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代文学界，肖克凡是一位特殊的小说家，他以工人题材小说步入文坛，继而转向津味小说书写，近年又重返工人文学创作领域，其创作轨迹恰似一道圆润而坚定的弧线，始终与时代、与普通劳动者紧密相连。2024年，《父亲和雕像》于《当代》杂志第2期刊载，这篇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描写对象并非工厂内的工人，而是离开了工厂的工人群体。当代许多工人小说都热衷于描写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写时代浪潮下的工人勇攀高峰的故事。但在当下，工人离开了工厂，远离了机器，告别了事业之后的生活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

《父亲和雕像》的主人公李玉福父子就是脱离了工人身份的两个人物。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华北机电厂消失之后，以李玉福的身体疾病为引，带出了有关伽马射线探测仪和工人群体的一系列故事。作家运用如椽之笔，借一台旧机器的下落之谜，勾连起了工人群体的现实困境与并不久远的工厂记忆，在小说中，工人的执着、坚守与影影绰绰的时代洪流交汇，犹如小舟漂泊于江河之上，其折射出的工人精神已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雕像。通读小说，不难看出肖克凡极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功底，同时继承了津味小说的幽默性、趣味性，还兼有对当代工人处境的深入思考。小说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也没有声嘶力竭的矛盾冲突，通篇以治癌症与找机器两条相交的叙事线贯穿全篇，以工人父子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展现了国企改革后，即便面对新的社会形态和价值观，工人阶级仍然对时代精神保留了一份难得的坚守。而小说之所以能以小见大、于平淡中见深意，其核心魅力正蕴藏于精巧的叙事艺术之中，这也正是本文接下来所要重点探析的内容。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同样一个故事会因为叙事形式或手法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韵味和魅力。如果说语言是小说的血肉，结构是骨骼，那么叙事线索就是筋脉。《父亲和雕像》有两条交织在一起的叙事线索，其一是开篇便点明的李玉福罹患癌症，需要去大医院就诊。为了救治父亲，儿子李秀柱费尽口舌，想让父亲同意去第六人民医院接受“伽马刀”的治疗，但李玉福无意间听说了华北机电厂的埋“伽马射线探伤仪”的地方如今已是小区，而这台机器还没有被挖出来。他便心急如焚地想要找到确切地址，挖出机器，以防居民被辐射伤害。这件事的优先级被排在了治疗癌症之前。李秀柱的诉求是带父亲转院治病，这是一条“内线索”，是家庭内部父子俩的事，李玉福的诉求是尽快挖出探伤仪，这是一条“外线索”，事关广大的居民群体，小说就在两条线索的指引下，在父子俩的“较量”中展开。

“内线索”的核心是李玉福的病情，作者并未极力描写病情的危急，也没有依时间的推移使病情山雨欲来。相反，作者似乎有意遮蔽李玉福的病情，直到结尾也并没有给其病情的严重程度做出医学上的明确诊断。因此，李玉福的病情实际上成了文本的一种信号，它锚定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让读者的心情时时受其牵动。而对病情的遮蔽，恰恰是对信号的悬置，这让小说产生了一种隐性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使得读者不断参与文本构造的叙事力量。在李秀柱谈及“伽马刀”与转院治疗时，李玉福顺着儿子的话想起了埋在地里的探伤仪，此后他的精力便专注于催儿子“寻宝”这件事。这段情节看似是“横云断山”，实际是巧妙地引出了“外线索”。“外线索”的核心则是那台谜一样的“伽马射线探伤仪”，整篇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固定内聚焦视角（除54页，第六节末尾短暂脱离固定聚焦），也即李秀柱的视角，读者是以李秀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从小说的开始到结束，读者对这台机器始终是只知其物而未见其貌，使得它充满了神秘感。在小说结局之前，探伤仪是高度符号化的，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象征的，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读者也并不知晓它的样子，但这些并不妨碍它成为小说中一种难以言表的“中介”。在小说中，围绕着对探伤仪的搜寻，爱保媒拉纤的杜玉雯、能说会道的刘大辩、朝李玉福暗送秋波的高富英、神秘电话背后的宋厂长等人物纷至沓来，共同勾连出了工人群体对往日工厂生活的追忆，为小说蒙上了一层工业时代的光晕。

小说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常常喜欢制造一些“空缺”，即在叙述的关键位置留下空白，打破故事的连贯性、统一性，借此丰富文本的层次，提升可读性。这一点在《父亲和雕像》中屡见不鲜。李秀柱在小说开头接到了一通来自东莞的神秘电话，那头建议他父亲转院治疗，而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小说直到结尾才揭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大抵会对此产生不少遐想。原来这个神秘人不是什么幕后黑手，也不是敌对分子，而是华北机电厂的宋厂长，之所以如此神秘，源于他与李玉福之间有一道有关评选先进的难以解开的心结。小说中最大的空白其实是那台“伽马射线探伤仪”的下落，这是牵动着读者神经的终极悬念，作者行文至小说结尾，就在读者等待着一睹探伤仪真容的时刻，作者竟揭示出，原来整场事件不过是一场乌龙，探伤仪并没有被埋到地底下，而是在近代工业博物馆里展览。原来并不存在暗中会伤人的辐射，原来大家的担心是虚惊一场。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艺术家通常会将大量的笔墨和细致的描绘用于高潮部分，力求充分展现矛盾的爆发与消解，《父亲和雕像》则不落窠臼地阻止了故事朝着预定的高潮发展，作者用寥寥数笔让故事轻盈地落在了一个欢喜式的结局上。如此一来，不但小说摆脱了公式化的、教条的戏剧结构，读者们对故事最深刻的感受也就会落在臆想中最接近高潮（结局）的那一环节，这与王朝闻所说的“不到顶点”不谋而合。正因如此，读者的审美体验得以获得更长时间的延宕与回味。