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美育场景生发与场域演化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是“新大众文艺”这一新概念首次在国家政策文献中被正式提出，意味着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艺现象进入了顶层设计视野。202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要求。当下数字科技与全媒体传播浪潮催生出新大众文艺这一新的文艺现象，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广泛而深刻的日常生活渗透力，重构着文艺景观，丰富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物质与精神“两个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这一“出圈”现象，笔者尝试以现象学“回归事情本身”的旨趣，考察其内蕴的大众美育效能，并聚焦美育实践的场景生发与场域演化逻辑，进而揭示中国社会大众美育的现实动能与未来路向。
一
形成一种文艺新现象的新大众文艺及其大众美育效能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尤其在2024年《延河》编辑部开创性地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并广泛地为学界、业界接受之后，时代正见证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艺术生产、审美实践乃至社会美育的结构性变革。这一不断“绽出”(“开显”)的文艺新现象，推动着创作者与接受者(消费者)身份、传播媒介、接受与消费方式乃至文艺观念、审美习性的全面更迭。关注、认识并解读这一现象，发掘其社会效能，具有时代关切性。
(一)新媒体时代新大众文艺现象“出圈”
新大众文艺并非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渗入文化肌理、走进人们视线，而是以一系列现象级的“出圈”事件，迅速突破既有的文化圈层壁垒，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与学理探讨。其“出圈”的直接动力来自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环境。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形态涵盖了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直播、互动游戏等，相互融合、彼此赋能，日显蓬勃生机。AI、算法推荐(大数据+云计算)、云端直播、短视频分发等数字技术，深度介入了文艺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接受(消费)的全过程。新媒体平台极大降低了创作与发布的门槛，内嵌的社交功能(如点赞、评论、转发、@好友等)与算法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指数级扩散效应，为用户深度参与、内容持续发酵提供了肥沃土壤。这一切使得“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能出彩”成为现实。普通用户既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作者和传播者，这样一种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文化生产模式见证了全民共创共享的文艺新生态的形成。
(二)新大众文艺对大众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还原
在“出圈”这一新大众文艺现象的外部形态与社会效应之下，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眼光洞悉其内在的文化价值与美学品格，需要借助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理论与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建构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由是观之，新大众文艺的本质是一种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它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引导大众对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审美经验进行一场集体性的现象学还原。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回应了现象学“回归事情本身”的理论旨归。他认为，在所有科学理论、哲学思辨、文化建构之前，存在一个前科学、前反思的、被每个主体理所当然地(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经验着的生活世界。这是主体生产一切意义与价值的源头活水。这个生动、具体、充满感性细节的生活世界，大部分时候却处于被主体经验遮蔽的状态——生活中满是人们忽略的不曾被显现的细碎日常。而活生生的审美经验是抵御这种遮蔽、重返其中的重要途径。杜夫海纳认为，完整的审美经验始于特殊的意向活动，欣赏者必须暂时悬置(epoché)对对象的现实功利、科学认知和道德判断，将其从因果联系网络中解放出来，仅作为审美对象观照。这个“悬置”或“加括号”的过程，就是现象学还原。通过还原，主体得以直面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感性质地、情感氛围与存在意味。可见，以艺术的方式使人们“看不见”的诸多事物得以“现象”(动词，即“显象”)，比展现众所瞩目的宏大、壮观、华丽的事物更有回归生活本源、深刻经验当下的意义，也更能产生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边际效益。
新大众文艺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对大众生活世界的忠实回归与审美经验的直观还原。它时常悬置传统艺术体制中先验的审美规范与宏大叙事，将镜头与笔触投向普通人具体而微的生活现场与片段。这种创作路径让曾被精英话语遮蔽的日常经验不断“敞开”、展现与言说，获得了成为艺术作品、实现审美价值的资格。新大众文艺正在尝试让审美回归本真状态——不是对美的本质的抽象追问，而是对生活中具体审美情感的直观呈现，使大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获得共情式的审美体验，实现审美经验从“被建构”到“原生还原”的转变。
(三)新大众文艺对大众审美意向性结构的回应与美育效能发挥
社会美育实践的有效性在于回应并引导主体的内在需求结构。现象学中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理论指出，主体的意识活动天然地具有指向性，即意识总是关于某种存在的意识。意向性是意识的“手电筒”，照到哪里哪里亮——使现象被主体发现，向主体显现。据此可推理：审美意识非空洞的容器，而是由一系列指向特定对象、期待特定满足的意向性活动构成的结构。新大众文艺之所以能产生社会美感涵育效能，根本原因在于它契合与回应、诱导与激活了当代大众审美情感的意向性结构。
在消费主义文化、快节奏生活等多重影响下，大众的审美意向性呈现出复杂的矛盾结构，可被解析为几重指向：一是指向自我的镜映与确证。在个体与个性被高度强调的当下，人们追求在文艺作品中观照自我，大众的审美意向指向映射其身份、经历、情感和困惑的作品。二是指向生活的诗意与温情。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人们的审美意向日益转向对附近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日益珍视具体、可触摸的生活质感，这是对“远方”的浪漫想象向“此地”的深情凝视的回归。三是指向共情的社群联结。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们的审美意向往往指向触发群体共鸣、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带来身份归属感的作品。四是指向充满真实感的信任与疗愈。在“人设”遍地、滤镜重重的媒体环境中，人们对于稀缺的真实感产生了渴求。这背后是一种寻求精神疗愈的心理动机，期待与不加伪饰的生命状态相遇，缓解焦虑与虚无感。
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传播，正是对于当代大众审美意向性结构的靶向性回应，在此过程中自然地发挥了独特的美育效能。其以“素人文艺”登场，作为自我之镜，涵养主体意识，让美育回归人、回归每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其记录生活世界，作为“附近”的探照灯，将审美转化为融入生活、照亮附近细碎日常的素养，实践着“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其创造情绪价值，作为情感的催化剂，形塑情感共同体，推动人们在文艺接受与审美活动中共创共同情感、深化共同情怀，构筑起有温度的社会。其追求并凸显“活人感”，作为真实生活的展示场，实现精神疗愈。越来越多未经雕琢的甚至带有粗糙感的内容，因质朴无华与真情流露(如“白描文学”)，像一剂良药抚慰人心，指向个体人格的真实建构与精神世界的自足自洽，指向在场体验的生命美育。
二
新大众文艺与大众美育的概念及问题分析
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标志着新时代文艺变革的关键概念，正从一个热词演变为一个重要文化议题。这一新文艺形态的出场具有隆重而强烈的文化事件意味，使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得到新的确证，因而使美育进一步走向大众化。
(一)新大众：从被凝视的他者到创造力迸发的主体
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与社会学话语中，“大众”(the masses)常被置于被动的、被规训、被启蒙乃至被批判的位置。从19世纪末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对工业社会中个体同质化的忧思，到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炮制出的标准化、被动化受众的深刻批判，再到后现代文化理论中被解构为无数漂浮的、无深度的、在传媒冲击下“内爆”(边界与意义消失)的“乌合之众”，在西方理论中，大众往往是以被凝视、被定义、被塑造的他者形象出现的。他们不是文艺作品的主动消费者，而是被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批量化生产出来的消费者，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对象，是资本价值链上不具备主体性的价值增值的“一环”，长久以来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宣示主体性的文化创造领地之外。及至今日，在媒介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合力作用下，新大众崛起，启动了从“他者”到“主体”的现象学转向。在社会主义文艺日益繁荣的中国，新大众当然属于人民大众范畴。人民大众正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创造与传播。
新大众的主体性体现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权利与能力，不再是“沉默的多数”，而是积极地让自己被看见、听见乃至被关注、喝彩，从被遮蔽转向自我解蔽。新大众的创造力得到了新传播语境的全面释放，从被生产、被炮制的消费者，转变为拥有复合身份的“产消者”(prosumer，生产型消费者)，作为文艺场中的新晋行动者，解构着原有的场域权力结构。
(二)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人民主体性文艺
新大众的崛起推动了文艺创作场域中的主体变革，新大众文艺正是这一转变结出的硕果，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脉络之中。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洞悉这一文艺新现象，重在认识其人民主体性的本质属性。“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原点、目标与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大众”是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向。新大众文艺从“为大众”(for the people)演进为“大众的”(of the people)。人民大众不再普遍地居于服务对象、接受者的位置，而是历史性地、大规模地成为文艺创作、传播以及评价的主体。这种主体身份的根本性确立，是“新”的核心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进一步阐释了“三新”特质，即新大众文艺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途径，是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的新载体，是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的新动能。新大众文艺正呈现为一种蓬勃生长也夹杂着泥沙的文艺新样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在这一片崭新而复杂的文艺土壤上，大众美育如何生根发芽，又呈现何种独特样貌。
(三)大众美育：社会美育范畴中的泛亚文化美育
美育作为涵育审美情感、培育“知、意、情”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王国维语)的重要途径，其内涵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同样经历着更新。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多与正式或非正式文化教育机构相关，与学校、文化艺术场馆等相关，强调艺术技能与趣味、文化素养与习性的熏陶培养。而新大众文艺带来的大众美育，则是社会美育(区别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范畴内的一种更为弥散、更具渗透性的新型美育。其不再依靠各类具有文化教育功能的机构开展，而是融入了新大众文艺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大众美育在现象层面体现为一种从“艺术生活化”(艺术介入、融入生活)到“生活艺术化”(生活世界成为艺术世界本源，且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自发进行艺术与审美实践)的趋势；在内核层面，实为一种突破圈层壁垒的泛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的泛化弥散态)美育，以泛在的样态模糊了教育与娱乐、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的界限，体现了中国现代美育事业奠基者蔡元培先生的“终身美育”(按照人生阶段设定，人们起初接受家庭美育，入学后接受学校美育，出了学校后接受社会美育)理念，推动着全民美育的大美育体系的形成。
(四)技术化与生活化：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大众美育的问题
新大众文艺以技术为翼、以生活为根。然而，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与生活化(lifelization)两股驱动力，也将大众美育推入了一种双重转型困境。
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新基建”，也是大众美育得以泛在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但技术飞跃是一柄双刃剑，带来了从“赋权”到“茧房”、从增效到降质的困境。技术赋予人民大众文化权利的同时也隐性消解了部分权利，其中新媒体平台基于“算法主导”模式，将用户包裹在由数据和代码构筑的“审美茧房”之中。并且，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效率，但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构成了对内容质量的冲击。在“流量至上”的平台经济畸形价值观下，创作者纷纷把精力用在“造噱头”“博眼球”上，导致作品的内涵沉淀不足，大量“短、平、快”的感官刺激消解着用户的审美判断力。技术化造成了审美体验的泛化与浅表化，把需要沉思体悟的审美愉悦感降格成了无深度、无美感的娱乐快感，导致了“娱乐至死”这一异化的审美倾向的产生。
另一方面，生活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生活化的新大众文艺让艺术回归大地，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然而，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消弭时，美育便面临着被庸常生活稀释和吞没的风险。新大众文艺源于生活、贴近大众，但“贴近”与“同化”仍有一线之隔。艺术“源于生活”却也“高于生活”，需要通过提炼与升华，将芜杂的日常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而一些“生活化”创作，停留于对生活原貌的粗糙复制和奇观化展示，只是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搬到了线上，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从生活中发现与创造美，反而让人们沉溺于对日常琐碎和人性幽暗的窥视之中。并且，“生活化”使得审美成为一种日常实践，但这种实践在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裹挟下，极易异化为审美消费。社交媒体上大量贴上“生活美学”标签的内容，表象之下是建构“人设”、诱导消费的手段，往往指向特定的商品链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被包装成一套精心设计的“网红”打卡照；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被物化为一系列昂贵的家居用品……大众看似在自由选择和创造“美好生活”，实际上却被消费主义的逻辑所绑架。这种将美育实践功利化、商品化的倾向，消解了审美情感最核心的“无功利性”特质，使之沦为资本增殖的环节，造成了浮躁、趋利、庸俗的社会情绪，损害了社会美育生态。
“技术化”与“生活化”是新大众文艺的底层架构与发展逻辑，这两股力量在为新大众文艺开辟天地时，也造成了大众美育的深刻内在矛盾。在当下“人人皆可发声、处处皆是舞台”的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如何保证审美品格不在技术狂欢与日常喧嚣中降维，亟须深入探讨。
三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美育场景生发
新大众文艺承载的大众美育价值，生动地呈现在一系列具体可感、动态交织的场景之中。现象学视域下，场景(scenario)是充满主体间性、情境性与生成性的生活世界，是个体与世界相遇、意义被感知被建构的动态过程的现象化呈现。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美育场景，并非传统美育模式的线上迁移，更不是美学在生活中的泛化，而是围绕着新技术、新媒介、新社会关系生发(emergence)出的，是集审美体验、价值认同、身份建构与文化实践于一体的复合体验时空。其生发机制主要沿着技术赋权、跨界融合与文脉赓续三条脉络展开。
(一)技术赋权下的多中心化平台场景生发
不断迭代的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文艺创作工具，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深刻的赋权机制，它从结构上重塑了文艺创作、传播与接受的全价值链，催生了以“多中心化”为表征的传媒平台美育场景。以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社交媒体(如微博、小红书)、数字艺术社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借助算法与用户生产内容(UGC)机制，形成了流动的、广域分布的、相互关联却无绝对中心的许多文化节点，颠覆了以往主流媒体占据中心地位的“中心—边缘”文化权力结构。在大众美育多中心化平台场景之中，是强互动性的“产消者”模式。平台算法虽然存在制造信息茧房的风险，但客观上也为无数差异化、个性化、主体性日益觉醒的“素人”提供了被看见的可能，无数个动态聚合、彼此交织的文艺创新与审美体验的“微中心”被产生出来。B站上的知识区、国风区，小红书上的艺术与美学分享社区，抖音、微信视频号上的戏曲、曲艺、传统工艺直播等，都已成为特定审美趣味的孵化池，成为零门槛、低门槛的大众美育课堂。精英文化与高雅艺术日益走下殿堂，走向大众，并且人人皆可入场。在长久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要获取高级学识、欣赏艺术宝藏，唯有走进高等学府、博物馆等文化场所。而今天，大众在“刷手机”的休闲娱乐状态中，就能随性获取这些昔日稀缺的文化资源——“人走向文化艺术”转变为“文化艺术走向(流向)人”。在这些场景中，美育过程是即时、社交化且高度沉浸的。用户通过弹幕交流审美感受，通过“一键三连”完成价值评判，通过仿拍与“二创”进行艺术实践。技术正在重构审美经验的生产、传播与习得方式，使美育呈现出大众化的广度、速度(流行度)与参与度，促进文化“杂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趣味“杂食”)、兼容并蓄、融合共生的大众美育生态形成。
(二)文旅融合、艺科融合、城乡融合的场景生发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美育场景，不但生发于线上平台，更纷呈于线下真实的社会空间中。文旅融合、艺科融合与城乡融合的“三融”趋势，不断创造出跨界融合的泛美育场景。这些场景将艺术与美嵌入“诗与远方”、科技体验与城乡生活之中。其一，文旅融合进程中，景点观光不断转向在地美学的沉浸式体验。山川草木、风土民俗都转化为了活的美育教材。新大众文艺与地方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催生了“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的新美育场景。如古城非遗传承人在线上直播展示传统技艺，从而吸引网友线下探访。其二，艺科融合进程中，科技不断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对象与互动媒介，跨学科的大众科普美育场景不断生成。如VR非遗体验馆让大众以数字分身“走进”技艺与作品之中，数字绘画工具让大众在虚拟空间恣意创作，AI作曲平台降低了音乐创作门槛……这些融合场景不仅丰富了美育形式，更培养了大众的科技美学素养。其三，城乡融合进程中，城乡从二元对立走向双向赋能，形成美学共生体。新大众文艺成为连接城乡审美的桥梁，城市创作者将城市潮流融入乡村题材，乡村创作者通过新媒体展示原生态乡土美学、田园诗意，各种“艺术乡建”“艺术乡创”项目、村味赛事(“村超”“村BA”“村排”等)、村味文娱(“村晚”“村舞”“村歌”“村剧”“村秀”等)与城市文化碰撞交织，形成了“城艺下乡、乡艺进城”的双向美育场景，促进了城乡审美经验、文化艺术的互鉴、互哺。在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在地智慧与城市审美文化有机结合，乡土之美被重新发现并赋予了现代审美价值。如李子柒现象的全球风靡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这种回归乡土的审美再发现，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精神上的“远方”和审美上的“疗愈”，更让人民大众记住乡愁，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城乡融合的美育场景，不仅是空间、景观上的融合，更是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度融合，从而走向城乡共享、美美与共的精神家园的缔造。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中华美学新场景生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方针，为中华文脉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根本路径。这也是实现“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的必由之路。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两创”方针不仅仅是宏观的文化政策，更具体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可感可知的中华美学新场景，促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建立起“既现代又中国”的美学。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华美学新场景的生发，绝非简单的符号挪用或复古模仿，而是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美学意象与当代社会语境、大众生活、传媒技术、数字语言进行深度融合。路径包括：第一，使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符号以及审美范畴实现现代化转译，将“虚实相生”“得意忘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艺术哲思转化为图像、影像、景象，将“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澄怀观道)”“林泉之心”的审美心胸表现在跨媒介艺术创作之中，将“气韵生动”之感展现在艺术形象独有的风姿神韵之中，以新技术手段使大众身临、感知、体验超越艺术本体形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如剧情领域自媒体创作者朱铁雄的国风变装短视频，巧妙地呈现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之境。第二，将中华美学精神注入当代叙事，坚守“美善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儒、释(佛)、道美学精神作出不同的叙事演绎。如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学嵌入现代故事情节之中，实现审美情感共鸣，在美育浸润中传扬文化主旋律。如“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奔波间隙白描生活苦乐，展现坚韧向善的品格，朴素而感人。B站UP主“衣戈猜想”的纪实短片《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2022)，以平凡坎坷人生承载儒家仁义、自强的美德，引发社会共鸣。第三，使传统技艺活态化传承，借助新媒体平台，民间艺匠不仅能展示技艺，更能传达匠心与哲思。如原数据分析师“南翔不爱吃饭”从复刻《红楼梦》中的“冷香丸”到拜师传承濒危非遗技艺，让观众在沉浸式观看中体认工匠精神。
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使抽象文化转化为生动形象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在可参与、可体验、可创造的活的艺术实践中，中华美学新场景不断生发，不断推动中华美学精神转化落实为中华美育精神，实现“传统美学当代化”与“美育传承大众化”的双重价值。
四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美育场域演化
大众美育在新大众文艺实践中展开，不仅生发了一系列新场景，更推动着文化艺术场域的新陈代谢。根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与场域理论，“场域”可解释为围绕文化资本(包括客观形态/物态的、人格形态/具身化的、体制形态的审美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构建的体现文化竞争和圈层交互关系的、具有反身性结构的文化权力“占位”网络。下文围绕作为人文教育(“为了人”)的美育的四重内涵——审美，人进行审美观照；传美，人传播艺术与美；创美，人创造艺术与美；立美，人建立美的人格与美的社会——展开研究，观察并剖析大众美育场域在四个层面上的演化。
(一)新大众审美的情感移渡场域演化
新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对大众情感经验的直白书写、广泛链接与高效调动，构建起了一个内嵌情感移渡机制的审美场域。这种“情感移渡”，指涉文艺内容通过特定的媒介形式与叙事策略，将创作者预设的或作品内蕴的情感，高效、直接地移情和渡让给接受者，激发即时性的情感反馈。这一场域演化呈现为大众审美经验从以往被精英自上而下地单向灌输，转向了即时的、双向的情感共振。这种情感经验传递逻辑的转变，标志着场域中文化权力结构的转变，为大众美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从场域演化进程看，早期情感移渡聚焦于个体生活情感的表层表达，如短视频中的生活记录、情绪宣泄(如“吐槽”)等，能够实现个体基本的情感疏解并引发大众共情。随着新大众文艺不断发展，情感移渡的层次不断深化，如围绕家国情怀、乡土记忆、非遗传承等主题的创作日益丰富，将个体与集体、生活与文化的情感紧密相连，引导大众在情感共鸣中提升审美境界。并且，新媒体的弹幕、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功能，将原本个体化的情感接收过程，转化为一场场集体性的、可视化的情感展演，形成了“情感回声室”效应，极大增强了场域中的情感感染力。这种演化的本质是情感移渡场域的去中心化、下沉化与生活化，让审美情感的涵育摆脱了精英的“指手画脚”，更贴合人民大众的情感需求。
在这样一种情感移渡场域的演化中，媒体算法推荐技术直接成为用户情感的“摆渡人”——既是创作者情感表达的“导航器”，也是用户情感需求的“迎合器”——将生产与消费两端置于由数据驱动的情感反馈闭环中，压缩了审美情感从编码到解码的时间差，符合平台与资本对于流量、速率的追求。但这也造成了作品中“情感奇点”的刻意营造问题。对此，培育大众的审美情商，提升大众审美情感的探索与建构、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引导大众成为场域之中清醒的“冲浪者”而非随波逐流的“漂流者”，殊为必要。
(二)新大众传美的圈层传播场域演化
与情感移渡场域中审美情感的纵向内生相对，新大众传美的圈层传播场域呈现了审美趣味由个体向社会、由圈层内向圈层外横向扩散、分化，再聚合、共生的图景。新大众文艺语境中，文化艺术传播突破了过去自上而下、中心化的广播模式，演化为由无数细分圈层构成的“群岛”样态的生态系统。这一场域演化，重塑着大众审美的价值观认同以及美育实现路径。
文化圈层形成的直接动力是共同趣味。在圈层内部，成员共享一套审美“行话”、符号体系与价值序列。这种趣缘性的聚合，使美的传播具有价值黏性——兴趣驱动的部落化聚合，是当代新大众文艺圈层传播场域的表征。新大众文艺依托新媒体，不断打破圈层壁垒，从“破圈”走向“融圈”，推动圈层在三个层面的演化：一是圈层内深化，同一审美圈层的创作者通过内容共创、话题互动，强化圈层内的审美共识与美育联结，如国风圈层的诗词创作、汉服设计交流等。二是圈层间渗透，算法推荐技术将不同圈层的内容推送给潜在受众，助力审美文化破圈传播，如非遗技艺短视频被推荐给“Z世代”潮玩群体。三是跨圈层全域化融合，优质、有特色的文艺内容往往能突破原生圈层迅速“出圈”，成为全民热议的审美话题，如乡土美学作品引发国内外城乡用户的共同关注；自带情感与话题触点的“梗”常常病毒式地疯狂传播，形成了以“造梗”“玩梗”为现象的“梗文化”“梗美学”。在此进程中，新媒体平台扮演着圈层生态演化的重要“推手”。其中，可能强化的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加剧的文化圈层垂直细分与进一步固化的问题等，同样需要业界与学界的关注、思考。
(三)新大众创美的素人出场场域演化
新大众文艺最激动人心的变革之一，莫过于其激发了艺术与美的生产力，使原本属于少数艺术家的文艺创造场，向大众全然敞开。一个以“素人出场”为标志性现象的创美场域蓬勃兴起。大众借助数字技术，从美的欣赏者、消费者，大规模地转变为美的表达者、创造者乃至引领者，由此，“艺术家”这个身份实现了文化现代化意义上的祛魅，人民大众的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如火如荼发展着的新大众文艺推动着一大批“素人艺术家”出场，迸发出创新创造的无限活力。从出场门槛看，技术工具的平民化使得专业技能与设备的限制被突破，实现了“人人皆可创作”的技术基础。从场域地位看，素人创作不再是精英创作的附属，其扎根生活的独特审美表达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为大众美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和素材来源。从场域形态看，这种新生的素人创美场域，迥别于传统艺术创作强调作品完成、完整呈现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高度的过程导向和社会化特征：过程即内容，创作本身变成了一场开放的、持续的、多方参与的社会活动，互动创作、二次创作繁荣兴盛。从场域效能看，素人创美场域不仅是个体个性化的艺术话语空间，更成为大众美育的现实课堂。素人的创美实践带动着更多人投身艺术创作，延展着美感与美育的传导链，让创美成为全民的审美实践，为大众开辟了“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具身化美育天地。
可以说，素人出场的新大众文艺创美场域，以显著的文化现象表征着大众美育的根本性转向，即从审美能力的培养转向审美行动的赋能。尽管出场门槛的降低可能导致作品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流量至上”的平台规则可能导致作品的同质化、低俗化，但必须看到，这种场域演化为大众美育提供了从观赏到创作的进阶阶梯，通过素人出场的“高光”片段彰显了文艺的原创价值，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在此场域演化进程中，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培育创造者主体责任意识，将切实推动新大众创美与大众美育向好发展。
(四)新大众立美的文化涵濡场域演化
“立美”的文化涵濡场域蕴含着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意义。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指向个体审美与文化习性的塑造，关乎社会个体及其家庭积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即建立美的人格；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指向集体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确立，关乎社会整体文化习性、审美风尚、精神气质的形塑，即建立美的社会。这一文化涵濡场域演化有着长期浸润性。新大众文艺带来的大众美育，如同春雨润物，浸润着人民大众的心田与社会文化的土壤。
新大众立美的文化涵濡场域演化，在内容层面体现为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融入新文艺形式，如用动漫短视频演绎古代神话、用流行音乐演绎传统戏曲等，让传统文化以鲜活、时尚的形态呈现，增强吸引力。在形式层面体现为“线上传播+线下体验”的立体涵濡场景不断丰富，线上潜在的文化消费者不断转化为线下真实的参与式消费者。大众无论是在线还是在场，都浸润在美育场域之中。这样的文化涵濡场域，实现了美育浸润、价值传导、文化认同的“立美”目标，彰显了新大众文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大众美育价值。
结语
当下，新大众文艺成为了一种“出圈”现象，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其深层原因在于新大众文艺深刻回应了新时代大众的审美意向性结构。它以自我为镜、以生活为田、以共情为桥、以真实感为核，满足了人民大众对文艺作品直观性、参与性、共情性、写实性等的审美需求，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强大的美育效能。一个由人民大众自我书写、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文艺新时代已然开启。现象级“出圈”的新大众文艺既非传统精英文艺的数字化延伸，亦非过去被视为“他者”的大众群体的圈地狂欢，而是以技术为媒介、以生活为土壤、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生产与审美实践的范式革命。它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建立的“大众文化”工业化生产与被动消费逻辑，宣示着新时代人民主体性的觉醒。大量涌现的扎根于普通人生活世界、饱含鲜活生命体验的文艺创作，直面生活现场的真实质感，展现个体情感的内在脉络，回应了新时代大众的审美意向性结构，构成了对大众日常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还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新大众文艺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文艺创作范畴，成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美育实践。这是在技术赋权与生活回归的双重驱动下生发出的崭新的美育时代场景，并搅动和重塑着既有的文化场域。在新大众文艺繁荣兴盛、大众美育走深走实的历史进程中，政界、学界、业界既要看到文艺与美育事业新的生命力，又要不断思考如何应对技术挑战、如何提升大众的审美判断力、如何构建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文化生态等新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