仅仅是开头，根据作家的暗示，高康大在接下来的写作过程中，肯定是把这篇《主人公在干什么》全部复制出来。作家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从前有座山……”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乃至无休无止的中国民间故事。在充分肯定作家如此一种艺术设定所具创造性意义的同时，我更愿意将其界定为是对“元小说”艺术方式的创造性使用。

聚焦于大雨描写的三篇小说中，所集中关注的，是出自于英国作家凯南·琼斯之手的短篇小说《搏动》。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整个《搏动》却可以说是由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组构而成。作为主线的，毫无疑问是大雨或者说由大雨导致的大风暴，以及大风暴中那一根树枝的处理。雨大到什么程度呢？“雨暴如海。风声呼啸”“雨喷洒着窗户”，只有在雨特别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喷洒”窗户的状况。于是，“整个世界都成了流体”。如此一种急风暴雨所导致的结果，肯定非常严重：“主屋里，雨水渗进窗框下的接缝，在斜向排列的厚木板上缘积聚片刻，便往地板上流淌。她接在那儿的茶巾已经吸饱了水。”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风暴所导致的那根树枝的倾斜。风雨中逐渐倾斜的那根主枝，眼看着就要触动到电线：“这会儿，它看着像是一门心思要去触碰那些电线，伸着一条弯曲的长手臂。”一旦触碰到电线，就极有可能导致电泄露的问题。要知道，电泄露的结果将特别严重，甚至会让拥有庞大体量的牲口因全身过电而被活活烧死。因为考虑到电力公司派人过来，肯定会糟蹋地面，会把那条小路彻底毁掉，男主人公“他”便决定自己亲自动手用锯去把那根主枝锯掉。但也只有在“他”亲自动手之后，方才真切感觉到了这一工作的艰难程度：“每次风猛打高处的枝帆，锯子的薄刃都会被那根树枝弹开。”与此同时，“他”脚踩的“梯子抓不住湿滑的树皮，咬进了固定它的海滩绳”。如此一种状况，带给“他”的，便是一种“纯粹的、婴儿般的恐惧”。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电话找人帮忙。就这样，在电力公司的三辆卡车开过来之后，两台链锯便开始工作：“爬到那根树枝时，工人从上面拽出了锯刃，让锯子掉了下去。他固定好自己，开始重新调配各式树剪。”经过一番努力，那根顽固的主枝，终于被锯了下来。但也只有在被锯下来之后，“他”才发现了它的巨大：“地上，那切断的树枝似乎超大无比。下来了才发现这么大。”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的一个细节，是那根主枝被处理后，来自于地面工的那一句叹息：“——又一场暴风雨，唉。二十年了，没完没了。就这气候，地面工说。”看似随意的一句话，所透露出的，却是气候状况长期以来的不断恶化情形。紧接着，便是爬树工的回应：“你们得整整其他那些。那些松树，也会倒过来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大雨携带着大风暴持续不断地频繁发生，那么，类似于作品所集中聚焦的那根主枝的倾斜事件，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常态。作品中极端气候书写的那种警醒意味，自然也由此而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

另一条时有穿插的结构线索，是与“他”的妻子、女儿紧密相关的家庭生活描写。小说开始不久，就在窗外暴风雨肆虐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家庭生活的温馨描写片断：“她正要哄小家伙躺下去睡个午觉。这就是她没出声回应的原因。小家伙来得出乎他们的预料——那孩子一下就成了现成的、基本的事实，即便这时她已经会走路、说话，也依然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仔细品味，我们就不难发现潜藏于其中的那种对生命存在“不可思议”的惊奇。虽然他们各自都已经是拥有多年生命经历的成年人，虽然小家伙的到来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但却只有在面对孩子这个幼小生命的时候，才会不无惊讶地如同镜像一般地发现生命那种“不可思议”的性质。主人公之所以一定要及时处理暴风雨中那根倾斜的主枝，正是出于对妻儿的担心与忧虑。首先是妻子：“他不用转身便知，她又回到了窗边。他有一种不该有的石头感：一切都在运动，整个世界都成了流体，而她是唯一的静物，是流涡的中点，灾难在围着她旋转。”这灾难不是别的，正是那根主枝可能导致的电泄露问题。其次是女儿：“然后他回过头。女儿目光正转向他，望着他，星星点点从天上划落，雨劈进地里。”由女儿的目光，联想到天上的星星点点，再进一步联想到正在肆虐中的急风暴雨，一种本能的忧虑之情，自然会溢于言表。说到妻儿，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小说结尾处那个在梦中被惊醒的恐怖描写：“她的尖叫声撞碎了他的睡梦。她尖叫着，把她惊醒的是一阵闪光——透亮到不留阴影的闪光，她的皮肤和小家伙的皮肤都亮起电白，她尖叫着他的名字，接着是一片漆黑，一声枪响，然后光又亮起，她尖叫着，倒了，另一棵也倒了，倒在电线上了。”如此这般紧急情况下，“他”的选择，就是“抱起小家伙”，连同妻子一起“出去。到房顶上了。出去！”关键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天地间，却依然是“空气像大海。风暴在呼吸”。如此一个特定时刻，“他”所产生的，只能是关于灾难以及与灾难紧密相关的责任感的联想：“要是电源在地里。要是浸了水的大地一发力。牛羊，着火。他小小的孩子在怀里。”倘若说电源、大地、牛羊，全都是灾难的联想，那么，与怀里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就一定是“他”一种建立在牢固亲情基础上的责任感。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文本中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方舟想象：“像在方舟里一样。像在方舟里一样，是吧？”作为一篇聚焦暴风雨书写的小说，既然提到方舟，那肯定就会是诺亚方舟。而西方文化里的诺亚方舟，正是拯救的一种象征。也因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暴风雨这样的极端气候日益肆虐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出现诺亚方舟？这方舟会是充满着温馨气息的家庭，以及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责任感吗？所有这一切没有确切答案的疑问，我们都只能继续深入思考。

从现实的情形看，极端气候的存在，以及由极端气候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灾难，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在以上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对气候灾难的想象书写，或有夸张之处，但他们对气候危机的敏感，却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杞人忧天之举。由此反观中国文坛，就不难发现，与域外作家对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天灾”的敏感程度相比，我们的作家多少显得有点迟钝甚至无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看来，这一组“气候危机”专题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或许就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的适时警醒。它提醒我们的作家，虽然说“人祸”的关注肯定不无意义，但也是时候以文学的形式去关注思考“天灾”问题了。

（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